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过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王巍语）。回溯70年前，1950年10月开始的辉县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有学者评价说“新中国的考古工作从辉县走出”，辉县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11月6—8日，由河南省文物局、新乡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夏商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新乡市文旅局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纪念新中国辉县考古发掘70周年暨古代文明研讨会”在新乡隆重召开。
　　辉县历史
　　辉县位于河南西北部，北依太行，南眺黄河，与山西接壤。辉县历史悠久，远古传说中为共工氏居地，有学者认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辉县孟庄遗址就与共工氏有关。辉县夏属冀州之域，殷商系畿内地，周有凡国、共国。春秋属卫，战国归魏，秦属三川郡。自汉以来，有共县、共城、山阳、凡城、河平、苏门诸称。金贞祐四年（1216）升苏门县为辉州，明洪武元年（1368）废州立县，改辉州为辉县，属河南省布政使司卫辉府，这才有了辉县这一名称。建国后，辉县属平原省新乡专区，1952年11月撤平原省，改属河南省新乡专区。1986年撤新乡专区，辉县改属新乡市。1988年10月撤销辉县，建立辉县市（县级），河南省管辖，新乡市代管。
　　辉县古代墓葬群到处可见，发现的有琉璃阁、固围村、孟庄、百泉、褚邱、田庄、赵固、峣河等，这些地方埋藏有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殷商到东汉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丰富，为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发掘历程
　　启动：解放前的三次发掘
　　新乡地区的考古工作起始于1935年夏，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郭宝钧、王湘偕同河南古迹研究会的赵青芳，河南省博物馆许敬武、段凌辰、关百益及河南大学代表对卫辉市山彪镇境内8座古墓及1座车马坑进行的发掘。此后，距山彪镇不甚远的辉县琉璃阁东南150余米处有古物出土，得地方当局报告，同年冬12月和1937年春，郭宝钧、李景聃、赵青芳、周光普、孟长禄等两次前往发掘。1935年第一次发掘时，时间不久，范围不大，只开掘了琉璃阁第一号积石积炭墓1座和汉墓8座，因天寒雪冻，土塌伤人，中途停止。1937年第二次在琉璃阁、固围村一带调查、发掘，收获颇丰，发掘殷商墓葬3座，战国大墓5座、中小型墓23座，汉墓25座，共计50多座，获得文物1081件（组），并在固围村大墓墓口挖掘了3.8米深，后由于“七七事变”爆发，被迫停止。1936年，河南省博物馆许敬参、郭豫才等在琉璃阁墓地东北角历时两月有余，发掘甲、乙两座大墓，也收获颇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彪镇和琉璃阁出土文物南迁，辗转云贵巴蜀间，后来大部分被运抵台湾。
　　大规模正式发掘：1950—1952年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10月开始在辉县琉璃阁、固围村等地进行了3次发掘。
　　第一次发掘是1950年10月至1951年1月，发掘团团长为时任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发掘团在琉璃阁发现商代灰坑，商代、战国和汉代墓葬，在夏鼐亲自指挥下，战国时期车马坑中的19辆车痕得以清理保存，做到了“轮辐衡轭，舆箱篷栏，清晰可度”，这为了解战国时期的车制提供了实物资料。在固围村则发现3座大墓、2座小墓，虽然5座墓葬均被盗，但仍有漆棺、玉器、错金银器、铁制工具等遗物出土。


　　1951年10—12月，考古所郭宝钧、马得志、魏善臣和王振江4人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琉璃阁地区共发掘42座商代墓，另有8座战国墓和2座东汉墓。后在百泉地区又发掘一座东汉大墓，该墓虽被盗掘破坏，但仍保存下来较为清晰的墓葬结构，出土文物也极具特色。最后又在赵固地区工作14天，发掘一处石器时代遗址和7座战国墓葬，其中一座墓出土了大批铜器，特别是出土器物编号为1：73的铜鑑上的燕乐射猎图案刻纹，引发了学者们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第三次為1952年在褚邱村的发掘，当时因为此地曾出土过青铜器，为了寻找西周时期遗址，考古所进行了为期26天的发掘，但是未发现期待中的西周墓葬，只发现了石器时代灰坑、战国墓葬15座、汉代墓葬8座。
　　重要意义
　　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
　　辉县发掘团团长为夏鼐，副团长为郭宝钧，秘书长为苏秉琦，研究人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技术人员有赵铨、徐智铭，还有老技工白万玉、魏善臣，行政管理马得志，共12人。到辉县后又从安阳请来原史语所发掘殷墟时培训的熟练技工何振荣、屈如忠、贾金华、贾金贵和大师傅王凤祥等人，这其实就是新中国成立时，整个国家的考古发掘力量。
　　发掘过程中，夏鼐先生全面负责，主要辅导、指导田野工作实践；郭宝钧先生也指导并做实际田野工作，还负责与地方交涉事宜；苏秉琦先生负责业务管理，掌握工地探查的墓葬全面情况、墓葬的编号和分配，向所里写工作汇报；马得志先生管后勤，发放工资，置备用物，汇总报销，并协助郭宝钧看发掘现场、绘图；魏善臣先生管理生活和工人，每人每月12元补助金交他支配；赵铨先生负责照相，并协助郭宝钧看探方；徐智铭先生负责绘图；白万玉先生管标本，发掘标本包好后全部交给他保管，管理得井井有条。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4名年轻研究人员主要任务是看探方发掘，并要求他们全面掌握绘图、照相和记录等知识和技能，每人分配1—2名安阳技工，以协助工作。
　　辉县发掘取得了很大成果，使初学者掌握了必要的田野工作方法过程和技术，培养出一支新中国自己的考古队伍，为后来全国考古队伍的培训和成长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并取得了经验。


　　新中国考古从这里走出
　　石兴邦先生在回忆中说之所以选择在辉县发掘，是因为辉县是当时考古所除安阳之外较熟悉的地区，这次发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过去工作的继续。1950年10月2日是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暖的日子，一支装备崭新的考古新军开赴中州大地，去探察拓殖这荒芜已久的考古园地。石兴邦称，这是考古所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发掘团，也是为开拓新中国考古事业，开进考古阵地的第一支正规先头部队。这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从此正式拉开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幕。有学者评价说新中国的考古工作从辉县走出，将新乡辉县称为“新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王仲殊先生将辉县的发掘称为“中国考古学的新的里程碑”。此次发掘所形成的规程，奠定了新中国考古发掘程序的基础。
　　新中国第一部考古發掘报告
　　发掘工作结束后，发掘者很快就开始共同撰写发掘报告。梁思永先生以《城子崖》报告为蓝本，定为八开大本，编写体例由他拟定，并与夏鼐先生商量后公之于众。正文分为五编，按照发掘区域分为琉璃阁村、固围村区、赵固区、褚邱区、百泉区，再加上文前的“总说”和最后的“结束语”共7部分，分别由参与发掘的夏鼐、郭宝钧、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撰写，并在相应位置署名。线图绘制、器物修复和照相都由技术人员完成。书稿全部完成后，夏鼐先生还进行了全书的审阅。病中的梁思永先生说编写《城子崖》报告犹有未妥处，一定要把辉县报告编好。可惜梁先生辞世时，未能见其出版。《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于1956年3月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说，《报告》所创立的“地点为经、年代为纬”的编写模式，被广泛应用在其后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编写等工作中，已成为考古报告编写的规范体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说，如果说辉县发掘启动了新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报告》的出版则开创了新中国考古报告编写、出版的先河。同时，发掘结束后就要立刻着手考古报告的整理、公布和出版，这成为其后中国田野考古中不断被重申、强调的学术要求。此外，《报告》中所描述的按照探方来发掘，采取地层关系分析、器物类型学分期断代的方法，以及对所获遗物进行描述介绍，特别是对战国车马坑的保护和提取等，都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作者为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