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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去了某省农村基层,在没有当地干部陪同的情况下,直接向党员和群众做调查。我的调查较为广泛,既有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干部作风等内容,又有政策落实、农业结构调整和致富奔小康等方面。我接触的党员和农民都是勤劳朴实的劳动者,是值得敬佩的人。他们的言谈内容更为丰富,多能击中时弊,具有积极的意义,现摘录如下。
在了解村支部工作情况时,地处两乡、居住相距近20余公里的三位党员是这样回答的:
一位57岁、1968年入党的农民同志说:“我多少年都没有过组织生活了,没人张罗这件事,党组织早就瘫痪了。”
一位41岁、1985年入党(曾任村支书)的同志说:“现在支部不能给农民干啥事,当头的没那个心思,都在搞自己的事。”
一位69岁、1960年入党的农民同志说:“村支部工作不行,干部也不来,一来准是要钱的,没别的事。”
在场的一些男女群众都持相似的看法,有的言辞异常激烈。
在讨论调整农业结构、致富奔小康问题时,五位同志作了如下发言:
一位59岁的农民说:“村里能‘卖胳膊’的都出去了。我两个儿子,一个19岁,一个16岁,都出去打工了。小的去年正月十六出去的,干了一年,挣了3000块,可年底老板只给2000块,说没钱,孩子也不敢走,只好跟着老板等活干,没办法。”
一位69岁的农民说:“我们村人均不到7分地,多数还是山地,平地也就两三分,不敢退,退了心就没底了。我儿子承包了3000亩荒山,想搞开发,可到银行去贷款,银行要存折抵押。退耕还林不知道包括不包括荒山,能不能给点支持。”
一位25岁的农民说:“我们村本来耕地就少,没有‘耕’怎么退?现有的耕地只能保住我们的口粮。荒山倒是有人想承包,但属不属退耕还林,也没有人操心这件事。”
一位63岁、曾经开过石渣厂的农民说:“我们村没有别的资源,只有石头。我以前干石渣厂还行,可欠我账的人太多,在我的账面上就有100多万,大多数是要不回来了,厂子也黄了。现在石渣没销路,不能搞了,想向银行贷点款搞别的,银行要我用支票、存折抵押,我要是有支票和存折,还贷啥款?希望国家能制定一个更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政策。”
一位59岁的农民说:“我有神经官能症,虽想致富,但我跟不上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国家对我这样的人还管不管?”
去村委会向当地干部了解情况时,群众将我们指向了一所小学,村委会就在小学内。村干部不在,巧遇一位女老师,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来看一看农村情况,随即谈到了农村教育。这是一所包括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教室不够用,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就要站到屋外边,小学生有的在屋檐下自学,有的自由玩耍,严寒在损害着他们的肌体;一个是师资不足,和我交谈的那位女教师要教一至三年级的语文、数学和自然。有的还是请幼儿老师兼课,教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据我了解,在那个近1000人口的村子,没有一个高中生,初中生也很少,孩子一般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原因,“读书无用论”也是个重要障碍。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我国广大农村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许多多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党在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调整农业结构、转移农业劳力、推广科学技术和减轻农民负担等,深受农民的欢迎。既然如此,为什么农民群众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呢?应该说,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基层干部的问题,主要还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还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提高基层干部水平,转变工作作风。在这一方面,上级领导机关也负有重要的责任。上级领导机关的状况如何,也是值得分析的。我在一个县农委向其负责人了解情况时,这位负责人连一些基本的数据都说不清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发言人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
在了解村支部工作情况时,地处两乡、居住相距近20余公里的三位党员是这样回答的:
一位57岁、1968年入党的农民同志说:“我多少年都没有过组织生活了,没人张罗这件事,党组织早就瘫痪了。”
一位41岁、1985年入党(曾任村支书)的同志说:“现在支部不能给农民干啥事,当头的没那个心思,都在搞自己的事。”
一位69岁、1960年入党的农民同志说:“村支部工作不行,干部也不来,一来准是要钱的,没别的事。”
在场的一些男女群众都持相似的看法,有的言辞异常激烈。
在讨论调整农业结构、致富奔小康问题时,五位同志作了如下发言:
一位59岁的农民说:“村里能‘卖胳膊’的都出去了。我两个儿子,一个19岁,一个16岁,都出去打工了。小的去年正月十六出去的,干了一年,挣了3000块,可年底老板只给2000块,说没钱,孩子也不敢走,只好跟着老板等活干,没办法。”
一位69岁的农民说:“我们村人均不到7分地,多数还是山地,平地也就两三分,不敢退,退了心就没底了。我儿子承包了3000亩荒山,想搞开发,可到银行去贷款,银行要存折抵押。退耕还林不知道包括不包括荒山,能不能给点支持。”
一位25岁的农民说:“我们村本来耕地就少,没有‘耕’怎么退?现有的耕地只能保住我们的口粮。荒山倒是有人想承包,但属不属退耕还林,也没有人操心这件事。”
一位63岁、曾经开过石渣厂的农民说:“我们村没有别的资源,只有石头。我以前干石渣厂还行,可欠我账的人太多,在我的账面上就有100多万,大多数是要不回来了,厂子也黄了。现在石渣没销路,不能搞了,想向银行贷点款搞别的,银行要我用支票、存折抵押,我要是有支票和存折,还贷啥款?希望国家能制定一个更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政策。”
一位59岁的农民说:“我有神经官能症,虽想致富,但我跟不上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国家对我这样的人还管不管?”
去村委会向当地干部了解情况时,群众将我们指向了一所小学,村委会就在小学内。村干部不在,巧遇一位女老师,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来看一看农村情况,随即谈到了农村教育。这是一所包括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教室不够用,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就要站到屋外边,小学生有的在屋檐下自学,有的自由玩耍,严寒在损害着他们的肌体;一个是师资不足,和我交谈的那位女教师要教一至三年级的语文、数学和自然。有的还是请幼儿老师兼课,教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据我了解,在那个近1000人口的村子,没有一个高中生,初中生也很少,孩子一般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原因,“读书无用论”也是个重要障碍。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我国广大农村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许多多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党在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调整农业结构、转移农业劳力、推广科学技术和减轻农民负担等,深受农民的欢迎。既然如此,为什么农民群众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呢?应该说,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基层干部的问题,主要还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还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提高基层干部水平,转变工作作风。在这一方面,上级领导机关也负有重要的责任。上级领导机关的状况如何,也是值得分析的。我在一个县农委向其负责人了解情况时,这位负责人连一些基本的数据都说不清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发言人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