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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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决策中,官员可能陷入以避责目标置换公共利益目标的困境.现有研究多从静态、整体性分析危机决策中官员面临的避责困境,动态、结构化角度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基于制度主义视角,通过过程追踪方法对K县深陷避责困境到打破避责困境的危机决策案例进行了最好给出具体时查长追踪性分析.研究发现参与危机决策的官员分为主责官员、混合官员和技术官员;在和制度的互动中,混合官员、技术官员利用技术自主性采取专业建议策略,主责官员利用政策自主性采取行政干预策略、默认策略,共同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革,打破了危机决策中的避责困境.研究结果揭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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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广州 510632;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浙江警察学院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杭州 3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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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决策中,官员可能陷入以避责目标置换公共利益目标的困境.现有研究多从静态、整体性分析危机决策中官员面临的避责困境,动态、结构化角度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基于制度主义视角,通过过程追踪方法对K县深陷避责困境到打破避责困境的危机决策案例进行了最好给出具体时查长追踪性分析.研究发现参与危机决策的官员分为主责官员、混合官员和技术官员;在和制度的互动中,混合官员、技术官员利用技术自主性采取专业建议策略,主责官员利用政策自主性采取行政干预策略、默认策略,共同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革,打破了危机决策中的避责困境.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类型政府官员和制度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推动官员打破避责困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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