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佛道三家的合流，然而，本土的道教不如外来的佛教鼎盛，这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因，其一，佛教典籍之丰富，理论之博大精深，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宗师宿儒也难于穷其奥秘，就理论之系统严密，本土之道教不能比其肩；其二，除典籍之外，佛教尚有许多通俗易懂的故事，即使文盲也能明白通晓，口耳相传，很好地体现了大众化和普及性；其三，青灯古佛旁的出家僧人与士农工商的在家居士可同为佛门弟子，目不识丁的老太太敲木鱼，念“南无阿弥陀佛”，决无仪式操作之为难。
　　然而，一种外来文化为本民族文化吸纳，进而融入主流价值体系，其中必然有一个转换改造的过程，中国今日之佛教已非完全合于印度当年之佛教。佛教进入中国落地生根，发展繁荣，其间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为玄奘，志士仁人，学术泰斗，九死一生，历尽艰辛，由西域取回真经，又孜孜不倦在白马寺译经十数年，佛教典籍之完备，翻译之确切，在中国构建了恢宏的佛教理论王国；一为慧能，大字不识的文盲，却具慧根，秉佛性，在五祖门下悟道，因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得五祖衣钵相传而为六祖，主张“不立文字，直指心性”的“顿悟”而创禅宗，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民众的普遍接受，而大开方便之门。由此，佛教走出大殿庙宇，走向田间场头。是否可以说，没有玄奘就没有理论性、体系性的佛教规范，没有慧能就没有中国特色、妇孺皆知、操作简便的佛教普及。
　　由此想到当前举步维艰的课程改革，照例是课程专家出思想理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抓部署落实，理论前卫，实施滞后；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毛泽东同志当年说，马克思主义之矢要射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之的。课程改革理论如不能面对教育教学的现实，不能走进课堂而有效地指导、改进教学实践，不能走进教师头脑得到教师认同并表现为专业能力的提高，不能成为基层学校的教育与管理的自觉行为，课改专家学者的玄言妙谈如果还停留在抱怨学校不配合，抱怨教师低素质，抱怨应试教育太顽固，则无论引进的理论是建构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无济于事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融合起码给当前的课程改革以如下启发：第一，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及其设计是否有不完善有待改进之处，这是需要不断反思和调整的；第二，引进的课程理论怎样吸收消化并与优秀的教育传统相融合而呈现创新性的中国特色，这是需要在行动中不断探索和建树的；第三，如何进行有效的教学操作，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空话，不必总在“必要性”上发宏论，而要在“怎样做”上下工夫；第四，课改的问题关键在教师，要千方百计依靠教师、帮助教师、提高教师，要让社会、学校和教师看到改革的成果、成效，教师看到自身的进步，从而有职业的自豪和改革创新的乐趣等，如此之课程改革前景是让人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