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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年3月11日
地点：铁道大厦
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李北海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代表人物究竟是老子、孔子，还是孙子？近一时期，人们对此话题讨论异常热烈。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李北海在全国政协对外友好组的小组讨论会上建议，国家应把中华核心文化建设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并建议组织人力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李北海看来，如何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推广出去，这是一个可能比经济竞争更复杂的挑战。他认为，应该努力让人们看到一个深层次的中国，那些即兴应景的、急功近利的文化产品影响很可能是有限的。
今年“两会”期间，《对外大传播》对李北海委员进行了专访。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几个鲜明观点，其一，不能忽视那些“弱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其二，外宣不能简单地指望市场运作；其三，应拿出我们这个民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世人看；其四，关于国际上对刑法尺度的不同看法。
滴水石穿，人是会变化的
《对外大传播》：李委员，你好！很高兴能够在“两会”上采访到你。上一次见你是在首届中国镇长论坛上，你急匆匆到会，与三百多名来自中国东西部地区的镇长见面，之后，又赶到机场，飞赴拉美参加会议。但可能我们的读者对你还不够了解，请介绍一下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工作经历以及在拉美工作的情况。
李北海：我上世纪60年代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其间，只在山东挂职锻炼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在长期对外工作中，我对拉丁美洲的工作做得较多一些。我在拉美地区有很多朋友，利用老关系可以做一些对外交流活动。
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共有33个国家，还有美、英、法、荷的十多个属地。绝大多数国家通行的语言属拉美语族，故被称为拉丁美洲。1982我担任拉丁美洲局局长，1997年从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主要是同拉丁美洲打交道。
拉美地区有一个特点，是一个多党地区，一个国家中就有好几个政党。许多人不了解中联部是干什么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同世界各色各样的党派交朋友，朋友越多越好，友情越深越好，要做到不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国家关系能够保持稳定。
经过20多年漫长时间的工作，这些国家我差不多都走到了，几乎每一个重要政党我们都有朋友。我感到欣慰地是我退下领导岗位的时候，拉丁美洲有90多个政党同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几乎涵盖了所有同我国建交的和尚未建交的30多个拉美国家的主要政党，包括执政的、在野的、轮流执政的、信仰不同和意识形态各异的重要政党，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局面，为我党赢得的朋友遍及全拉美。至今我仍感激这段经历，它让我大面积地接触到了国际事务，使我感到人生的丰富。
《对外大传播》：拉美国家离中国比较遥远。现在拉美和我们有外交关系的有21个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有12个国家。而你跑遍了那里的大部分地区，能否讲一个与那里的政党领袖交朋友的故事？
李北海：要讲每个党都有故事。那我就讲一个最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怎么交朋友的。稍微岁数大一些的人可能还记得玻利维亚有一位靠镇压共产党上台当了8年总统的班塞尔将军，他曾号称拉美的“蒋介石”。后迫于国际压力和国内群众的要求，“还政于民”，放弃总统职位，组建了民族主义国家行动党，自任领袖，在国内保持重要影响。那时，我去玻利维亚访问时，提出能不能接触班塞尔将军。许多同志有顾虑，还有的同志说笑话，“李某人要去见玻利维亚的‘蒋介石’了。”没想到，当这一消息传递出去后，班塞尔欣然接受，主动提出要见我。他说：“你要求见我，你害不害怕。”我的回答是：“你的经历我知道。”当时我看见他个头并不高，便说，“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的个儿都比较矮。”班塞尔笑了，我也笑了。经过一番交谈，班塞尔说，“你们共产党真有气量，有胆量” 。并说，“看来我们真有必要相互了解。”
《对外大传播》：看来你和班塞爾的见面卓有成效。你的勇气不亚于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后来的交往如何？
李北海：第二年我们邀请班塞尔来中国，由我全程陪同，带领他参观了新建的居民楼。他说，中国建了这么多楼房，这个政府是进步的政府。除了北京，还去了上海。他兴奋得很，对我说：“我发现我见到的中国不是我听到的中国！”在班塞尔来中国的第二年，我又去了玻利维亚，当时提出要见他。那时他正好在国外访问，他说：“我的老朋友来了，我应该见。”于是，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并指示他所在的党按照最高规格接待我。
班塞尔还特意赠送了我一件礼物：他担任领袖时的权杖。他说一来是表示我非常欢迎你，二来你拿着这根权杖，就相当于一个永久的签证，你拿着它到玻利维亚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后来，班塞尔重新当选总统，我去信祝贺，他通过驻华大使两次见我，表示他要致力于加强同中国的关系。2002年他病逝于美国。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中联部的刊物《当代事件》上。这个事情给我们作外事工作的人一个启示：迎难而上，滴水石穿，人是会变化的。 《对外大传播》：在对外交往中，两国扩大了相互影响。想问一下，拉丁美洲和中国是经济交往多还是政治交往多。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局面的？
李北海：政治交往多。人的交往在先，经济交往一般比较滞后。不过现如今经济交往跟上来了，去年双方贸易额达600多亿美元，当时我们接触时， 经济比重小，我们的外交走的是人民外交，党的外交路线是超前的，我们曾把统一战线做到拉美。
我最近一次到拉美是1994年，主要去了多米利加、尼加拉瓜等国，暂时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虽然没有建交，但是有很多朋友，比如尼加拉瓜的前任总统是反共产党的，他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但接待我们仍然很热情。第一次在总统府接见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第二次，带领他的儿子、外长到我们所住的饭店来看望我。
《对外大传播》：对拉丁美洲，我们知道有神秘的玛雅文化，有纯正的雪茄和奔放、热情的拉丁舞，其他我们了解得不多，也很好奇那里的人们是通过什么来了解中国的，在拉美能看到中国的书刊吗？
李北海：拉美那边受西方媒体影响很深，对中国的了解是一种不真实的，扭曲的信息，我们只能靠交朋友，做民间交流。
在拉美地区，华人聚集比较集中的地区才会有中文报纸，像秘鲁。中国的电视节目在拉美地区还需要加装特殊的设备才能接收，使馆，新华社分社等安装了设备，才能接受到中央电视台4套的节目。因此一般老百姓还是很难看到的。我们的书籍在拉美很难看到，直接由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几乎没有，市面上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大多是来过中国的外国人写的。因此，直接来自我们的东西是少数的。
在对外宣传上，我提过不少建议。这几年在拉美我们的声音多了一些，但还有值得努力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国力虽然比现在弱得多，但还能在拉美看到介绍中国的一些杂志，比如《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以及介绍毛泽东主席的小册子，或者毛泽东的著作，等等。当时是靠国家支持，现在靠市场运作，而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商业贸易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单单指望市场运作是不行的。
对外宣传的小册子应该选择精品，而不是为某个活动的应景之作，为了市场需要而做的急就章，影响力有限，看上去热热闹闹，但是对于想深层次了解中国的人帮助不大。
世界在问：中国核心价值 是什么？
《对外大传播》：今年“两会”期间，你有何提案？或者你在发言中强调哪些观点？
李北海：我这次在政协会议上有一篇书面发言，谈论“宣传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讲了我近三年所到的几个国家的一些感受。我在泰国、俄罗斯、德国三个国家参加了三个研讨会。
在泰国参加的是“如何从文化的视角推动两国发展”，在俄国参加的是“进入新世纪，世界新秩序建立的可能性”，在德国参加的是“人权和司法”。这三个不同的主题，却让我遭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核心文化是什么。
我感觉，当前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层次在提高，在加深，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观察、考量中国未来的走向。最近大家都说“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中国的文化。熟悉中国情况的汉学家问我，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是到底是什么？我只能回答，中国古老文化博大精深，其包容性很强，在漫长的过程中，儒家、道家、释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很大，其他流派的也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吸收了各家之长，中国文化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和”的思想，一个共同点，就是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人和自然界的和谐，把“和”作为最高境界。并联系中国今天对内对外政策主张，我讲了一番这样那样的道理之后，泰国的朋友很不以为然。他们说，不能完全信服，他们认为孙子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更要的地位，孙子和《孙子兵法》一直影响着你们今天的生活。我问他们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说，中国人把商场比作战场，这就是孙子的思想，兵不厌诈，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是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到根源的。
我当时回答，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主流和支流，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必须看到主干是什么，要分清主干和枝干。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仁爱”、“和为贵”。泰国朋友紧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是否是主流和支流的问题呢，中国的一些历史片、武打片中都是相互残杀和械斗，反映的是不和谐的一面，是不是可以说和谐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而另一个核心是不和谐。
《对外大传播》：你的话让我们联想到《人民画报》一位俄罗斯专家对中国动画片的看法，他说美国、日本、中国的动画片很多是打打杀杀，比较血腥暴力。而俄罗斯的动画片大多表现可爱的小动物和美好的爱情。真实情况如何，我们暂且不作探讨。但至少说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内心期盼。你认为对外宣传应该展现给世界的是什么？又如何展现呢？
李北海：“和为贵”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外交政策、和谐社会理念、和谐世界主张，都在呼唤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和”字上下大工夫。我们要展示一个“和”的中国。我们一些一味打斗、厮杀的文化产品，不仅不利于对外的形象，而且也贻害子孙后代。我在全国政协21世纪论坛上早就讲过这个意见。去年在俄罗斯，有位朋友对我说，他也认为孙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说“韬光养晦”、“卧薪尝胆”让人生畏。从中国的一些武打片、历史片中，也可感觉到这类影响。他还说，本世纪中叶，或者更早，中国将发展成为超级大国，而俄罗斯那时可能只排名第五第六，希望那个时候，你们中国要善待俄罗斯。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你是了解的，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占主体的是儒家、道家、释家，他们思想的共同主张是仁爱、和平。中华几千年对内对外总的是一种“和”的思想。虽然古代有《孙子兵法》，但这类兵家理论主要是在中国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由分裂达到统一的谋略思想，表现中华民族内部进化的一种自动力，不是用于对外扩展的主张。你们俄罗斯现在人均4000美元，中国经过最大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人均不过3000~4000美元，而那时你们可能人均已经超过上万美元了，你们的森林面积比中国的国土面积还要大，到那时希望俄罗斯善待中国，以公平的价格多卖给我们中国一些空气！这场对话虽然以双方哈哈一笑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思考的空间是：国际上人们已经从文化的视角和深度在观察和考量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向，我们有必要作出准确的回答。
在德国，讨论人权问题，德国朋友对我国实行死刑与我们争论不断，他们称德国在欧洲是最早废除死刑的，并促使欧盟废除死刑。他们竟然把死刑问题同中国文化挂钩，说中国文化中的复仇主义很严重，父债子还，代代相传，复仇意识根深蒂固。
《对外大传播》：有一个值得高兴的消息和你分享：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报纸上引起讨论了。
李北海：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估计国际上会有良好反应。德国朋友在死刑问题上的看法，我认为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这类问题我们应当理性地加以处理。我以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至于德国朋友把死刑同“中国文化复仇主义”挂钩，却有必要分清是非。我对德国朋友说，法国1793年大革命胜利处决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革命胜利处决了沙皇全家，唯有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没有处死末代皇帝，而且把他改造成社会有用的新人，他的晚年过得很体面。“二战”期间，许多被中国俘虏的日本军官不仅没有被杀死，而且通过教育变成战后推动日中友好的积极力量。
对外宣传中要找好着眼点
《对外大传播》：李委员，你以上所讲，都涉及在对外宣传中要找好着眼点的问题。你认为对外传播，还有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李北海：可以探讨的问题很多。还是以人权问题为例。记得去年我到达德国的第一天，主人宴请我們，第一个问题就是“公民的政治权与公民的生存权哪个重要？”我说，请允许我先讲一个故事。我说上个世纪30年代，在我国文学界曾发生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争论：人生的第一本能究竟是需要爱情，还是需要吃饭？我国现代最卓越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说，每一个婴儿出生，第一个动作，就是寻找母乳，婴儿嘴动并不是在寻找异性，并不是有接吻的需要。听者都哈哈大笑。接着，我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说公民的政治权与公民的生存权都重要，但生存权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首先要吃饭。我希望你们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问题，这叫做“雪中送炭”！德国朋友们听了热烈鼓掌。这场本来预料在正式研讨会上才会碰撞的问题，就这样完结。大家高高兴兴地吃饭。
找好着眼点，对于对话的效果关系很大。我也曾遇到过比这更尖锐的问题，对话就不会这么轻松。有时甚至有“白热化对话”！碰到这种情况，对话的着眼点，或者说“切入点”要更加讲究，要设法化对抗为和解。
《对外大传播》：“白热化对话”这倒是一个新鲜的说法，能不能讲一点具体的事情。
李北海：我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可能都有过“白热化对话”的经历。我讲一次在美国的经历。那是在1998年1月，我率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美国参议院同参议院的谋士们座谈，一个以反华著称的参议院领袖的第一笔杆子，一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质问：“苏联的社会主义垮台了，你们为什么还坚持社会主义？”我反问他：“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要由你决定，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接着说：“现在每天的电视新闻都有关于卢旺达、安哥拉难民的报道，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你们美国人仅仅是把它当做新闻来看，你们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是把它当做历史看哪！今天中国人的父辈祖辈就和这些难民一样，甚至更加悲惨！”我以简明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些美国“精英”无话可说。接下来的对话才归于正常。当时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不够，我们请了一位优秀的留美学生来帮忙，她在现场听了痛哭失声。会后她找到我说：“我一定加倍努力，学好回国，报效祖国。”
结束语：由于在事先给李北海委员送了几期杂志，李委员看过后，一迭声地说：大视角，大思考，大沟通，直面大问题，充分显示中国人的大智大慧。他对其中的一些报道很是称赞。他认为，不仅是在文采上，而且是在内容上，《对外大传播》都能比较针对现实去请作者讲清一两个观点。
当时我们向李北海委员征求对刊物的意见，两天后，他在电话中说，这样一本刊物要对大众观点有一个正确引导的作用，现在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办外交的时期，我们现在是走上了大外宣大外交的时代，请在“大”字上做点文章。他对这本刊物有三点希望：
第一，现在的外交是一个国家的动态表现，一个国民的行为就是一个外宣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国外，中国民众的表现就是中国文化的体现，我们的行为文明不文明，礼貌不礼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形象。“两会”期间，他在工作简报上看到乒乓球国手邓亚萍提建议说到这个观点，这么多人在国外，一言一行都是传播。
第二，企业产品不仅仅关乎自己是否盈利，他关乎国家形象的表现，他进一步说到，我们对许多国家素质的认知，都是通过产品。比如德国的剪刀、相机。对其他国家也如此。中国的产品遍及世界，《对外大传播》能否做些文章引导跨国企业参与到对外传播中来。
第三，谈到文化产业，我主张用作品表现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不能为了迎合票房价值，就去简单的迎合。在迎合中，制造糟粕。比如老子、孔子一生作品都很少，但他们传达出的文化达到了最高境界，我们现在的文化产品是最丰富的时代，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华，让它走出国门，我们应该对祖上的文明进行梳理。
做完这篇稿子，记者想到一个问题：地球是圆的，这个世界是多面的，我们做传播工作的，真应把视线延伸到每个区域，而不是只限于大国或周边周家。同时，也有一种感受，对外交往，也许最开始是政治打头，但我们却用真诚和坦荡收获了友谊和信任，最终将交往扩大到文化、经济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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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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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李北海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代表人物究竟是老子、孔子，还是孙子？近一时期，人们对此话题讨论异常热烈。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李北海在全国政协对外友好组的小组讨论会上建议，国家应把中华核心文化建设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并建议组织人力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李北海看来，如何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推广出去，这是一个可能比经济竞争更复杂的挑战。他认为，应该努力让人们看到一个深层次的中国，那些即兴应景的、急功近利的文化产品影响很可能是有限的。
今年“两会”期间，《对外大传播》对李北海委员进行了专访。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几个鲜明观点，其一，不能忽视那些“弱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其二，外宣不能简单地指望市场运作；其三，应拿出我们这个民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世人看；其四，关于国际上对刑法尺度的不同看法。
滴水石穿，人是会变化的
《对外大传播》：李委员，你好！很高兴能够在“两会”上采访到你。上一次见你是在首届中国镇长论坛上，你急匆匆到会，与三百多名来自中国东西部地区的镇长见面，之后，又赶到机场，飞赴拉美参加会议。但可能我们的读者对你还不够了解，请介绍一下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工作经历以及在拉美工作的情况。
李北海：我上世纪60年代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其间，只在山东挂职锻炼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在长期对外工作中，我对拉丁美洲的工作做得较多一些。我在拉美地区有很多朋友，利用老关系可以做一些对外交流活动。
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共有33个国家，还有美、英、法、荷的十多个属地。绝大多数国家通行的语言属拉美语族，故被称为拉丁美洲。1982我担任拉丁美洲局局长，1997年从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主要是同拉丁美洲打交道。
拉美地区有一个特点，是一个多党地区，一个国家中就有好几个政党。许多人不了解中联部是干什么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同世界各色各样的党派交朋友，朋友越多越好，友情越深越好，要做到不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国家关系能够保持稳定。
经过20多年漫长时间的工作，这些国家我差不多都走到了，几乎每一个重要政党我们都有朋友。我感到欣慰地是我退下领导岗位的时候，拉丁美洲有90多个政党同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几乎涵盖了所有同我国建交的和尚未建交的30多个拉美国家的主要政党，包括执政的、在野的、轮流执政的、信仰不同和意识形态各异的重要政党，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局面，为我党赢得的朋友遍及全拉美。至今我仍感激这段经历，它让我大面积地接触到了国际事务，使我感到人生的丰富。
《对外大传播》：拉美国家离中国比较遥远。现在拉美和我们有外交关系的有21个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有12个国家。而你跑遍了那里的大部分地区，能否讲一个与那里的政党领袖交朋友的故事？
李北海：要讲每个党都有故事。那我就讲一个最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怎么交朋友的。稍微岁数大一些的人可能还记得玻利维亚有一位靠镇压共产党上台当了8年总统的班塞尔将军，他曾号称拉美的“蒋介石”。后迫于国际压力和国内群众的要求，“还政于民”，放弃总统职位，组建了民族主义国家行动党，自任领袖，在国内保持重要影响。那时，我去玻利维亚访问时，提出能不能接触班塞尔将军。许多同志有顾虑，还有的同志说笑话，“李某人要去见玻利维亚的‘蒋介石’了。”没想到，当这一消息传递出去后，班塞尔欣然接受，主动提出要见我。他说：“你要求见我，你害不害怕。”我的回答是：“你的经历我知道。”当时我看见他个头并不高，便说，“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的个儿都比较矮。”班塞尔笑了，我也笑了。经过一番交谈，班塞尔说，“你们共产党真有气量，有胆量” 。并说，“看来我们真有必要相互了解。”
《对外大传播》：看来你和班塞爾的见面卓有成效。你的勇气不亚于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后来的交往如何？
李北海：第二年我们邀请班塞尔来中国，由我全程陪同，带领他参观了新建的居民楼。他说，中国建了这么多楼房，这个政府是进步的政府。除了北京，还去了上海。他兴奋得很，对我说：“我发现我见到的中国不是我听到的中国！”在班塞尔来中国的第二年，我又去了玻利维亚，当时提出要见他。那时他正好在国外访问，他说：“我的老朋友来了，我应该见。”于是，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并指示他所在的党按照最高规格接待我。
班塞尔还特意赠送了我一件礼物：他担任领袖时的权杖。他说一来是表示我非常欢迎你，二来你拿着这根权杖，就相当于一个永久的签证，你拿着它到玻利维亚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后来，班塞尔重新当选总统，我去信祝贺，他通过驻华大使两次见我，表示他要致力于加强同中国的关系。2002年他病逝于美国。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中联部的刊物《当代事件》上。这个事情给我们作外事工作的人一个启示：迎难而上，滴水石穿，人是会变化的。 《对外大传播》：在对外交往中，两国扩大了相互影响。想问一下，拉丁美洲和中国是经济交往多还是政治交往多。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局面的？
李北海：政治交往多。人的交往在先，经济交往一般比较滞后。不过现如今经济交往跟上来了，去年双方贸易额达600多亿美元，当时我们接触时， 经济比重小，我们的外交走的是人民外交，党的外交路线是超前的，我们曾把统一战线做到拉美。
我最近一次到拉美是1994年，主要去了多米利加、尼加拉瓜等国，暂时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虽然没有建交，但是有很多朋友，比如尼加拉瓜的前任总统是反共产党的，他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但接待我们仍然很热情。第一次在总统府接见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第二次，带领他的儿子、外长到我们所住的饭店来看望我。
《对外大传播》：对拉丁美洲，我们知道有神秘的玛雅文化，有纯正的雪茄和奔放、热情的拉丁舞，其他我们了解得不多，也很好奇那里的人们是通过什么来了解中国的，在拉美能看到中国的书刊吗？
李北海：拉美那边受西方媒体影响很深，对中国的了解是一种不真实的，扭曲的信息，我们只能靠交朋友，做民间交流。
在拉美地区，华人聚集比较集中的地区才会有中文报纸，像秘鲁。中国的电视节目在拉美地区还需要加装特殊的设备才能接收，使馆，新华社分社等安装了设备，才能接受到中央电视台4套的节目。因此一般老百姓还是很难看到的。我们的书籍在拉美很难看到，直接由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几乎没有，市面上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大多是来过中国的外国人写的。因此，直接来自我们的东西是少数的。
在对外宣传上，我提过不少建议。这几年在拉美我们的声音多了一些，但还有值得努力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国力虽然比现在弱得多，但还能在拉美看到介绍中国的一些杂志，比如《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以及介绍毛泽东主席的小册子，或者毛泽东的著作，等等。当时是靠国家支持，现在靠市场运作，而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商业贸易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单单指望市场运作是不行的。
对外宣传的小册子应该选择精品，而不是为某个活动的应景之作，为了市场需要而做的急就章，影响力有限，看上去热热闹闹，但是对于想深层次了解中国的人帮助不大。
世界在问：中国核心价值 是什么？
《对外大传播》：今年“两会”期间，你有何提案？或者你在发言中强调哪些观点？
李北海：我这次在政协会议上有一篇书面发言，谈论“宣传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讲了我近三年所到的几个国家的一些感受。我在泰国、俄罗斯、德国三个国家参加了三个研讨会。
在泰国参加的是“如何从文化的视角推动两国发展”，在俄国参加的是“进入新世纪，世界新秩序建立的可能性”，在德国参加的是“人权和司法”。这三个不同的主题，却让我遭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核心文化是什么。
我感觉，当前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层次在提高，在加深，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观察、考量中国未来的走向。最近大家都说“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中国的文化。熟悉中国情况的汉学家问我，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是到底是什么？我只能回答，中国古老文化博大精深，其包容性很强，在漫长的过程中，儒家、道家、释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很大，其他流派的也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吸收了各家之长，中国文化逐步形成了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和”的思想，一个共同点，就是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人和自然界的和谐，把“和”作为最高境界。并联系中国今天对内对外政策主张，我讲了一番这样那样的道理之后，泰国的朋友很不以为然。他们说，不能完全信服，他们认为孙子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更要的地位，孙子和《孙子兵法》一直影响着你们今天的生活。我问他们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说，中国人把商场比作战场，这就是孙子的思想，兵不厌诈，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是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到根源的。
我当时回答，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主流和支流，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必须看到主干是什么，要分清主干和枝干。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仁爱”、“和为贵”。泰国朋友紧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是否是主流和支流的问题呢，中国的一些历史片、武打片中都是相互残杀和械斗，反映的是不和谐的一面，是不是可以说和谐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而另一个核心是不和谐。
《对外大传播》：你的话让我们联想到《人民画报》一位俄罗斯专家对中国动画片的看法，他说美国、日本、中国的动画片很多是打打杀杀，比较血腥暴力。而俄罗斯的动画片大多表现可爱的小动物和美好的爱情。真实情况如何，我们暂且不作探讨。但至少说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内心期盼。你认为对外宣传应该展现给世界的是什么？又如何展现呢？
李北海：“和为贵”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外交政策、和谐社会理念、和谐世界主张，都在呼唤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和”字上下大工夫。我们要展示一个“和”的中国。我们一些一味打斗、厮杀的文化产品，不仅不利于对外的形象，而且也贻害子孙后代。我在全国政协21世纪论坛上早就讲过这个意见。去年在俄罗斯，有位朋友对我说，他也认为孙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说“韬光养晦”、“卧薪尝胆”让人生畏。从中国的一些武打片、历史片中，也可感觉到这类影响。他还说，本世纪中叶，或者更早，中国将发展成为超级大国，而俄罗斯那时可能只排名第五第六，希望那个时候，你们中国要善待俄罗斯。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你是了解的，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占主体的是儒家、道家、释家，他们思想的共同主张是仁爱、和平。中华几千年对内对外总的是一种“和”的思想。虽然古代有《孙子兵法》，但这类兵家理论主要是在中国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由分裂达到统一的谋略思想，表现中华民族内部进化的一种自动力，不是用于对外扩展的主张。你们俄罗斯现在人均4000美元，中国经过最大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人均不过3000~4000美元，而那时你们可能人均已经超过上万美元了，你们的森林面积比中国的国土面积还要大，到那时希望俄罗斯善待中国，以公平的价格多卖给我们中国一些空气！这场对话虽然以双方哈哈一笑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思考的空间是：国际上人们已经从文化的视角和深度在观察和考量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向，我们有必要作出准确的回答。
在德国，讨论人权问题，德国朋友对我国实行死刑与我们争论不断，他们称德国在欧洲是最早废除死刑的，并促使欧盟废除死刑。他们竟然把死刑问题同中国文化挂钩，说中国文化中的复仇主义很严重，父债子还，代代相传，复仇意识根深蒂固。
《对外大传播》：有一个值得高兴的消息和你分享：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报纸上引起讨论了。
李北海：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估计国际上会有良好反应。德国朋友在死刑问题上的看法，我认为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这类问题我们应当理性地加以处理。我以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至于德国朋友把死刑同“中国文化复仇主义”挂钩，却有必要分清是非。我对德国朋友说，法国1793年大革命胜利处决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革命胜利处决了沙皇全家，唯有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没有处死末代皇帝，而且把他改造成社会有用的新人，他的晚年过得很体面。“二战”期间，许多被中国俘虏的日本军官不仅没有被杀死，而且通过教育变成战后推动日中友好的积极力量。
对外宣传中要找好着眼点
《对外大传播》：李委员，你以上所讲，都涉及在对外宣传中要找好着眼点的问题。你认为对外传播，还有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李北海：可以探讨的问题很多。还是以人权问题为例。记得去年我到达德国的第一天，主人宴请我們，第一个问题就是“公民的政治权与公民的生存权哪个重要？”我说，请允许我先讲一个故事。我说上个世纪30年代，在我国文学界曾发生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争论：人生的第一本能究竟是需要爱情，还是需要吃饭？我国现代最卓越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说，每一个婴儿出生，第一个动作，就是寻找母乳，婴儿嘴动并不是在寻找异性，并不是有接吻的需要。听者都哈哈大笑。接着，我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说公民的政治权与公民的生存权都重要，但生存权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首先要吃饭。我希望你们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问题，这叫做“雪中送炭”！德国朋友们听了热烈鼓掌。这场本来预料在正式研讨会上才会碰撞的问题，就这样完结。大家高高兴兴地吃饭。
找好着眼点，对于对话的效果关系很大。我也曾遇到过比这更尖锐的问题，对话就不会这么轻松。有时甚至有“白热化对话”！碰到这种情况，对话的着眼点，或者说“切入点”要更加讲究，要设法化对抗为和解。
《对外大传播》：“白热化对话”这倒是一个新鲜的说法，能不能讲一点具体的事情。
李北海：我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可能都有过“白热化对话”的经历。我讲一次在美国的经历。那是在1998年1月，我率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美国参议院同参议院的谋士们座谈，一个以反华著称的参议院领袖的第一笔杆子，一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质问：“苏联的社会主义垮台了，你们为什么还坚持社会主义？”我反问他：“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要由你决定，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接着说：“现在每天的电视新闻都有关于卢旺达、安哥拉难民的报道，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你们美国人仅仅是把它当做新闻来看，你们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是把它当做历史看哪！今天中国人的父辈祖辈就和这些难民一样，甚至更加悲惨！”我以简明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些美国“精英”无话可说。接下来的对话才归于正常。当时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不够，我们请了一位优秀的留美学生来帮忙，她在现场听了痛哭失声。会后她找到我说：“我一定加倍努力，学好回国，报效祖国。”
结束语：由于在事先给李北海委员送了几期杂志，李委员看过后，一迭声地说：大视角，大思考，大沟通，直面大问题，充分显示中国人的大智大慧。他对其中的一些报道很是称赞。他认为，不仅是在文采上，而且是在内容上，《对外大传播》都能比较针对现实去请作者讲清一两个观点。
当时我们向李北海委员征求对刊物的意见，两天后，他在电话中说，这样一本刊物要对大众观点有一个正确引导的作用，现在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办外交的时期，我们现在是走上了大外宣大外交的时代，请在“大”字上做点文章。他对这本刊物有三点希望：
第一，现在的外交是一个国家的动态表现，一个国民的行为就是一个外宣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国外，中国民众的表现就是中国文化的体现，我们的行为文明不文明，礼貌不礼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形象。“两会”期间，他在工作简报上看到乒乓球国手邓亚萍提建议说到这个观点，这么多人在国外，一言一行都是传播。
第二，企业产品不仅仅关乎自己是否盈利，他关乎国家形象的表现，他进一步说到，我们对许多国家素质的认知，都是通过产品。比如德国的剪刀、相机。对其他国家也如此。中国的产品遍及世界，《对外大传播》能否做些文章引导跨国企业参与到对外传播中来。
第三，谈到文化产业，我主张用作品表现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不能为了迎合票房价值，就去简单的迎合。在迎合中，制造糟粕。比如老子、孔子一生作品都很少，但他们传达出的文化达到了最高境界，我们现在的文化产品是最丰富的时代，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华，让它走出国门，我们应该对祖上的文明进行梳理。
做完这篇稿子，记者想到一个问题：地球是圆的，这个世界是多面的，我们做传播工作的，真应把视线延伸到每个区域，而不是只限于大国或周边周家。同时，也有一种感受，对外交往，也许最开始是政治打头，但我们却用真诚和坦荡收获了友谊和信任，最终将交往扩大到文化、经济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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