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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别定位”，是指社会对男女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和期待。中国古代男女性性别定位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男性承担着女性没有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而女性则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男性一定是阳刚的，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地位极其卑下，没有自主权和独立性；男性要有“君子”行和“丈夫”气，而女性是“阴”的代名词，其标准为“淑女”。这种刻板的男女两性性别角色定位是对男性的压抑也是对女性的压迫，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古代；性别定位；刻板性
性别（gender），“一个包含区别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利关系和权利模式的概念。这些关系是从社会这个角度定义和构建的。它不是生理性的定义。因此，作为一个概念，它有别于通常所指的以男女生理差别为基础的概念。”[1]《现代汉语词典》对“性别”的解释是：“性别指雌雄两性的区别，通常指男女两性的区别。”[2]性别一般指男女两性的差别。男女两性的差别是自然属性，也是社会属性。
我们可以作此简要理解：“性别”（gender）主要指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包含社会性别的多元化、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具有可变更性。
所谓“性别定位”，是指社会对男女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和期待。
一、中国古代男性的定位
中国古代男性的性别定位，是中国古代和中国传统以律条或礼数等方式对男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和期待。
在中国古代，男性性别角色是被死死地框住的。
首先，承担着女性没有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从周代起，就有性别分工制度所谓“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之则谓乱”。[3]男性一定是主外的，没有主内的自由。《礼记·曲礼》中有明确规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卷二：37）周代有嫡长子继承制，是一种男性权力的代代相传，即男性被规定有社会政治权力。只有男性有义务向宗庙请示，去墓地禀告祖先，以及从事重要的祭祀活动。
其次，男性一定是阳刚的。“夫为阳，妻为阴”（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周易》更强调了男子阳刚这一点，“乾，阳物也”（《周易·系辞》）。阳刚的男性不能够表现出怯懦，否则便不符合男性要求。
再次，男性要有“君子”行和“丈夫”气。《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要不屈不挠；君子要像大地一样包容万物，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容忍承载。《诗经·曹风·尸鸠》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孔子对“君子”作了很多的定位，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等等。这些与其说是对男性的美德的期望，不如说是男性品质的标尺。而这些条条框框虽然提高了男性的境界，也限制了男性人性的自由发展。孟子对男性提出了“大丈夫”的要求，男性必须要有浩然正气、高尚气节和刚毅品质。除了内在的修养一定要高，外在的形象也要符合很高的标准，“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俭然，恀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非十二子》）。
正如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所测定的社会对男性性别的定位那样，男性要“自我信赖，维护自己的信念，独立的，活跃的，武断的，具有领导能力，乐于冒险，容易做出决策，有支配力的，愿意表明立场，具有竞争心，雄心勃勃等” （性角色量表[BSRI]），中国传统对男性性别的定位亦如是，即希望男人刚强果敢，义薄云天，出将入相，功成名就，沉稳干练，不拘小节，甚至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等等。这些做男人的标准，历来是中国文人臣子、忠臣良将的传统，男人们不得不循着这条道路，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二、中国古代女性的定位
中国古代女性的性别定位，是中国古代和中国传统以律条或礼数等方式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和期待。
相对于男性性别角色而言，女性处于和其完全对立的状态。
首先，女性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从周代的宗法父权制开始，除了对于女性生育儿子的要求以外，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和话语权。正所谓“牝鸡无晨”、“妇无公事”。《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卷二十七：520）“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嫡长子继承制剥夺了女性的政治权和继承权，将女性绑在家务事上，沦为生育的工具。女性只能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其价值只是“贤内助”，所谓“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4]古代的贤母、贤妇不胜枚举，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留下，或是勉励丈夫苦学，或是规谏丈夫向善，都是作为一个妻子的符号存在，在丈夫的成就上方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其次，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地位极其卑下，没有自主权和独立性。从甲骨文来看，“女”字的字形便像女子屈膝交手，温柔顺从，这便饱含了女性地位的“卑微”的意思。所谓“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人下也”、“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强”。[5]孟子所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她们没有自己的婚姻自主权，就连贵族女性也是政治婚姻之下的牺牲品（下转第54页）（上接第51页），如穆姬被父亲晋献公嫁给秦穆公，只是为了两国之间的政治联姻。民间女子更是作为物品进行声色交易，如“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国语·越语》）。在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女性是没有自由选择权的被迫单项选择，男性则可以自由地进行多项选择。女性必须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象传》）。至于妓女更是娱乐男性的工具和玩物，古代有宫妓、营妓、官妓、家妓、民妓等，均沦落为男人的欲望发泄对象。甚至结发妻子，也不足为道，正如《三国演义》刘备所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手足不可断，衣服随便换。女子从古到今，都摆脱不了被弃的命运，从《诗经·氓》的弃妇诗开端，千古的薄命女子在历史的长河里挣扎呼喊，声嘶力竭，也难以被听到其所承受的苦痛。 再次，女性是“阴”的代名词，其标准为“淑女”。相对于男性的阳刚来讲，女性必须是阴柔的。“夫为阳，妻为阴”、“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此外，女性必须符合淑女标准。从《诗经·国风·周南》的《关雎》发端，女性就被期望为窈窕淑女的样子，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女性一定是美好文静的，如《楚辞·九歌·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淑女的标准有三：首先，作为女性，精神和肉体都必须是纯洁的，“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礼记·内则》），“男女授受不亲”（《孟子》），后来程朱理学更是严格限制，贞节牌坊大兴；其次，女性必须顺从、善良，必须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再次，女性容貌要美，如《诗经·国风·卫风》的《硕人》篇：“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女性必须是性情温柔、情意绵绵、忠诚、柔顺、被动、害羞、富有同情心、敏感、谈吐柔和、不讲粗话、温文尔雅、缺乏自信、幼稚轻信、服从忍让、情感细腻丰富、喜爱干净整洁的。
三、中国古代男女性别定位的刻板性
中国古代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是被严格区分开来的，这种存在极大不同的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定位存在着刻板性，对男女两性来讲均是一种无形的枷锁。
首先，中国古代刻板的男性性别角色定位，使男性背上了重重的包袱，他们要严格约束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做文臣就要“文死谏”，做武将就要“武死战”，古代男性在教条的苛刻框定下还出现了众多的腐儒的典型比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等等，并且贪官污吏也成为吃百姓的猛虎。这些虽和传统的男性性别角色的定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这种人性的扭曲发展和单性掌权的状态确实对这种结果的生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其次，中国古代刻板的女性性别角色定位，是对女性极大的掠夺和压迫。正如笔者在《吉林日报》看到的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曾几何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三寸金莲等一系列的精神枷锁，以花样翻新的形式不断打击、迫害着中国女性的自尊心、自信心、自强心、自立心”、“几千年啊，她们被反动势力塑造成低眉顺眼、红颜祸水的卑微形象”、“多少年了，很多人不说纣王无道，却说妲己害国；不说李隆基荒淫，却说杨贵妃招祸。连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有个浪漫的理由‘冲冠一怒为红颜’。这都是谁说的？谁编的呀？居心何在？”这段话，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女性性别角色的刻板单一定位不论对女性自身、对作为异性的男性，还是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总之，中国古代男女性性别定位存在很大差异。男性在中国古代社会承担着女性所没有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背负着重大的社会使命与包袱，女性则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被剥夺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男性一定是阳刚的，男性是尊者角色，而女性群体地位极其卑下，没有自主权和独立性；男性要有“君子”行和“丈夫”气，而女性是“阴”的代名词，其标准为“淑女”。这种刻板的男女两性性别角色定位是对男性的压抑也是对女性的压迫，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虽然在当今社会，“男尊女卑”已然过时，但亦值得我们去思考男女两性在当下社会中的处境以及男女两性真正的和谐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王国富，王秀玲总编译.澳大利亚教育词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151.
[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M].475.
[4]国语·鲁语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85.
[5]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26.
关键词：中国古代；性别定位；刻板性
性别（gender），“一个包含区别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利关系和权利模式的概念。这些关系是从社会这个角度定义和构建的。它不是生理性的定义。因此，作为一个概念，它有别于通常所指的以男女生理差别为基础的概念。”[1]《现代汉语词典》对“性别”的解释是：“性别指雌雄两性的区别，通常指男女两性的区别。”[2]性别一般指男女两性的差别。男女两性的差别是自然属性，也是社会属性。
我们可以作此简要理解：“性别”（gender）主要指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包含社会性别的多元化、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具有可变更性。
所谓“性别定位”，是指社会对男女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和期待。
一、中国古代男性的定位
中国古代男性的性别定位，是中国古代和中国传统以律条或礼数等方式对男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和期待。
在中国古代，男性性别角色是被死死地框住的。
首先，承担着女性没有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从周代起，就有性别分工制度所谓“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之则谓乱”。[3]男性一定是主外的，没有主内的自由。《礼记·曲礼》中有明确规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卷二：37）周代有嫡长子继承制，是一种男性权力的代代相传，即男性被规定有社会政治权力。只有男性有义务向宗庙请示，去墓地禀告祖先，以及从事重要的祭祀活动。
其次，男性一定是阳刚的。“夫为阳，妻为阴”（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周易》更强调了男子阳刚这一点，“乾，阳物也”（《周易·系辞》）。阳刚的男性不能够表现出怯懦，否则便不符合男性要求。
再次，男性要有“君子”行和“丈夫”气。《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要不屈不挠；君子要像大地一样包容万物，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容忍承载。《诗经·曹风·尸鸠》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孔子对“君子”作了很多的定位，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等等。这些与其说是对男性的美德的期望，不如说是男性品质的标尺。而这些条条框框虽然提高了男性的境界，也限制了男性人性的自由发展。孟子对男性提出了“大丈夫”的要求，男性必须要有浩然正气、高尚气节和刚毅品质。除了内在的修养一定要高，外在的形象也要符合很高的标准，“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俭然，恀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非十二子》）。
正如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所测定的社会对男性性别的定位那样，男性要“自我信赖，维护自己的信念，独立的，活跃的，武断的，具有领导能力，乐于冒险，容易做出决策，有支配力的，愿意表明立场，具有竞争心，雄心勃勃等” （性角色量表[BSRI]），中国传统对男性性别的定位亦如是，即希望男人刚强果敢，义薄云天，出将入相，功成名就，沉稳干练，不拘小节，甚至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等等。这些做男人的标准，历来是中国文人臣子、忠臣良将的传统，男人们不得不循着这条道路，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二、中国古代女性的定位
中国古代女性的性别定位，是中国古代和中国传统以律条或礼数等方式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规定和期待。
相对于男性性别角色而言，女性处于和其完全对立的状态。
首先，女性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从周代的宗法父权制开始，除了对于女性生育儿子的要求以外，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和话语权。正所谓“牝鸡无晨”、“妇无公事”。《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卷二十七：520）“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嫡长子继承制剥夺了女性的政治权和继承权，将女性绑在家务事上，沦为生育的工具。女性只能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其价值只是“贤内助”，所谓“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4]古代的贤母、贤妇不胜枚举，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留下，或是勉励丈夫苦学，或是规谏丈夫向善，都是作为一个妻子的符号存在，在丈夫的成就上方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其次，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地位极其卑下，没有自主权和独立性。从甲骨文来看，“女”字的字形便像女子屈膝交手，温柔顺从，这便饱含了女性地位的“卑微”的意思。所谓“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人下也”、“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强”。[5]孟子所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她们没有自己的婚姻自主权，就连贵族女性也是政治婚姻之下的牺牲品（下转第54页）（上接第51页），如穆姬被父亲晋献公嫁给秦穆公，只是为了两国之间的政治联姻。民间女子更是作为物品进行声色交易，如“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国语·越语》）。在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女性是没有自由选择权的被迫单项选择，男性则可以自由地进行多项选择。女性必须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象传》）。至于妓女更是娱乐男性的工具和玩物，古代有宫妓、营妓、官妓、家妓、民妓等，均沦落为男人的欲望发泄对象。甚至结发妻子，也不足为道，正如《三国演义》刘备所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手足不可断，衣服随便换。女子从古到今，都摆脱不了被弃的命运，从《诗经·氓》的弃妇诗开端，千古的薄命女子在历史的长河里挣扎呼喊，声嘶力竭，也难以被听到其所承受的苦痛。 再次，女性是“阴”的代名词，其标准为“淑女”。相对于男性的阳刚来讲，女性必须是阴柔的。“夫为阳，妻为阴”、“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此外，女性必须符合淑女标准。从《诗经·国风·周南》的《关雎》发端，女性就被期望为窈窕淑女的样子，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女性一定是美好文静的，如《楚辞·九歌·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淑女的标准有三：首先，作为女性，精神和肉体都必须是纯洁的，“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礼记·内则》），“男女授受不亲”（《孟子》），后来程朱理学更是严格限制，贞节牌坊大兴；其次，女性必须顺从、善良，必须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再次，女性容貌要美，如《诗经·国风·卫风》的《硕人》篇：“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女性必须是性情温柔、情意绵绵、忠诚、柔顺、被动、害羞、富有同情心、敏感、谈吐柔和、不讲粗话、温文尔雅、缺乏自信、幼稚轻信、服从忍让、情感细腻丰富、喜爱干净整洁的。
三、中国古代男女性别定位的刻板性
中国古代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是被严格区分开来的，这种存在极大不同的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定位存在着刻板性，对男女两性来讲均是一种无形的枷锁。
首先，中国古代刻板的男性性别角色定位，使男性背上了重重的包袱，他们要严格约束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做文臣就要“文死谏”，做武将就要“武死战”，古代男性在教条的苛刻框定下还出现了众多的腐儒的典型比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等等，并且贪官污吏也成为吃百姓的猛虎。这些虽和传统的男性性别角色的定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这种人性的扭曲发展和单性掌权的状态确实对这种结果的生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其次，中国古代刻板的女性性别角色定位，是对女性极大的掠夺和压迫。正如笔者在《吉林日报》看到的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曾几何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三寸金莲等一系列的精神枷锁，以花样翻新的形式不断打击、迫害着中国女性的自尊心、自信心、自强心、自立心”、“几千年啊，她们被反动势力塑造成低眉顺眼、红颜祸水的卑微形象”、“多少年了，很多人不说纣王无道，却说妲己害国；不说李隆基荒淫，却说杨贵妃招祸。连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有个浪漫的理由‘冲冠一怒为红颜’。这都是谁说的？谁编的呀？居心何在？”这段话，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女性性别角色的刻板单一定位不论对女性自身、对作为异性的男性，还是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总之，中国古代男女性性别定位存在很大差异。男性在中国古代社会承担着女性所没有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背负着重大的社会使命与包袱，女性则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被剥夺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男性一定是阳刚的，男性是尊者角色，而女性群体地位极其卑下，没有自主权和独立性；男性要有“君子”行和“丈夫”气，而女性是“阴”的代名词，其标准为“淑女”。这种刻板的男女两性性别角色定位是对男性的压抑也是对女性的压迫，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虽然在当今社会，“男尊女卑”已然过时，但亦值得我们去思考男女两性在当下社会中的处境以及男女两性真正的和谐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王国富，王秀玲总编译.澳大利亚教育词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151.
[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M].475.
[4]国语·鲁语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85.
[5]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