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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不能提高其国外技术吸收率和国内创新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在今后10年里将低于6.5%的目标，甚至可能低于5%
30年来，中国经济以近10%的速度增长，翻了16倍。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35%，因此，人均GDP增长了12倍。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扶贫：40万-60万人脱离了贫困，当然，也要看“贫困”的准确定义是什么。这些家庭，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子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生活选择。这种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如果在1980年时预测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可能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都不会相信他们将生活在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里。然而，这却变成了现实。
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它还会继续增长吗？本文讨论了推动增长的七个因素，不过其中六个将消失或衰减，而且这些变化是基础性的变化。这代表今后10年内，中国经济或将出现大幅下滑，虽然这必将引起各方关注，但不应将其看作是政策的失败。虽然可能有失败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下降本身并不意味着失败。
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传统增长着眼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因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扩大）、资本存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包括所有其他要素）。许多研究都表明，在1978年之后的时期，资本积累在增长中占最大份额，而劳动力增长只占10%-20%，这说明全要素生产力显著提高。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采用了不太正式但可能更易理解的方式，讨论了7个因素。
第一，经济资源分配原则的重大变化——从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包括政府指导的生产配额和大量的配给供应）转变为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家庭和企业逐渐根据价格做出消费和投资决定，受产品供给影响很大，也受劳动力和资本影响）。国内价格越来越与世界经济市场上的价格挂钩。
第二，由之前的实际隔离变为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鼓励出口，最初是在享有税收和制度优惠的经济特区，后来扩大到更广范围。与日韩相比，中国鼓励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一部分针对经济特区，一部分也针对国内市场，最初通过合资形式，后来通过外商独资的国内企业来投资。鼓励出口和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最开始是为了增加稀少的外汇，也是为了引入国外技术（包括营销和管理）。
第三，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华侨，他们知晓该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早期可作为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沟通的桥梁，把各种在美欧畅销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经验带到中国，而且，他们也熟悉各种营销渠道，以及其他成功开展外贸的技术技巧。最初的经济特区投资，大部分都是由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一些海外华人团体进行的。
第四，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工作年龄段（15-64岁）的中国大陆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出现大幅增长，从1990年的66%提高到2012年的74%。如果增长的这部分人口能够得到有效雇佣，这将提高GDP总水平和人均GDP。当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为这种巨大“红利”做出了贡献。
第五，劳动力从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对所有最初以农业为主的贫穷国家来说，这都代表着一种重大发展。除种植和丰收季节外，农业生产率都很低。因此，农民工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会提高GDP。在1980年，中国70%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而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降到了30%以下，这表明40%（目前还在继续增长）的劳动力脱离了农业。根据当时的数据估算，仅这一转变就占了每年GDP增长的1.1%-1.3%。
第六，与国际标准相比而言特别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在某些年份接近GDP的一半。有些投资是由国企进行的，有些是由地方当局进行的。但大部分还是由新获准的非国有实体——在资源分配新规定下，先是村镇企业，再是私有企业（包括外企）——开展的。截至2012年，65%的工业投资都是私企开展的。其中，许多投资都伴随着非农业劳动力（上文因素四和五）的快速增长，并投入到了新的改善性住房中，推动了城市劳动力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不过还有许多也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中，有些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下水道、道路、照明、交通），有些是港口、机场和城际交通（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
第七，教育。20世纪50年代，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向所有中国青年人提供免费的初等教育，包括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使其具有最基本的文化水平。这一决策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更多青年离开农村，去普通工厂就业：他们至少有最基本的读写能力，去学校受过定期教育和老师的教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免费公共教育扩大到九年义务教育。中学和大学也开始扩招，截至2016年，约30%的青年人在接受大学教育，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数字仅为2%。因此，这段时期，新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基础教育水平比大多数贫穷国家都高。
这些便是经济改革30年来推动中国实现高增长的主要因素。当然，技术进步，主要是吸收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些作用也体现在上述因素之中：海外投资（跟随投资进入的先进经验）、海外华侨的贡献、高投资率，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包括外国公司的培训）。
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七个因素是否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不能，会有其他合理的替代因素吗？然而，不幸的是，除教育以外，另外六个因素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让我们挨个分析一下。
中国正转向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过依旧存在一些例外情况，特别是银行业、石油业和电信业，所以还仍待继续努力。但是，作为未来增长的一个根源，资源分配规则的进一步改革，尤其是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可能会比20世纪80和90年代时更受限制。
外商直接投资继续流入中国，仅次于美国。一些现代技术也将随之流入，其对未来增长的贡献可能与过去类似。但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外贸，未来贡献必定更加有限。以美元计算，在1980-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口以每年17%的非凡速度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通过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一个经济小国可以比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种事情在中国不会再发生：出口增速必须大幅放缓到与世界经济增速大致相当——大概每年5%-7%，以美元计算（包括一点通货膨胀）。出口不再是拉动中国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 海外华人依旧很重要，但不再是一个增长要素。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已学会如何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
2012年，当工作年龄段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达到顶峰时，人口红利就要结束。现在预计这一比值将下降，开始下降得比较慢，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下降速度将会逐渐加快，并随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而回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水平，虽然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转向“两孩”，出生率随之提高，但老龄化依旧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预计将从2010年的35岁提高到2040年的47岁——不寻常的老龄化速度，仅次于韩国。
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已降到全部劳动力的30%以下，但按工业化国家标准来说，依然很高。所以这个因素未来还会继续对增长做出贡献。但是，最具流动性的农民工已经离开农村，农村成年人的平均年龄也在快速提高。此外，土地所有制和城市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村家庭完全放弃他们的农田，因为如果那样，土地可能会被重新分配给其他农业家庭。从这两方面来说，劳动力离开农业虽然也还在继续，但规模可能不像过去那么庞大，因此，对增长的贡献也更低。而且，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得到提高，而且还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减少了这种劳动力重新分配对GDP的贡献。
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政策想“重新平衡”经济，从依赖出口和投资向更加依赖公私消费转变，即降低投资率。在投资能继续推动生产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增速。此外，投资回报率——特别是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和国企投资——在过去10年里也已下降，即便是较高的投资水平也会不如之前对增长的贡献那么大。因此，从这两方面来说，投资率（相对GDP而言）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预示着对增长的贡献不如从前。
因而，与之前（即1978年后）的改革时期相比，这六个因素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将变小，而且越来越小。这些都是基础性变化，并没有受到政策影响，所以中国未来增长的下降不应归咎于政策失败。鉴于中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扩张，第七个因素——教育，对增长的贡献至少与过去持平，前提是这些新受教育的成年人能找到发挥他们作用的工作。
中国这一届政府意识到了这些放缓因素，提出了7%左右的“新常态”增长，低于历史上曾实现过的9%-10%。这是一次调整公众预期、降低增速的尝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的五年平均增速为6.5%。中国政府也在强调“创新”作为未来增长动力的重要性，并以多种方式鼓励创新。现在判断未来增长是何种情况还为时过早。中国的教育体制强调死记硬背和答案的唯一性，不利于创新。我们不能期望在今后几十年里，美国的创新对其人均增长的贡献每年超过0.9%。虽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不在技术前沿，但通过继续引入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可能会超过美国的这一贡献率。
在估算未来增速的时候，操作性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提高它的国外技术吸收率，同时，提高国内创新水平。如果不能，中国的增速预计——即便没有任何重大政策失误——在今后10年里将低于6.5%的目标，甚至可能低于5%。因此，虽然每次增速降低都会引起各方关注，但这种降低不代表政策失败，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需要了解这一点。
（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王艺璇译）
30年来，中国经济以近10%的速度增长，翻了16倍。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35%，因此，人均GDP增长了12倍。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扶贫：40万-60万人脱离了贫困，当然，也要看“贫困”的准确定义是什么。这些家庭，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子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生活选择。这种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如果在1980年时预测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可能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都不会相信他们将生活在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里。然而，这却变成了现实。
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它还会继续增长吗？本文讨论了推动增长的七个因素，不过其中六个将消失或衰减，而且这些变化是基础性的变化。这代表今后10年内，中国经济或将出现大幅下滑，虽然这必将引起各方关注，但不应将其看作是政策的失败。虽然可能有失败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下降本身并不意味着失败。
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传统增长着眼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因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扩大）、资本存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包括所有其他要素）。许多研究都表明，在1978年之后的时期，资本积累在增长中占最大份额，而劳动力增长只占10%-20%，这说明全要素生产力显著提高。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采用了不太正式但可能更易理解的方式，讨论了7个因素。
第一，经济资源分配原则的重大变化——从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包括政府指导的生产配额和大量的配给供应）转变为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家庭和企业逐渐根据价格做出消费和投资决定，受产品供给影响很大，也受劳动力和资本影响）。国内价格越来越与世界经济市场上的价格挂钩。
第二，由之前的实际隔离变为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鼓励出口，最初是在享有税收和制度优惠的经济特区，后来扩大到更广范围。与日韩相比，中国鼓励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一部分针对经济特区，一部分也针对国内市场，最初通过合资形式，后来通过外商独资的国内企业来投资。鼓励出口和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最开始是为了增加稀少的外汇，也是为了引入国外技术（包括营销和管理）。
第三，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华侨，他们知晓该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早期可作为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沟通的桥梁，把各种在美欧畅销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经验带到中国，而且，他们也熟悉各种营销渠道，以及其他成功开展外贸的技术技巧。最初的经济特区投资，大部分都是由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一些海外华人团体进行的。
第四，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工作年龄段（15-64岁）的中国大陆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出现大幅增长，从1990年的66%提高到2012年的74%。如果增长的这部分人口能够得到有效雇佣，这将提高GDP总水平和人均GDP。当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为这种巨大“红利”做出了贡献。
第五，劳动力从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对所有最初以农业为主的贫穷国家来说，这都代表着一种重大发展。除种植和丰收季节外，农业生产率都很低。因此，农民工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会提高GDP。在1980年，中国70%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而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降到了30%以下，这表明40%（目前还在继续增长）的劳动力脱离了农业。根据当时的数据估算，仅这一转变就占了每年GDP增长的1.1%-1.3%。
第六，与国际标准相比而言特别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在某些年份接近GDP的一半。有些投资是由国企进行的，有些是由地方当局进行的。但大部分还是由新获准的非国有实体——在资源分配新规定下，先是村镇企业，再是私有企业（包括外企）——开展的。截至2012年，65%的工业投资都是私企开展的。其中，许多投资都伴随着非农业劳动力（上文因素四和五）的快速增长，并投入到了新的改善性住房中，推动了城市劳动力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不过还有许多也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中，有些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下水道、道路、照明、交通），有些是港口、机场和城际交通（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
第七，教育。20世纪50年代，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向所有中国青年人提供免费的初等教育，包括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使其具有最基本的文化水平。这一决策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更多青年离开农村，去普通工厂就业：他们至少有最基本的读写能力，去学校受过定期教育和老师的教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免费公共教育扩大到九年义务教育。中学和大学也开始扩招，截至2016年，约30%的青年人在接受大学教育，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数字仅为2%。因此，这段时期，新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基础教育水平比大多数贫穷国家都高。
这些便是经济改革30年来推动中国实现高增长的主要因素。当然，技术进步，主要是吸收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些作用也体现在上述因素之中：海外投资（跟随投资进入的先进经验）、海外华侨的贡献、高投资率，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包括外国公司的培训）。
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七个因素是否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不能，会有其他合理的替代因素吗？然而，不幸的是，除教育以外，另外六个因素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让我们挨个分析一下。
中国正转向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过依旧存在一些例外情况，特别是银行业、石油业和电信业，所以还仍待继续努力。但是，作为未来增长的一个根源，资源分配规则的进一步改革，尤其是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可能会比20世纪80和90年代时更受限制。
外商直接投资继续流入中国，仅次于美国。一些现代技术也将随之流入，其对未来增长的贡献可能与过去类似。但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外贸，未来贡献必定更加有限。以美元计算，在1980-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口以每年17%的非凡速度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通过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一个经济小国可以比世界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种事情在中国不会再发生：出口增速必须大幅放缓到与世界经济增速大致相当——大概每年5%-7%，以美元计算（包括一点通货膨胀）。出口不再是拉动中国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 海外华人依旧很重要，但不再是一个增长要素。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已学会如何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
2012年，当工作年龄段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达到顶峰时，人口红利就要结束。现在预计这一比值将下降，开始下降得比较慢，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下降速度将会逐渐加快，并随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而回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水平，虽然中国现在的人口政策转向“两孩”，出生率随之提高，但老龄化依旧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预计将从2010年的35岁提高到2040年的47岁——不寻常的老龄化速度，仅次于韩国。
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已降到全部劳动力的30%以下，但按工业化国家标准来说，依然很高。所以这个因素未来还会继续对增长做出贡献。但是，最具流动性的农民工已经离开农村，农村成年人的平均年龄也在快速提高。此外，土地所有制和城市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村家庭完全放弃他们的农田，因为如果那样，土地可能会被重新分配给其他农业家庭。从这两方面来说，劳动力离开农业虽然也还在继续，但规模可能不像过去那么庞大，因此，对增长的贡献也更低。而且，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得到提高，而且还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减少了这种劳动力重新分配对GDP的贡献。
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政策想“重新平衡”经济，从依赖出口和投资向更加依赖公私消费转变，即降低投资率。在投资能继续推动生产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增速。此外，投资回报率——特别是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和国企投资——在过去10年里也已下降，即便是较高的投资水平也会不如之前对增长的贡献那么大。因此，从这两方面来说，投资率（相对GDP而言）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预示着对增长的贡献不如从前。
因而，与之前（即1978年后）的改革时期相比，这六个因素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将变小，而且越来越小。这些都是基础性变化，并没有受到政策影响，所以中国未来增长的下降不应归咎于政策失败。鉴于中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扩张，第七个因素——教育，对增长的贡献至少与过去持平，前提是这些新受教育的成年人能找到发挥他们作用的工作。
中国这一届政府意识到了这些放缓因素，提出了7%左右的“新常态”增长，低于历史上曾实现过的9%-10%。这是一次调整公众预期、降低增速的尝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的五年平均增速为6.5%。中国政府也在强调“创新”作为未来增长动力的重要性，并以多种方式鼓励创新。现在判断未来增长是何种情况还为时过早。中国的教育体制强调死记硬背和答案的唯一性，不利于创新。我们不能期望在今后几十年里，美国的创新对其人均增长的贡献每年超过0.9%。虽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不在技术前沿，但通过继续引入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可能会超过美国的这一贡献率。
在估算未来增速的时候，操作性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提高它的国外技术吸收率，同时，提高国内创新水平。如果不能，中国的增速预计——即便没有任何重大政策失误——在今后10年里将低于6.5%的目标，甚至可能低于5%。因此，虽然每次增速降低都会引起各方关注，但这种降低不代表政策失败，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需要了解这一点。
（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王艺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