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女孩咬过的苹果

　　我十八岁参加工作，曾在一个古镇工作过几年。这个名叫半塔的古镇，历史上似乎是有一座古塔的，可惜叫雷给劈了。现在区政府设在镇子上，因此小镇就显得十分繁荣。商铺、机关、各种派驻机构……总之是人来人往，热闹得很。特别是逢年过节，更是人山人海，猪羊狗兔、各种小吃，买卖十分火热。我们的银行营业所就设在小镇的北头，迎街是一个二层小楼，后面一个大院子，住着职工家属。每人一个老婆，生他三四个孩子，因此院中就显得很有生气，妇人的呼叫，孩子的打闹。我就在办公楼的二楼一间顶头的屋子里居住了下来，朝西的窗子正对着这个院子。于是每天就能看到院子里一切活动的情景。
　　我的工作是出纳员。出纳员就是每天面对着一大堆钱数来数去。银行说起来是高大上的行业，里面的人好像都西装革履，其实所干的事是极其琐碎的。比如我，就是每天面对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票子，票子还不是我的。而且这样的行业，都有个师带徒的习惯，或者说有一个师带徒的过程。我刚干出纳，要求我跟一个女的学习点票子。这个女的比我大不了多少，而且长得比较好看，我便很同意拜她为师。她主要教我如何点钞，单指单张，多指多张，说白了，单指单张就是一张一张的点，多指多张就是好几张一点，有三张的，有五张的。你别小看数钱，它也是一个行业的手艺，点好了照样出名。我的师傅就是县里的冠军。我们邻县还有一个省里的冠军。点出名了，还能当省里的“三八红旗手”呢！拿了奖金不说，工资还长了两级。那个女的年龄较大，长得一般，之后找对象就好找得多了。据说刚开始找不到，后来找了个本县在外面当兵的，还是个连长以上的官。你说，这数钱有没有用？
　　师傅抓住我的手教我，如何压掌，如何划挠。压要压紧，划要划稳、划准。她一抓我的手，我立即面红耳赤。那时我还脸红，后来不红了。她对我说：“你还脸红，我还没红呢！”
　　说着她放下手，脸果然就红了。
　　下班之后，我就在顶头的宿舍里，猛读我带回来的那些书。我记得最初读了《前夜》和《父与子》，我读不下去，读几页就爬起来瞎转转，喝点水啊，抽颗烟啊，总之是“磨洋工”，这样一本书要猴年马月才能看完。我一气之下，发明了一种读书方法：那时我还练功（就是玩吊环，在地上打鲤鱼打挺），我便将一根练功的功带钉在椅子上，每每坐下，先泡上一杯茶，之后将功带往腰上一扎，规定读了五十页才能站起来。这样一来，效果就好多了。有时下意识又想站起来，一抬屁股，椅子也跟上了，只好又坐下。
　　营业所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我来不久，即在一棵梧桐树上扣了吊环。有时我五十页读完，也感到累了，就走下楼在吊环上，跟自己玩命，翻上翻下，有时还想做个十字水平，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把自己倒挂在吊环上，看天上的云来云去。这样看云也比较奇特。你别说，换一个角度看风景，就有别样的效果。
　　那个夏天的法国梧桐叶子很大。我有时中午也在那很大很密的树荫下读《包法利夫人》。那个夏天我有时会忽然陷入一种无聊的冥思之中，仿佛一种青春躁动般的冥思。那无边的幻想像那个夏天的云朵一般飘渺不定，变幻无常。
　　在这个镇上，我进行了我的第一场恋爱。我的师傅看我好学，执意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非要把镇上最美丽的少女介绍给我做老婆。于是在一个黄昏，她给我拿来一张照片，是那个时代的一张不大的黑白照片。我刚开始不敢看，先揣在兜里，回到宿舍，再偷偷一个人看。照片的构图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坐在小船的一侧，照片的一角还飘着几缕杨柳丝条，形成一种对称之美。我知道那是南京的玄武湖，可给我印象深的，是那一头长发。那是那个时代的一头长发，那个时代的长发特别黑亮，不知道是不是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有点关联。
　　女孩是镇上拖拉机站站长的女儿，也算是镇上中层干部的子女。她高中毕业被安排在镇食品站工作，也是好单位。在看完照片之后，我和师傅后来还专门到食品站去考察真人，当然我可能也是被考察对象。那个时候的恋爱就是这样的。介绍的人很有耐心，这可能也与小镇的风气有关，当然也可能与空气和水有某种神秘的勾连。
　　我们去的目的是假装买鸡蛋。这也是那时的介绍人惯用的伎俩。既然做假也要跟真的一样，于是鸡蛋当然要真买一些。女孩叫什么来着？我们就叫她小琴吧。小琴的工作就是管鸡蛋。那可不是几十个、几百个鸡蛋，而是整整一屋子鸡蛋，一层一层码着，有一种能升降的铲车，铲着鸡蛋篓子一层一层去码，还是相当机械化的。我们去时小琴在假装捡蛋，就是将一篓子蛋用手过一遍，把有瘪子的坏蛋从好蛋中挑出。
　　见了之后小琴就站起来，拍拍两只手，其实手上也没有东西，于是脸跟着就红了起来。我师傅大方，很有经验，她圆场说，我们来买点鸡蛋，小陈晚上读书累了煮煮吃，增加营养。师傅说完也拍拍手，仿佛就要捡蛋的样子。
　　小琴说，不用，我来。于是就开始给我们捡。她捡那又大又红的。她捡一个，就砸一下，鸡蛋就砸一个瘪子，她捡一个就砸一下，鸡蛋就一個瘪子。我们知道，这一下就是坏蛋了。坏蛋就便宜了，几乎不值什么钱。
　　后来我们就拎着坏蛋往回走，我显得很兴奋，因为小琴的脸实在很好看。她掼鸡蛋的样子，也十分娇美，仿佛鸡蛋这样轻轻一掼，这个动作，是上帝专门为她设计的。
　　小琴对我印象怎么样我不清楚，估计也不坏，因为她后来还专门到我宿舍来玩过一次。如果对我印象不好，她肯定不来玩。这个是常识，我还是懂的。
　　那天她来是黄昏，应该是夏天，因为我记得蝉在死命地叫。我这个人非常讨厌蝉，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丑陋的昆虫，而且叫起来没完没了，是个很不懂得节制的家伙。
　　她来时穿得很单薄，夏天嘛。为了制造气氛，也为了表示诚意，她来之前我特地到街上买了几个苹果。她来之后坐在我床沿上，我则削了个苹果给她吃。她用手拿着，只咬了一小口，就又放下了，之后她一直没吃。我桌上放了几本世界名著，就是《父与子》和《包法利夫人》。我当然是故意放的，作为道具吧，总之和苹果一样，是为了配合气氛。 　　她只坐一会儿，我们并没有多说什么，我只感到自己头硕大无比，快要爆炸了一般。我平时不是这样，而且我这个人不好，就是嗅觉特别灵敏。她那种特有的气息就一直在我的房间。我晕头晕脑，并没有说出什么有趣的话来。
　　她走之后，我还处在晕头晕脑之中。于是我看看那只苹果。苹果都有点锈了，可也不太锈。我都没有用水冲一下，就把那只苹果吃掉了。她咬过的那个地方，我还特别注意了一下。虽然我的嗅觉特别好，可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从此之后，一个残缺的苹果的记忆，留在了我的心上。它不是别的苹果（如流行歌曲《小苹果》），而是我自己的一个“苹果”。

帐帐子

　　国庆假期回县里，住在父母老屋里，虽都有纱门，可是是平房，人进进出出，还是有个别蚊子被带进来，潜伏在暗处，到你晚上睡觉时，便溜出来，嗡嗡嘤嘤往你脸上扑，被咬不说，还干扰得你没法入眠。我跟母亲抱怨：昨晚被蚊子咬个半死！平房不帐帐子，以为纱门管用！
　　母亲笑说：“八月半蚊子死一半，九月半蚊子还像个金刚钻。”她又继续发挥：马上不得吃了，到明年才有得吃呢！它不下死命吃个饱吗。晚上还是把帐子帐起来吧，竹竿子现成的。
　　久违的帐帐子的感觉了。母亲的一句话倒提醒了我，记得小时候，一入夏，大人就要忙着洗帐子——用一个大澡盆，放一大盆水，把帐子放进去，脱了鞋光脚去踩。帐子太大，手洗拽不动。孩子们最喜欢干这个活了，忙忙的跳进澡盆，用小小的脚在澡盆里跳。大人连连大声呵斥：慢点！慢点！看把水泼的！可是孩子们并不理会。水不冷不热，小小的脚，光脚在水里踩，脚下是绵绵的纱，还是蛮快活的。
　　帐子洗好，在一个大太阳底下一晒，就好了。帐子被太阳一晒，脆脆的。一闻，喷香的。好像阳光本身是有香味似的。
　　竹竿是现成的。每年冬天下帐子，都把竹竿收好。来年，用湿布抹一抹，就行了。大人们七手八脚，穿好帐管，爬上床，用细绳四角一扎。不一会儿，便把帐子帐好了。
　　一个冬天都光着的床，忽然变出一个小小的空间来，孩子们兴奋，晚上便早早“拱”到帐子里了。小小的年纪，一个人躲在里面，想一点心思，心中仿佛便有了点忧伤。等到初中时，学校开始抓教育，我们也从疯玩的年龄稍稍懂了点事。在帐子里的床头放几本书，夜深人静时，透过弱弱的灯光，看得津津有味。几个小时下来，心中仿佛集聚了无穷的能量，产生一种盲目膨胀的幸福感觉。
　　参加工作分配到外地。小小年龄，逃离了父母，还是感到了大大的自由，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先是集中到地区培训了半年，之后全部打散，分配到各县，绝大部分又从县里被分配到了小镇上。我们两男一女，一同被分配到一个叫半塔的小镇。我和一个朱姓的男生住到二楼顶头的大间里，女生小沈则在我们边上，门紧挨着我们的门，只隔一堵墙。我和小朱各占一半，床靠住床，而帐子的门反开，正好隔成了两个空间。那时我已喜好上文学。我们可以自由学习，各不相扰。小沈的两个大皮箱，当年还是我和小朱帮着拎上楼的。她整理东西，我们离开了。可是没有过一会儿，她又喊我们，原来是要我和小朱帮她帐帐子。她床上摊的都是女人的衣服，那时我们还年轻，见到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心里跳跳的，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动作都轻轻的，生怕碰到那些衣裳。四根竹竿扎上床腿，之后就要爬到床上，以便支起帐子来，我和小朱在她床上爬上爬下。我们长到十七八岁，还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的在女生宿舍待过，更没有能在人家床上爬来爬去，那种劳动的幸福感觉，使自己身体都变得轻盈，脸上更是泛上一层幸福和羞涩来。
　　晚上三个人一起到食堂吃饭，便显得十分的亲密了。记得小沈还为我洗过一次衣服，衣服白天在院子里晒干，晚上收回去，小沈给折得整整齐齐。她喊我来拿衣服，我进她房间，又是一股亲切而异样的气息。我透过她的帐子，见衣服整齐地叠在那里。她的枕边有一枚蝴蝶水晶发卡和一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将衣服托起，递给我。我捧着，像是捧着一件神圣的东西。我们一起同事了好幾年，她唯独就给我洗过这么一次衣服，所以会深深地记得。
　　实习两个月之后，我被安排在出纳岗位，随一位叫朝霞的女同志学习出纳。朝霞二十来岁，长得小巧俏丽，人极聪明，爱笑。她教我点票子，单指单张，多指多张，她点得极快，而我笨手笨脚，她经常一把抓住我的手，这样，这样……她手滚热，弄得我心痒痒的，很是不自在。
　　半年后，我被临时派到一个叫大余郢的乡划贷款，住在乡政府。去了没几天，一天中午下乡刚回来，正换脚上的泥鞋。听到门口有人喊我，我趿着鞋就往外跑，大门外一望，就见朝霞和小沈两个推着自行车，站在门外，笑嘻嘻的，一头的汗。我一下子惊得跳起来：你们怎么不说一声就跑来？
　　她们推着自行车进来，说，就不打电话！就吓你一跳！
　　我把她们让进屋，倒茶给她们喝，她们说，不喝了。主任让我们来，给你带了一顶新蚊帐，还命令我们俩给你“帐”起来。主任说，小新在下面辛苦，大夏天的，可能还没有蚊帐，乡下蚊子又多，小新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她们把“细皮嫩肉”故意“侉”着讲，模仿主任的口吻，说完“吱”的一声笑了。
　　朝霞一笑，满脸是酒窝，真叫人受不了。
　　找来了几根青竹竿，在院子里，要把竹节给削干净。院子里有几棵大树。一棵楝树，结得满是果子。一棵桑树，歪在那东北角的墙边。她们俩在树荫下，将竹竿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时，朝霞叫小沈去拎一桶水，洗洗竹竿，我站起来要去。朝霞说，你帮我把这一个竹节给削了，还是小沈去提水吧。小沈拎个铁桶走了。这时朝霞往我身边凑凑，对我说，过来，我对你说个话。她神秘的样子，我只得凑过去。朝霞说：哎，小新，我问你，在下面寂寞不寂寞？
　　我正没头脑，就没吭声了。正在这时，信用社会计路仓从大院外走来，没进门就大声说：“朝霞，中午在信用社吃饭，主任安排好了。下午你别走，正好再把我分户账打一遍，总是对不上总账。可能漏记账了，我打了几遍，对不上。换个人，可能一下子就找到了，不是说：‘换人如换刀’嘛！” 　　朝霞脸上似笑非笑，做出不答应的样子：你倒会抓差呢！我还赶回去有事呢。
　　算我求你了，好妹子。路仓翘着小胡子一脸的嬉笑。
　　朝霞丢下手里正抹的竹竿，说，你把小新的蚊帐给帐起来，我就给你核账。
　　路仓假装委屈：啊，这么大的活啊。我的蚊帐还没有人给帐呢！罢了，罢了。我认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否则我才不给他帐呢。他又不是没有手！
　　正说着小沈也提水回来，两只手轮流倒着，把一只鞋的鞋面都给打湿了。边走嘴里还边骂：朝霞真会害人！你这个害人精！尽把苦给我吃，你看我这鞋！你看我这裤子！我还见人不！
　　这时路仓反应倒快，一个大步上去，接了小沈手里的水桶，边拎桶往院里走，边气鼓鼓地说：我又多干了一个活！
　　朝霞和我，手里抓着竹竿，站在大树下，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之后我们大家一起上，捆腿的捆腿，套帐管的套帐管。不一刻，就帐好了。
　　朝霞她们走后，晚上我睡在刚帐好的新蚊帐里，望着密密的帐顶的花纹，想着白天的情景，心里甜滋滋的。想着想着，人也困了，就睡着了。
　　“儿子，来，把竹竿拿去！帐子给你翻出来了！晒晒帐上！”母亲在院子里大声地喊。
　　我“哎”了一声，就走出去，准备帐今天的帐子了。
　　被蚊子咬了几口，却勾起了一些陈年往事。让思绪倒转了一会儿。不过，回思往事，也是蛮甜蜜的。

用花瓣拼个名字

　　我仰望头顶一树的繁花。那花朵非常的素洁。在校园的路灯映照下，自己发出银白色的圣洁的光芒。花下走着三三两两的学生。有女生指指点点，对着那花说话。我不懂她们说些什么，但我知道她们的青春，像这三月樱花一般的青春，映在这美丽的武汉大学的校园里。
　　人的记忆真是一个十分神奇和美好的东西。因为心中那一点点的记忆和怀念，二十年后的这个夜晚，我孑身一人来到这座校园，来寻找那一点点的记忆，恰巧遇到了这花事的季节，和这美丽的樱花。
　　三十年前的五月和九月，我曾在这所美丽的大学住了两个月。也许因为青春，或者心中还没有花的记忆，一切都与焦虑和烦闷有关。因此在这条叫樱花大道的林荫路上，来回不知走了多少遍，可心中没有樱花的记忆。现在想来，大约季节是不对的。樱花的花盛期在阳历的三月，花期也只十天半月，我这匆匆的过客，或者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又何以能懂得这美丽的花事？
　　也许命运眷顾我这样的呆子，这个三月我来到武汉，因心中那一点点的情结，于晚上独自跑来这座大学，却巧遇了这个叫樱花的精灵。说来真是奇怪，这半生我东走西跑，并没能遇到过一回这番樱花的盛事。这个夜我可不是专门来寻花的，却巧遇了这美丽的花儿，难道冥冥中有什么蹊跷，独独安排我在这与她相遇？
　　我似乎是能寻找到一些旧迹的。虽然三十年的记忆已破碎不堪，校园的大门也已面目全非，人们在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学校亦不例外。于是这所具有怀旧气质的大学，也添了许多新的建筑。扩建免不了是要扩建的，于是那些山坡上的树，变成了一幢幢崭新的、颇有现代气息的楼房。怀旧的人总希望事物如他心中一般的旧貌，可是一切终不能是老样子。世事有时候像个孩子，怀旧如同父母，希望孩子永远是那个模样。殊不知孩子总是要成长的，并且会冒出青色的胡须或者成为一个妇人。好在这所曾叫作“国立武汉大学”的名校，还是有相当的眼光和气度，规划对于这所建筑专业出名的大学，显出与众不同的大气和构想。我们不能仅凭想象，让这所古老而现代的名牌大学总是一派仿古建筑，也不能让所有的楼群都掩映在绿树丛中。
　　坦率地说，这许多年来，这所大学像一个情人，总是萦绕在我的梦中。这么多年我虽再也没有踏上一寸这片土地，可只要与人谈起大学，我免不了会说，武大是中国最美丽的大学，具有浪漫情怀，是一个让人跌入这片处所，便想谈一次恋爱的地方。这所环抱于自然山水中的高等学府，它除了让青年吮吸蜜一样的知识，更重要的就是塑造和培养人的气质。如若一个在这片天空呼吸了四年气息的学子，一生中不具有一点点的浪漫情怀，那真是不可想象！
　　我虽不敢以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而自豪，然因自己一點小小的秘密，心中对它仍怀着美好的记忆。我想走遍它的每一个角落，找到那曾经熟悉的地方，以复原自己破碎的记忆。这样的设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化繁为简，似乎从最熟悉的地方开始。我就直奔了记忆中的桂园，想找原来通向东湖边的一个后门。
　　沿着记忆的路往下走，记得那曾是一个下坡，在密密的杂树林子里，它弯曲而又突兀，是当年学生抄近路自己踩下的一条小径。走出小径，立即便热闹了起来，一片宿舍楼立于眼前，于是开水房与食堂便穿插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湖滨食堂，深的原因是食堂的凉拌皮蛋十分好吃。皮蛋与芹菜（芹菜切成寸段）同拌，淋上麻油和醋，配上一瓶东湖啤酒，实在是很妙的。
　　在食堂里吃饭，窗外的风都可以闻到湖水的气味。离食堂往下走不远就是后门，出了后门便是湖边了，眼前便是一片好大的水，极目处有点点山影。这就是东湖了。
　　我们多半是饭后来到湖边，坐在伸入湖中的一个水泥平台上聊天。湖水一阵阵的浪声，极有规律。眼前是漆黑的夜，或者天上还有些星星，巨大的天幕映照着湖水，人语窃窃;或有一只木船在远处水面，就见到船只划破水光的影子，船桨有些欸乃的碎声。
　　记得有一回，月亮特别亮，应该是近中秋了吧。我们买了啤酒和锅巴（东湖啤酒和太阳牌锅巴），有人竟从食堂带了凉拌皮蛋，一群四五人，坐在平台上喝了起来。忽然有船过来，其中一人便喊：“船家，能不能载我们一程……”那船摇了过来，便有人站着交谈。大约给了几块钱，我们几个上了船，一会儿船便来到湖心。远处漆黑一片，近处水光泛漾，天上一个极大的月亮，船舱之中清澈如明，仿佛月光专门为我们而照。大家喝着啤酒，真是扣舷而歌，忽有一种飘飘入仙的感觉。三二女生，轻轻吟唱，声音仿佛自远处而来。其中一位，人十分乖巧，她来自江南，其清丽亦如江南景致。她会诗善文，记忆力极好，聪明智慧，实在过人，让人不得不心生怜爱。她并不喝酒，也劝我们少喝。可我竟如受了神灵的蛊惑，自将喝了起来，斜卧船头，边喝边歌。那一回，我真的醉了。那是一种透明的醉，一种轻盈飘浮的醉，又仿佛心中有某一个愿望，为那个愿望而醉了。 　　可是这一回我竟不能如愿。我在那些树丛的路影下不知何往。我走向其中一条，倒是有些像那个曾经的下坡，只是原來那密密的杂树林似不见了。我用心指明着往前走，还真找到了湖滨的食堂，可再往下走，那湖边原来简易的铁门已不在，砌了新的门楼，装上了现代化的门禁了。
　　我走到湖边站了站。湖边是一派现代化的样子，也是人声鼎沸了，各处灯光闪耀着。这已不是我要的湖滨了，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遥远的湖滨了。
　　一切最终是要过去了。你想留住月岁的轮廓，而它能给你的，也只是吉光片羽。我回到了校园的樱花道上，远处也只是有三三两两的黑影晃动。我仰望着那高大的一树又一树，繁花的洁白像梦一样的薄而淡。一阵风来，在夜色下，那些梦一般的透明而薄的花瓣落在了半空，又袅袅曳曳飘落于地面。我捡起几片，托在手中，又仿佛托着轻盈的一个梦。
　　我忽然心中一动，何不用花瓣，拼出一个名字，那个不能说出口的名字。于是我蹲下，捡拾起那薄而透明的一片片，小心地、一瓣一瓣去组合。风不似很大，可一阵阵的，对这绢一般轻的生命来说，何以能承受。我刚拼了一个字，一阵小风来，又吹乱了。我又重新拼排起来，对于这样的工作，我是虔诚如婴儿的。我极有耐心，好不容易要拼好，又是一股小风，花瓣便散乱开来……
　　我成功了。我很开心，尽管只一会儿。我望着那个名字。我用这个叫樱花的精灵，拼出一个心中的名字，这好像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
　　那个名字离我很近，又离我很远。我的眼中似含满了泪花。

黄鱼车

　　黄鱼车是杭州的说法，因为我在杭州曾坐过。在我老家则叫作三轮车，北京更具体，叫平板三轮。当然它们形制上是有差别的，也有精制和粗砺之分。
　　我很小就会骑这种三轮。七八岁在县里，我很顽皮，什么都要试一试，有一年在县委会堂门口（是一个广场），玩人家停在那里的拖拉机，结果把人家拖拉机弄跑起来了，而且是个下坡，差点惹出大祸。至于三轮车根本不在话下，我的邻居有一位拖三轮的，家里有一辆人力三轮车。他的孩子经常骑出去送人，我们跟在他后面，很快学会了。这个东西，没有骑过的人还真骑不好。它和自行车正好相反，自行车的把手和车身是一体的，身体的倾斜可以带动车子的方向，而三轮则完全不同，它的龙头完全靠脑—手摆布，龙头和车身是分离的（感觉上）。这也只有骑过的人才有感受，说是说不清的。不会骑，坐上去，没有一会，人就斜在了车上，嘴里还“哎，哎哎哎”，很快就掉了下来。
　　到了成人，我出去上学，在地区金融学校读书。我们那个地区，在淮河以南，民风特彪悍，喜酒。我们学生，也难免不受其影响，首先学会了猜拳，同学之间，洗碗猜拳，买饭猜拳，赌香烟猜拳（输了一根烟），反正无所不能。有一回我们出去喝酒，一个同学喝多了，在酒桌上就已经吐了（猜拳他尽输）。被同学扶了回来，睡到半夜，竟又是一阵狂吐，这一次吐的不是酒，而是血，紫色的黏稠的液体。同学慌了，说“男子血如精，女子血如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吓得一个宿舍的人，都起来了，要马上送他到医院，可是半夜三更，在三十年前，怎么可能有车呢！于是同学拖出我们食堂平时买菜的三轮，把该同学扶上坐下，可是全班同学中，没有一个会骑的。推着走，都走不好，没走几步，就歪了，原地打转。这时我出现了，我自告奋勇，说我会骑。同学马上让开一条道，我凭着童子功，上去就骑得很好，同学们一阵喝彩，便出发了。
　　我骑在车上，拖着我吐血的同学，后面跟着十几个陪同的同学，在深夜的城市街头，迅速前行。同学们围着我的三轮小跑，我在夜空下深弯着腰猛踩着三轮，自豪而严峻。我当时脑海中出现画面：战争电影中，溃败的军队撤退，混乱的场面中，尘土飞扬，就见那一辆辆坦克在尘土中穿行，坦克的四周，都是戴着钢盔的、小跑着的士兵……
　　若干年后，我到北京工作。一回一位同事从上海来了一位朋友。朋友很忙，无暇陪她在北京游玩，便指派我陪同。这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性，又是在正好的年龄。我陪她先后游玩了颐和园和故宫，还一起吃了台湾菜。最后一天，到天安门广场，游玩了广场，临走时我忽然心血来潮，要请她坐三轮车绕广场一圈。那时北京有一种三轮，专门载人。我和骑三轮的师傅谈好价钱，三十块钱，绕广场一周。我和女士并排坐在后面，三轮狭小，两人挤在一起。那时我才三十出头，而女士才二十多点，我们一副幸福的样子。坐在车上，小风徐来，目中是如蚁的游人，远处是辉煌的建筑，头顶上是广阔的蓝天。师傅骑到一半，我忽然高起兴来，也可能被她的美丽所激发，要师傅给我骑一骑，师傅当即同意，于是他便下车，坐在了女士身边，而我骑上三轮，一路就飞奔了起来。师傅还一个劲地叫我“您慢些哪，您！”，后来他见我骑得很好，也不再说了。
　　我在京城的天安门，骑着三轮，后面载着一位美人，那个感觉，就像是在低空滑翔。我虽读书不多，但也知道几个中外神仙：三太子哪吒、美猴王孙大圣、战神阿瑞斯……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大约就是这几位神仙吧。
　　骑到终点，我一身微汗，女士直夸我：“侬真来塞，侬真来塞！”我那个感觉还没有从天上下来，师傅说话了：“您哪！一百！”
　　我正掏钱，以为听错了，不是说好三十么？我说：“三十。”
　　师傅说：“一百！”
　　我疑惑了：“不是谈好了么？三十元么？”
　　师傅说：“咱骑三十，您哪！就一百。”
　　我说：“为什么呢？我出力了，钱还多了？”
　　师傅说：“您哪！那叫体验，要是老外，还得是美元呢……”
　　我傻了，没办法，只得乖乖地掏出一百元给他。虽给了钱，心下却不服：奶奶的！这叫啥事！我骑他坐，身边还有美人陪着，我不但没少给钱，还多给了几十元，这叫啥事！
　　可嘴里还不能说，哑巴吃了黄连——自己受着吧。

两只雀儿

　　在老家陪伴父母二十多天。自离开家乡到外面工作，几十年来，是第一次陪伴父母这么长时间。过去最多也就是三五天，还都是在春节期间。 　　起因是这次父亲体检，查出身体的一个指标不对，接着往下检查，医生却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儿子哪？问得人心里毛咕咕的。父亲说，在外面工作。怎么讲？你对我说。医生说，等你儿子回来吧。于是我母亲紧张了，打电话叫我回来看怎么回事。
　　我一到家就直奔医院，医生直接告诉我，可能是前列腺癌。根据片子看，十有八九，不过要确诊，还要进行穿刺，之后病理切片，才能最终确定。
　　于是我便留在了家里，各种检查、灌肠、穿刺、等病理报告，又到外面大医院复诊了一次，来来去去，七搞八弄的，一待就是二十多天。终于还是确定了：腺癌。就这简单的两个字。
　　医院单子刚出来时，我对医生说不要告诉我父亲，只说还没有出来。父亲天天往医院跑，问结果何时能出来。左问没有右问没有。父亲本来性子急，就同医生吵，回到家里也烦躁，冲我们乱吼。待复诊回来，从大医院直接拿到了结果，父亲反平静了。那一天他屋子里的灯一直亮着。我到院子里倒水洗脚，透过窗子玻璃，看见他清瘦的身影，在灯光下走来走去。那清瘦的影子，也在窗玻璃上晃来晃去。第二天早上吃早饭，他从屋子里出来，往餐桌上丢下一张纸，是给我看的。我拿起一看，是他写的几句顺口溜，或者说是一首诗：
　　精神不害怕，
　　运动正常化。
　　何去何从尔，
　　泰然天地大。
　　父亲今年八十三岁，身体还是不错的。用我妈的话说，能吃能睡，不疼不痒。他多年在基层工作，多与农民打交道，过去当公社书记，经常带领农民挑河修坝，总是走在前面。一次低血糖犯了，直接一头栽到塘里去了。因此他的性格，也多像中国的农民，豁达开朗，遇事想得开。
　　我和当医生的表弟为他研究治疗方案，各种建议也是五花八门——说治吧，八十多岁，开刀这样的大手术，之后放疗化疗，生活还有什么质量？说不治吧，明明知道了这个病，不治，情理上说不过去。是大治还是小治，怎么样是合理的，心中十分纠结。
　　我老表毕竟是三十多年的医生了，他听了同学给他的各种建议，迅速进行归纳总结，对比优劣，而且老表还风趣，说，癌症这种病，三分之一是吓死了的，三分之一是治死了的，另外有三分之一，才是病死的。最后老表拍板，还是保守治疗，打针吃药。
　　决心下下来了，心里也就踏实了，否则心一直悬着。父亲听了我们的方案，心里也挺高兴，之前他虽然说“精神不害怕，运动正常化”，但治总归还是要治的，怎么治，不定下来，他也不踏实。现在听了我们这个方案，他认为可行，心也放下了。
　　问题解决了，他便催我回去上班。
　　初冬雾大。我想就迟一点走吧，早晨还赖在床上没有起来，就听父母在院子里对话。父亲说，我到门口工地看看啊！门口正在修一个什么工程。
　　母亲没听清，问，你到哪块（哪里）去啊？
　　我到门口工地看看，过去跑惯了的，喜欢到工地上去看。
　　他出去跑了一会儿。院子里安静了，就听到母亲在院子里走路的踢踢踏踏声。
　　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对母亲说：那边那棵树上，不知什么时候搭了个雀子窝，不知是斑鸠还是喜鹊。
　　母亲说，怪道常听到“白果果”叫。我们此地叫斑鸠为“白果果”。
　　父亲说，是“白果果——果——”他模仿斑鸠的叫声。
　　母亲说，还有一个声音，它能喊出至少三种声音。母亲又补充说：“好玩呢。”
　　他们又说，那边院子里的树上竟有一个雀窝。我一听，心中好奇，就提着衣服跑出来看，哪里有雀窝？父亲一指天空，我就见到在邻居的院内，一棵高大的树上，在树的顶上有一个好大的雀窝。
　　我看了一下，又提着衣服回屋了。
　　就听父亲继续在院子里说，过去树叶子挡着，看不见。现在叶子落光了，它露出来了。
　　母亲说，那个树上好像飞的是喜鹊，长尾巴，灰色的。有时两三个蹲在树杈子上。
　　那是个什么树啊？母亲又问。
　　父亲说，杨树吧。过去都是这种大叶杨。
　　母亲说，那个雀子好玩呢，抱窝，小雀子还没抱出来，它就飞跑掉了。
　　……
　　我听父母在院子里大声谈论着。心中忽然一动，他们不也是两只老雀子，几十年来，互相陪伴。可是其中的一只，终是要先飞走了的。
　　我坐在床上，继续听他们谈下去。我喜欢听他们这样的闲谈。

飞机上的一个姑娘

　　在飞机上，遇到一个姑娘，她的脸蛋、眉眼都非常漂亮，笑起来一脸的快乐和青春，看了心里欢喜。她在我的前面几排给客人倒饮料和茶水，轻言慢语，满脸快乐甜蜜的笑，我一直就抬头看着她。看着她快乐、从容，又极其有条理的忙来忙去。她手指纤长，一会儿橙汁，一会儿茶水，一会儿低头问这位客人，一会儿侧身问那位客人。我见她手上戴了小巧的银色戒指，戒指戴在无名指上。她推车走到我的座位前时，我指着她给我递茶的左手的无名指说：
　　“你有戒指戴在这了？”
　　她说：“不就应该戴在这吗？”
　　我指着她的中指：“应该戴在这。”
　　她听懂了，笑着说：“結婚啦就戴在这啦！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我马上接话：“是老几上幼儿园啦？”
　　她笑着说：“就一个。”
　　她推着一车的饮料和茶水到了另一排，我转头说：
　　“小王，你笑起来特别漂亮，马上叫深圳的那个科学家按照你的样子造它几千个。”她胸牌上有名字，她叫王蕾。
　　她又甜蜜地笑着：“谢谢。谢谢。”
　　这几天，正有一个大新闻，说一个深圳的科学家用基因排序的方法，直接造出了两个婴儿。
　　过一会儿，又送餐了。小王又推着餐车过来，从第一排，一个个地问：“先生，您是要猪排饭还是鸡丝面条？”有要饭的有要面的，她一个一个地配上面包、小菜和餐具送上。
　　她将小车推到我跟前时，她问：“要吃什么？”对我的态度明显更亲切了些。 　　我说，现在吃还太早了些。我看了一下手表，四点二十分：“五点可以吗？”
　　她说，要是现在不吃我把你的放到保温箱里去。可是五点来不及啦。五点飞机已经下降，小桌板都要收起来啦。
　　我说：“要么，那就吃了吧。吃米饭。”
　　她给我端过来餐盘。
　　吃完饭，我想喝点茶，正好一位年长些的空姐过来，我说：
　　“要一杯茶可以吗？”
　　她和蔼地说：“可以，稍等。”
　　她转过身来，小王已经开始第二次的茶水服务了。她让小王给我倒了一杯茶水送来，我低声问小王：“我的手机可以在你这充一会儿电吗？已经快没有电了，只有6%了。”
　　她说：“不行。飞机上的电源和地面上的不一样。我们只有给吸尘器充电的电源，怕把你的手机充坏了。”
　　我说：“那只有下飞机到机场大厅充了。否则接我的人找不到我了。”
　　她说：“候机大厅应该有的。”
　　我说，可是我是出站啊。我想一想说，应该有的，充十分钟就可以了。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小王来来回回服务，坐在我边上的一个老者一直在睡觉。飞机因大雾误了一会儿，刚开始时，小王就过来轻轻地对他说过一次：“局长，我们机长说十分钟就飞。”
　　那花白头的老者点点头。我不知道这老者是个什么人。因为我们中间的那个座位一直空着，不知是因为他的原因，这张票不卖，还是巧合，这个座位的客人误机了。我推想，也许就是因为他的缘故，这个座位才空下来的。我们本来就是商务舱，这一下更舒服了，身边没有了一个胳膊蹭来蹭去，这就是头等舱的待遇呀。
　　过一会儿老者醒了。他倚在窗边，一直不吭声，将两只脚上的皮鞋，一只插在一边的椅子缝里，一只搭在这一边的椅子磴上。我想，這个动作想必是舒服的。
　　见老者醒了，小王走过来，将刚才老者睡觉时她放在小桌上的一张卡片给拿走了（这张卡片是干什么的？前面我忘了拿起来看一看了），她低下身问老者：
　　“局长，刚才您睡觉，您现在需要喝点什么？还需要什么吃的，我给您准备。”
　　老者说：“喝点茶吧。”
　　小王又说：“给您一点点心？”
　　老者点头。
　　不一会儿，小王送过来。老者拿起茶水，慢慢地喝完了。点心并没有吃，而是将点心盒放到那个空座上了。
　　不一会儿，那个年龄稍大些的空姐又过来，还是那个话：
　　“局长，刚才您睡觉，您现在需要喝点什么？还需要什么吃的，我给您准备。”
　　我则笑着代局长回答了：“已经喝过了。吃的也有了。”
　　这位空姐说：“你们是一起的吗？”
　　我说，是，我是他的警卫。
　　她说，噢，两位一起到大连是吧。
　　这个飞机从海口起飞，经停南京，再飞大连。
　　我说：“我到南京。”
　　那个空姐笑了：“骗我。”
　　我说，我只负责一段，我负责到南京。
　　“谢谢。”她笑起来，转身走了。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