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纪录片电影节（OXDOX:MK）前天在牛津落幕，美国导演Frank Popper的纪录影片《史密斯先生能否到华盛顿》(Can Mr. Smith Get to Washington Anymore)获得最佳长片奖，中英合拍的《幸运的藏羚羊》获得最佳短片奖，中国导演门晓燕前来领奖，还有一个最佳学生影片奖颁给了英国的一个学生导演。
　　


　　美国纪录片导演弗兰克50多岁，做独立纪录片已经20多年，至今仍然坚持独立制作，《史密斯先生能否到华盛顿》就是他自己花钱自己拍自己剪的。《史密斯先生》拍的是美国一个叫史密斯的年轻人竞选议员的故事，和很多美国叙事体例的纪录片一样，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个通俗剧，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和一群比较有趣的人克服重重困难做了一件有趣的事的故事，除了叙事和塑造人物之外，并无太多可阐释之义。去年这个片子在美国电影学院和探索频道联合搞的一个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最受观众欢迎奖，应该说这个奖比较适合这个片子，它确实很好看也符合西方尤其是美国观众的趣味，但它显然不可能得到学院奖，从视听的角度讲质素显然不够。
　　《史密斯先生》这样只靠剧情取胜的纪录片能在牛津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大奖多少出乎我的意外，因为这次电影节上显然有比它水准更高的作品，比如《Invisible》,两者在专业程度上和表达的深刻程度上都有很大差距。但高深的《Invisible》没有获奖，通俗的《史密斯先生》却获奖，这让我越发对牛津纪录片电影节的专业程度感到质疑。获最佳短片奖的《幸运的藏羚羊》也是一样，只是一个入门级的纪录片（甚至入门也入得不太好），讲的是可可西里的政府方面如何保护藏羚羊，完全是正面宣传，还加了很多水准较低的解说词，比起多年前中国导演彭辉拍的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题材的《平衡》，实在差了很多个层级。而它之所以能获奖，我想首先在于有英方的投资和制作，另外也在于它切合了这次电影节的环保主题，还有可能是在于西方观众对可可西里的猎奇心。
　　说牛津纪录片电影节不专业其实一点也不过分，在颁奖典礼上也出了一个低级错误——颁给美国导演弗兰克的奖杯上写着的并不是最佳长片奖，而是最佳学生作品奖，而最佳长片奖的奖杯则给了英国的学生。电影节颁奖把奖杯颁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电影节主席马大姐对此的解释是奖杯上的字刻错了，个头最大的奖杯写的是最佳学生作品奖，个头最小的奖杯写的是最佳长片奖，考虑再三她还是决定把个头最大的奖杯给弗兰克。老弗兰克对此哭笑不得，自己都五张了还给他个最佳学生作品奖！不过老弗兰克人很好，他并不打算找电影节换奖杯，他觉得留着这个奖杯挺有纪念意义。
　　我们几部中国纪录片在这次电影节都只是做特别放映，不参加评奖，俄罗斯著名纪录片导演维克多的作品以及欧洲几国合拍的《星球》也是只做特别放映，不参加评奖，如果这些片子都参加竞赛，恐怕老弗兰克连最佳学生奖都拿不到了。
　　


　　揶揄归揶揄，老弗兰克人还是相当不错，拍了二十来年的独立纪录片还安贫乐道实在不容易。后来他跟我说他的妻子为他付出了很多，他也花了很多妻子挣的钱来拍纪录片。我说那你应该请你妻子来出席电影节，老弗兰克说过些天他要去法国参加一个电影节，届时他的妻子就会到场。
　　总是说牛津电影节的不好也可能有些对不住电影节主席马大姐，因为她对我们几个中国纪录片导演很不错，每天好吃好住招待着，还领我们去莎士比亚故居之类的地方游览，同时还操心我们的机票，为我们做司机……要知道马大姐已经50多岁了，电影节期间一直跑前跑后张罗，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我以前一直认为马大姐做事不靠谱，现在倒觉得恐怕是因为她太忙了，所有电影节的事务都事必躬亲，而且她也相当好心，别人有求于她她肯定答应，至于办不办得到恐怕就不是她能控制的了。而且英国人整体都给我们不靠谱的印象，比如把奖杯的字刻错了，片子放到一半突然没图像了，影片放映中调整宽高比之类。今天在伦敦机场办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又在顾亚平的登机牌上写上了我的名字，然后又花了二十多分钟时间修改这个小错误。我和顾亚平在机场柜台前面面相觑，只说出一句话：
　　 I服了U，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