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之一，是文明存在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看来，两性关系是孕育一切人伦的原生地，两性关系的状态如何，牵涉到整个人伦秩序的稳定，因此历代对与两性关系相关的婚姻家庭问题都比较重视，故此对两性关系的研究就成为我们窥探一个时代风貌的有效切入点，而且“正确的理解并充分地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期两性关系的变化，是妇女史的主要课题之一”，故两性关系研究也有益于深化对妇女史的认识。陕西人民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以中国古代两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性情中国丛书”系列，贾丽英先生的《谁念西风独自凉——秦汉两性关系史》(以下简称《秦汉两性关系史》)即是该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贾丽英先生一直致力于秦汉两性及妇女史研究，本书可谓其在此方面研究的总结之作。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对秦汉时期婚姻内外的两性关系，以及与两性关系密不可分的性关系，乃至性生活观念，以及房中术在秦汉时期的流行发展状况进行了审视与剖析，展现了秦汉两性关系的实态，打破了中国古代妇女就是被压迫者的固有形象。
　　上篇集中于对婚姻内两性关系的考察。在作者看来，两性婚姻缔结的起点，不仅在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自由择婚者也非常普遍，但是作者指出“当父命与母命发生冲突的时候，父命要重于母命”(《秦汉两性关系史》，第6页，所引书下同，从略)，而且“媒是正式婚姻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第9页)，自由择婚并不是当时的主流。在秦汉时期，婚姻的终结与再婚也是比较自由开放的，男子可去妻更娶，女子也能求去再嫁。秦汉两性在婚姻之内的日常生活相处中也存在诸多的矛盾，妇女并非总是占下风。作者以精彩的笔墨向我们展示了“秦汉社会婚姻家庭生活中富有特色的一景”(前言，第1页)——潇洒的小妻和疯狂的悍妇。在汉代妾的称谓有多种，反映了妾存在的普遍性。汉代社会对于作为妾的小妻毫不歧视，甚至秦汉时期的父母以女作小妻而为荣。在现实生活中小妻受到较小的礼教束缚，小妻不但有压倒正妻的气势，而且常是家庭乱伦行为参与者，并且去留随意，甚是潇洒，有的小妻甚至还有杀夫的暴力行为。悍妇的存在也是秦汉社会的一大景观。悍妇之悍不但“指向情感竞争中的同性对手，也有的悍妇会对自己的丈夫或家中的其他人大打出手”(第38页)。小妻与悍妇改变了我们对秦汉妇女的固有被动者的形象。此外作者考察了广泛流行于妻妾众多的宫廷贵族家庭妇女群体中的媚道，阐释了媚道的施术方式，以及存在的广泛社会背景。如果说小妻的潇洒、妻子的彪悍是妇女在家庭情感竞争中“妒”的心理的外在表现，那么媚道则是由两性关系衍生出来的妇女同性之间情感竞争的畸形发展。
　　中篇探讨了存在于婚姻之外的各种两性关系及与此关系紧密的贞节问题。作者从画像砖中野合之风的盛行以及私通现象的广泛存在，展开了秦汉时期两性关系宽松而开放的一面。在男权为本位的秦汉社会。男性不仅拥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权利，而且“婚外的性关系更为自由公开”，诸侯王们烝父姬，通姊妹，攘弟妇的记载不绝于史。与男性相比，妇女的婚外私通行为也比较普遍，上至皇族的后妃、公主翁主、官僚眷属，下至婢妾，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婚外性关系。作者不仅考察了婚外私通行为的普遍，而且还剖析了“出宫人”、妻后母、以妾赠人等性关系的流动性，正如作者所感叹的：“人们不在乎自己的妻妾曾经是别人的女人，也不在乎自己的女人成为别人的妻妾。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第174页)。最后，作者阐述了秦汉社会不以为异的同性性关系。秦汉时期，不仅男性有佞臣妖童，且因“汉代一夫多妻的婚姻形态为女同性恋的存在提供了土壤”(第117页)，女性也流行对食宫中，汉代人对此则等闲视之。
　　下篇讨论的是学术界较少涉及的，与两性之性关系紧密相连的房中术在汉代的传播。房中术是以合天道阴阳的道学思想为核心，以男女交接之术为基础，综合养性命、合妇女、续子嗣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古代方术。作者认为在巫术巫风盛行的秦汉社会，受“养性长生”的黄老道学的激发，以追求养生、益寿延年为目的的房中术在汉代得以传播。
　　此书可谓秦汉两性关系研究的新成果，细读全书，可以发现具有以下特色。
　　其一，宏观与微观结合，对时代背景的准确把握，对两性关系的恰当分析。两性关系离不开其所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可以说正是社会环境塑造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两性关系模式与状态，同时两性关系又是当时社会风貌的侧面反映。作者将宏观的秦汉时代背景与微观的两性关系完美的结合，为我们展示了秦汉特有的社会图景。汉代社会是一个巫风盛行的时代，致爱媚术的流行与传播，正是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秦汉时期，去古未远、礼教尚在形成中，孕育了野合风俗，导致两性关系的随意。早期道教对秦汉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神仙信仰、鬼神崇拜、自然崇拜、方术巫术等弥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中，形成了汉代人对长生不死的热切期待与追求，故此产生了房中术。房中术与秦汉时期道教的流传、时人对享乐的追求，以及对长生不老的幻想皆存在密切联系。
　　其二，对新出土资料的正确解读与精到运用，是该书比较引人注意的地方。作者在本书中娴熟使用了秦汉简牍、汉画、马王堆帛书等资料，给我们的固有印象带来了冲击与挑战，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在论及媒妁的重要性时，引用《二年律令·亡律》关于“取(娶)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的规定，即在秦汉时期，若为逃亡之人的婚姻做媒，则媒人受到连坐，被“黥以为城旦舂”。媒妁之于秦汉婚姻习俗的不可或缺性可见一斑，使我们对媒妁有了直观的认识，获得了比传统资料更深刻的印象。再如作者对与两性关系密不可分的房中术的探讨，亦是以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的大量帛书和简牍材料为基础进行的。例如作者引用《杂禁方》中治疗夫妻不和的偏方，即若“夫妻相去”，就取对方的左眉毛放在酒中，喝掉，即可夫妻相安。再如《杂禁方》中的另一个方子，即取年轻女孩子的左手指甲等，熬炙，贴到身上，即能增加女性魅力，以达到夫妻恩爱、家庭和谐的目的。类似为两性关系所作的努力，而且充满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情趣。
　　其三，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引入和娴熟运用，是该书不容忽视的特点之一。对于婚姻内外两性关系的研究，前人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故此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与运用是推陈出新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社会性别研究“摆脱单一性别(男性中心或女性主义)立场的纠缠”，“超越任何单一的性别立场”，对性别关系的考察，是我们可以“有效观察个人生存品质的最佳角度”。早在19世纪法国史学家米什莱撰写《法国史》和《法国革命史》时，就已注意到了两性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发动机，社会平衡依赖于性别平衡。社会性别分析无疑暗合于两性关系研究，作者正是在摆脱了男性中心立场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的两性关系进行了客观的审视，才使我们对秦汉两性关系乃至两性自身有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认识。社会性别研究着重于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作者对秦汉两性关系实态的考察，正是基于对秦汉时期儒家及统治阶层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理想秩序的一个反观，即为我们揭示了秦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与儒家理想秩序相悖的两性关系状态，使我们了解到在秦汉时期的家庭中，不仅有男性的支配权，也有小妻的潇洒、悍妻的强硬。该书体例上的安排，对跨性别关系的关照，也体现了性别分析范畴的重要纬度。正如李银河先生所言：“女性研究只是研究女性，性别研究却以男女两性为研究对象，甚至还包括对于跨性别现象，介于两性之间的人群的研究。”本书为我们充分展示了秦汉时期的同性恋情不仅是男性的癖好，女性也纵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对房中术的研究多从男权的角度揭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但作者通过考察发现《养生方》《杂疗方》对男女的性机能皆有治疗和保养，关照的是两性的共有情欲与健康。贞节一直是古代中国妇女的专用名词，作者在此对贞节一词进行了性别上的分析，认为广义的贞节泛指男女的节操，不为妇女专用，不仅旁证了秦汉社会贞节观念淡薄的风尚，而且颠覆了我们对贞节专指妇女守节不嫁的刻板认识。
　　总之，正如本书封底所言：“我们希望展现的是两性之间的关系状态，是性别研究，而非单纯的女性研究”，自然，本书完成了作者的期待。但稍感遗憾的是作为两性关系研究，本书仅止于实态的考察，而未作过多的深入探讨，使得读后意犹未尽。在诸多问题上，本书尚有深入挖掘之余地。例如根据著名的摩塞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社会性别是一种权利关系结构，不同的社会性别便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其实即使同一性别也存在这种家庭权力之争。秦汉时期，悍妻对其他妾婢的残暴表面是情感矛盾，实际乃是家庭内部支配权利之争。但本书仍不失为对两性关系实态进行研究的具有时代背景特色的新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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