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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革命意识形态渐趋消退的19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又恢复了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生态意识渐露端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成的《树王》等知青题材小说对历史进行反思时，就有意无意地透露了生态书写的信息。而徐刚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对现实进行了较为自觉而彻底的生态批判。虽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话语制约了作家们对生态问题的全面呈现，但是那些有边疆体验或农村体验的作家们还是慢慢地写出了对大自然的理想追求，生态意识也初露华彩。
关键词：1980年代中国文学； 生态意识； 人类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Ａ
有论者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1919年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自然崇拜。”[1]156所谓大自然崇拜，就是一部分作家慢慢地放弃了那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开始认识到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有了较为清醒的反思，从而对大自然滋生出认同和敬畏之情。这也就是生态意识的萌芽和绽露，它确立了生态中心主义，尊敬自然，敬畏生命，反思历史，批判现实，表达理想追求的思想，从而给1980年代中国文学带来了令人心明眼亮的绿色。
一、生态意识与历史反思
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无疑是知青小说对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知青作家对大自然的书写基本上有两大类型，一类是展示大自然的和谐、优美、纯洁的一面，大自然与人的声息相通，人对大自然的依恋和渴慕；另一类是展示大自然对生命而言的残酷、威严、冷峻的一面，大自然肆无忌惮地残害生命，而人也尽其所能地对抗大自然。前者如张承志的《绿夜》，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在这些小说中，知青作家们着重展示了记忆中大自然的美好场景，如草原的纯净和旷远，山区的跌宕和婉曲，森林的明媚和悠远。而后者如竹林的《生活之路》，遇罗锦的《冬天的童话》，乔雪竹的《郝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小说，大自然的凶险尽显无遗，使知青们倍感生存之艰难。从整体上看，该类小说对大自然的书写依然延续着十七年、文革时期革命意识形态风格，强调大自然的险恶特征，弘扬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和崇高。但是大自然在他们的笔下具有独立的生命意志，也具有内在价值，它不需要经由人的价值赋予，也不容忍肆意的征服和改造。这种大自然形象与十七年、文革时期流行的那种任人宰割的大自然形象已然有别。应该说，当大自然以这种形象出现，人类中心主义就悄悄地滑落了，生态意识也在蒙昧中闪现。
当然，素来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塑造的知青作家也很难一下生成明朗而坚定的生态意识，他们对生态意识的领悟往往是模糊、朦胧的，在一部作品中竟会把人类中心主义战天斗地的精神和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态意识放置一处，莫衷一是。孔捷生著名的中篇小说《大林莽》即是一例，该小说通过知青邱霆这个形象展现了征服大自然的意识，而通过知青简和平形象则表达了一种具体而微的生态意识。简和平在大林莽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的渺小，大自然的伟大，他不想征服大自然，而是试图与大自然达成和解，体认大自然的永恒生命。简和平和谢晴在生死边缘发现了大林莽的另一面：“太阳像个硕大的红果，在绵亘林际喷薄。朝敦灿然，山脉的弧线，林海的轮廓都被金光融蚀。大雷雨劫掠的痕迹已被热带雨林无穷的生机轻而易举地抹平。这庞大的生命部族领受了洗礼，更是一派欣荣。繁茂枝叶挂满隔夜雨珠，怡然地吸吮晨光，荫翳处泻下百鸟无忧无虑的歌瀑。生物圈中唯有这几个进化到最高阶段的动物无法与周围的气氛调和。”[2]335也正是对大林莽的这种深切体验，使他们想走出森林，阻止人们来肆意地开发，他们想挽救森林。因此，他们也以生命为代价质疑了那个时代肆行无忌的反生态意识和反生态行为。
如果说阿成的小说《棋王》找到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为历史反思的基点，那么可以说他的《树王》的历史反思基点是存在民间的朴素生态意识。小说中，知青李立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崇信革命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信奉革命功利主义，凡是与己不合者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而民间人物“树王”肖疙瘩却葆有赤子情怀，他保护森林和树木，看似没有什么高深理论，只是出于一种朴素信念，相信树也有生命，大自然也有生命，人与大自然的生命息息相通。奇特的是，当树王被砍倒，森林被毁，大自然生灵涂炭时，与大自然的生命有着隐秘联系的肖疙瘩也郁郁而终。这无疑暗示着人与大自然的生死与共。那种民间朴素的生态意识也就把知青李立所信奉的轻狂而肤浅的革命功利主义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与南方知青们大肆毁林开荒一样，北方知青尤其是那些插队到内蒙古的知青们加入兵团农场，在草原上开垦种植，结果也导致非常严重的生态灾难。老鬼的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就叙述了文革时期一批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知青的悲惨生活。那些下放知青和复员军人不顾生态规律，到草原上大肆开垦，结果导致草原严重沙化，最终那些严重浪费人力物力的农垦工程不得不废弃。原本那么美丽丰茂的大草原，竟然因为不懂得生态规律的人的肆意妄为而变得如此丑陋不堪！繁殖生命的摇篮居然会被无知而狂妄的人类变成播撒死亡的机器！在这种生态灾难面前，狂妄的人才不得不低下头来，才不得不承认大地母亲的地位，才不得不自惭形秽。
从整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生态破坏最可怕的一个时期就是建国以来这几十年，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主要是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缺乏民主的政治集权体制，以及完全不顾生态环境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老鬼反映的草原开荒那种违背生态规律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比比皆是。杨志军的中篇小说《环湖崩溃》描写五六十年代西北开发运动中，人们怀着炽热的建设热情，对青海湖周边草原的大面积开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作者对这场破坏生态环境的狂热运动的冷静反省，标志着西部小说中较早出现了现代生态意识[3]162。宋学武的短篇小说《干草》叙述了革命年代人们肆意开垦草甸子，结果造成生态灾难。丁小琦的短篇小说《红崖羊》叙述了文革前云南山区中，少数民族在革命权力的引导下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最终受到惩罚的奇异故事。
无论是知青作家，还是非知青作家，当他们再次反顾历史时，他们终于能慢慢地摆脱革命话语的强制，关注大自然自身的价值和境遇，生态意识使他们朦胧中认识到，人类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循促使所有生命兴旺的生态规律，否则人类将不得不自掘坟墓，自我颠覆。
二、生态意识与现实批判
改革开放的80年代，我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减缓步伐，日益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与日益得势的市场经济使生态环境雪上加霜，全面告急。当作家们把目光投向现实的生态恶化时，他们的生态意识终于较为明显地浮出地表，并开始了严厉的现实批判。
生态报告文学是80年代纪实文学中出现的一支生力军，它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生态问题，像水污染，江河污染，国土沦丧，森林被伐等，并表达出了忧愤深广的生态批判。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最早报告了北京在污染、浪费与人口压力下的严重水资源危机，还心情沉重地预言中国人有一天将会要领一种新票证“水票”。岳非丘的报告文学《只有一条长江》把母亲河长江的污染问题以一种极为沉重的语调和盘托出。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就更为振聋发聩，他集中描绘了中国大地上大量森林被砍伐的惨烈景象，揭露了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的恶性循环怪圈，最后发出了“伐木者，醒来”的凄厉呐喊。
高行健的实验话剧《野人》演出于1985年，是当代文学中高调宣扬生态意识的一个独异文本。该戏剧充分地反映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森林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方式，再加上到处肆无忌惮的滥垦滥伐，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戏剧中那个为了生态事业弄得家庭破裂的生态学家就曾呐喊道：“市镇连着市镇，城市、田地和人，那无所不在的忙忙碌碌的人们，又哪里还找得到森林，那壮美的、宁静的、未经骚扰、砍伐、践踏、掠夺、未曾剥光过的、处女般的、还保持着原始生态的森林？……你逆江而上，这混浊的泥沙、工业废水和城市的垃圾俱下的江河两岸，哪里还有使人类紊乱了的生态环境恢复平衡的绿色的森林？”[4]311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工业化的反生态本性使生态环境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重压。当然，剧作家并不希望生态末世场景出现，他希望人与大自然重新和解。山里孩子细毛在梦境中与野人开心地游戏，就是人与大自然重新和解的象征。
许多作家还把生态批判的笔触指向对野生动物的过度捕杀。邓刚的短篇小说《大鱼》就批判人们对辽东半岛的南端海域菊花鱼的过渡捕捞造成大海死寂的恐怖场景。刘醒龙的短篇小说《灵(犭是)》也展示了捕杀野生动物的恶果。那个在常人看来疯疯癫癫的老护林人其实是在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之后具有生态意识的人。他曾经是极为优秀的猎人，一次他遇到了一只极美的獐子：“横在他与獐子之间的一线泉水，像一串淡绿色的珍珠链。唇上犹如贴上了一片黑缎的小獐子，伸出一对毛茸茸的小腿在泉水里拨弄着。”[5]343如此美丽的生灵完全是大自然造就的，人能够欣赏一瞬间就应该感到满足，但是他猎杀了小獐子。随后他受到灵(犭是)的惩罚，自断指头谢罪，才幡然悔悟，开始了积极的护林工作。但是他的切身经历并得不到大家的尊重，人们还是出于物欲不停地到森林中去猎杀动物，去滥砍林木，他也只能反复地向人警告，要人当心灵(犭是)的报复。不过，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森林中树王也被砍掉了。结果是一场暴雨袭来，山上爆发泥石流，淹没了大片良田，老护林人也葬身泥石流中。
三、生态意识与人道主义
虽然80年代有一批作家在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现实进行批判之时，生态意识开始于朦胧中呈现，但是此阶段的主流话语无疑是人道主义话语，它是启蒙主义的最大支柱之一，它却制约着生态意识的充分显现。人道主义话语是对人的一种设定，它相对于神道设教而言也许是一种进步，但它却没有把生态维度纳入自己对人性的规划之中。人类中心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核心特质，也是最大的遗憾。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表现于文学创作就基本上只是把人当作价值主体，而把大自然当作价值客体，从而与生态意识擦肩而过。人道主义支撑的自然书写和具有生态意识的自然书写的不同，在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与张炜的《梦中苦辩》的对比中表现得很清楚。张贤亮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书写人和自然生命的关系，他的主旨是对残害生命的极左政策的控诉，大黄狗的出现仅仅是突出了邢老汉生命处境的悲哀和无奈，而大黄狗的价值仅仅表现于对人的忠诚和服务上。人与狗在价值层面上是先验地不平等的。张炜的《梦中苦辩》写一个小镇教师在一场打狗运动中为了挽救自家的狗而向打狗人申明不能杀狗的原因的故事，全篇透显出的是对另一种生命的关爱之情。那位教师为了说服打狗人，告诉他们另一个镇子里人与自然生命的和平相处的胜景。那里，没有生命价值的高低上下之分，而是对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安慰和交流的企望。人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视野，对众生一体的生态关联有了深切的领悟。因此，那位教师如此凄厉绝叫：“屠杀吧！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对抗吧，仇视它们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为可怕的报复！不要胆怯，不要逃遁，来收获自己种植的果子吧！”[6]205若按照人道主义伦理学，杀死几个自然生命又何足道哉！人不是最主要的吗？没有自然生命，人与人不是也是可以安稳生活吗？人的生命意义不是就表现于对人类的尽职尽责吗？人道主义的僭妄就在于对人与大自然的生态关联没有足够的觉悟。
人道主义价值观造成的对自然价值的遮蔽在叶蔚林的小说《黑谷白狐》中体现得更为鲜明。猎人猎杀白狐，这就是人类中心价值观的极度演示。最后作者想到猎人钟河山和钟菌儿父女两人吃了那么多苦头，费了那么多劲，结果只创造了极其微末的价值，有点为他们惋惜，但他又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生活意义，除却创造物质价值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更为可贵的东西呢？”[7]176作者指的是他们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追求若只是以大自然生命毫无理由的死亡为结局，换而言之，当人的精神追求与大自然的生态规律背道而驰时，那么人越是发挥他的创造性，就越是导致大自然的溃败，也就越是自掘坟墓。应该说，叶蔚林对大自然具有深厚的无意识兴趣，否则他不可能浓墨重彩地描写黑谷中的自然美景，但是他始终受制于表层的人道主义话语，不能突破人道主义的限制，把所谓的文明放在生态视野中去拷问一二。这种情况在张一弓的小说《孤猎》中也昭然若揭。
最初，人道主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举于中世纪式贬抑现世的神道主义，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主要是对举于封建社会中的儒家礼教。对强权、专制、独裁的草菅人命，人道主义往往保持着高调的批判姿态。但是到了现在，人道主义往往是以世俗人道主义行世，例如对情欲和物欲的合理辩护，对个人权利的强硬维护。世俗人道主义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也许能发挥作用，但是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往往使它沦为可怕的反生态意识形态。
阿成的短篇小说《小菜驴》就展示了世俗人道主义的价值盲点，并把人的丑陋和卑琐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小说叙述阿成到山西某城，因该地交通不便，便花十五块钱买得一头小菜驴代步。这种小菜驴身条秀气，毛色极好，叫声也极为动听。阿成骑着小菜驴到达目的地后，便以十块钱的价格把小菜驴出售给路边野店，还心安理得地吃一顿生剐驴肉。可怕的是，作者如何书写这次吃活驴的经历：“老板取来一瓢沸水，鸭步过来，朝驴之臀部缓缓地浇泼下去。然后，扔瓢在草地上。草地上，野花遍是，姹紫嫣红，一律楚楚动人。只见老板将烫过的地方，用手别样地一刮，毛全下来了。再然后，取一柄锋利尖刀，迅雷不及掩耳，刷！片下一片儿厚厚的驴肉。驴便开嘴大唱。驴肉被老板托在掌中，耷下的两极，活活地，吃力地往上跷，跷，终于力竭疲软下去，叫人愉快。”[8]243从生态学意义上一般地反对人吃肉食，恐怕是解释不通的。佛教的素食教规乃是基于伟大的悲悯情怀和人生轮回教义。但是人如何吃肉食，尤其是如何对待动物的死亡，却是需要人加以生态伦理的反思和相关习俗规范的倡导。在确实有必要伤及某个生命时，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痛苦，恐怕是人对任何生命的最低伦理底线。但是该小说所展示的生剐活驴，就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伦理，而作者对这一行为的欣赏和享受就更让人痛惜人心的坚硬和昏聩。此作者不看被活剐的驴之痛苦，却注目于那块活活跳动的驴肉，并说“叫人愉快”，这种价值盲视的确是让人冷汗淌背！
更为可怕的还是下文，这个颇有君子之风的阿成吃驴肉极为惬意，一边还喝着汾酒，“无奈木桩中的小菜驴唱得正猛，亢奋的嘶鸣声，搅了阿成好端端一个记忆。”[8]244被活剐的小驴还在痛苦地哭诉，绝望地哀啼，而它的一块肉已经落入一个人类中极有教养的作家口中！而这个作家还怪小驴濒死的嘶鸣声搅扰了他吃肉喝酒的好心情！如此咄咄怪事，恐怕稍有恻隐之心的人都不会相信。这里显示出了在中华饮食文明的掩盖下几近无耻的瞒顸和残酷！而这一切似乎还不够把那种世俗人道主义的麻木、愚蠢和颟顸展示得最充分，因此作者阿成还写道：“走出二里路，犹闻那小菜驴儿的唱，只是愈加柔了，轻轻，轻轻，充满仁慈与好意地与大自然喃喃诀别着。阿成不觉一笑。”[8]244那种被人活剐、痛不欲生的绝叫竟然被这个饕餮的文人听成了歌唱！那只小驴似乎全然地只是为了人类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被人活剐了还不够，还要“充满仁慈与好意地与大自然喃喃诀别着”。人自大到如此地步，麻木到如此地步，虚伪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在模仿汪曾祺和贾平凹式的精神旨趣底下竟然掩藏着对待另一种生命的如此态度，这的确让人倍感荒诞。这种世俗人道主义的反生态书写除了让人痛感人类自身的丑陋和虚伪又有何用？
四、生态意识与理想追求
虽然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支撑着的启蒙主义话语在80年代阻碍了一部分作家充分地揭示出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导致他们不能考察人性内在的广阔的生态维度，但是毕竟还有一些作家或受道家思想传统的影响，或受乡村生活的浸润，或者在边疆地区或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与大自然尚保存着灵魂深处的密切联系。在他们身上，生态意识由潜在趋向明豁，由细微趋于宏大，而且已经不仅仅是对历史进行反思，或对现实进行批判偶尔表现的立场，而是渗透在血液中的一种生命理想。
众所周知，道家思想与大自然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命境界的追寻，桃花源原型中自然与人的高度融合，齐万物等生死的价值观，以及自然无为的实践原则，都昭示了道家思想的深层生态学倾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丰子恺、林语堂、孙犁等一脉相承而下的文学传统明显地与道家思想传统关联甚深。到了80年代，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何立伟等作家再次庚续了这个传统，他们也充分地把道家思想中的那种生态学倾向表现了出来。汪曾祺80年代以来的小说就非常注意展示人与大自然的融合，像《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就是在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晶莹剔透的生命形式。与汪曾祺一样，贾平凹也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他的《商州初录》、《商州再录》等作品就充分展示了大自然的胜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关注生态问题是较早的。他的《商州再录》中有一篇《金洞》，就写丹江边的板桥村人把狼赶尽杀绝后很快就发现野羊和野兔过多，毁害庄稼，为祸甚大，展示了人们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不过他的更为阔大而急遽的生态书写还要到9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废都》、《怀念狼》等长篇小说中。
相对而言，出生并成长于农村的作家总比出生并成长于城市的作家更多地保持着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从而也就更容易体现出生态意识。贾平凹等是如此，诗人海子也是如此。他的诗歌与大自然血脉相连，他在《活在珍贵的人间》（1985年）中写道：“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泥土高溅/扑打面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9]52人与自然生命绝对是价值平等，彼此互渗，人的精神性和自然生命的自然性共同支撑着这个珍贵的人间和宇宙。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生活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有着较好的融合，如东北大森林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茫茫草原上的蒙古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西藏高原上的藏族，以及西南山区中的白族、傣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濡染较深，与现代文明距离较远，难能可贵地保存着与大自然较多的灵性往来。藏族作家阿来，白族作家张长，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和郭雪波，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回族作家张承志等都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了较好的描述，其中常常透显出鲜明的生态意识。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就叙述了一个鄂伦春少年对自然生命的自由自主的欣赏和热爱。人能够欣赏并保护自然生命的美，基于人的生态觉悟，它真正地扩展了人性的范围，并使人性在生态维度上生机盎然。
那些生活于边疆的作家也明显地比生活于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作家更倾向于对大自然的深度体验。新疆作家周涛就是在对自然万物的充满激情的描摹中体现出美妙的生态意识的。在散文《巩乃斯的马》中，他是如此写种公马：“无与伦比的强壮和美丽，匀称高大，毛色闪闪发光，最明显的特征是颈上披散着垂地的长鬃，有的浓黑，流泻着力与威严；有的金红，燃烧着火焰般的光彩；它管理着保护着这群牝马和顽皮的长腿短身子马驹儿，眼光里保持着父爱般的尊严。”[10]5这种对自然生命之美的迷醉，是生态意识的展现，也无疑是灵魂的高贵素质之一。作家还如此呼喊道：“对树充满敬意吧——从现在开始，对任何一棵树充满敬意，就像对自己的上司那样。”[10]31但是现代人对自然生命的敬意毕竟不多，他们更多的是被自己的欲望和理性算计所蒙蔽，肆无忌惮地破坏着自然生态。
与周涛的新疆体验一样，西藏体验也赋予了马丽华一定的生态意识。西藏人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高原上，过着简朴生活，平等地对待各种自然生命，其实远比以掠夺自然为能事的现代文明更为文明。受西藏文化的影响，马丽华也认识到，“我以为人生原本更简单——就为了这一片蓝天，一方草原，远天下孤独的野牦牛一个黑色的剪影，黄枯的山脊上一群滚动的羊子，就为了这一声鸟鸣、一丝微风……不是占有它们，就为了此生能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这一辈子就很值得了。更何况感受到的不胜其多，已是奢侈。人生对万物有情，万物才有情于人生呵！”[11]60的确，人生在与大自然的真挚交流中获得简朴的丰盈，感受意义，萌生真情。这才是人生的本真呀。
诗人于坚也是深受云南各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才慢慢抛弃现代教育教给我们的对待大自然的狂妄自大和功利追求态度，并慢慢形成特色鲜明的生态意识。他在80年代就写出了《避雨之树》这样的生态文学杰作。诗歌中那株高大、瑰丽的榕树就是永恒的宇宙大生命之树的象征。大自然中的各色生命，包括人，都以平等的身份寄托于这株生命之树。人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更没有对权力对生命之树斧砍刀削，人对待生命之树的合理态度就是欣赏、感恩和敬畏。
从整体上看，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已经初步地萌生并慢慢繁盛起来了，像此前的那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得到较好的反思。其实，90年代以后的生态书写基本上延续着作家们80年代开创的路线，像于坚、郭雪波、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生态倾向比较明显的作家到了90年代发挥出更大的创造力；而关注现实生态问题的生态报告文学到了90年代还出现了像《淮河的警告》这样的力作；至于少数民族作家和边疆地区作家的生态意识也到了90年代随着现代化浪潮日益逼近也变得更为显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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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丽华．走过西藏[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焦德武）
关键词：1980年代中国文学； 生态意识； 人类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Ａ
有论者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1919年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自然崇拜。”[1]156所谓大自然崇拜，就是一部分作家慢慢地放弃了那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开始认识到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有了较为清醒的反思，从而对大自然滋生出认同和敬畏之情。这也就是生态意识的萌芽和绽露，它确立了生态中心主义，尊敬自然，敬畏生命，反思历史，批判现实，表达理想追求的思想，从而给1980年代中国文学带来了令人心明眼亮的绿色。
一、生态意识与历史反思
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无疑是知青小说对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知青作家对大自然的书写基本上有两大类型，一类是展示大自然的和谐、优美、纯洁的一面，大自然与人的声息相通，人对大自然的依恋和渴慕；另一类是展示大自然对生命而言的残酷、威严、冷峻的一面，大自然肆无忌惮地残害生命，而人也尽其所能地对抗大自然。前者如张承志的《绿夜》，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在这些小说中，知青作家们着重展示了记忆中大自然的美好场景，如草原的纯净和旷远，山区的跌宕和婉曲，森林的明媚和悠远。而后者如竹林的《生活之路》，遇罗锦的《冬天的童话》，乔雪竹的《郝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小说，大自然的凶险尽显无遗，使知青们倍感生存之艰难。从整体上看，该类小说对大自然的书写依然延续着十七年、文革时期革命意识形态风格，强调大自然的险恶特征，弘扬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和崇高。但是大自然在他们的笔下具有独立的生命意志，也具有内在价值，它不需要经由人的价值赋予，也不容忍肆意的征服和改造。这种大自然形象与十七年、文革时期流行的那种任人宰割的大自然形象已然有别。应该说，当大自然以这种形象出现，人类中心主义就悄悄地滑落了，生态意识也在蒙昧中闪现。
当然，素来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塑造的知青作家也很难一下生成明朗而坚定的生态意识，他们对生态意识的领悟往往是模糊、朦胧的，在一部作品中竟会把人类中心主义战天斗地的精神和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态意识放置一处，莫衷一是。孔捷生著名的中篇小说《大林莽》即是一例，该小说通过知青邱霆这个形象展现了征服大自然的意识，而通过知青简和平形象则表达了一种具体而微的生态意识。简和平在大林莽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的渺小，大自然的伟大，他不想征服大自然，而是试图与大自然达成和解，体认大自然的永恒生命。简和平和谢晴在生死边缘发现了大林莽的另一面：“太阳像个硕大的红果，在绵亘林际喷薄。朝敦灿然，山脉的弧线，林海的轮廓都被金光融蚀。大雷雨劫掠的痕迹已被热带雨林无穷的生机轻而易举地抹平。这庞大的生命部族领受了洗礼，更是一派欣荣。繁茂枝叶挂满隔夜雨珠，怡然地吸吮晨光，荫翳处泻下百鸟无忧无虑的歌瀑。生物圈中唯有这几个进化到最高阶段的动物无法与周围的气氛调和。”[2]335也正是对大林莽的这种深切体验，使他们想走出森林，阻止人们来肆意地开发，他们想挽救森林。因此，他们也以生命为代价质疑了那个时代肆行无忌的反生态意识和反生态行为。
如果说阿成的小说《棋王》找到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为历史反思的基点，那么可以说他的《树王》的历史反思基点是存在民间的朴素生态意识。小说中，知青李立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崇信革命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信奉革命功利主义，凡是与己不合者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而民间人物“树王”肖疙瘩却葆有赤子情怀，他保护森林和树木，看似没有什么高深理论，只是出于一种朴素信念，相信树也有生命，大自然也有生命，人与大自然的生命息息相通。奇特的是，当树王被砍倒，森林被毁，大自然生灵涂炭时，与大自然的生命有着隐秘联系的肖疙瘩也郁郁而终。这无疑暗示着人与大自然的生死与共。那种民间朴素的生态意识也就把知青李立所信奉的轻狂而肤浅的革命功利主义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与南方知青们大肆毁林开荒一样，北方知青尤其是那些插队到内蒙古的知青们加入兵团农场，在草原上开垦种植，结果也导致非常严重的生态灾难。老鬼的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就叙述了文革时期一批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知青的悲惨生活。那些下放知青和复员军人不顾生态规律，到草原上大肆开垦，结果导致草原严重沙化，最终那些严重浪费人力物力的农垦工程不得不废弃。原本那么美丽丰茂的大草原，竟然因为不懂得生态规律的人的肆意妄为而变得如此丑陋不堪！繁殖生命的摇篮居然会被无知而狂妄的人类变成播撒死亡的机器！在这种生态灾难面前，狂妄的人才不得不低下头来，才不得不承认大地母亲的地位，才不得不自惭形秽。
从整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生态破坏最可怕的一个时期就是建国以来这几十年，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主要是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缺乏民主的政治集权体制，以及完全不顾生态环境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老鬼反映的草原开荒那种违背生态规律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比比皆是。杨志军的中篇小说《环湖崩溃》描写五六十年代西北开发运动中，人们怀着炽热的建设热情，对青海湖周边草原的大面积开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作者对这场破坏生态环境的狂热运动的冷静反省，标志着西部小说中较早出现了现代生态意识[3]162。宋学武的短篇小说《干草》叙述了革命年代人们肆意开垦草甸子，结果造成生态灾难。丁小琦的短篇小说《红崖羊》叙述了文革前云南山区中，少数民族在革命权力的引导下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最终受到惩罚的奇异故事。
无论是知青作家，还是非知青作家，当他们再次反顾历史时，他们终于能慢慢地摆脱革命话语的强制，关注大自然自身的价值和境遇，生态意识使他们朦胧中认识到，人类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循促使所有生命兴旺的生态规律，否则人类将不得不自掘坟墓，自我颠覆。
二、生态意识与现实批判
改革开放的80年代，我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减缓步伐，日益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与日益得势的市场经济使生态环境雪上加霜，全面告急。当作家们把目光投向现实的生态恶化时，他们的生态意识终于较为明显地浮出地表，并开始了严厉的现实批判。
生态报告文学是80年代纪实文学中出现的一支生力军，它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生态问题，像水污染，江河污染，国土沦丧，森林被伐等，并表达出了忧愤深广的生态批判。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最早报告了北京在污染、浪费与人口压力下的严重水资源危机，还心情沉重地预言中国人有一天将会要领一种新票证“水票”。岳非丘的报告文学《只有一条长江》把母亲河长江的污染问题以一种极为沉重的语调和盘托出。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就更为振聋发聩，他集中描绘了中国大地上大量森林被砍伐的惨烈景象，揭露了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的恶性循环怪圈，最后发出了“伐木者，醒来”的凄厉呐喊。
高行健的实验话剧《野人》演出于1985年，是当代文学中高调宣扬生态意识的一个独异文本。该戏剧充分地反映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森林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方式，再加上到处肆无忌惮的滥垦滥伐，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戏剧中那个为了生态事业弄得家庭破裂的生态学家就曾呐喊道：“市镇连着市镇，城市、田地和人，那无所不在的忙忙碌碌的人们，又哪里还找得到森林，那壮美的、宁静的、未经骚扰、砍伐、践踏、掠夺、未曾剥光过的、处女般的、还保持着原始生态的森林？……你逆江而上，这混浊的泥沙、工业废水和城市的垃圾俱下的江河两岸，哪里还有使人类紊乱了的生态环境恢复平衡的绿色的森林？”[4]311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工业化的反生态本性使生态环境承受着难以想象的重压。当然，剧作家并不希望生态末世场景出现，他希望人与大自然重新和解。山里孩子细毛在梦境中与野人开心地游戏，就是人与大自然重新和解的象征。
许多作家还把生态批判的笔触指向对野生动物的过度捕杀。邓刚的短篇小说《大鱼》就批判人们对辽东半岛的南端海域菊花鱼的过渡捕捞造成大海死寂的恐怖场景。刘醒龙的短篇小说《灵(犭是)》也展示了捕杀野生动物的恶果。那个在常人看来疯疯癫癫的老护林人其实是在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之后具有生态意识的人。他曾经是极为优秀的猎人，一次他遇到了一只极美的獐子：“横在他与獐子之间的一线泉水，像一串淡绿色的珍珠链。唇上犹如贴上了一片黑缎的小獐子，伸出一对毛茸茸的小腿在泉水里拨弄着。”[5]343如此美丽的生灵完全是大自然造就的，人能够欣赏一瞬间就应该感到满足，但是他猎杀了小獐子。随后他受到灵(犭是)的惩罚，自断指头谢罪，才幡然悔悟，开始了积极的护林工作。但是他的切身经历并得不到大家的尊重，人们还是出于物欲不停地到森林中去猎杀动物，去滥砍林木，他也只能反复地向人警告，要人当心灵(犭是)的报复。不过，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森林中树王也被砍掉了。结果是一场暴雨袭来，山上爆发泥石流，淹没了大片良田，老护林人也葬身泥石流中。
三、生态意识与人道主义
虽然80年代有一批作家在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现实进行批判之时，生态意识开始于朦胧中呈现，但是此阶段的主流话语无疑是人道主义话语，它是启蒙主义的最大支柱之一，它却制约着生态意识的充分显现。人道主义话语是对人的一种设定，它相对于神道设教而言也许是一种进步，但它却没有把生态维度纳入自己对人性的规划之中。人类中心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核心特质，也是最大的遗憾。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表现于文学创作就基本上只是把人当作价值主体，而把大自然当作价值客体，从而与生态意识擦肩而过。人道主义支撑的自然书写和具有生态意识的自然书写的不同，在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与张炜的《梦中苦辩》的对比中表现得很清楚。张贤亮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书写人和自然生命的关系，他的主旨是对残害生命的极左政策的控诉，大黄狗的出现仅仅是突出了邢老汉生命处境的悲哀和无奈，而大黄狗的价值仅仅表现于对人的忠诚和服务上。人与狗在价值层面上是先验地不平等的。张炜的《梦中苦辩》写一个小镇教师在一场打狗运动中为了挽救自家的狗而向打狗人申明不能杀狗的原因的故事，全篇透显出的是对另一种生命的关爱之情。那位教师为了说服打狗人，告诉他们另一个镇子里人与自然生命的和平相处的胜景。那里，没有生命价值的高低上下之分，而是对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安慰和交流的企望。人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视野，对众生一体的生态关联有了深切的领悟。因此，那位教师如此凄厉绝叫：“屠杀吧！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对抗吧，仇视它们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为可怕的报复！不要胆怯，不要逃遁，来收获自己种植的果子吧！”[6]205若按照人道主义伦理学，杀死几个自然生命又何足道哉！人不是最主要的吗？没有自然生命，人与人不是也是可以安稳生活吗？人的生命意义不是就表现于对人类的尽职尽责吗？人道主义的僭妄就在于对人与大自然的生态关联没有足够的觉悟。
人道主义价值观造成的对自然价值的遮蔽在叶蔚林的小说《黑谷白狐》中体现得更为鲜明。猎人猎杀白狐，这就是人类中心价值观的极度演示。最后作者想到猎人钟河山和钟菌儿父女两人吃了那么多苦头，费了那么多劲，结果只创造了极其微末的价值，有点为他们惋惜，但他又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生活意义，除却创造物质价值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更为可贵的东西呢？”[7]176作者指的是他们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追求若只是以大自然生命毫无理由的死亡为结局，换而言之，当人的精神追求与大自然的生态规律背道而驰时，那么人越是发挥他的创造性，就越是导致大自然的溃败，也就越是自掘坟墓。应该说，叶蔚林对大自然具有深厚的无意识兴趣，否则他不可能浓墨重彩地描写黑谷中的自然美景，但是他始终受制于表层的人道主义话语，不能突破人道主义的限制，把所谓的文明放在生态视野中去拷问一二。这种情况在张一弓的小说《孤猎》中也昭然若揭。
最初，人道主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举于中世纪式贬抑现世的神道主义，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主要是对举于封建社会中的儒家礼教。对强权、专制、独裁的草菅人命，人道主义往往保持着高调的批判姿态。但是到了现在，人道主义往往是以世俗人道主义行世，例如对情欲和物欲的合理辩护，对个人权利的强硬维护。世俗人道主义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也许能发挥作用，但是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往往使它沦为可怕的反生态意识形态。
阿成的短篇小说《小菜驴》就展示了世俗人道主义的价值盲点，并把人的丑陋和卑琐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小说叙述阿成到山西某城，因该地交通不便，便花十五块钱买得一头小菜驴代步。这种小菜驴身条秀气，毛色极好，叫声也极为动听。阿成骑着小菜驴到达目的地后，便以十块钱的价格把小菜驴出售给路边野店，还心安理得地吃一顿生剐驴肉。可怕的是，作者如何书写这次吃活驴的经历：“老板取来一瓢沸水，鸭步过来，朝驴之臀部缓缓地浇泼下去。然后，扔瓢在草地上。草地上，野花遍是，姹紫嫣红，一律楚楚动人。只见老板将烫过的地方，用手别样地一刮，毛全下来了。再然后，取一柄锋利尖刀，迅雷不及掩耳，刷！片下一片儿厚厚的驴肉。驴便开嘴大唱。驴肉被老板托在掌中，耷下的两极，活活地，吃力地往上跷，跷，终于力竭疲软下去，叫人愉快。”[8]243从生态学意义上一般地反对人吃肉食，恐怕是解释不通的。佛教的素食教规乃是基于伟大的悲悯情怀和人生轮回教义。但是人如何吃肉食，尤其是如何对待动物的死亡，却是需要人加以生态伦理的反思和相关习俗规范的倡导。在确实有必要伤及某个生命时，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痛苦，恐怕是人对任何生命的最低伦理底线。但是该小说所展示的生剐活驴，就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伦理，而作者对这一行为的欣赏和享受就更让人痛惜人心的坚硬和昏聩。此作者不看被活剐的驴之痛苦，却注目于那块活活跳动的驴肉，并说“叫人愉快”，这种价值盲视的确是让人冷汗淌背！
更为可怕的还是下文，这个颇有君子之风的阿成吃驴肉极为惬意，一边还喝着汾酒，“无奈木桩中的小菜驴唱得正猛，亢奋的嘶鸣声，搅了阿成好端端一个记忆。”[8]244被活剐的小驴还在痛苦地哭诉，绝望地哀啼，而它的一块肉已经落入一个人类中极有教养的作家口中！而这个作家还怪小驴濒死的嘶鸣声搅扰了他吃肉喝酒的好心情！如此咄咄怪事，恐怕稍有恻隐之心的人都不会相信。这里显示出了在中华饮食文明的掩盖下几近无耻的瞒顸和残酷！而这一切似乎还不够把那种世俗人道主义的麻木、愚蠢和颟顸展示得最充分，因此作者阿成还写道：“走出二里路，犹闻那小菜驴儿的唱，只是愈加柔了，轻轻，轻轻，充满仁慈与好意地与大自然喃喃诀别着。阿成不觉一笑。”[8]244那种被人活剐、痛不欲生的绝叫竟然被这个饕餮的文人听成了歌唱！那只小驴似乎全然地只是为了人类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被人活剐了还不够，还要“充满仁慈与好意地与大自然喃喃诀别着”。人自大到如此地步，麻木到如此地步，虚伪到如此地步，夫复何言！在模仿汪曾祺和贾平凹式的精神旨趣底下竟然掩藏着对待另一种生命的如此态度，这的确让人倍感荒诞。这种世俗人道主义的反生态书写除了让人痛感人类自身的丑陋和虚伪又有何用？
四、生态意识与理想追求
虽然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支撑着的启蒙主义话语在80年代阻碍了一部分作家充分地揭示出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导致他们不能考察人性内在的广阔的生态维度，但是毕竟还有一些作家或受道家思想传统的影响，或受乡村生活的浸润，或者在边疆地区或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与大自然尚保存着灵魂深处的密切联系。在他们身上，生态意识由潜在趋向明豁，由细微趋于宏大，而且已经不仅仅是对历史进行反思，或对现实进行批判偶尔表现的立场，而是渗透在血液中的一种生命理想。
众所周知，道家思想与大自然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命境界的追寻，桃花源原型中自然与人的高度融合，齐万物等生死的价值观，以及自然无为的实践原则，都昭示了道家思想的深层生态学倾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丰子恺、林语堂、孙犁等一脉相承而下的文学传统明显地与道家思想传统关联甚深。到了80年代，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何立伟等作家再次庚续了这个传统，他们也充分地把道家思想中的那种生态学倾向表现了出来。汪曾祺80年代以来的小说就非常注意展示人与大自然的融合，像《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就是在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晶莹剔透的生命形式。与汪曾祺一样，贾平凹也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他的《商州初录》、《商州再录》等作品就充分展示了大自然的胜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关注生态问题是较早的。他的《商州再录》中有一篇《金洞》，就写丹江边的板桥村人把狼赶尽杀绝后很快就发现野羊和野兔过多，毁害庄稼，为祸甚大，展示了人们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不过他的更为阔大而急遽的生态书写还要到9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废都》、《怀念狼》等长篇小说中。
相对而言，出生并成长于农村的作家总比出生并成长于城市的作家更多地保持着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从而也就更容易体现出生态意识。贾平凹等是如此，诗人海子也是如此。他的诗歌与大自然血脉相连，他在《活在珍贵的人间》（1985年）中写道：“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泥土高溅/扑打面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9]52人与自然生命绝对是价值平等，彼此互渗，人的精神性和自然生命的自然性共同支撑着这个珍贵的人间和宇宙。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生活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有着较好的融合，如东北大森林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茫茫草原上的蒙古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西藏高原上的藏族，以及西南山区中的白族、傣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濡染较深，与现代文明距离较远，难能可贵地保存着与大自然较多的灵性往来。藏族作家阿来，白族作家张长，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和郭雪波，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回族作家张承志等都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做出了较好的描述，其中常常透显出鲜明的生态意识。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就叙述了一个鄂伦春少年对自然生命的自由自主的欣赏和热爱。人能够欣赏并保护自然生命的美，基于人的生态觉悟，它真正地扩展了人性的范围，并使人性在生态维度上生机盎然。
那些生活于边疆的作家也明显地比生活于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作家更倾向于对大自然的深度体验。新疆作家周涛就是在对自然万物的充满激情的描摹中体现出美妙的生态意识的。在散文《巩乃斯的马》中，他是如此写种公马：“无与伦比的强壮和美丽，匀称高大，毛色闪闪发光，最明显的特征是颈上披散着垂地的长鬃，有的浓黑，流泻着力与威严；有的金红，燃烧着火焰般的光彩；它管理着保护着这群牝马和顽皮的长腿短身子马驹儿，眼光里保持着父爱般的尊严。”[10]5这种对自然生命之美的迷醉，是生态意识的展现，也无疑是灵魂的高贵素质之一。作家还如此呼喊道：“对树充满敬意吧——从现在开始，对任何一棵树充满敬意，就像对自己的上司那样。”[10]31但是现代人对自然生命的敬意毕竟不多，他们更多的是被自己的欲望和理性算计所蒙蔽，肆无忌惮地破坏着自然生态。
与周涛的新疆体验一样，西藏体验也赋予了马丽华一定的生态意识。西藏人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高原上，过着简朴生活，平等地对待各种自然生命，其实远比以掠夺自然为能事的现代文明更为文明。受西藏文化的影响，马丽华也认识到，“我以为人生原本更简单——就为了这一片蓝天，一方草原，远天下孤独的野牦牛一个黑色的剪影，黄枯的山脊上一群滚动的羊子，就为了这一声鸟鸣、一丝微风……不是占有它们，就为了此生能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这一辈子就很值得了。更何况感受到的不胜其多，已是奢侈。人生对万物有情，万物才有情于人生呵！”[11]60的确，人生在与大自然的真挚交流中获得简朴的丰盈，感受意义，萌生真情。这才是人生的本真呀。
诗人于坚也是深受云南各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才慢慢抛弃现代教育教给我们的对待大自然的狂妄自大和功利追求态度，并慢慢形成特色鲜明的生态意识。他在80年代就写出了《避雨之树》这样的生态文学杰作。诗歌中那株高大、瑰丽的榕树就是永恒的宇宙大生命之树的象征。大自然中的各色生命，包括人，都以平等的身份寄托于这株生命之树。人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更没有对权力对生命之树斧砍刀削，人对待生命之树的合理态度就是欣赏、感恩和敬畏。
从整体上看，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已经初步地萌生并慢慢繁盛起来了，像此前的那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得到较好的反思。其实，90年代以后的生态书写基本上延续着作家们80年代开创的路线，像于坚、郭雪波、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生态倾向比较明显的作家到了90年代发挥出更大的创造力；而关注现实生态问题的生态报告文学到了90年代还出现了像《淮河的警告》这样的力作；至于少数民族作家和边疆地区作家的生态意识也到了90年代随着现代化浪潮日益逼近也变得更为显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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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