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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次房子，添上家具就二三十年不变，对自己是一个侮辱。』
那种用同一套家具填满整个空间的装修风格在刘利年看来颇有些『令人发指』，
『你不可能买个帽子戴20年，还在戴。那人就郁闷了。』
刘利年 著名演员、导演、家具设计师。曾凭《月满英伦》斩获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主演影片有《芙蓉镇》、《月满英伦》、《天地英雄》、《白求恩》等。目前为刘刘家具设计营销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设计师。
翠翠 原名Jehannede Biolley、比利时贵族、著名内陈设和珠宝设计师。她曾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学习历史、中国艺术和文化。现在跟随丈夫刘利年定居北京，北京杜革酒店就是夫妻二人的合作设计作品。
刘利年近来留起了大胡子，和以往在电影里的形象有所不同。一问，原来是要在老朋友姜文的新戏《一步之遥》里面客串一个军阀的角色。这些年来，刘利年一直左手握剧本，右手握设计图。这次客串之余，他也顺便给姜文家的新宅子添置一些铁艺。“当年不读书，尽玩这些东西了。现在会这种东西的人不多了。”刘利年边说边介绍着屁股底下的铁艺高椅，那是一把不用焊接，纯粹以人力将两根铁条砸在一起的西洋式样铁椅。铁椅的旁边，是一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居民家中最常见的藤椅，藤椅旁边，是一把现代设计的人体工学椅。这混搭风格走得淋漓尽致的家中，就连先生和太太也是混搭的—刘利年的媳妇儿翠翠，是个土生土长的比利时人。俩人一起，不仅中西结合，更纵横古今。在已经没落的拈花寺偏殿，混搭出一种古建筑里的现代生活。
此缘起与彼缘起
翠翠那会还不叫翠翠，一般人在介绍她时会说：“这是比利时来的艺术家Jehanne。”Jehanne跟她的朋友Sanderling来到小八道湾儿胡同的全总文工团排探班，恰好碰上了在此排练话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的刘利年和姜文。聊着聊着，同样刚从伦敦回来不久的俩人发现对方是老相识，“哦，原来你就是那个每天早上戴个红头巾，在伦敦大桥上跑步的男人！”翠翠兴奋地说到，再然后，这个在中国找到丈夫的比利时艺术家，就变成了翠翠。翡翠，是刘利年最喜欢的珠宝。而翠翠本人则在看到翠鸟的图片以后就爱上了“翠”这个中国字。翠翠也真的像跟沈从文笔下那中外闻名的女主角一样，从此以后，在中国扎根。
扎根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找房子。翠翠央求了自己当时住在鼓楼西大街的意大利朋友帮忙，要求找一个既能做工作室又能做家的房子。“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就是喜欢大自然。我喜欢有风，下雨，下雪，我都喜欢听那个声音。我喜欢，我的脚在地下。我不喜欢在高楼。希望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找一个像农村的感觉。”刘利年说。 圈子里学古建筑的丹麦朋友还真的就给翠翠找到了这么一处闹中取静又接地气儿的地方。
打开院门，只见白茫茫的雪，一个脚印也没。邻居偶尔路过，小院里才能传来点声音，更多的时候，听见的是整月整月的北风拂过干枯的树杈的声音，以及一两声不知名的雀鸣。“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说，那么美丽。”翠翠的一腔热情因为朋友想要留着小院自用而暂时压抑起来了，耐心地等了六个月，终于等来了这处没有电，没有上下水管道的“世内桃源”。
“你们外国人还是喜欢那些小破四合院，丑了吧唧，黑乎乎的。”被翠翠拽来这里之前，刘利年是这么评价的。看完这地方，他只说了一个字—“好”。
不变是一种错误
2000年5月21到7月25，不到两个月，刘利年和翠翠的爱巢就已装修完毕。和大多数人的家不一样，刘利年家里的摆设，随时都在变动着。“买一次房子，添上家具就二三十年不变，对自己是一个侮辱。”用同一套家具填满整个空间的装修风格在刘利年看来颇有些“令人发指”，“你不可能买个帽子戴20年，还在戴。那人就郁闷了”。
翠翠最喜欢问刘利年的一句话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大到换沙发，重新布置家具朝向，小到挪动一个水盆，一个花架，刘利年的家几乎一直处于女主人翠翠无止境的改变中。屋子里最大的改变，除了水电齐备，就属客厅旁边的储物间了。大概二十来平米的地方，是刘利年无中生有的杰作。“当时这里是个锅炉房，填满了垃圾，蛇蝎到处都是，我们清理了，盖了一个棚子。”储物间里放着半年前换下来的皮沙发，窗台上三个不同规格的熨斗依次排开，物件收纳和洗烫衣服全都在这里搞定。
刘刘家具就是这种千变万化的装修风格之最好体现。一百个刘刘椅，就可以拼出一个家所需要的各种家具，桌椅板凳床，统统解决。“我们家的刘刘椅已经摆过五种不同的风格。有时是很长的单排，有时是厚实的三排。”只有一把刘刘椅也可以玩出花样。选择不同的布料来定制椅子的坐垫和靠垫，原木布艺两相宜。将刘刘椅的靠背抽掉，背板就可以变托盘，剩下的椅子部分，可以选择“一秒钟变板凳”，也可以考虑“一秒钟变茶几”，就像刘利年的儿子一样，放学回家随手将刘刘椅改造成自己写作业的茶几。
这种无穷变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同文化、不同来头的物件摆在一起，却和谐得相宜。刘利年家的屋顶上，是为喜欢自然风的翠翠准备的黄铜大吊扇，大吊扇底下是8岁女儿每天不弹就睡不着的白色三角钢琴，钢琴背后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多宝阁，大多是书和从潘家园淘回来的瓶瓶罐罐。多宝阁前面摆了两把椅子，一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随处可见的老式藤椅，另一把是荷兰设计师的躺椅，也是刘利年在家里最喜欢的角落。想东西的时候，刘利年就躺在椅子上，脚翘得老高，眼睛对着天花板上的三叶吊扇思考。写东西的时候，脚登就成了茶几，摆着电脑，任由凳子上的人“敲打”。来客人的时候，脚登就撤到一旁，刘利年习惯将一条腿大喇喇地架在另一条腿上谈古论今，谈天说地。“我应该算个老宅男吧，家里太舒服了，不愿出去。要见朋友，谈生意，都是叫他们来我家。”
刘利年家里的花架从来不放花，大大小小五六个花架上都是一摞子横躺的书，“特别，又好找。中国最缺这类小型家具，这是最有用的。”家里最特别的一件作品，是纵横古今的一对拼贴油画。夫妇俩淘到了一个烂芯子的木门，将这明代木门的漆皮揭下来贴到油画布上，留白的地方通通用黑色填满，依稀还能看见“福”“寿”二字。 家里放着的两盏落地纸灯，是刘利年带着儿子一起从鼓楼西大街捡回来的。外面破损的灯纸重新一糊，加上一层花店里包花用的棕榈纤维纸，灯脚上是另一次在大街上“捡漏”发现的仿玉塑料蝴蝶坠，四个里面还有一个是摔坏角的。“智慧可以把生活变得有意思，而不是昂贵的东西。”刘利年说。
从演员到设计师，到现在刘利年还跨着界，时不时还帮电影圈的朋友客串，自己也导戏。“我感觉现代社会没设那么多界限和束缚，不是只有设计师才可以设计生活，你有这愿望就应该动手去做。”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刘利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像外国人翠翠那样“感冒”，但生了一儿一女之后设计的刘刘椅却不自知地糅合了东方文化，“当时我正好有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就做出来一阴一阳，一圆一方的两种刘刘椅，做出来以后可以组合成无数方式。”
[对话刘利年]
身体满足最重要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开始做家具？
刘利年：突然有一天有灵感了。我们这个年龄、阅历，已经够成熟敢去做这些事了。其实生活中很多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但中国以前把行业分得太清楚，很多人没去碰。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只有设计师可以设计生活，我相信生活给有感觉的人留了更多空间。突然有一天想到“做家具”，我就开始做家具。我就是想一出是一出，所有的爱好做成专业。我感觉人就应该这样，这样生活就会很丰富。也可能有一天没灵感了，就不会去做了。靠灵感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有生命力，为了吃饭去做的时候，就可能不会去做勇敢的尝试。一想，我为了吃饭，为了让客户高兴，可能就会有束缚。在现在这个年龄段，我不是为了生活去做设计，做艺术，我是为了灵感，为了艺术去做设计。
记者：你是否认为最好的设计就是和谐的设计？
刘利年：对。原先我做家具的时候老想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等你做了空间，才发现，其实没有好和坏。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胆儿。其实家具是什么风格？最傻的人是把一个风格买回家，这个家具就完蛋了，摆上那天就失败了。这家已经没意思了，你可以不回家了。即便家里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放进去的，但是把比例、色彩搞好，位置摆对，就变得风情万种。这家里会老在变化，随手一挪又是一个风格。所以你看我的家具，没有成套的。每一件儿家具都不成套，但没有一个人上我家觉得家里不舒服，都说，哇，挺好玩儿啊。但你仔细研究，其实没有套。有套儿吗？你看我这刘刘椅。我的现代风格、古典风格、简约风格，都可以放进去，确实这就是我追求的东西。我追求一种自由、舒适、放松，没有压力，不要被某种设计师的符号压住。中国的家具，符号太强了。你进中国的家具城看一圈儿，什么好卖，就一阵风全卖那样的，所以我们的东西没有风格。你看这个，按理说是极简风，但我放这儿，也挺好。藤椅，中国最古老的，放这儿，也挺好，就是舒服。中国的家具，没有坐得舒服的，真正坐时间长了都不舒服。所以说中国家具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提升，怎么做得更舒服一点儿？
记者：你觉得符号性不是特别明显，更追求舒适性的家具反而更被消费者认同？
刘利年：对，我的愿望是这样。希望买家具了之后，大家都说舒服，但这对销售就特别不好。设计师就是容易有感情，有点儿装牛逼嘛，不太会推销自己，不太会卖。但我到德国，到奥地利，在全世界各地都卖得特好，就在中国卖得不好。因为中国人不喜欢简单的东西，中国人喜欢豪华，哇，金的。因为中国人是一个暴发户的时期，他一定要先得到眼的满足，精神上的满足，完了才到身体上的满足。这个也很特别呀，人都应该先满足身体再满足精神，现在中国人愿意为了精神享受牺牲身体舒适，身体满足，也是一个特别的点，但又是情理之中的一个过程。但是，好的家具确实跟那些都没关系，只要身体满足就行了，因为好的家具，你坐得舒不舒服，是最重要的。
那种用同一套家具填满整个空间的装修风格在刘利年看来颇有些『令人发指』，
『你不可能买个帽子戴20年，还在戴。那人就郁闷了。』
刘利年 著名演员、导演、家具设计师。曾凭《月满英伦》斩获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主演影片有《芙蓉镇》、《月满英伦》、《天地英雄》、《白求恩》等。目前为刘刘家具设计营销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设计师。
翠翠 原名Jehannede Biolley、比利时贵族、著名内陈设和珠宝设计师。她曾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学习历史、中国艺术和文化。现在跟随丈夫刘利年定居北京，北京杜革酒店就是夫妻二人的合作设计作品。
刘利年近来留起了大胡子，和以往在电影里的形象有所不同。一问，原来是要在老朋友姜文的新戏《一步之遥》里面客串一个军阀的角色。这些年来，刘利年一直左手握剧本，右手握设计图。这次客串之余，他也顺便给姜文家的新宅子添置一些铁艺。“当年不读书，尽玩这些东西了。现在会这种东西的人不多了。”刘利年边说边介绍着屁股底下的铁艺高椅，那是一把不用焊接，纯粹以人力将两根铁条砸在一起的西洋式样铁椅。铁椅的旁边，是一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居民家中最常见的藤椅，藤椅旁边，是一把现代设计的人体工学椅。这混搭风格走得淋漓尽致的家中，就连先生和太太也是混搭的—刘利年的媳妇儿翠翠，是个土生土长的比利时人。俩人一起，不仅中西结合，更纵横古今。在已经没落的拈花寺偏殿，混搭出一种古建筑里的现代生活。
此缘起与彼缘起
翠翠那会还不叫翠翠，一般人在介绍她时会说：“这是比利时来的艺术家Jehanne。”Jehanne跟她的朋友Sanderling来到小八道湾儿胡同的全总文工团排探班，恰好碰上了在此排练话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的刘利年和姜文。聊着聊着，同样刚从伦敦回来不久的俩人发现对方是老相识，“哦，原来你就是那个每天早上戴个红头巾，在伦敦大桥上跑步的男人！”翠翠兴奋地说到，再然后，这个在中国找到丈夫的比利时艺术家，就变成了翠翠。翡翠，是刘利年最喜欢的珠宝。而翠翠本人则在看到翠鸟的图片以后就爱上了“翠”这个中国字。翠翠也真的像跟沈从文笔下那中外闻名的女主角一样，从此以后，在中国扎根。
扎根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找房子。翠翠央求了自己当时住在鼓楼西大街的意大利朋友帮忙，要求找一个既能做工作室又能做家的房子。“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就是喜欢大自然。我喜欢有风，下雨，下雪，我都喜欢听那个声音。我喜欢，我的脚在地下。我不喜欢在高楼。希望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找一个像农村的感觉。”刘利年说。 圈子里学古建筑的丹麦朋友还真的就给翠翠找到了这么一处闹中取静又接地气儿的地方。
打开院门，只见白茫茫的雪，一个脚印也没。邻居偶尔路过，小院里才能传来点声音，更多的时候，听见的是整月整月的北风拂过干枯的树杈的声音，以及一两声不知名的雀鸣。“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说，那么美丽。”翠翠的一腔热情因为朋友想要留着小院自用而暂时压抑起来了，耐心地等了六个月，终于等来了这处没有电，没有上下水管道的“世内桃源”。
“你们外国人还是喜欢那些小破四合院，丑了吧唧，黑乎乎的。”被翠翠拽来这里之前，刘利年是这么评价的。看完这地方，他只说了一个字—“好”。
不变是一种错误
2000年5月21到7月25，不到两个月，刘利年和翠翠的爱巢就已装修完毕。和大多数人的家不一样，刘利年家里的摆设，随时都在变动着。“买一次房子，添上家具就二三十年不变，对自己是一个侮辱。”用同一套家具填满整个空间的装修风格在刘利年看来颇有些“令人发指”，“你不可能买个帽子戴20年，还在戴。那人就郁闷了”。
翠翠最喜欢问刘利年的一句话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大到换沙发，重新布置家具朝向，小到挪动一个水盆，一个花架，刘利年的家几乎一直处于女主人翠翠无止境的改变中。屋子里最大的改变，除了水电齐备，就属客厅旁边的储物间了。大概二十来平米的地方，是刘利年无中生有的杰作。“当时这里是个锅炉房，填满了垃圾，蛇蝎到处都是，我们清理了，盖了一个棚子。”储物间里放着半年前换下来的皮沙发，窗台上三个不同规格的熨斗依次排开，物件收纳和洗烫衣服全都在这里搞定。
刘刘家具就是这种千变万化的装修风格之最好体现。一百个刘刘椅，就可以拼出一个家所需要的各种家具，桌椅板凳床，统统解决。“我们家的刘刘椅已经摆过五种不同的风格。有时是很长的单排，有时是厚实的三排。”只有一把刘刘椅也可以玩出花样。选择不同的布料来定制椅子的坐垫和靠垫，原木布艺两相宜。将刘刘椅的靠背抽掉，背板就可以变托盘，剩下的椅子部分，可以选择“一秒钟变板凳”，也可以考虑“一秒钟变茶几”，就像刘利年的儿子一样，放学回家随手将刘刘椅改造成自己写作业的茶几。
这种无穷变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同文化、不同来头的物件摆在一起，却和谐得相宜。刘利年家的屋顶上，是为喜欢自然风的翠翠准备的黄铜大吊扇，大吊扇底下是8岁女儿每天不弹就睡不着的白色三角钢琴，钢琴背后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多宝阁，大多是书和从潘家园淘回来的瓶瓶罐罐。多宝阁前面摆了两把椅子，一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随处可见的老式藤椅，另一把是荷兰设计师的躺椅，也是刘利年在家里最喜欢的角落。想东西的时候，刘利年就躺在椅子上，脚翘得老高，眼睛对着天花板上的三叶吊扇思考。写东西的时候，脚登就成了茶几，摆着电脑，任由凳子上的人“敲打”。来客人的时候，脚登就撤到一旁，刘利年习惯将一条腿大喇喇地架在另一条腿上谈古论今，谈天说地。“我应该算个老宅男吧，家里太舒服了，不愿出去。要见朋友，谈生意，都是叫他们来我家。”
刘利年家里的花架从来不放花，大大小小五六个花架上都是一摞子横躺的书，“特别，又好找。中国最缺这类小型家具，这是最有用的。”家里最特别的一件作品，是纵横古今的一对拼贴油画。夫妇俩淘到了一个烂芯子的木门，将这明代木门的漆皮揭下来贴到油画布上，留白的地方通通用黑色填满，依稀还能看见“福”“寿”二字。 家里放着的两盏落地纸灯，是刘利年带着儿子一起从鼓楼西大街捡回来的。外面破损的灯纸重新一糊，加上一层花店里包花用的棕榈纤维纸，灯脚上是另一次在大街上“捡漏”发现的仿玉塑料蝴蝶坠，四个里面还有一个是摔坏角的。“智慧可以把生活变得有意思，而不是昂贵的东西。”刘利年说。
从演员到设计师，到现在刘利年还跨着界，时不时还帮电影圈的朋友客串，自己也导戏。“我感觉现代社会没设那么多界限和束缚，不是只有设计师才可以设计生活，你有这愿望就应该动手去做。”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刘利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像外国人翠翠那样“感冒”，但生了一儿一女之后设计的刘刘椅却不自知地糅合了东方文化，“当时我正好有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就做出来一阴一阳，一圆一方的两种刘刘椅，做出来以后可以组合成无数方式。”
[对话刘利年]
身体满足最重要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开始做家具？
刘利年：突然有一天有灵感了。我们这个年龄、阅历，已经够成熟敢去做这些事了。其实生活中很多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但中国以前把行业分得太清楚，很多人没去碰。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只有设计师可以设计生活，我相信生活给有感觉的人留了更多空间。突然有一天想到“做家具”，我就开始做家具。我就是想一出是一出，所有的爱好做成专业。我感觉人就应该这样，这样生活就会很丰富。也可能有一天没灵感了，就不会去做了。靠灵感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有生命力，为了吃饭去做的时候，就可能不会去做勇敢的尝试。一想，我为了吃饭，为了让客户高兴，可能就会有束缚。在现在这个年龄段，我不是为了生活去做设计，做艺术，我是为了灵感，为了艺术去做设计。
记者：你是否认为最好的设计就是和谐的设计？
刘利年：对。原先我做家具的时候老想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等你做了空间，才发现，其实没有好和坏。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胆儿。其实家具是什么风格？最傻的人是把一个风格买回家，这个家具就完蛋了，摆上那天就失败了。这家已经没意思了，你可以不回家了。即便家里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放进去的，但是把比例、色彩搞好，位置摆对，就变得风情万种。这家里会老在变化，随手一挪又是一个风格。所以你看我的家具，没有成套的。每一件儿家具都不成套，但没有一个人上我家觉得家里不舒服，都说，哇，挺好玩儿啊。但你仔细研究，其实没有套。有套儿吗？你看我这刘刘椅。我的现代风格、古典风格、简约风格，都可以放进去，确实这就是我追求的东西。我追求一种自由、舒适、放松，没有压力，不要被某种设计师的符号压住。中国的家具，符号太强了。你进中国的家具城看一圈儿，什么好卖，就一阵风全卖那样的，所以我们的东西没有风格。你看这个，按理说是极简风，但我放这儿，也挺好。藤椅，中国最古老的，放这儿，也挺好，就是舒服。中国的家具，没有坐得舒服的，真正坐时间长了都不舒服。所以说中国家具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提升，怎么做得更舒服一点儿？
记者：你觉得符号性不是特别明显，更追求舒适性的家具反而更被消费者认同？
刘利年：对，我的愿望是这样。希望买家具了之后，大家都说舒服，但这对销售就特别不好。设计师就是容易有感情，有点儿装牛逼嘛，不太会推销自己，不太会卖。但我到德国，到奥地利，在全世界各地都卖得特好，就在中国卖得不好。因为中国人不喜欢简单的东西，中国人喜欢豪华，哇，金的。因为中国人是一个暴发户的时期，他一定要先得到眼的满足，精神上的满足，完了才到身体上的满足。这个也很特别呀，人都应该先满足身体再满足精神，现在中国人愿意为了精神享受牺牲身体舒适，身体满足，也是一个特别的点，但又是情理之中的一个过程。但是，好的家具确实跟那些都没关系，只要身体满足就行了，因为好的家具，你坐得舒不舒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