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业生涯早期，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在肯尼亚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各种当地经济运行的奇怪现象让他震惊不已。对解决“佃农悖论”的追求，引领斯蒂格利茨发展了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后来他也凭借这一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回忆道：“我在肯尼亚度过的时光，对我信息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样，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尼日利亚也观察到了令人费解的行为。一家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铁路公司，放任来自私人卡车司机的竞争问题进一步恶化。赫希曼认为，消费者的流失使这家国有企业得不到有价值的反馈。他对尼日利亚铁路运输的观察，为他影响深远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打下了基础。
　　这些故事证明了能够观察到多种多样的世界的价值。当公认的观点直面陌生环境中的反常行为或结果，并且人们能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的多样性时，社会科学就会向前发展。
　　这一观点应该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从经济学学科的组织方式来看，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我最近接任国际经济协会主席一职时，曾寻找有关经济学出版物撰稿人地域多样性的数据，但我发现全面而系统的证据少得惊人。现有的数据显示，在排名前八的经济期刊中，近90%的作者来自美国和西欧。这些出版物的编委会成员的情况也与之相似。
　　鉴于这些富裕国家的GDP仅占全球1/3左右，这种地域分布的高度集中不能完全用世界其他地区资源不足或教育和培训投资减少来解释。
　　事实上，一些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在顶级期刊中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东亚的经济产出占全球经济产出的近1/3，但该地区的经济学家在主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占比不到5%。同样，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版物所占的份额小之又小，甚至比这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本就很低的占比还要低。
　　除资源和培训外，能否加入行业网络也是知识产生和传播的关键。一项研究是否被认真对待，关键取决于作者是否上过恰当的学校、是否认识合适的人以及是否参加过正确的会议。在经济学领域，相关的网络便主要建立在北美和西欧。
　　这点上可以预见的反对意见是，当今许多主要的经济学家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确，在某些方面，经济学已经变得更加国际化。在北美和西欧的主要经济部门和研究网络中，外国出生的研究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作为一名18岁时初来美国的土耳其学生，我当然从这些网络中受益不少。
　　发达经济体的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关注发展中国家，这反映出发展经济学已成为该学科中一个更为突出的领域。例如，我在哈佛大学开设的发展经济学硕士课程中，只有少数教职员工来自美国，其余的分别来自秘鲁、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南非和喀麦隆。
　　但这些积极的发展，都不能完全取代在当地的知识和见识。在西方出生的外国经济学家，通常会被由富裕国家的问题和担忧主导的知识环境吸引。正如斯蒂格利茨和赫希曼的故事一样，来访的经济学家接触到的各种当地现实，仍然仅限于偶然和巧合。许多重要观点都因为来自学术边缘的研究人员、缺乏易于接受的听众而未被发现，想想它们吧。
　　经济学目前正深刻地自我反省其性别和种族不平衡的问题。北美和西欧正多措并举，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讨论中基本没有有关地域多样性的问题。除非我们也解决了这一缺员问题，否则经济学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全球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