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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新闻圈，采访外包不是新闻，举牌才是。
举牌并不是一个专业称呼，事实上，这件事也没有专业称呼─你看到那些明星接受采访的时候拢起一堆话筒，上面分别标有各家媒体的Logo，好似各家媒体纷纷赶至现场录播。事实上，提供这些话筒的人都来自同一家公司：东星娱乐。它们用一个更直接的术语来定义这个业务：秀标。
秀标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对操作者所有的要求就是在正确的时间赶到正确的地点，然后让那些话筒和明星一起对准镜头。2006年下半年，东星娱乐接到腾讯和网易的委托，要求在采访的时候在话筒上贴出它们的Logo─东星娱乐是一家拍摄娱乐新闻素材的公司，客户为各大媒体机构。但这个免费服务很快因为纷至沓来的类似委托而变成了一项收费服务。目前东星娱乐以年费的方式让申请这个服务的媒体竞价排名，出价高的媒体就能得到更好的曝光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种情有可原的欺骗。娱乐新闻日渐细分，每天在各地都会有明星亮相的身影。如果让某个媒体机构的娱乐新闻制作部门天天赶赴所有现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且成本高昂的任务，尤其是很多新闻发生地点位于香港和台湾。
为了弥补这种信息的缺失，以往很多媒体机构都倾向于与某个香港媒体合作，比如北京电视台曾经的合作伙伴是香港无线电视（TVB）。在这种合作关系里，北京电视台接到的是TVB提供的成品视频，这意味着里面往往会闪现一些TVB的Logo。在播出之前，北京电视台需要把出现TVB包装的部分挡掉，画面质量就打了折扣。
东星利用这一点，宣称自己能提供完整的、及时的且无任何品牌痕迹的采访素材。它们目前向每个客户提供3小时的素材量，但最后进入公众视野的往往只是其中的十几分钟。
东星娱乐成立于2001年的香港，创始人是一个名为谢健东的失业摄影师。它最早只是为内地媒体机构提供港台娱乐新闻素材，但由于相关规定，境外娱乐新闻的播出时间不能超过整体节目时间的三分之一，而剩下的时间同样需要内容来填补。因此内地的娱乐新闻采访很快也成为东星的业务之一，2004年，它在北京成立了分公司。
12年之后，这家公司的客户超过100家，从香港的亚洲电视（ATV）、NOW TV和《大公报》，内地的北京台和大部分省份的卫视，再到新浪网、乐视网和优酷土豆。它每天往在线资料库更新超过1000张明星新闻照片和3小时左右采访视频，年收入超过千万元人民币。
东星的主要目标客户是门户网站等新媒体，也正是这群客户打破了“非正规新闻记者不能举牌”的规定，让自己的Logo出现在东星的话筒上。和电视台这种机构不一样的是，时效性被网站提到空前重要的程度。东星提供的素材一视同仁，电视台彼此之间拉开差异的地方在于错开节目时间。“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从晚上7点开始，上海是6点半开始，大家的节奏就不一样。”北京东星娱乐总裁王广平说。
互联网的娱乐频道要做到足够的差异，只有加大娱乐内容的覆盖量。这是一场“必须要有”的竞赛。对互为竞争对手的网站而言，同样的新闻可能需要出现不同的娱乐新闻照片；而不同的新闻，则越细致越好。
“这些网站都强调黏合度。受众在一个网站里老看到别处看不到的东西，自然就留在这里了。”王广平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四大门户网站每天娱乐新闻头条图片都来自东星。
悖论在于，东星基本上为所有客户提供同样的内容。独家新闻只属于东星一家，受众津津乐道的那些都属于各大新闻机构娱乐部门的“再加工”。对于后者而言，只有尽快接入东星的数据库；但对于东星而言，则发现了自己的成功要点在于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上传尽量多的内容。这个听上去是通讯社本职的策略一开始并不在东星的计划之内─王广平曾经因为腾讯网未经购买转载自己的内容而将其告到法院。“北京的主要法院我都打过，全部胜诉。但我想，‘这有什么意义？’，我是公司，我得考虑挣钱。我要挣钱，我就得有最全的东西。你转你的，我还是有新的。”
东星规定照片从现场拍摄到上传至数据库不能超过15分钟。一般情况下，记者可以在3分钟内完成图片上传。东星在最近一次器材更新中，新购买了带有Wi-Fi功能的佳能单反相机，可以在拍的同时同步通过电脑传上服务器，节省过去需要人工插卡上传的步骤。
互联网一直是东星的运输渠道。但这一点很少为电视台接受。“它们认为卫星传播的画面才能上电视。”王广平说。但东星向这些电视台演示播放内容，并让它们相信只要硬件合格，画质并不会有太大折损。
但这些发现新大陆的电视客户往往搞不定硬件。“以前我们谈电视客户，我就给它们送台电脑。告诉你下载内容放在电脑里，你明天早上过来打开电脑，就全在这里了。”王广平说。下载内容通过远程控制发送到电脑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东星也会让电视台客户在当地买规定配置的电脑，费用由东星支付。
东星包办这些初期采访的结果，就是电视台等媒体机构娱乐部门的进一步萎缩。香港的电视台营收最近几年都没有明显的增长变化。以TVB为例，财报显示过去五年它的全年营收均在50亿元港币左右。2013年，在TVB成为东星客户仅仅半年之后，它就撤掉了自己在内地的娱乐新闻制作团队。更早之前，香港《大公报》撤掉了自己所有的娱乐摄影记者。
这种情况并不是TVB独有。香港有线电视的一位摄像师向《第一财经周刊》透露，几年前他前往内地出差的平均频率是一个月两次，但如今两个月可能才会去一次，有线电视把更多的内地娱乐新闻拍摄交给内地的合作伙伴，以配合预算的削减。
创始人谢健东则补充，除了成本考虑，香港电视台同时顾虑的还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它们没办法控制驻内地的记者不拿车马费。”
目前，东星在香港台湾有30名工作人员，北京有40名。集中在北京的编辑团队会把素材加工成短片发给优酷、土豆、新浪视频等网站，但会把原素材发给电视台，因为后者不同于网络媒体，对新闻加工的要求往往更加严格。
尽管会给客户提供图片、视频、专题策划甚至是文字，东星认为自己仅仅是新闻机构的补充。“我们的内容足够支持一个节目，但我们不是栏目。”谢健东说。
2003年4月1日，谢健东从尖沙咀坐地铁回家，接到同行电话，说张国荣自杀。他跑去文华酒店、医院、停尸房和张国荣家。在装有张国荣遗体的黑箱车掉头的时候，谢坐的出租车正好停在对面相反车道。几张关键照片被拍到，随即发至各大网站和报纸。
对于一个“照片拍得不算好”的前娱乐记者来说，创业之初有这样的机会也算得上运气不错了。
举牌并不是一个专业称呼，事实上，这件事也没有专业称呼─你看到那些明星接受采访的时候拢起一堆话筒，上面分别标有各家媒体的Logo，好似各家媒体纷纷赶至现场录播。事实上，提供这些话筒的人都来自同一家公司：东星娱乐。它们用一个更直接的术语来定义这个业务：秀标。
秀标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对操作者所有的要求就是在正确的时间赶到正确的地点，然后让那些话筒和明星一起对准镜头。2006年下半年，东星娱乐接到腾讯和网易的委托，要求在采访的时候在话筒上贴出它们的Logo─东星娱乐是一家拍摄娱乐新闻素材的公司，客户为各大媒体机构。但这个免费服务很快因为纷至沓来的类似委托而变成了一项收费服务。目前东星娱乐以年费的方式让申请这个服务的媒体竞价排名，出价高的媒体就能得到更好的曝光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种情有可原的欺骗。娱乐新闻日渐细分，每天在各地都会有明星亮相的身影。如果让某个媒体机构的娱乐新闻制作部门天天赶赴所有现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且成本高昂的任务，尤其是很多新闻发生地点位于香港和台湾。
为了弥补这种信息的缺失，以往很多媒体机构都倾向于与某个香港媒体合作，比如北京电视台曾经的合作伙伴是香港无线电视（TVB）。在这种合作关系里，北京电视台接到的是TVB提供的成品视频，这意味着里面往往会闪现一些TVB的Logo。在播出之前，北京电视台需要把出现TVB包装的部分挡掉，画面质量就打了折扣。
东星利用这一点，宣称自己能提供完整的、及时的且无任何品牌痕迹的采访素材。它们目前向每个客户提供3小时的素材量，但最后进入公众视野的往往只是其中的十几分钟。
东星娱乐成立于2001年的香港，创始人是一个名为谢健东的失业摄影师。它最早只是为内地媒体机构提供港台娱乐新闻素材，但由于相关规定，境外娱乐新闻的播出时间不能超过整体节目时间的三分之一，而剩下的时间同样需要内容来填补。因此内地的娱乐新闻采访很快也成为东星的业务之一，2004年，它在北京成立了分公司。
12年之后，这家公司的客户超过100家，从香港的亚洲电视（ATV）、NOW TV和《大公报》，内地的北京台和大部分省份的卫视，再到新浪网、乐视网和优酷土豆。它每天往在线资料库更新超过1000张明星新闻照片和3小时左右采访视频，年收入超过千万元人民币。
东星的主要目标客户是门户网站等新媒体，也正是这群客户打破了“非正规新闻记者不能举牌”的规定，让自己的Logo出现在东星的话筒上。和电视台这种机构不一样的是，时效性被网站提到空前重要的程度。东星提供的素材一视同仁，电视台彼此之间拉开差异的地方在于错开节目时间。“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从晚上7点开始，上海是6点半开始，大家的节奏就不一样。”北京东星娱乐总裁王广平说。
互联网的娱乐频道要做到足够的差异，只有加大娱乐内容的覆盖量。这是一场“必须要有”的竞赛。对互为竞争对手的网站而言，同样的新闻可能需要出现不同的娱乐新闻照片；而不同的新闻，则越细致越好。
“这些网站都强调黏合度。受众在一个网站里老看到别处看不到的东西，自然就留在这里了。”王广平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四大门户网站每天娱乐新闻头条图片都来自东星。
悖论在于，东星基本上为所有客户提供同样的内容。独家新闻只属于东星一家，受众津津乐道的那些都属于各大新闻机构娱乐部门的“再加工”。对于后者而言，只有尽快接入东星的数据库；但对于东星而言，则发现了自己的成功要点在于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上传尽量多的内容。这个听上去是通讯社本职的策略一开始并不在东星的计划之内─王广平曾经因为腾讯网未经购买转载自己的内容而将其告到法院。“北京的主要法院我都打过，全部胜诉。但我想，‘这有什么意义？’，我是公司，我得考虑挣钱。我要挣钱，我就得有最全的东西。你转你的，我还是有新的。”
东星规定照片从现场拍摄到上传至数据库不能超过15分钟。一般情况下，记者可以在3分钟内完成图片上传。东星在最近一次器材更新中，新购买了带有Wi-Fi功能的佳能单反相机，可以在拍的同时同步通过电脑传上服务器，节省过去需要人工插卡上传的步骤。
互联网一直是东星的运输渠道。但这一点很少为电视台接受。“它们认为卫星传播的画面才能上电视。”王广平说。但东星向这些电视台演示播放内容，并让它们相信只要硬件合格，画质并不会有太大折损。
但这些发现新大陆的电视客户往往搞不定硬件。“以前我们谈电视客户，我就给它们送台电脑。告诉你下载内容放在电脑里，你明天早上过来打开电脑，就全在这里了。”王广平说。下载内容通过远程控制发送到电脑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东星也会让电视台客户在当地买规定配置的电脑，费用由东星支付。
东星包办这些初期采访的结果，就是电视台等媒体机构娱乐部门的进一步萎缩。香港的电视台营收最近几年都没有明显的增长变化。以TVB为例，财报显示过去五年它的全年营收均在50亿元港币左右。2013年，在TVB成为东星客户仅仅半年之后，它就撤掉了自己在内地的娱乐新闻制作团队。更早之前，香港《大公报》撤掉了自己所有的娱乐摄影记者。
这种情况并不是TVB独有。香港有线电视的一位摄像师向《第一财经周刊》透露，几年前他前往内地出差的平均频率是一个月两次，但如今两个月可能才会去一次，有线电视把更多的内地娱乐新闻拍摄交给内地的合作伙伴，以配合预算的削减。
创始人谢健东则补充，除了成本考虑，香港电视台同时顾虑的还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它们没办法控制驻内地的记者不拿车马费。”
目前，东星在香港台湾有30名工作人员，北京有40名。集中在北京的编辑团队会把素材加工成短片发给优酷、土豆、新浪视频等网站，但会把原素材发给电视台，因为后者不同于网络媒体，对新闻加工的要求往往更加严格。
尽管会给客户提供图片、视频、专题策划甚至是文字，东星认为自己仅仅是新闻机构的补充。“我们的内容足够支持一个节目，但我们不是栏目。”谢健东说。
2003年4月1日，谢健东从尖沙咀坐地铁回家，接到同行电话，说张国荣自杀。他跑去文华酒店、医院、停尸房和张国荣家。在装有张国荣遗体的黑箱车掉头的时候，谢坐的出租车正好停在对面相反车道。几张关键照片被拍到，随即发至各大网站和报纸。
对于一个“照片拍得不算好”的前娱乐记者来说，创业之初有这样的机会也算得上运气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