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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汤一介，著名学者。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马国川：在今天，您怎么来评价80年代中期以后延续了好几年的“文化热”这种社会现象呢？
汤一介：大家觉得文化很重要。1985年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文化协调会议”，除了北京的学者外，还有上海的王元化、武汉的萧萐父、西安的陈俊民等等，清华大学的刘达也来了，同时也请了杜维明参加，还有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魏斐德。后来我们发表了一个纪要，认为中国只提出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除了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还必须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
马国川：“政治现代化”说法在当时似乎有点犯忌。
汤一介：对，很犯忌，我们着重讲文化现代化。我们的想法就是，要真正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现代化，你不能只是一个方面的现代化。其实从清末就要搞什么现代化，每一次现代化被打断的原因之一，就是单纯考虑经济，没有考虑文化、政治，所以被打断了，夭折了，做不下去了。建国后大讲特讲的现代化也被打断了，因为没有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相配合，光是经济现代化很可能会走弯路的。
马国川：实际上汤老这个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有人批评当时的“文化热”比较浮躁。
汤一介：那是肯定的，本来是有点浮躁嘛。因为一个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不能都很深刻，不能都很正确。90年代开始“国学热”也不一定都正确，包括现在的“我们学术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难说，我更不了解了。
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
马国川：但是进入90年代，学术思潮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90年代后期，李泽厚有一个说法，认为80年代属于“有思想没学术”，90年代“有学术没思想”。上海王元化先生反对这个说法。
汤一介：要严格地讲，李泽厚当然不是很全面，可是他也有一点道理。我们经过80年代，很多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因为太快了。
马国川：人们当时就说，各领风骚三五年嘛。
汤一介：太快了，可是你要说80年代就一定有多少思想，也没太多的思想，李泽厚本人的思想大多在80年代形成，但他90年代就没有出太多的东西。“有学术无思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学术也不太多，因为90年代经济大潮，下海影响太大了，学界更浮躁了，每年出版20万种书，很多是压在书库里。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地做学术，真正做学术的当然也有，可是比较少。但80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可是“浮躁之风”就是90年代开始的，主要是经济大潮把人弄坏了，要下海，要快；一年要出几本书；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制度，各个方面的问题。评职称，必须有著作才行，没有著作就不能当教授，而且一本还不行，甚至两三本都不行，制度使得学术研究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
马国川：90年代您个人主要关注什么？
汤一介：90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9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发生问题。
马国川：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汤一介：对，我当时对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说，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对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的观念，不能只看到你自己。
马国川：那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就是中国的文化世纪”、“中国文化能救世界”等说法甚嚣尘上。
汤一介：所以我担忧。原来的“西方中心论”不对，现在讲“东方中心论”也不对。“西方中心论”已经不行了，你再搞一个“东方中心论”也不行，搞“中国中心论”就更不行。现在是互相影响，因为人类已经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时代。
马国川：几乎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美国的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汤一介：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说，文化尽管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天和人要和谐，人和人要和谐，情和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
马国川：中国传统文化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斗争的哲学，即使在法家的韩非里面也只是一种权谋之类的东西。
汤一介：没有上升到哲学。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从1949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就是斗争哲学，所以搞得中国太苦了。
马国川：一方面批评“国学热”会出现问题，一方面认为只讲文明冲突，不讲文明和谐相处，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您是“两面作战”的状态。
汤一介：可以这样说吧。世纪末的时候，费孝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文化的来源、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文化的走向，既要反对复古，也要反对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我觉得，在文化上真正能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费孝通，比其他的一些老先生要清醒。
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马国川：今天的思想界也是很混乱的，您看儒学、国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人甚至要搞“国教”，您怎么来看待这些？
汤一介：这当然是走不通的，因为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后是要政教分离的。原来是政教合一的东西，后来走不下去了，必须政教分离。如果政教不分离，宗教要干涉政治的话，人民就没有自由可言的，因为他就会排斥异己。西方假如真正要坚持自由、民主的话，就不能政教合一。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是，袁世凯要做政教合一，就不行，没法做。现在要做政教合一，怎么可能？特别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框架下面，要做政教合一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我觉得提出来有好处，你提出来大家来讨论，来清理我们的思想，看看从西方讲，从中国讲，这个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好呢还是坏呢？这个也可以讨论。
马国川：也有人说，我们这套传统文化挺好，这里边就有民主的东西，什么以民为重、以民为本的思想这里都有，这个东西就是西方的民主，甚至说就可以拿我们的东西来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抗衡。
汤一介：并不能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都包含进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西方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足的地方，不同文化之间应该是互补的，这样才真正有文化交流的价值。如果我们都好，我们何必要去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呢？或者我们都糟，我们也没吸收人家的基础和能力。
我是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多元互补的时代，你要多考虑人家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行。而且最好是不同文化之间能够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对方，不要封闭。
马国川：“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是不是这样理解？
汤一介：其实严复原来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他是从“体”、“用”的角度来考虑，他批评“中体西用说”，我们不能牛体马用，体用应是统一的，他认为西方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觉得他对西方的看法有他的独到之处。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倡导“思想自由”的教育思想。思想自由才有创造力，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从哲学讲，哲学的问题都是从怀疑开始，没有怀疑就没有办法进步。
不能定为一尊。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怀疑的权利。政治上可以有指导思想，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如果有指导思想就没有办法发展学术了。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摘自三联书店《我与八十年代》 作者：马国川）
马国川：在今天，您怎么来评价80年代中期以后延续了好几年的“文化热”这种社会现象呢？
汤一介：大家觉得文化很重要。1985年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文化协调会议”，除了北京的学者外，还有上海的王元化、武汉的萧萐父、西安的陈俊民等等，清华大学的刘达也来了，同时也请了杜维明参加，还有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主席魏斐德。后来我们发表了一个纪要，认为中国只提出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除了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还必须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
马国川：“政治现代化”说法在当时似乎有点犯忌。
汤一介：对，很犯忌，我们着重讲文化现代化。我们的想法就是，要真正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现代化，你不能只是一个方面的现代化。其实从清末就要搞什么现代化，每一次现代化被打断的原因之一，就是单纯考虑经济，没有考虑文化、政治，所以被打断了，夭折了，做不下去了。建国后大讲特讲的现代化也被打断了，因为没有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相配合，光是经济现代化很可能会走弯路的。
马国川：实际上汤老这个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有人批评当时的“文化热”比较浮躁。
汤一介：那是肯定的，本来是有点浮躁嘛。因为一个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不能都很深刻，不能都很正确。90年代开始“国学热”也不一定都正确，包括现在的“我们学术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难说，我更不了解了。
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
马国川：但是进入90年代，学术思潮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90年代后期，李泽厚有一个说法，认为80年代属于“有思想没学术”，90年代“有学术没思想”。上海王元化先生反对这个说法。
汤一介：要严格地讲，李泽厚当然不是很全面，可是他也有一点道理。我们经过80年代，很多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因为太快了。
马国川：人们当时就说，各领风骚三五年嘛。
汤一介：太快了，可是你要说80年代就一定有多少思想，也没太多的思想，李泽厚本人的思想大多在80年代形成，但他90年代就没有出太多的东西。“有学术无思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学术也不太多，因为90年代经济大潮，下海影响太大了，学界更浮躁了，每年出版20万种书，很多是压在书库里。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地做学术，真正做学术的当然也有，可是比较少。但80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可是“浮躁之风”就是90年代开始的，主要是经济大潮把人弄坏了，要下海，要快；一年要出几本书；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制度，各个方面的问题。评职称，必须有著作才行，没有著作就不能当教授，而且一本还不行，甚至两三本都不行，制度使得学术研究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
马国川：90年代您个人主要关注什么？
汤一介：90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9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发生问题。
马国川：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汤一介：对，我当时对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说，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对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的观念，不能只看到你自己。
马国川：那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就是中国的文化世纪”、“中国文化能救世界”等说法甚嚣尘上。
汤一介：所以我担忧。原来的“西方中心论”不对，现在讲“东方中心论”也不对。“西方中心论”已经不行了，你再搞一个“东方中心论”也不行，搞“中国中心论”就更不行。现在是互相影响，因为人类已经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时代。
马国川：几乎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美国的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汤一介：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说，文化尽管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天和人要和谐，人和人要和谐，情和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
马国川：中国传统文化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斗争的哲学，即使在法家的韩非里面也只是一种权谋之类的东西。
汤一介：没有上升到哲学。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从1949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就是斗争哲学，所以搞得中国太苦了。
马国川：一方面批评“国学热”会出现问题，一方面认为只讲文明冲突，不讲文明和谐相处，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您是“两面作战”的状态。
汤一介：可以这样说吧。世纪末的时候，费孝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文化的来源、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文化的走向，既要反对复古，也要反对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我觉得，在文化上真正能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费孝通，比其他的一些老先生要清醒。
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马国川：今天的思想界也是很混乱的，您看儒学、国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人甚至要搞“国教”，您怎么来看待这些？
汤一介：这当然是走不通的，因为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后是要政教分离的。原来是政教合一的东西，后来走不下去了，必须政教分离。如果政教不分离，宗教要干涉政治的话，人民就没有自由可言的，因为他就会排斥异己。西方假如真正要坚持自由、民主的话，就不能政教合一。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是，袁世凯要做政教合一，就不行，没法做。现在要做政教合一，怎么可能？特别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框架下面，要做政教合一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我觉得提出来有好处，你提出来大家来讨论，来清理我们的思想，看看从西方讲，从中国讲，这个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好呢还是坏呢？这个也可以讨论。
马国川：也有人说，我们这套传统文化挺好，这里边就有民主的东西，什么以民为重、以民为本的思想这里都有，这个东西就是西方的民主，甚至说就可以拿我们的东西来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抗衡。
汤一介：并不能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都包含进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西方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足的地方，不同文化之间应该是互补的，这样才真正有文化交流的价值。如果我们都好，我们何必要去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呢？或者我们都糟，我们也没吸收人家的基础和能力。
我是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多元互补的时代，你要多考虑人家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行。而且最好是不同文化之间能够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对方，不要封闭。
马国川：“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是不是这样理解？
汤一介：其实严复原来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他是从“体”、“用”的角度来考虑，他批评“中体西用说”，我们不能牛体马用，体用应是统一的，他认为西方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觉得他对西方的看法有他的独到之处。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倡导“思想自由”的教育思想。思想自由才有创造力，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从哲学讲，哲学的问题都是从怀疑开始，没有怀疑就没有办法进步。
不能定为一尊。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怀疑的权利。政治上可以有指导思想，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如果有指导思想就没有办法发展学术了。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摘自三联书店《我与八十年代》 作者：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