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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69年至1976年，28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他们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搏击贫困，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和聪明才智，为改变延安贫穷落后面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北京;知青;延安;贡献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
建国后，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探索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在国家的倡导下，从1955年到1966年约有120万城市知青插队到农村。[1]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中学停课，工厂不招工。到1968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积压的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已经达到1000余万人，亟待解决就业问题。[2]这种状况与文革混乱混合在一起，使国家动乱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知青上山下乡成为解决学生就业的一个应急手段。1968年12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7年至1978年，全国约有1600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从1969年1月开始，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批安置在延安12个县124个公社1620个生产大队。[3]1970年5月，又有1248名支延干部分两批来到延安，被分配在有北京知青插队的县、公社、村庄中，这样约有28000多名北京知青先后来延安插队落户。
二、延安地区北京知青的特点
（一）更多的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的洗礼
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延安北京知青更多的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的洗礼。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延安精神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北京知青在农闲时间，绝大部分都曾徒步赴延安参观学习过。他们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他们参观了毛主席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等伟大著作的窑洞，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七大”的盛况，听取了“幸福渠”“人民救星”匾、“转战陕北”等故事以及张思德、白求恩同志的伟大事迹……北京知青张小健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一次是到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集体圆了一个新延安人的梦。与其说是步行去了回延安，不如说是进行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在延安参观学習的过程中，北京知青与老红军、老八路、老劳模的座谈中，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坚定了理想和信念，这成为他们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北京知青李连元在回忆也曾写道：“我们经历坎坷，尝遍人生的酸甜苦辣，许许多多的经历如过眼烟云，但唯有陕北这段情，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中。因为那里我们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延安人民，延安精神 对我们潜移默化的熏陶”。
（二）受到了陕北人民淳朴、厚道、善良的人性光辉的熏陶
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同志曾这样写道：“这批孩子远离父母，从优越的首都北京到条件艰苦的陕北插队，肯定会有许多困难和矛盾，我们要多了解他们，多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支持他们的正确做法，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在延安，淳朴、厚道、善良的延安人民接纳了北京知青，对北京知青表现出了深厚的感情，把北京知青当作自己的亲人，手把手地教会了知青们各种生活、生产技能，给予了北京知青父亲般的宽容和胸怀、母亲般的温暖和厚爱，延安人民以勤劳善良，朴实宽厚的品格，深深的影响和教育了北京知青。
北京知青何立群也在回忆中写到：“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有乐观精神。他们像父兄那样教我们干农活、打水、做饭，经常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在生活十分艰苦的70年代，淳朴善良的延安父老乡亲给予了北京知青无微不至地呵护，关照着这些不谙世事的北京娃们。不会打柴，老乡们送来现成的柴火;不会做饭，老乡们帮忙来做;粮食不够吃，老乡们送来自家的小米;不会种蔬菜，老乡们送来自家的西红柿、豆角、茄子和南瓜;生病了，邻居大娘熬米汤、煮鸡蛋、下面条;过年了，老乡们送来了油馍馍、炸油糕、白面馍、米酒、饺子;知青不小心坠崖，生产队长纵身跳下，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下坠的知青……老乡们用满满的爱心和生命呵护着知青们的成长。知青叶延滨曾含泪写道：“延安啊，革命的穷娘……给人吃米，自己吞糠……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碗，像婴儿捧着母亲干瘪的乳房……”。原北京知青、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也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如果把北大荒知青形容为‘敏锐’，内蒙古知青形容为‘豪爽’，那么延安知青可以谓之‘深沉’。这种深沉，源于我们民族摇篮黄土高原的培育，根植于那里民风的淳厚、民心的丰赡”。
三、北京知青对延安地区的贡献
在延安，北京知青用自己的知识、青春和热情，引良种、搞实验，修渠坝、平土地，办广播站、修路架桥、植树打井，传播城市文明，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在知青的努力下，延安地区在农业结构、村容村貌、村民生活、村风民风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倡导科学种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贫瘠的山地、干旱的气候和落后的农业耕作方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延安人民依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依然过着半年粮菜半年糠的贫苦生活。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后，他们选育良种，试制菌肥，办科技站，使粮食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富县知青在公社的支持和帮助下，白手起家建起了农药厂。在生产“九二〇”的同时，还翻造了抗生菌肥“五四〇六”“七〇二”和“庆曲醣化饲料”，为提高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延川县知青朱果立看着自己参与种植的试验田结出了硕大的玉米棒子时，感慨的说：“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天地。只要有知识、懂科学，就能在这个天地里大有作为”。
延安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北京知青实行科学种田，在玉米方面引进了7个单杂种、双杂种，在高粱方面引进了13个品种和5个杂交种，还试种了棉花，搞了“红薯下蛋”、旱稻实验、“九二〇”农药试制等。在种植实验田期间，知青们不管天气多热，不论刮风下雨，坚持对农作物的生长进行观察、纪录、总结，不断摸索科学种田的规律。当年，300亩试验田亩产都过了“纲要”：玉米亩产量达到1070斤，高粱达到1200斤，第一次种的棉花亩产皮棉60斤，创下了井家湾有史以来粮食生产的最高记录。[4] （二）大搞农田基建，发展农业生产
北京知青是大搞农田基建的主力军，他们自己动手、勘测水渠，开山劈石、打钎放炮，他们修梯田、修水库、建淤泥坝，既减少了水土流失，又发展了农业生产。为了修建水渠，延安县河庄坪的女知青们抡起锤头当起了石匠，打破了陕北农村“男人不转锅台，女人不打石头”的传统习俗。俗话说：五年出一个木匠，三年出一个石匠。一支由女知青和年轻女娃组成的“铁姑娘石工队”，在老石匠的指导下，经过短短10个月的磨练，掌钢钎，抡大锤，开山放炮，完成了3000多立方石料，修成一条1200米长的水渠。眼看着延河水哗啦啦地通过石渠流进了河庄坪的千亩川地，铁姑娘们不仅纵情高歌“我们是公社的铁姑娘……开山劈岭修水渠，战天斗地干劲大”。这首《延河畔上女石匠》，在当时广为流传。
（三）传播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教育水平
插队期间，北京知青在农村办小学、办夜校、办识字班，教适龄儿童学习科学文化、教农民百姓识字写字，显著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在办学校的过程中，知青们没有在种种困难面前退缩，没有校舍，自己动手建;没有桌椅，自己动手打;没有教材，自己动手编;没有资金，自己想办法凑;没有学生，自己挨家挨户劝……这些知青老师们，他们在下乡过程中，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一边教书育人，开启了陕北农村孩子向往外部世界的理想之窗。
据统计，到1971年10月，延安地区约有763名北京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蒋燕燕、孙宏、郭丽珍、陈延红、潘桂云、李爱华、王丽荣、汪聪玲、侯小琴等都是他们其中的杰出代表，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陕北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到1975年9月，延安地区在校学生达到33.9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文革”前的65%上升到97.1%。
（四）普及卫生常识，提高医疗健康水平
60年代的陕北依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缺医少药的困扰，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北京知青，或出于主观意愿、或迫于现实需要，很快遍背起了医药箱，成为奔走在黄土高原上的赤脚医生。毛主席钦点的知青楷模——延川縣北京知青孙立哲，仅靠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在旧羊圈里“起家”，他大胆探索，勤学苦练，不放过任何一次观摩求学的机会，很快遍成了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标兵”。1975年2月，孙立哲大胆提出由延川开始，建立各公社的合作医疗站，然后普及到延安和陕北各县，这个战略设想对于当时的陕北而言简直就是个大震撼。而这个倡议在孙立哲的不懈努力下竟然实现了。几年间，他同医疗站的同志先后共做了大小手术3000余例，治疗群众8万人次。[5]当时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延安通讯》等媒体都先后报道了孙立哲的先进事迹。
据统计，到1971年，北京知青已有335人担任了赤脚医生;到1975年，曾担任过赤脚医生的北京知青高达6420人。一大批像孙立哲这样的北京知青，不管严寒酷暑，背着医药箱行走在陕北的沟沟卯卯中，为缺医少药的陕北群众解除病痛，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现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开阔眼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知青的到来，为延安农村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他们多才多艺，有能歌善舞者、有吹拉弹唱者、也有能书会画者，他们将京城文化氛围也融汇进了偏远寂寥的陕北农村。他们随身带来的小提琴、手风琴、收音机等洋玩意大开眼界，让陕北淳朴的老乡们领略了京城文化的丰富多彩;他们办广播站，第一次把广播这种新闻媒体引入了农村，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给乡亲。1975年9月，延安地区90%的公社有了广播站，100%的生产队有了广播，91%的农户安装了喇叭。以北京知青为主组成的各县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足球队，不仅丰富了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使延安的体育竞技水平迈入全省前列。此外，知青们还成立了电影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使延安地区的农村文化生活出现了新局面。
（六）反哺乡梓，发展“第二故乡”
1970年，通过招工、招干、参军、升学，北京知青先后离开了农村。“水有源，树有根”，离开了延安，但他们永远都无法忘记黄土地上淳朴、厚道的乡亲，无法忘记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把对黄土地的的真情化作了一件件为延安人民谋利益的实事，帮助延安“亲人”脱贫致富，是每一个北京知青的殷切期望。1998年，北京知青邵明路捐资2000万修建了延长县交口光华中学。北京知青曾先后为延安捐资兴建希望学校20多所。2005年春，志丹县双河公社向阳沟大队30名北京知青创立了“助学成才”奖学金，到2007年，共捐款32500元，先后有18名村民后代获得奖学金。[6]宜君北京知青卢卫东，近40年来曾先后把周边村组的68名年轻人带到北京打工致富。此外，北京知青还为家乡人民修路架桥，植树打井，发展产业，推销农特产，为延安农村的快速发展作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2][3]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405页。
[4]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苦乐年华 我的知青岁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215页。
[5] 靳之林：《赤脚医生往事》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16年版，107页
[6]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黄土蕴情 我的精神家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259页。
作者简介：王斐（1982.12-），女，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北京;知青;延安;贡献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
建国后，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探索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在国家的倡导下，从1955年到1966年约有120万城市知青插队到农村。[1]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中学停课，工厂不招工。到1968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积压的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已经达到1000余万人，亟待解决就业问题。[2]这种状况与文革混乱混合在一起，使国家动乱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知青上山下乡成为解决学生就业的一个应急手段。1968年12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7年至1978年，全国约有1600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从1969年1月开始，2.6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批安置在延安12个县124个公社1620个生产大队。[3]1970年5月，又有1248名支延干部分两批来到延安，被分配在有北京知青插队的县、公社、村庄中，这样约有28000多名北京知青先后来延安插队落户。
二、延安地区北京知青的特点
（一）更多的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的洗礼
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延安北京知青更多的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和延安精神的洗礼。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延安精神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北京知青在农闲时间，绝大部分都曾徒步赴延安参观学习过。他们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他们参观了毛主席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等伟大著作的窑洞，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七大”的盛况，听取了“幸福渠”“人民救星”匾、“转战陕北”等故事以及张思德、白求恩同志的伟大事迹……北京知青张小健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一次是到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集体圆了一个新延安人的梦。与其说是步行去了回延安，不如说是进行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在延安参观学習的过程中，北京知青与老红军、老八路、老劳模的座谈中，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坚定了理想和信念，这成为他们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北京知青李连元在回忆也曾写道：“我们经历坎坷，尝遍人生的酸甜苦辣，许许多多的经历如过眼烟云，但唯有陕北这段情，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中。因为那里我们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延安人民，延安精神 对我们潜移默化的熏陶”。
（二）受到了陕北人民淳朴、厚道、善良的人性光辉的熏陶
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同志曾这样写道：“这批孩子远离父母，从优越的首都北京到条件艰苦的陕北插队，肯定会有许多困难和矛盾，我们要多了解他们，多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支持他们的正确做法，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在延安，淳朴、厚道、善良的延安人民接纳了北京知青，对北京知青表现出了深厚的感情，把北京知青当作自己的亲人，手把手地教会了知青们各种生活、生产技能，给予了北京知青父亲般的宽容和胸怀、母亲般的温暖和厚爱，延安人民以勤劳善良，朴实宽厚的品格，深深的影响和教育了北京知青。
北京知青何立群也在回忆中写到：“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有乐观精神。他们像父兄那样教我们干农活、打水、做饭，经常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在生活十分艰苦的70年代，淳朴善良的延安父老乡亲给予了北京知青无微不至地呵护，关照着这些不谙世事的北京娃们。不会打柴，老乡们送来现成的柴火;不会做饭，老乡们帮忙来做;粮食不够吃，老乡们送来自家的小米;不会种蔬菜，老乡们送来自家的西红柿、豆角、茄子和南瓜;生病了，邻居大娘熬米汤、煮鸡蛋、下面条;过年了，老乡们送来了油馍馍、炸油糕、白面馍、米酒、饺子;知青不小心坠崖，生产队长纵身跳下，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下坠的知青……老乡们用满满的爱心和生命呵护着知青们的成长。知青叶延滨曾含泪写道：“延安啊，革命的穷娘……给人吃米，自己吞糠……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碗，像婴儿捧着母亲干瘪的乳房……”。原北京知青、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也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如果把北大荒知青形容为‘敏锐’，内蒙古知青形容为‘豪爽’，那么延安知青可以谓之‘深沉’。这种深沉，源于我们民族摇篮黄土高原的培育，根植于那里民风的淳厚、民心的丰赡”。
三、北京知青对延安地区的贡献
在延安，北京知青用自己的知识、青春和热情，引良种、搞实验，修渠坝、平土地，办广播站、修路架桥、植树打井，传播城市文明，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在知青的努力下，延安地区在农业结构、村容村貌、村民生活、村风民风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倡导科学种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贫瘠的山地、干旱的气候和落后的农业耕作方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延安人民依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依然过着半年粮菜半年糠的贫苦生活。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后，他们选育良种，试制菌肥，办科技站，使粮食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富县知青在公社的支持和帮助下，白手起家建起了农药厂。在生产“九二〇”的同时，还翻造了抗生菌肥“五四〇六”“七〇二”和“庆曲醣化饲料”，为提高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延川县知青朱果立看着自己参与种植的试验田结出了硕大的玉米棒子时，感慨的说：“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天地。只要有知识、懂科学，就能在这个天地里大有作为”。
延安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北京知青实行科学种田，在玉米方面引进了7个单杂种、双杂种，在高粱方面引进了13个品种和5个杂交种，还试种了棉花，搞了“红薯下蛋”、旱稻实验、“九二〇”农药试制等。在种植实验田期间，知青们不管天气多热，不论刮风下雨，坚持对农作物的生长进行观察、纪录、总结，不断摸索科学种田的规律。当年，300亩试验田亩产都过了“纲要”：玉米亩产量达到1070斤，高粱达到1200斤，第一次种的棉花亩产皮棉60斤，创下了井家湾有史以来粮食生产的最高记录。[4] （二）大搞农田基建，发展农业生产
北京知青是大搞农田基建的主力军，他们自己动手、勘测水渠，开山劈石、打钎放炮，他们修梯田、修水库、建淤泥坝，既减少了水土流失，又发展了农业生产。为了修建水渠，延安县河庄坪的女知青们抡起锤头当起了石匠，打破了陕北农村“男人不转锅台，女人不打石头”的传统习俗。俗话说：五年出一个木匠，三年出一个石匠。一支由女知青和年轻女娃组成的“铁姑娘石工队”，在老石匠的指导下，经过短短10个月的磨练，掌钢钎，抡大锤，开山放炮，完成了3000多立方石料，修成一条1200米长的水渠。眼看着延河水哗啦啦地通过石渠流进了河庄坪的千亩川地，铁姑娘们不仅纵情高歌“我们是公社的铁姑娘……开山劈岭修水渠，战天斗地干劲大”。这首《延河畔上女石匠》，在当时广为流传。
（三）传播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教育水平
插队期间，北京知青在农村办小学、办夜校、办识字班，教适龄儿童学习科学文化、教农民百姓识字写字，显著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在办学校的过程中，知青们没有在种种困难面前退缩，没有校舍，自己动手建;没有桌椅，自己动手打;没有教材，自己动手编;没有资金，自己想办法凑;没有学生，自己挨家挨户劝……这些知青老师们，他们在下乡过程中，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一边教书育人，开启了陕北农村孩子向往外部世界的理想之窗。
据统计，到1971年10月，延安地区约有763名北京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蒋燕燕、孙宏、郭丽珍、陈延红、潘桂云、李爱华、王丽荣、汪聪玲、侯小琴等都是他们其中的杰出代表，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陕北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到1975年9月，延安地区在校学生达到33.9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文革”前的65%上升到97.1%。
（四）普及卫生常识，提高医疗健康水平
60年代的陕北依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缺医少药的困扰，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北京知青，或出于主观意愿、或迫于现实需要，很快遍背起了医药箱，成为奔走在黄土高原上的赤脚医生。毛主席钦点的知青楷模——延川縣北京知青孙立哲，仅靠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在旧羊圈里“起家”，他大胆探索，勤学苦练，不放过任何一次观摩求学的机会，很快遍成了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标兵”。1975年2月，孙立哲大胆提出由延川开始，建立各公社的合作医疗站，然后普及到延安和陕北各县，这个战略设想对于当时的陕北而言简直就是个大震撼。而这个倡议在孙立哲的不懈努力下竟然实现了。几年间，他同医疗站的同志先后共做了大小手术3000余例，治疗群众8万人次。[5]当时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延安通讯》等媒体都先后报道了孙立哲的先进事迹。
据统计，到1971年，北京知青已有335人担任了赤脚医生;到1975年，曾担任过赤脚医生的北京知青高达6420人。一大批像孙立哲这样的北京知青，不管严寒酷暑，背着医药箱行走在陕北的沟沟卯卯中，为缺医少药的陕北群众解除病痛，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现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开阔眼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知青的到来，为延安农村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他们多才多艺，有能歌善舞者、有吹拉弹唱者、也有能书会画者，他们将京城文化氛围也融汇进了偏远寂寥的陕北农村。他们随身带来的小提琴、手风琴、收音机等洋玩意大开眼界，让陕北淳朴的老乡们领略了京城文化的丰富多彩;他们办广播站，第一次把广播这种新闻媒体引入了农村，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给乡亲。1975年9月，延安地区90%的公社有了广播站，100%的生产队有了广播，91%的农户安装了喇叭。以北京知青为主组成的各县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足球队，不仅丰富了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使延安的体育竞技水平迈入全省前列。此外，知青们还成立了电影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使延安地区的农村文化生活出现了新局面。
（六）反哺乡梓，发展“第二故乡”
1970年，通过招工、招干、参军、升学，北京知青先后离开了农村。“水有源，树有根”，离开了延安，但他们永远都无法忘记黄土地上淳朴、厚道的乡亲，无法忘记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把对黄土地的的真情化作了一件件为延安人民谋利益的实事，帮助延安“亲人”脱贫致富，是每一个北京知青的殷切期望。1998年，北京知青邵明路捐资2000万修建了延长县交口光华中学。北京知青曾先后为延安捐资兴建希望学校20多所。2005年春，志丹县双河公社向阳沟大队30名北京知青创立了“助学成才”奖学金，到2007年，共捐款32500元，先后有18名村民后代获得奖学金。[6]宜君北京知青卢卫东，近40年来曾先后把周边村组的68名年轻人带到北京打工致富。此外，北京知青还为家乡人民修路架桥，植树打井，发展产业，推销农特产，为延安农村的快速发展作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2][3]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405页。
[4]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苦乐年华 我的知青岁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215页。
[5] 靳之林：《赤脚医生往事》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16年版，107页
[6]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黄土蕴情 我的精神家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259页。
作者简介：王斐（1982.12-），女，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