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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反社会心态解析
杨宜音
当我不能自主或独立地做决定时，我会感到沮丧；当我的自由选择权受到限制时，我会恼怒；把某人作为榜样要我学习时，我会很反感；当听到政府官员或权威人物告诫人们要如何做时，会让我很厌烦；规则会引发我的抗拒感。这些都是心理学家测度逆反心理的量表中设置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反映负面情绪的词汇：反感、沮丧、厌烦、恼怒。这正是人在个人意志被剥夺和限制状况下的感受，同时也是逆反心理产生的重要原因。
有人观察到，现在“老百姓”都变成了“老不信”；很多自嘲为“屌丝”的人，特别对政府政策、对官员的习惯性质疑，嘲弄专家为“砖家”等。原本仅仅出现在幼儿和青少年期的逆反心理似乎渐渐进入了一种弥散期，成为社会心态的一种表征。为什么会出现“逆”和“反”的情绪及行为呢？在不赞成的态度下，选择极端反向的情绪表达和行为背后，所“逆”的是什么？“反”的又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上逆反心态会变得常见呢？
逆反心理在学术研究中又称为“心理逆反”（psychological reactance），被定义为“因妨碍具体行为自由的规章制度或要求而产生的厌恶情绪反应”。当命令式的、绝对性的要求出现，并且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时，就有可能出现逆反。网络上流行的“被××”句式，例如“被开会”“被幸福”“被同意”“被选举”“被参与”“被平均”等，就是个体感觉自己的自由受到了某种威胁，从而很有可能作出违反规则的对抗行为和被禁止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逆反未尝不能说是一种选择，但是一种缺乏选择空间的选择。并且，是伴随着强烈负面情绪的选择。
逆反一般是在一种上下、主从、尊卑、强弱关系中发生的，如老师与学生、家长与子女、领导与员工等。意识到这类关系的对立，并且从情绪上表达这种对立，就可能形成逆反心理。这里就表现出逆反心理的另一个成分：不服从。在现实生活中，当社会需要传递社会规范，要求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化学习、遵守这些规范，并且由家长对子女、教师对学生、长辈对晚辈、领导对员工、媒体对大众提出要求和训导，尽管这并不成为逆反心理的必然来源，但问题可能出在这种关系的固化和要求的不合理中。当社会结构固化、阶层之间无法流动时，在下层中就会形成一部分人永远处在优势、主动和控制地位的感觉，下层成员自身无力反抗，只能在某些事情上通过不理睬、不接受、不信任等不合作态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怎样消解逆反心理的形成机制呢？对于成人社会中出现的逆反心态，可以先从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做起。官与民、富与贫、上与下、老与幼等，都可以从尊重对方开始，调整已经出现的或潜在的对立关系。其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沟通和协商。沟通不仅包括表达，也包括倾听。在这里，表达是立足于协商的表达，而不是下命令和训斥；倾听是立足于协商的倾听，不给对方“戴帽子”、“打棍子”和“穿小鞋”。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减少上下位置感，也是消解逆反心理的途径之一。中国文化注重上下结构，在上位的人对在下位的人拥有指挥、控制、要求的权力，而在下位的人只能无条件服从。当人们长期和全方位地处在被他人和权威掌控的生活中，可能形成逆来顺受的奴隶心态或者渴望赏赐的奴才心态。而当人们出现被尊重的渴望、出现平等协商要求而不得时，逆反心理的表达就会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反抗。从这一点来看，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是减少逆反心态的制度条件，一旦我们的社会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和谐的社会，逆反心态自然就会消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
群体逆反因素究竟有哪些
张建新
近年来，随着社会变革的步伐加快，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利益博弈之下，焦躁、仇富、仇官、对立、恨世等各种消极社会心态随之产生。中国网民向苍井空致敬、对政府、官员的“老不信”等，纵观这些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共同之处在于，越是主流倡导的社会价值观和推行的政策法规越是会遭到大众的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之声往往会随着公众的情绪宣泄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加剧了“群体逆反心理”的形成。在这种消极社会心态的影响之下，人们可能会心理失衡、丧失理性思考，有时甚至会通过一些极端手段来谋求利益表达，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威胁。
研究发现，逆反心理通常会出现在社会弱势群体中，因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偏少，体验到的社会限制较多，因此更倾向于认为自我价值在主流价值中无法实现。逆反心理的产生可以看作个体面临压力时的应对方式和心理调适的一种结果，他们通过对权威和主流的质疑和对抗，从而追寻自身的存在感、力量感和自身价值。尽管这种反抗有时是非理性的，甚至毫无道理可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给个体带来直接的收益，但仍然是个体在面临压力和困境时试图改变生存环境的一种重要选择方式。
由于群体逆反心理同时兼具逆反心理和群体放大的两重特性，因而不仅会降低内群体成员的理性思考能力，导致其对客观形势和外群体成员的行动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还会使得外群体成员在某个群体的逆反心理和行为的压力之下，往往也很难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决策能力，从而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那么，形成群体逆反心理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心理学相关研究发现，个体在面临社会变革压力时，缺乏掌控感是影响社会成员心理平衡的首要因素。尤其是拥有社会资源相对较少的低阶层社会成员，这种影响极为显著。对生活的控制感是个体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个体通过拥有控制感来获得到世界的秩序感，并且抵御随机事件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应感。在控制感被剥夺的情况下，个体会更多地使用整体性思维而不是分析性思维来思考问题，而分析性思维恰恰反映的是个体的逻辑推理能力，更多的和理性思考相关。
另外，控制感降低还会导致个体的敌对心理加强，更容易相信外群体成员有阴谋并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当个体感知到控制感下降时，会对外界生活环境秩序的要求升高。研究发现，个体对政府能够很好处理政务、改善社会环境的信念能够缓解低控制感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心理；相反，认为政府执政能力较低、社会秩序较为混乱的个体则会加剧因控制感下降而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这表明，在个体控制感缺失的状态之下，政府和外在环境秩序如果不能提供一种补偿的机制，那么事态将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个体累积的负面情绪最终也将以冲突和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 与此同时，群体边界通透性也是影响群体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群体边界通透性是指个体通过努力进入其他群体的可能性，其代表着不同群体之间资源和信息流动的程度。群体之间边界通透性较差会使得社会资源分配和信息传递透明度在不同群体中出现巨大差异，导致同一个群体内的成员相互认同感加强、而对外群体的态度和情绪则转为消极和抵触。这种群体内外认同的差异常常会诱发群体性逆反心理的出现。
在社会变革、压力加剧的今天，如何有效应对群体逆反心理直接关系到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同时关乎到社会的进步和稳定。群体逆反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感知到压力和威胁的情境下所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其内在核心是通过对权威或者外群体成员的反抗，从而体会到力量感和缓解紧张焦虑情绪后的安心感。个体控制感、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秩序以及不同群体之间边界通透性是影响群体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
因此，提升个体控制感、加强群体边界通透性；转变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和家长形象；显示灵活高效的执政能力，给民众以更多的力量感和秩序感；公正开放的信息传递等，是政府应对群体逆反心理的重要举措。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亚洲社会心理学会主席）
警惕“群体逆反”心理催生伪改革
雍天荣
公众“老不信”：群体逆反心理使然
在社会事务管理、公共管理活动中，我们必须注意群体层面的“群体逆反”心理，因为它带给我们的麻烦远比个体层面的逆反心理大得多。所谓群体逆反心理，就是一群人对某个事物或者某个观念的原正确性与原正当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走到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上去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社会上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愈是正面宣传的东西，受众愈是反感；愈是批评错误的思想言论，受众愈是同情；原先对某个事物绝对相信，现在却对此彻底否定等等。这些都是群体逆反心理的表现。让人头疼的“老不信”现象也是群体逆反心理在起作用。
群体逆反心理不同于个体逆反心理的特点，首先是共振性，群体逆反心理存在于某一个群体内部，能够引起共鸣，共振点产生的时间和条件相当复杂，如果能够弄清群体逆反心理的远处共振点，那么对于逆反心理的疏导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其次是放大效应，群体逆反心理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逆反的力度虽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加，但是从整体上看，程度肯定会被放大。再次是对抗性，群体逆反心理和个体逆反心理一样，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等三个要素上都具有明显的对立性。最后是直觉性，逆反心理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逆反者仅仅追求“反抗”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快意，对事物的判断是凭直觉和经验来进行的。遗憾的是逆反者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固执地坚信自己无比正确。
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价值判断上的群体逆反
群体逆反心理特别容易表现在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场合中。当一群人对某个价值观已经厌倦，一旦有人提出了与原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判断时，就会立刻在群体中引起巨大的共鸣。群体中的成员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其反面的东西，在另一个极端上产生了思想上的共振，同声相应、同气相鸣，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
为何在我国容易出现“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理性和逻辑素养，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批评先秦文化的六大缺陷时就曾说过：“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20世纪30年代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谈到传统时感慨系之：“……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此乃吾族之受病处。”另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社会具有这种极端思维成长的丰厚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专制体制压抑了个体思考的积极性，整个社会容易陷入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群体思考”（即一群人完全以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全体成员意见高度一致）的泥沼中。从整个社会来看，下级不得不揣摩上意、迎合权威，不少人把它当做升官发财的一种途径，所以他们往往也更擅长遮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另外，在官僚集团内部常常存在尖锐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双方的观点彼此高度对立，对于参与者来说，“站队”比真理重要得多，所以这些参与者对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要的仅仅是立场——对某一政治派别的效忠。一旦某一个派系在政治斗争中取胜，则会刻意将失败一方的观点和主张打上“绝对错误”的标签，失意一方的追随者则往往改弦易张，瞬间把自己过去的主张抛之脑后，和原有的派系划清界限以表明心志，于是他们不得不刻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可见，谁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谁就有绝对的话语权，权力大于真理。这种社会环境客观上淡化了理性的作用，无意中培养了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而其经过长期的浸融，已经深入到族群成员的骨髓中去了。
“禁果分外香”：群体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
厌倦是群体逆反心理产生最直接的原因。逆反心理是作用于个体间的同类事物超过了个体感官接受的阈限，使个体感官饱和后产生的一种相反的体验。换句话说，是原有的事物磨钝了我们的感官后产生的厌烦感。以舆论传播为例：传统媒体的评论文章，结构合理、论据充分、论点突出、论证严谨，但是这种固定刻板的形式带有天然的八股性质，久而久之，读起来感觉很空，味同嚼蜡。当网络骤然兴起，并迅速走入寻常百姓家时，就立刻引爆了其对传统媒体的反感。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认为媒介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媒介不同的传播偏向。网络能够被大多数人平等地掌控，而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就是因为作为网民主体的草根阶层，以浓郁的口语特点、朴实的语言、无限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成功突破了传统媒介的风格和技术，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对抗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可以说，草根文化对主流文化造成的较大冲击和消解，正是群体逆反心理在媒介形式上的反映。
抵触心和好奇心是逆反心理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越是禁止的，就有人越想要去突破这个阈限看看究竟，西方有句话“禁果分外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颁布禁令的时候要尽量说明其危害性，减少其神秘性。
逆反心理在思维形式上具有求异、思辨的特点，与创造性思维有形式上的共同性，都是以反常规的特征来表现的。但是，逆反心理并不是以理性和客观规律为基础，支撑它的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感性和直觉等，根本谈不上归纳、演绎等深层的逻辑形式，所以逆反心理和创造性思维有着本质的差别。
“民意”：被滥用的群体逆反心理
群体心理的极端性易导致矫枉过正，而对其的滥用更是危害无穷。有人知道这一心理的存在，为了一些个人目的，会故意提出能够迎合这种心理的貌似正确的东西，如一些花里胡哨的新观念、不切实际的新口号，在群体逆反心理的作用下，这些观念、口号迅速地蔓延开去。在有着浓厚的从众氛围的社会中，这些“新观念”、“新主张”会被很多人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这时群体逆反心理就被滥用了。例如男尊女卑当然不对，但片面地追求男女两性的绝对平等而忽略其先天差别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地方要修建女性小便池，以为女性站着小便就和男性平等了，这种认识就已经错了，而近十年中出现的“大女子主义”就更加错谬了，它并没有消除性别歧视，仅仅是以一种错误代替另外一种错误而已。
由于群体逆反心理是依存于数量众多的“群众”身上，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的意愿，必然会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意”，在数量上占了压倒性的优势，此时，我们已经很难清除其包含的不合理因素了，在顺应民意的强大驱使力下，政府往往会被迫做出“顺应民意”的决策。“伪民意”把政府绑上了“逆行”的战车，毫无阻力地将其推向另一个极端，直到全车人都撞得头破血流，才会停下错谬的脚步。而此种情境下催生的伪改革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瞎折腾，对社会起不到丝毫的推进作用。
不仅如此，群体逆反心理若伴有特定的催化剂，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虽然群体逆反心理并不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有在引爆点、时间、地点、有同一心理的成员在场等因素都具备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其发生，但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必须清醒预计群体逆反心理可能带来的危害，才能有效地处理由于群体逆反心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作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杨宜音
当我不能自主或独立地做决定时，我会感到沮丧；当我的自由选择权受到限制时，我会恼怒；把某人作为榜样要我学习时，我会很反感；当听到政府官员或权威人物告诫人们要如何做时，会让我很厌烦；规则会引发我的抗拒感。这些都是心理学家测度逆反心理的量表中设置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反映负面情绪的词汇：反感、沮丧、厌烦、恼怒。这正是人在个人意志被剥夺和限制状况下的感受，同时也是逆反心理产生的重要原因。
有人观察到，现在“老百姓”都变成了“老不信”；很多自嘲为“屌丝”的人，特别对政府政策、对官员的习惯性质疑，嘲弄专家为“砖家”等。原本仅仅出现在幼儿和青少年期的逆反心理似乎渐渐进入了一种弥散期，成为社会心态的一种表征。为什么会出现“逆”和“反”的情绪及行为呢？在不赞成的态度下，选择极端反向的情绪表达和行为背后，所“逆”的是什么？“反”的又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上逆反心态会变得常见呢？
逆反心理在学术研究中又称为“心理逆反”（psychological reactance），被定义为“因妨碍具体行为自由的规章制度或要求而产生的厌恶情绪反应”。当命令式的、绝对性的要求出现，并且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时，就有可能出现逆反。网络上流行的“被××”句式，例如“被开会”“被幸福”“被同意”“被选举”“被参与”“被平均”等，就是个体感觉自己的自由受到了某种威胁，从而很有可能作出违反规则的对抗行为和被禁止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逆反未尝不能说是一种选择，但是一种缺乏选择空间的选择。并且，是伴随着强烈负面情绪的选择。
逆反一般是在一种上下、主从、尊卑、强弱关系中发生的，如老师与学生、家长与子女、领导与员工等。意识到这类关系的对立，并且从情绪上表达这种对立，就可能形成逆反心理。这里就表现出逆反心理的另一个成分：不服从。在现实生活中，当社会需要传递社会规范，要求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化学习、遵守这些规范，并且由家长对子女、教师对学生、长辈对晚辈、领导对员工、媒体对大众提出要求和训导，尽管这并不成为逆反心理的必然来源，但问题可能出在这种关系的固化和要求的不合理中。当社会结构固化、阶层之间无法流动时，在下层中就会形成一部分人永远处在优势、主动和控制地位的感觉，下层成员自身无力反抗，只能在某些事情上通过不理睬、不接受、不信任等不合作态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怎样消解逆反心理的形成机制呢？对于成人社会中出现的逆反心态，可以先从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做起。官与民、富与贫、上与下、老与幼等，都可以从尊重对方开始，调整已经出现的或潜在的对立关系。其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沟通和协商。沟通不仅包括表达，也包括倾听。在这里，表达是立足于协商的表达，而不是下命令和训斥；倾听是立足于协商的倾听，不给对方“戴帽子”、“打棍子”和“穿小鞋”。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减少上下位置感，也是消解逆反心理的途径之一。中国文化注重上下结构，在上位的人对在下位的人拥有指挥、控制、要求的权力，而在下位的人只能无条件服从。当人们长期和全方位地处在被他人和权威掌控的生活中，可能形成逆来顺受的奴隶心态或者渴望赏赐的奴才心态。而当人们出现被尊重的渴望、出现平等协商要求而不得时，逆反心理的表达就会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反抗。从这一点来看，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是减少逆反心态的制度条件，一旦我们的社会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和谐的社会，逆反心态自然就会消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
群体逆反因素究竟有哪些
张建新
近年来，随着社会变革的步伐加快，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利益博弈之下，焦躁、仇富、仇官、对立、恨世等各种消极社会心态随之产生。中国网民向苍井空致敬、对政府、官员的“老不信”等，纵观这些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共同之处在于，越是主流倡导的社会价值观和推行的政策法规越是会遭到大众的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之声往往会随着公众的情绪宣泄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加剧了“群体逆反心理”的形成。在这种消极社会心态的影响之下，人们可能会心理失衡、丧失理性思考，有时甚至会通过一些极端手段来谋求利益表达，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威胁。
研究发现，逆反心理通常会出现在社会弱势群体中，因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偏少，体验到的社会限制较多，因此更倾向于认为自我价值在主流价值中无法实现。逆反心理的产生可以看作个体面临压力时的应对方式和心理调适的一种结果，他们通过对权威和主流的质疑和对抗，从而追寻自身的存在感、力量感和自身价值。尽管这种反抗有时是非理性的，甚至毫无道理可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给个体带来直接的收益，但仍然是个体在面临压力和困境时试图改变生存环境的一种重要选择方式。
由于群体逆反心理同时兼具逆反心理和群体放大的两重特性，因而不仅会降低内群体成员的理性思考能力，导致其对客观形势和外群体成员的行动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还会使得外群体成员在某个群体的逆反心理和行为的压力之下，往往也很难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决策能力，从而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那么，形成群体逆反心理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心理学相关研究发现，个体在面临社会变革压力时，缺乏掌控感是影响社会成员心理平衡的首要因素。尤其是拥有社会资源相对较少的低阶层社会成员，这种影响极为显著。对生活的控制感是个体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个体通过拥有控制感来获得到世界的秩序感，并且抵御随机事件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应感。在控制感被剥夺的情况下，个体会更多地使用整体性思维而不是分析性思维来思考问题，而分析性思维恰恰反映的是个体的逻辑推理能力，更多的和理性思考相关。
另外，控制感降低还会导致个体的敌对心理加强，更容易相信外群体成员有阴谋并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当个体感知到控制感下降时，会对外界生活环境秩序的要求升高。研究发现，个体对政府能够很好处理政务、改善社会环境的信念能够缓解低控制感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心理；相反，认为政府执政能力较低、社会秩序较为混乱的个体则会加剧因控制感下降而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这表明，在个体控制感缺失的状态之下，政府和外在环境秩序如果不能提供一种补偿的机制，那么事态将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个体累积的负面情绪最终也将以冲突和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 与此同时，群体边界通透性也是影响群体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群体边界通透性是指个体通过努力进入其他群体的可能性，其代表着不同群体之间资源和信息流动的程度。群体之间边界通透性较差会使得社会资源分配和信息传递透明度在不同群体中出现巨大差异，导致同一个群体内的成员相互认同感加强、而对外群体的态度和情绪则转为消极和抵触。这种群体内外认同的差异常常会诱发群体性逆反心理的出现。
在社会变革、压力加剧的今天，如何有效应对群体逆反心理直接关系到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同时关乎到社会的进步和稳定。群体逆反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感知到压力和威胁的情境下所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其内在核心是通过对权威或者外群体成员的反抗，从而体会到力量感和缓解紧张焦虑情绪后的安心感。个体控制感、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秩序以及不同群体之间边界通透性是影响群体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
因此，提升个体控制感、加强群体边界通透性；转变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和家长形象；显示灵活高效的执政能力，给民众以更多的力量感和秩序感；公正开放的信息传递等，是政府应对群体逆反心理的重要举措。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亚洲社会心理学会主席）
警惕“群体逆反”心理催生伪改革
雍天荣
公众“老不信”：群体逆反心理使然
在社会事务管理、公共管理活动中，我们必须注意群体层面的“群体逆反”心理，因为它带给我们的麻烦远比个体层面的逆反心理大得多。所谓群体逆反心理，就是一群人对某个事物或者某个观念的原正确性与原正当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走到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上去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社会上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愈是正面宣传的东西，受众愈是反感；愈是批评错误的思想言论，受众愈是同情；原先对某个事物绝对相信，现在却对此彻底否定等等。这些都是群体逆反心理的表现。让人头疼的“老不信”现象也是群体逆反心理在起作用。
群体逆反心理不同于个体逆反心理的特点，首先是共振性，群体逆反心理存在于某一个群体内部，能够引起共鸣，共振点产生的时间和条件相当复杂，如果能够弄清群体逆反心理的远处共振点，那么对于逆反心理的疏导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其次是放大效应，群体逆反心理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逆反的力度虽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加，但是从整体上看，程度肯定会被放大。再次是对抗性，群体逆反心理和个体逆反心理一样，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等三个要素上都具有明显的对立性。最后是直觉性，逆反心理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逆反者仅仅追求“反抗”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快意，对事物的判断是凭直觉和经验来进行的。遗憾的是逆反者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固执地坚信自己无比正确。
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价值判断上的群体逆反
群体逆反心理特别容易表现在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场合中。当一群人对某个价值观已经厌倦，一旦有人提出了与原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判断时，就会立刻在群体中引起巨大的共鸣。群体中的成员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其反面的东西，在另一个极端上产生了思想上的共振，同声相应、同气相鸣，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
为何在我国容易出现“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理性和逻辑素养，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批评先秦文化的六大缺陷时就曾说过：“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20世纪30年代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谈到传统时感慨系之：“……学术上既受文字束缚之苦，又标‘受用’、‘默识’之旨，故缺少论理学之训练，而理智极不发达。此乃吾族之受病处。”另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社会具有这种极端思维成长的丰厚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专制体制压抑了个体思考的积极性，整个社会容易陷入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群体思考”（即一群人完全以一种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全体成员意见高度一致）的泥沼中。从整个社会来看，下级不得不揣摩上意、迎合权威，不少人把它当做升官发财的一种途径，所以他们往往也更擅长遮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另外，在官僚集团内部常常存在尖锐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双方的观点彼此高度对立，对于参与者来说，“站队”比真理重要得多，所以这些参与者对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要的仅仅是立场——对某一政治派别的效忠。一旦某一个派系在政治斗争中取胜，则会刻意将失败一方的观点和主张打上“绝对错误”的标签，失意一方的追随者则往往改弦易张，瞬间把自己过去的主张抛之脑后，和原有的派系划清界限以表明心志，于是他们不得不刻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可见，谁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谁就有绝对的话语权，权力大于真理。这种社会环境客观上淡化了理性的作用，无意中培养了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而其经过长期的浸融，已经深入到族群成员的骨髓中去了。
“禁果分外香”：群体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
厌倦是群体逆反心理产生最直接的原因。逆反心理是作用于个体间的同类事物超过了个体感官接受的阈限，使个体感官饱和后产生的一种相反的体验。换句话说，是原有的事物磨钝了我们的感官后产生的厌烦感。以舆论传播为例：传统媒体的评论文章，结构合理、论据充分、论点突出、论证严谨，但是这种固定刻板的形式带有天然的八股性质，久而久之，读起来感觉很空，味同嚼蜡。当网络骤然兴起，并迅速走入寻常百姓家时，就立刻引爆了其对传统媒体的反感。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认为媒介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媒介不同的传播偏向。网络能够被大多数人平等地掌控，而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就是因为作为网民主体的草根阶层，以浓郁的口语特点、朴实的语言、无限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成功突破了传统媒介的风格和技术，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对抗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可以说，草根文化对主流文化造成的较大冲击和消解，正是群体逆反心理在媒介形式上的反映。
抵触心和好奇心是逆反心理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越是禁止的，就有人越想要去突破这个阈限看看究竟，西方有句话“禁果分外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颁布禁令的时候要尽量说明其危害性，减少其神秘性。
逆反心理在思维形式上具有求异、思辨的特点，与创造性思维有形式上的共同性，都是以反常规的特征来表现的。但是，逆反心理并不是以理性和客观规律为基础，支撑它的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感性和直觉等，根本谈不上归纳、演绎等深层的逻辑形式，所以逆反心理和创造性思维有着本质的差别。
“民意”：被滥用的群体逆反心理
群体心理的极端性易导致矫枉过正，而对其的滥用更是危害无穷。有人知道这一心理的存在，为了一些个人目的，会故意提出能够迎合这种心理的貌似正确的东西，如一些花里胡哨的新观念、不切实际的新口号，在群体逆反心理的作用下，这些观念、口号迅速地蔓延开去。在有着浓厚的从众氛围的社会中，这些“新观念”、“新主张”会被很多人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这时群体逆反心理就被滥用了。例如男尊女卑当然不对，但片面地追求男女两性的绝对平等而忽略其先天差别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地方要修建女性小便池，以为女性站着小便就和男性平等了，这种认识就已经错了，而近十年中出现的“大女子主义”就更加错谬了，它并没有消除性别歧视，仅仅是以一种错误代替另外一种错误而已。
由于群体逆反心理是依存于数量众多的“群众”身上，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的意愿，必然会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意”，在数量上占了压倒性的优势，此时，我们已经很难清除其包含的不合理因素了，在顺应民意的强大驱使力下，政府往往会被迫做出“顺应民意”的决策。“伪民意”把政府绑上了“逆行”的战车，毫无阻力地将其推向另一个极端，直到全车人都撞得头破血流，才会停下错谬的脚步。而此种情境下催生的伪改革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瞎折腾，对社会起不到丝毫的推进作用。
不仅如此，群体逆反心理若伴有特定的催化剂，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虽然群体逆反心理并不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有在引爆点、时间、地点、有同一心理的成员在场等因素都具备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其发生，但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必须清醒预计群体逆反心理可能带来的危害，才能有效地处理由于群体逆反心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作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