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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先锋艺术作一个概念的界定是颇为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不平衡的社会发展水平、多样的文化生态及交叉重叠、鱼目混珠的艺术传达方式,还有良莠不分的艺术鉴赏和评论都容易使我们对先锋艺术的理解陷入所谓“多元化”之类的托辞和哗众取宠的误解中。理论概念的分辨,往往与现象积淀的程度直接相关。现在,我们再回头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艺术时,就会对其发展脉络和价值取向有一个相对理性、清晰的认识。中国先锋艺术从其诞生伊始,便是沿着由观念对象化到生存状态化、主体虚无化这样一条精神脉络发展的,它的产生是中国艺术家们对传统的、静态的、有限的、审美无功利的观念及语言文本单调诠释积习的一种突破。在先锋艺术家那里,人、社会、自然和各种冲突、张力被放大为一种观念、一种精神、一种姿态。
先锋艺术是解构的艺术。它不仅反叛了传统艺术的主题和形式,也颠覆了传统的艺术观念,它以大众化、娱乐化和可替代、可操作、可模仿性打破了传统艺术的神秘性和崇高性;它鼓吹的不是艺术回归到生活,而是直接取消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取消了艺术的神圣性和纯粹性,以瓦解艺术的方式来寻求观念的形象表达。如何解释先锋艺术呢?这实际上包含着对“我们该如何理解艺术”这一论题的理解。在古希腊,艺术被认为是对“整体”的洞见,或是通过比例和谐的形式模仿理想的自然;在中世纪,艺术是对超感性的、更完美存在的上帝的认识,几乎每个图像的背后都隐藏深意,艺术作品是对终级存在的完美性的表现,艺术即象征,也就是通过可见的东西来再现那些不可见、但是更高更深刻的东西;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则是理性从原则中给出结论的能力,是自由的体现。黑格尔将艺术规定为绝对精神的感性显现,不仅如此,他还断言艺术的终结。这实际上是说,艺术是绝对精神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必然发展到宗教和哲学,因此必然被替代,这就是“艺术终结论”的源起。“艺术终结”并不是说艺术将回归生活,艺术生活化,而是艺术作为精神尚没有达到它自身的顶点,只有哲学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但这里的哲学是形而上的,它遭遇到了现代思想家的批判。马克思将艺術规定为一种精神生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尼采将艺术规定为创造力意志的实现,海德格尔将艺术规定为真理自行置入和发生的场所。在现代思想的维度上,规定艺术的是存在,不再是理性。在后现代视域下,艺术的标准和规定不再是传统的继续,而是一种断裂——它既非模仿,也非象征;艺术不再是美的艺术——美既不是艺术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艺术的充分条件;艺术在解构世界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
应当承认,先锋艺术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就其激进性、叛逆性、原创性而言,它是对传统艺术的反叛,甚至也游离于现代艺术之外;就其独具一格的表现方式和媒介化、平面化、媚俗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具有强烈后现代情绪的文化。中国意义上的“先锋”概念交织着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意义,它具备了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和否定性,否定写实再现的现代主义,同时又批判、扬弃了现代主义,完成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由于中国先锋艺术鲜明的解构特征,使其在一种近似嘲弄反讽的手法中又流露出强烈的观念色彩。
先锋艺术是观念的艺术。伽达默尔认为艺术参与了其所表现的原型事物的存在,实现了“存在的扩充”并带来了“更多的意义”,“观念先行”在先锋艺术中随处可见,不少艺术作品中充斥着意味和人性之光。不可否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艺术在其摸索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杂乱现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它一棒子打死。艺术标准的断裂意味着没有唯一的尺度,即没有客观的尺度,也没有主观的尺度,也没有什么主客观相统一的尺度。这意味着,艺术不需要外在的尺度来度量——先锋艺术的艺术性在于创作的过程与创作者生命的一致性,生命的中断也是艺术作品的中断,作品是生命过程的一个片段。作品不能漂移在生命之外,也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就彻底地瓦解了先锋艺术作品商品化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确保了先锋艺术的纯粹性。然而,在生活层面上,人的生命总是断裂的、碎片化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加速器和震荡器,人若沙砾,在机器中震荡、跳跃、旋转、磨擦。有定力的人随着震荡的频率自我调整,而另一些人则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到社会的边缘,成为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边缘人。这种边缘的姿态构成了先锋艺术家的视角切入点,这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又是阻碍他们进入中心和主流的枷锁。我们应该看到,与那些积极的干预生活、抨击社会黑暗、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相比,先锋艺术家吟唱的是一种略显低沉、消极的调子。先锋艺术家以一种边缘化的姿态,反抗各种强制性、命定性的权威观念和主流意识,他们的作品大多不是正面介入生活,而是让我们感受到图像背后的某种神秘、沉寂的悲叹。而在苦闷、彷徨、荒谬、反讽中,潜藏的可能恰恰是其反面,即对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和眷念。因而,中国先锋艺术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尝试和探索,而是主张在人情冷漠、世风日下的消费社会中,确立自我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观察方式,在生命存在的深层反思中提出对永恒终极性的解释。
先锋艺术还是反思的艺术。先锋艺术的兴起,是西方文化和艺术沉淀的产物,虽然看起来千奇百怪、异彩纷呈,但基于艺术本质的反思性传统观念却一以贯之,这也是为什么先锋艺术依然被看作是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判断先锋行为艺术的艺术性需要纯粹的“凝视”、社会学家布厄迪尔提出了“凝视”这个概念,他不是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从本体论来理解艺术,而是从一种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以此克服所有主客观的艺术理论,它是一种非理论、非实践的静观态度。布厄迪尔的这个视角是从个体发生学角度说的,是长期接受艺术教育的结果,也是被历史传统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而真正的艺术要成为划时代的,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要与传统艺术断裂,也要与其它形式的艺术相断裂。断裂就是区分,就是自身的生成。先锋艺术的价值不一定是美的创造,但一定是差异的显现。它是人的欲望、情感和智慧的显现,是欲、技、道的游戏,以直观的方式显示了存在的差异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改革的喧嚣和躁动,西方新潮理论纷至沓来,旧有的思想意识、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作为社会的人也承接着时代之光的透视和穿越,感受着分裂却酣畅的思想意识的冲击。摇滚乐、牛仔裤的盛行反映了思想开放的潮流,勃兴的先锋艺术解构了传统“文以载道”、“艺术就是宣传”等带功利色彩的艺术观、价值观,通过对人性沉沦和丑恶形态的展示以及对世界、人生的嘲弄来达到人性的拯救和揭示,在反思中创造一个开放的审美空间。
尼采说:“一个人最终只能经历他自己”,任何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存在、当下的存在,中国先锋艺术看似前卫、反传统,实际上包含着对民族本根和文化传统沦丧的批判,对现代工业和经济关系造成人情冷漠、灵魂虚无的否定。它以反叛和超越的姿态反抗对技术的迷信,以边缘化的姿态嘲弄中心的荒诞——解构正是为了重新建构,批判和否定正是为了本质上的超越。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先锋艺术之历史存在方式即使不是昙花一现,也不会维系太久。毕竟嗤之以鼻的态度应付不了邪恶,改变不了现实,其批判的精神、反讽的情绪、痛苦的挣扎、不屈的意志固然能使人痛苦和反思,但要作为成熟而牢靠的维系社会进步的精神纽带,则是远远不够的。
刘建平
哲学、美学与艺术史研究者,西南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代表专著有《徐复观与20世纪中国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东方美典》(人民出版社,2017)等。
先锋艺术是解构的艺术。它不仅反叛了传统艺术的主题和形式,也颠覆了传统的艺术观念,它以大众化、娱乐化和可替代、可操作、可模仿性打破了传统艺术的神秘性和崇高性;它鼓吹的不是艺术回归到生活,而是直接取消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取消了艺术的神圣性和纯粹性,以瓦解艺术的方式来寻求观念的形象表达。如何解释先锋艺术呢?这实际上包含着对“我们该如何理解艺术”这一论题的理解。在古希腊,艺术被认为是对“整体”的洞见,或是通过比例和谐的形式模仿理想的自然;在中世纪,艺术是对超感性的、更完美存在的上帝的认识,几乎每个图像的背后都隐藏深意,艺术作品是对终级存在的完美性的表现,艺术即象征,也就是通过可见的东西来再现那些不可见、但是更高更深刻的东西;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则是理性从原则中给出结论的能力,是自由的体现。黑格尔将艺术规定为绝对精神的感性显现,不仅如此,他还断言艺术的终结。这实际上是说,艺术是绝对精神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必然发展到宗教和哲学,因此必然被替代,这就是“艺术终结论”的源起。“艺术终结”并不是说艺术将回归生活,艺术生活化,而是艺术作为精神尚没有达到它自身的顶点,只有哲学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但这里的哲学是形而上的,它遭遇到了现代思想家的批判。马克思将艺術规定为一种精神生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尼采将艺术规定为创造力意志的实现,海德格尔将艺术规定为真理自行置入和发生的场所。在现代思想的维度上,规定艺术的是存在,不再是理性。在后现代视域下,艺术的标准和规定不再是传统的继续,而是一种断裂——它既非模仿,也非象征;艺术不再是美的艺术——美既不是艺术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艺术的充分条件;艺术在解构世界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
应当承认,先锋艺术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就其激进性、叛逆性、原创性而言,它是对传统艺术的反叛,甚至也游离于现代艺术之外;就其独具一格的表现方式和媒介化、平面化、媚俗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具有强烈后现代情绪的文化。中国意义上的“先锋”概念交织着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意义,它具备了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和否定性,否定写实再现的现代主义,同时又批判、扬弃了现代主义,完成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由于中国先锋艺术鲜明的解构特征,使其在一种近似嘲弄反讽的手法中又流露出强烈的观念色彩。
先锋艺术是观念的艺术。伽达默尔认为艺术参与了其所表现的原型事物的存在,实现了“存在的扩充”并带来了“更多的意义”,“观念先行”在先锋艺术中随处可见,不少艺术作品中充斥着意味和人性之光。不可否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艺术在其摸索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杂乱现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它一棒子打死。艺术标准的断裂意味着没有唯一的尺度,即没有客观的尺度,也没有主观的尺度,也没有什么主客观相统一的尺度。这意味着,艺术不需要外在的尺度来度量——先锋艺术的艺术性在于创作的过程与创作者生命的一致性,生命的中断也是艺术作品的中断,作品是生命过程的一个片段。作品不能漂移在生命之外,也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就彻底地瓦解了先锋艺术作品商品化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确保了先锋艺术的纯粹性。然而,在生活层面上,人的生命总是断裂的、碎片化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加速器和震荡器,人若沙砾,在机器中震荡、跳跃、旋转、磨擦。有定力的人随着震荡的频率自我调整,而另一些人则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到社会的边缘,成为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边缘人。这种边缘的姿态构成了先锋艺术家的视角切入点,这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又是阻碍他们进入中心和主流的枷锁。我们应该看到,与那些积极的干预生活、抨击社会黑暗、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相比,先锋艺术家吟唱的是一种略显低沉、消极的调子。先锋艺术家以一种边缘化的姿态,反抗各种强制性、命定性的权威观念和主流意识,他们的作品大多不是正面介入生活,而是让我们感受到图像背后的某种神秘、沉寂的悲叹。而在苦闷、彷徨、荒谬、反讽中,潜藏的可能恰恰是其反面,即对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和眷念。因而,中国先锋艺术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尝试和探索,而是主张在人情冷漠、世风日下的消费社会中,确立自我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观察方式,在生命存在的深层反思中提出对永恒终极性的解释。
先锋艺术还是反思的艺术。先锋艺术的兴起,是西方文化和艺术沉淀的产物,虽然看起来千奇百怪、异彩纷呈,但基于艺术本质的反思性传统观念却一以贯之,这也是为什么先锋艺术依然被看作是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判断先锋行为艺术的艺术性需要纯粹的“凝视”、社会学家布厄迪尔提出了“凝视”这个概念,他不是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从本体论来理解艺术,而是从一种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以此克服所有主客观的艺术理论,它是一种非理论、非实践的静观态度。布厄迪尔的这个视角是从个体发生学角度说的,是长期接受艺术教育的结果,也是被历史传统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而真正的艺术要成为划时代的,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要与传统艺术断裂,也要与其它形式的艺术相断裂。断裂就是区分,就是自身的生成。先锋艺术的价值不一定是美的创造,但一定是差异的显现。它是人的欲望、情感和智慧的显现,是欲、技、道的游戏,以直观的方式显示了存在的差异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改革的喧嚣和躁动,西方新潮理论纷至沓来,旧有的思想意识、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作为社会的人也承接着时代之光的透视和穿越,感受着分裂却酣畅的思想意识的冲击。摇滚乐、牛仔裤的盛行反映了思想开放的潮流,勃兴的先锋艺术解构了传统“文以载道”、“艺术就是宣传”等带功利色彩的艺术观、价值观,通过对人性沉沦和丑恶形态的展示以及对世界、人生的嘲弄来达到人性的拯救和揭示,在反思中创造一个开放的审美空间。
尼采说:“一个人最终只能经历他自己”,任何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存在、当下的存在,中国先锋艺术看似前卫、反传统,实际上包含着对民族本根和文化传统沦丧的批判,对现代工业和经济关系造成人情冷漠、灵魂虚无的否定。它以反叛和超越的姿态反抗对技术的迷信,以边缘化的姿态嘲弄中心的荒诞——解构正是为了重新建构,批判和否定正是为了本质上的超越。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先锋艺术之历史存在方式即使不是昙花一现,也不会维系太久。毕竟嗤之以鼻的态度应付不了邪恶,改变不了现实,其批判的精神、反讽的情绪、痛苦的挣扎、不屈的意志固然能使人痛苦和反思,但要作为成熟而牢靠的维系社会进步的精神纽带,则是远远不够的。
刘建平
哲学、美学与艺术史研究者,西南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代表专著有《徐复观与20世纪中国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东方美典》(人民出版社,201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