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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朝建立之初就着手于对东北亚政治秩序的构建，试图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四郡体制。唐朝帮助新罗灭高句丽、百济正是这一计划的体现，但是高句丽、百济的灭亡使得新罗一家独大，新罗因此与唐朝相抗衡，双方在领土、亡人等方面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于674年爆发了七重城之战。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削弱，使新罗更加变本加厉，随着西部吐蕃入侵，唐朝无暇东顾，安东都护府内迁，唐朝势力收缩，最终玄宗以官方承认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合。唐高宗对东北亚秩序的构建在整个东亚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唐高宗;唐朝;新罗;东北亚;百济;高句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19-04
唐高宗李治（628年—683年在位）在位期间，东亚世界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如660年百济灭亡、668年高句丽灭亡、674年唐朝与新罗爆发七重城之战、676年安东都护府内迁，这些事件对东北亚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学界对东北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事件与国与国关系的研究，缺乏宏观把握[1]。相关事件的发生与唐高宗的东北亚秩序构建思路密不可分，因此本文试图从唐朝与新罗关系入手，透视唐高宗对东亚政治格局的构建。
一、百济、高句丽灭亡与新罗一家独大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朝将领苏定方等率13万大军进攻百济。唐军沿白村江（今锦江）溯流而上，同年七月，攻陷百济王都泗沘城，百济灭亡。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境内尽降”[2]。百济与高句丽灭亡后，唐王朝分别在百济、高句丽故地设置熊津洲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
百济与高句丽的灭亡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从唐王朝方面来看，唐王朝试图恢复汉武帝时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力度，“汉武帝所设的四郡，是以古朝鲜本土设乐浪郡，将卫氏朝鲜后征服的真番设为一郡，将先后臣属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属地分为玄菟与乐浪二郡”[3]。自隋朝开始出于这种目的对朝鲜半岛事务进行干预，唐王朝也继承了隋朝的这一政策，从唐太宗君臣对话就体现了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东北亚秩序的构建：“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4]百济“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5]又“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6]。百济、高句丽入侵新罗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东北亚秩序构成了威胁，这也是百济与高句丽灭亡的主要原因。“新罗在受到高句丽和百济夹击的不利条件下，只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力量最强大的政权—唐王朝身上。”[7]新罗不但向唐王朝“称臣纳贡”，而且还努力维护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东北亚秩序构建。这也促成了唐王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百济与高句丽，但是百济与高句丽灭亡之后，朝鲜半岛形成了新罗“一家独大”的局面，新罗日益挑战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位，致使二者矛盾日益突出。
二、唐、新矛盾冲突以及双方战争冲突
唐王朝灭亡百济、高句丽之后，在其故地分别设置熊津洲都督府与安东都护府，试图在朝鲜半岛建立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但是，新罗趁百济与高句丽灭亡之机，企图扩大自己统治范围，唐灭百济之后，“文武王十年春正月…以王擅取百济故地移民”[8]“文武王十一年春正月，发兵侵百济……闻唐兵欲来救百济，遣大阿飡真功、阿飡口□□口兵，守瓮浦。六月，遣将军竹旨等，领兵践百济加林城禾，遂与唐兵战于石城，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9]新罗大肆侵占百济故地，并且与唐王朝发生战争，可见新罗为扩大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已经威胁到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的东北亚秩序。另一方面，高句丽灭亡之后，新罗趁机占据高句丽土地，接纳高句丽遗民，不仅如此还帮助高句丽遗民发动叛乱反对唐王朝统治，“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王。诏高侃东州道，李谨行燕山道，并为行军总管讨之，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余。舜杀钳牟岑走新罗，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卢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10]。新罗在朝鲜半岛通过占据百济、高句丽故地，吸纳高句丽遗民其实是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的新秩序的挑战，同时新罗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身的实力，这就导致了唐王朝与新罗的矛盾日渐加大，最终不得不以斥诸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唐王朝在灭亡百济与高句丽之后，试图在朝鲜半岛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同时也想恢复汉武帝时期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力度，但是，唐王朝的这一战略构想，在朝鲜半岛实施的过程中就遭到了新罗的挑战。唐王朝针对新罗的挑战，也作出了反应，“669年5月，文武王遣钦纯和良图入唐谢罪，受到唐朝责问”[11]。之后，时任安东都护府都督薛仁贵致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书信中也体现出唐王朝对新罗的责问：“今王去安然之基，厌守常之策，远乖天命，尽弃父言，侮暴天时，侵欺临好。”[12]唐王朝对新罗最严厉的责罚是674年正月，“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13]。唐王朝下诏削去新罗王金发敏官爵，并且另立金仁问为新罗王，唐王朝对新罗的态度不可不谓之严厉。可见唐王朝是对新罗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允许的。
因为新罗接纳高丽遗民还援助遗民叛乱，同时占领百济故地，唐王朝因此决定出兵攻打新罗，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詔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谨行副之，发兵穷讨”[14]。唐王朝直接出兵新罗，应对新罗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东北亚秩序的挑战。同年“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15]。从上述史料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唐军将领刘仁轨在七重城破新罗军，唐王朝另行派渤海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这两次战役是以唐军的胜利而结束的。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停止对新罗的征伐，刘仁轨帅军返回唐朝之后，副将李谨行依照唐高宗诏命留在新罗为安东镇抚大使，在买肖城同新罗作战，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发动的几次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新罗“遣使入贡，且谢罪”的情况下，唐王朝不再追究新罗责任，随即恢复新罗王金法敏原有的官爵，并且金仁问中途返回唐朝，另改封为临海郡公，唐王朝以武力的方式促使了新罗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新秩序的承认。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王朝维护以自身为中心在朝鲜半岛构建的东北亚秩序与新罗发生战争，唐王朝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并没有趁机灭亡新罗，这同唐王朝灭亡高句丽、百济存在明显的差异。新罗侵占百济故地、接纳高句丽遗民，并且支持高句丽遗民叛乱，这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唐与新罗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也进一步削弱了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实力，所以唐王朝并有趁对新罗作战胜利之际灭亡新罗，也就是说此时的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大不如从前。 三、唐王朝在朝鲜半岛势力的收缩与安东都护府内迁
新罗在朝鲜半岛接纳高丽遗民、侵占百济故土，实际是借此增强自身的实力。但是，新罗的这一做法就冲击了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的新秩序，所以说二者之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与新罗之间爆发了“七重城之战”和“买肖城之战”。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以二者的“和解”而告终。但是，新罗依旧不断地冲击唐王朝所构建的新体制，主要表现为新罗继续向南侵占百济故土，几年下来“多取百济地，遂抵高丽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统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县有小守”[16]。可见，新罗在表面上虽然承认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的“新秩序”，但是实际上依旧冲击这种“新秩序”。在新罗上表“请罪”之后，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实际上，朝鲜战事并未停止。入秋以后，新羅开始收复北部边境失地，与李谨行、薛仁贵等频频交战，互有胜负。翌年冬，新罗军队从海路进攻薛仁贵部，先败后胜”[17]。在这之后文献上并没有关于双方爆发战争冲突的记载，新罗军队“先败后胜”从侧面反映出的是唐王朝这一时期在朝鲜半岛势力收缩的一种表现。唐王朝的势力收缩还表现于对熊津都护府的迁移，“徙熊津都护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18]，这表明唐王朝放弃了对百济故地的管理。唐王朝在朝鲜半岛势力收缩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安东都护府的内迁，唐王朝在灭亡高句丽之后，在高句丽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并且以薛仁贵为都护率军两万在平壤驻守。唐王朝设置安东都护府，并且驻军两万，这不但体现出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实力，而且还是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威慑。安东都护府的内迁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罗对唐王朝的冲击，唐与新罗经过几次战争之后，唐王朝的势力不断被新罗从朝鲜半岛之中“挤”出去;其次，《新唐书》卷二二〇《列传第一四五》载：“总章二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王。诏高侃东州道，李谨行燕山道，并为行军总管讨之，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余。舜杀钳牟岑走新罗，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卢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高丽故地因数次战争、移民等原因不能为安东都护府的两万驻军提供物资保障，然而从国内调运物资供应远在高句丽的驻军这是不现实的;最后，在这一时期吐蕃入侵造成唐王朝西北边疆危机，唐王朝为应付西北紧急军务，从安东都护府调走薛仁贵和大部分兵力去应付西北战事，这样安东都护府的实力就被大大削弱。新罗也乘唐王朝调兵之际继续向北部发展，在面对东西两线作战时唐王朝选择放弃东线，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19]。676年唐王朝将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地区，实际上是在朝鲜半岛采取“退守”的政策。安东都护的内迁实际上就是唐王朝以其自身为中心，在朝鲜半岛构建的东北亚新秩序的失败，也就是说唐高宗并没有试图恢复汉武帝时期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力度，唐高宗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构建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之后新罗也占有了高句丽故地，新罗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在这之后唐高宗想要出兵攻打新罗，通过唐高宗君臣之间的对话我们也可看出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退守”政策，当时侍中张文瓘认为：“其后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兵讨除。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安百姓。”[20]唐高宗听取了张文瓘的建议，放弃出兵新罗。在此之后，新罗实际上完全控制了百济故地与高句丽南部地区。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其实也是唐王朝与新罗双方的势力划分，是唐王朝默认新罗统合朝鲜，将双方的势力范围稳定在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对于唐王朝来说是不可退守的底线，“这条原则显然为双方所接受，故此后只是围绕实际控制线有所争夺外，界限基本固定。”[21]
四、唐高宗对东北亚政治秩序构建的影响
唐高宗试图在朝鲜半岛建立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唐朝也重新权衡轻重，审时度势，把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保持同新罗的友好关系上”[22]。新罗也认识到双方友好往来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唐王朝文化对促进新罗的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唐王朝与新罗的友好往来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对东北边疆地区开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发展模式也被后世统治者所继承，这对东北亚地区长期的繁荣和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葆棠，文川.唐与新罗关系研究[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3）：26-29.
〔2〕〔4〕〔5〕〔20〕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2，5321，5330，2815.
〔3〕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04.
〔6〕〔13〕〔15〕〔1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2.6400，6487，6490，6494.
〔7〕柳斌.八、九世纪唐与新罗关系简论[D].陕西师范大学，2009.6.
〔8〕〔9〕〔12〕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87，91，92.
〔10〕〔14〕〔16〕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198，6204，6204.
〔11〕程妮娜，等.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58.
〔17〕〔21〕〔22〕韩昇.论新罗的独立[C]//余太山.欧亚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61，62， 63.
〔1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39-140.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唐高宗;唐朝;新罗;东北亚;百济;高句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19-04
唐高宗李治（628年—683年在位）在位期间，东亚世界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如660年百济灭亡、668年高句丽灭亡、674年唐朝与新罗爆发七重城之战、676年安东都护府内迁，这些事件对东北亚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学界对东北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事件与国与国关系的研究，缺乏宏观把握[1]。相关事件的发生与唐高宗的东北亚秩序构建思路密不可分，因此本文试图从唐朝与新罗关系入手，透视唐高宗对东亚政治格局的构建。
一、百济、高句丽灭亡与新罗一家独大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朝将领苏定方等率13万大军进攻百济。唐军沿白村江（今锦江）溯流而上，同年七月，攻陷百济王都泗沘城，百济灭亡。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境内尽降”[2]。百济与高句丽灭亡后，唐王朝分别在百济、高句丽故地设置熊津洲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
百济与高句丽的灭亡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从唐王朝方面来看，唐王朝试图恢复汉武帝时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力度，“汉武帝所设的四郡，是以古朝鲜本土设乐浪郡，将卫氏朝鲜后征服的真番设为一郡，将先后臣属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属地分为玄菟与乐浪二郡”[3]。自隋朝开始出于这种目的对朝鲜半岛事务进行干预，唐王朝也继承了隋朝的这一政策，从唐太宗君臣对话就体现了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东北亚秩序的构建：“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4]百济“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5]又“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6]。百济、高句丽入侵新罗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东北亚秩序构成了威胁，这也是百济与高句丽灭亡的主要原因。“新罗在受到高句丽和百济夹击的不利条件下，只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力量最强大的政权—唐王朝身上。”[7]新罗不但向唐王朝“称臣纳贡”，而且还努力维护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东北亚秩序构建。这也促成了唐王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百济与高句丽，但是百济与高句丽灭亡之后，朝鲜半岛形成了新罗“一家独大”的局面，新罗日益挑战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位，致使二者矛盾日益突出。
二、唐、新矛盾冲突以及双方战争冲突
唐王朝灭亡百济、高句丽之后，在其故地分别设置熊津洲都督府与安东都护府，试图在朝鲜半岛建立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但是，新罗趁百济与高句丽灭亡之机，企图扩大自己统治范围，唐灭百济之后，“文武王十年春正月…以王擅取百济故地移民”[8]“文武王十一年春正月，发兵侵百济……闻唐兵欲来救百济，遣大阿飡真功、阿飡口□□口兵，守瓮浦。六月，遣将军竹旨等，领兵践百济加林城禾，遂与唐兵战于石城，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9]新罗大肆侵占百济故地，并且与唐王朝发生战争，可见新罗为扩大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已经威胁到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的东北亚秩序。另一方面，高句丽灭亡之后，新罗趁机占据高句丽土地，接纳高句丽遗民，不仅如此还帮助高句丽遗民发动叛乱反对唐王朝统治，“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王。诏高侃东州道，李谨行燕山道，并为行军总管讨之，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余。舜杀钳牟岑走新罗，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卢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10]。新罗在朝鲜半岛通过占据百济、高句丽故地，吸纳高句丽遗民其实是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的新秩序的挑战，同时新罗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身的实力，这就导致了唐王朝与新罗的矛盾日渐加大，最终不得不以斥诸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唐王朝在灭亡百济与高句丽之后，试图在朝鲜半岛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同时也想恢复汉武帝时期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力度，但是，唐王朝的这一战略构想，在朝鲜半岛实施的过程中就遭到了新罗的挑战。唐王朝针对新罗的挑战，也作出了反应，“669年5月，文武王遣钦纯和良图入唐谢罪，受到唐朝责问”[11]。之后，时任安东都护府都督薛仁贵致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书信中也体现出唐王朝对新罗的责问：“今王去安然之基，厌守常之策，远乖天命，尽弃父言，侮暴天时，侵欺临好。”[12]唐王朝对新罗最严厉的责罚是674年正月，“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13]。唐王朝下诏削去新罗王金发敏官爵，并且另立金仁问为新罗王，唐王朝对新罗的态度不可不谓之严厉。可见唐王朝是对新罗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允许的。
因为新罗接纳高丽遗民还援助遗民叛乱，同时占领百济故地，唐王朝因此决定出兵攻打新罗，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詔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谨行副之，发兵穷讨”[14]。唐王朝直接出兵新罗，应对新罗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东北亚秩序的挑战。同年“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15]。从上述史料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唐军将领刘仁轨在七重城破新罗军，唐王朝另行派渤海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这两次战役是以唐军的胜利而结束的。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停止对新罗的征伐，刘仁轨帅军返回唐朝之后，副将李谨行依照唐高宗诏命留在新罗为安东镇抚大使，在买肖城同新罗作战，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发动的几次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新罗“遣使入贡，且谢罪”的情况下，唐王朝不再追究新罗责任，随即恢复新罗王金法敏原有的官爵，并且金仁问中途返回唐朝，另改封为临海郡公，唐王朝以武力的方式促使了新罗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新秩序的承认。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王朝维护以自身为中心在朝鲜半岛构建的东北亚秩序与新罗发生战争，唐王朝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并没有趁机灭亡新罗，这同唐王朝灭亡高句丽、百济存在明显的差异。新罗侵占百济故地、接纳高句丽遗民，并且支持高句丽遗民叛乱，这对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唐与新罗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也进一步削弱了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实力，所以唐王朝并有趁对新罗作战胜利之际灭亡新罗，也就是说此时的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大不如从前。 三、唐王朝在朝鲜半岛势力的收缩与安东都护府内迁
新罗在朝鲜半岛接纳高丽遗民、侵占百济故土，实际是借此增强自身的实力。但是，新罗的这一做法就冲击了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的新秩序，所以说二者之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与新罗之间爆发了“七重城之战”和“买肖城之战”。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以二者的“和解”而告终。但是，新罗依旧不断地冲击唐王朝所构建的新体制，主要表现为新罗继续向南侵占百济故土，几年下来“多取百济地，遂抵高丽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统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县有小守”[16]。可见，新罗在表面上虽然承认唐王朝在朝鲜半岛构建的“新秩序”，但是实际上依旧冲击这种“新秩序”。在新罗上表“请罪”之后，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实际上，朝鲜战事并未停止。入秋以后，新羅开始收复北部边境失地，与李谨行、薛仁贵等频频交战，互有胜负。翌年冬，新罗军队从海路进攻薛仁贵部，先败后胜”[17]。在这之后文献上并没有关于双方爆发战争冲突的记载，新罗军队“先败后胜”从侧面反映出的是唐王朝这一时期在朝鲜半岛势力收缩的一种表现。唐王朝的势力收缩还表现于对熊津都护府的迁移，“徙熊津都护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18]，这表明唐王朝放弃了对百济故地的管理。唐王朝在朝鲜半岛势力收缩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安东都护府的内迁，唐王朝在灭亡高句丽之后，在高句丽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并且以薛仁贵为都护率军两万在平壤驻守。唐王朝设置安东都护府，并且驻军两万，这不但体现出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实力，而且还是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威慑。安东都护府的内迁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罗对唐王朝的冲击，唐与新罗经过几次战争之后，唐王朝的势力不断被新罗从朝鲜半岛之中“挤”出去;其次，《新唐书》卷二二〇《列传第一四五》载：“总章二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王。诏高侃东州道，李谨行燕山道，并为行军总管讨之，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余。舜杀钳牟岑走新罗，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卢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高丽故地因数次战争、移民等原因不能为安东都护府的两万驻军提供物资保障，然而从国内调运物资供应远在高句丽的驻军这是不现实的;最后，在这一时期吐蕃入侵造成唐王朝西北边疆危机，唐王朝为应付西北紧急军务，从安东都护府调走薛仁贵和大部分兵力去应付西北战事，这样安东都护府的实力就被大大削弱。新罗也乘唐王朝调兵之际继续向北部发展，在面对东西两线作战时唐王朝选择放弃东线，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19]。676年唐王朝将安东都护府迁往辽东地区，实际上是在朝鲜半岛采取“退守”的政策。安东都护的内迁实际上就是唐王朝以其自身为中心，在朝鲜半岛构建的东北亚新秩序的失败，也就是说唐高宗并没有试图恢复汉武帝时期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力度，唐高宗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构建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之后新罗也占有了高句丽故地，新罗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在这之后唐高宗想要出兵攻打新罗，通过唐高宗君臣之间的对话我们也可看出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退守”政策，当时侍中张文瓘认为：“其后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兵讨除。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安百姓。”[20]唐高宗听取了张文瓘的建议，放弃出兵新罗。在此之后，新罗实际上完全控制了百济故地与高句丽南部地区。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其实也是唐王朝与新罗双方的势力划分，是唐王朝默认新罗统合朝鲜，将双方的势力范围稳定在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对于唐王朝来说是不可退守的底线，“这条原则显然为双方所接受，故此后只是围绕实际控制线有所争夺外，界限基本固定。”[21]
四、唐高宗对东北亚政治秩序构建的影响
唐高宗试图在朝鲜半岛建立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唐朝也重新权衡轻重，审时度势，把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保持同新罗的友好关系上”[22]。新罗也认识到双方友好往来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唐王朝文化对促进新罗的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唐王朝与新罗的友好往来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对东北边疆地区开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这种发展模式也被后世统治者所继承，这对东北亚地区长期的繁荣和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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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