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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改革中,官员选拔制度作为政治制度变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场变革是以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学堂选官制度的建立为主要特征的,是从传统的科举选官制度到近代文官制度的转型期,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其实施过程中的所遭遇的挫折和反复也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人认真思考,引以为戒。
关键词:废除科举;学堂选官;选官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3-0083-02
选官制度既是统治者统治理念的体现,也是统治理念得以实现的保障。作为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选官制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政权选拔德才以强化政治制度行政职能,其优劣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发展与国家兴衰,因此在历代都备受统治者的关注。在清末大变局中,选官制度的变革和重建是整个政治变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環,同时它也对晚清的时局变幻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选官制度的建立来探讨清末关于选官制度变革功过得失。
1科举变革的动议
中国自隋代即创立科举制度,一千多年来形成了稳固的选官体制。科举制度成了封建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了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近代以来清廷统治危机的日益严重,科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自身的弊端和面对变局的无措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被怀疑诟病,修枝剪叶,直至彻底否定并取缔,科举制的衰败成了一个不受清王朝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过程。
早在1841年,两广总督祁贡就呈上《请推广文武科试疏》,于国门洞开之初即颇有远见地提出变革选官制度的动议。祁贡认为当时的文武科考内容均有问题,“文不知经济,武不懂韬略”,“猝然有事之秋,所学非所用”。因此建议变革考选之制,“文试第三场策问五道,请定为五门发题,即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洞知阴阳占候,熟谙舆图情形;武试除默写武经外,请添问策一道,分韬略、技艺、火攻、水战四门”。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维新派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对变革以科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的问题也是一再提及。如王韬建议取消八股时文,设置不同的科目以招纳不同类型的人才,特别是通晓舆图、格致、律例、辩论时事等实用科目的人才。郑观应则提出应在文、武岁科之外另设一科,专考西学。
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康、梁、谭、严等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科举及选官制度等诸方面。严复总结八股取士的三大害为“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大声疾呼要“痛废八股,大讲西学”。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科举》一文中,明确提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晚清实力派重臣基于洋务的具体实践需要,也不断地在呼吁对于选官制度的改革。李鸿章在1864年首次向清廷提出要变革科考内容,他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仕。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其着眼点主要在增开取仕门路,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以往旧制。
张之洞则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将新式学堂的兴建和科举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了一起。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以后,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会奏变法事宜”,要求“设立文武学堂,递减科举取仕名额,渐次以学校毕业取中之额替代科举取中之额,使科举学堂合而为一”。清廷后来也基本上就是采纳了张之洞的改革思路。
袁世凯既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者,也是最重要的倡导和实践者。对于科举制度,他先是与张之洞联衔奏请渐废,1905年9月2日,他又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清廷当日就接受了这一奏请,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寿终正寝。
2学堂选官制度的颁布与实施
科举制度废除后必须重建一个相应的制度填补这一空白,而选官制度的重建也是清末新政政治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方面,它关系重大,牵扯颇多。从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到1912年清王朝覆灭,清王朝在选官制度重建方面所做的努力最主要是以考选为特征的学堂选官制度的颁布和实施。
2.1学堂选官制度的颁布
科举制度废止的前后,晚清政府就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学堂选官章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月5日),晚清政府颁布了《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学堂选官的基本精神:凡由学堂考试合格毕业生,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对成绩优秀的举人、进士再行考试,殿试后“酌加攫用,优予官阶”。当然此时这还只是做为科举选官所做的补充及鼓励兴办学堂的引导性措施。
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清政府实行癸卯学制,同时颁行《各学堂奖励章程》,对国内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生的出身和奖励做出详细规定:自高等小学以上,由升学或毕业考试给奖,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下、最下五等,一般中等以上都给相应的出身奖励,并授以官制或予以升学,按所奖出身大致可以分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生员五级。按照这个规定,学堂出身不仅可以获得与科举出身相应的待遇,还可以享受优先进入仕途的待遇,这对读书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年,清政府还还颁布了《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规定对凡学有成效的留学生都根据考试的优劣程度进行分配,给予适当的官职以资鼓励。
1905年9月2日,晚清政府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正式下令停止科举。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诏文:“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伤令各省督抚,广设学堂,将稗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照所请办理。”科举制度的正式废除也意味着学堂选官制度成为了官员选拔之唯一途径,也即正式途径。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以儒家精神为指导的传统选官制度就此走向末路,罗兹曼对此评价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止,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科举选官制度在近代危机中所遭遇的废止命运,根由并不仅仅在其本身,而是由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制度系统和价值系统整体危机所导致的,是封建专制政体解体的一个信号。
2.2学堂选官制度的实施
在学堂选官的实施过程中,中央主管部门主要是礼部、学务处、学部。高校毕业生只有通过政府认可的毕业考试分定等级合格者才可奏请奖励,取得毕业考试合格等第者只有通过学部奏请奖励才能正式取得官阶,进入仕途。学堂选官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从归国人员中选官,从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的合格者中选官及对旧式科举生员重新教育。由于新式教育刚刚兴起,当时国内各种新式高等学堂中合格的毕业生很少,而归国留学生以其学识和学历优势捷足先登。1905年清廷按章程举行了首次留日归国学生的入官考试由殿试录取了14人。给予举人、进士出身,并授以京官。1906年至1911年总计录用游学毕业生1000余人。
第二,对国内各类高等学堂毕业生的选拔,按照癸卯学制的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分三级:即通儒院、大学分科、高等学堂。与高等学堂平级的还有大学预科、高等实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优级师范馆、译学馆、进士馆以及法政专门学堂。这些学堂的合格者按规定均可被选入仕,由此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候选官吏队伍。
第三,对于原科举出身的人员,清廷对他们的安置主要是令其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或实行生员补考优、拔贡及举贡、生员的考职制度,试图以这种方法将旧科举仕子纳入新的轨道。
3学堂选官制度的影响
晚清政府以“科举废、学堂兴”为主体的近代选官制度改革,虽然矛盾众多,实施状况也不尽良好,但是作为清末新政中对于官员选拔制度的近代化改革,其依然对近代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些效应并非以选官改革为单一的原因,它们是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多种条件促成的结果,但是,这一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具有其社会进步性。
美国学者罗兹曼对于学堂选官制度这一改革总结评价时就说:“虽然原有的一套功名头衔还和过去一样,但现在要得到这些名分则要接受新的学校教育,学习新的知识,这意味着,中国在能力报酬和认可方面,发生了永久性的制度变化。”具体来说其进步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堂选官制度是新政官制改革中由科选官制度向现代文官制度转变的过渡阶段。学堂选官制度从形式上彻底废止了科举制度。科举废止后的政治实践提出了对现代文官制度的强烈要求。1911年,晚清政府已经着手研究《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并宣布将在该章程出台之日同时废止学堂选官制度。这样,学堂选官制度的实践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当然,也正是由于其临时过渡性特征,使得学堂选官制度各项措施杂乱无章,相互矛盾,朝令夕改。
第二,学堂选官制度使官吏教育与现代学堂教育合二为一,改变了封建官员的传统知识结构,文化素质和政治思想,对于中国封建官员的素质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第三,学堂选官制度更富有客观性和开放性。学堂教育选官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深受西方教育模式和考试文化的影响,学生在毕业考试后方可参加入官考试。选官考试内容更加专业化、系统化,考试方式方法更加多样化、科学化。这比科举考试时凭一、二考官主观印象滥定考生终生更加客观和开放。
第四,学堂选官制度的变革加快了教育近代化进程。新式学堂的发展要求得到制度的保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一途道断之后,新式教育有了长足的进展,全国学堂总数的增长情况是:1904年新式学堂增至4476所,而到1905年达到8277所。以后几乎每年增加10000多所,到1909年,增加到59117所;在校学生总数的增长情况是:1905年以前最多不过258,873人(不含军事,教会学堂),1907年达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1912年跃升为2,933,387人,此外,加上未经申报立案的公私军事学堂,以及教会所办学校的学生,估计辛亥时国内学生数在300万人左右,几乎是1905年的12倍。科举制的废止真正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四十[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
[2]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1-104.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63).
[4]梁啟超.论科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26).
[5][清]宝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北京:中华书局,1964,(10):56.
[6]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65):60-61.
[7]潘懋元,刘海峰主编.高等教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12):323-326.
[8]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27.
[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38.
[10]杨学为,朱仇美,张海鹏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92:53.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8).
关键词:废除科举;学堂选官;选官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3-0083-02
选官制度既是统治者统治理念的体现,也是统治理念得以实现的保障。作为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选官制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政权选拔德才以强化政治制度行政职能,其优劣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发展与国家兴衰,因此在历代都备受统治者的关注。在清末大变局中,选官制度的变革和重建是整个政治变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環,同时它也对晚清的时局变幻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选官制度的建立来探讨清末关于选官制度变革功过得失。
1科举变革的动议
中国自隋代即创立科举制度,一千多年来形成了稳固的选官体制。科举制度成了封建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了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近代以来清廷统治危机的日益严重,科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自身的弊端和面对变局的无措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被怀疑诟病,修枝剪叶,直至彻底否定并取缔,科举制的衰败成了一个不受清王朝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过程。
早在1841年,两广总督祁贡就呈上《请推广文武科试疏》,于国门洞开之初即颇有远见地提出变革选官制度的动议。祁贡认为当时的文武科考内容均有问题,“文不知经济,武不懂韬略”,“猝然有事之秋,所学非所用”。因此建议变革考选之制,“文试第三场策问五道,请定为五门发题,即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洞知阴阳占候,熟谙舆图情形;武试除默写武经外,请添问策一道,分韬略、技艺、火攻、水战四门”。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维新派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对变革以科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的问题也是一再提及。如王韬建议取消八股时文,设置不同的科目以招纳不同类型的人才,特别是通晓舆图、格致、律例、辩论时事等实用科目的人才。郑观应则提出应在文、武岁科之外另设一科,专考西学。
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康、梁、谭、严等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科举及选官制度等诸方面。严复总结八股取士的三大害为“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大声疾呼要“痛废八股,大讲西学”。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科举》一文中,明确提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晚清实力派重臣基于洋务的具体实践需要,也不断地在呼吁对于选官制度的改革。李鸿章在1864年首次向清廷提出要变革科考内容,他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仕。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其着眼点主要在增开取仕门路,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以往旧制。
张之洞则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将新式学堂的兴建和科举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了一起。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以后,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会奏变法事宜”,要求“设立文武学堂,递减科举取仕名额,渐次以学校毕业取中之额替代科举取中之额,使科举学堂合而为一”。清廷后来也基本上就是采纳了张之洞的改革思路。
袁世凯既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者,也是最重要的倡导和实践者。对于科举制度,他先是与张之洞联衔奏请渐废,1905年9月2日,他又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清廷当日就接受了这一奏请,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寿终正寝。
2学堂选官制度的颁布与实施
科举制度废除后必须重建一个相应的制度填补这一空白,而选官制度的重建也是清末新政政治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方面,它关系重大,牵扯颇多。从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到1912年清王朝覆灭,清王朝在选官制度重建方面所做的努力最主要是以考选为特征的学堂选官制度的颁布和实施。
2.1学堂选官制度的颁布
科举制度废止的前后,晚清政府就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学堂选官章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月5日),晚清政府颁布了《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学堂选官的基本精神:凡由学堂考试合格毕业生,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出身。对成绩优秀的举人、进士再行考试,殿试后“酌加攫用,优予官阶”。当然此时这还只是做为科举选官所做的补充及鼓励兴办学堂的引导性措施。
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清政府实行癸卯学制,同时颁行《各学堂奖励章程》,对国内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生的出身和奖励做出详细规定:自高等小学以上,由升学或毕业考试给奖,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下、最下五等,一般中等以上都给相应的出身奖励,并授以官制或予以升学,按所奖出身大致可以分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生员五级。按照这个规定,学堂出身不仅可以获得与科举出身相应的待遇,还可以享受优先进入仕途的待遇,这对读书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年,清政府还还颁布了《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规定对凡学有成效的留学生都根据考试的优劣程度进行分配,给予适当的官职以资鼓励。
1905年9月2日,晚清政府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正式下令停止科举。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诏文:“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伤令各省督抚,广设学堂,将稗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照所请办理。”科举制度的正式废除也意味着学堂选官制度成为了官员选拔之唯一途径,也即正式途径。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以儒家精神为指导的传统选官制度就此走向末路,罗兹曼对此评价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止,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科举选官制度在近代危机中所遭遇的废止命运,根由并不仅仅在其本身,而是由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制度系统和价值系统整体危机所导致的,是封建专制政体解体的一个信号。
2.2学堂选官制度的实施
在学堂选官的实施过程中,中央主管部门主要是礼部、学务处、学部。高校毕业生只有通过政府认可的毕业考试分定等级合格者才可奏请奖励,取得毕业考试合格等第者只有通过学部奏请奖励才能正式取得官阶,进入仕途。学堂选官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从归国人员中选官,从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的合格者中选官及对旧式科举生员重新教育。由于新式教育刚刚兴起,当时国内各种新式高等学堂中合格的毕业生很少,而归国留学生以其学识和学历优势捷足先登。1905年清廷按章程举行了首次留日归国学生的入官考试由殿试录取了14人。给予举人、进士出身,并授以京官。1906年至1911年总计录用游学毕业生1000余人。
第二,对国内各类高等学堂毕业生的选拔,按照癸卯学制的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分三级:即通儒院、大学分科、高等学堂。与高等学堂平级的还有大学预科、高等实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优级师范馆、译学馆、进士馆以及法政专门学堂。这些学堂的合格者按规定均可被选入仕,由此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候选官吏队伍。
第三,对于原科举出身的人员,清廷对他们的安置主要是令其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或实行生员补考优、拔贡及举贡、生员的考职制度,试图以这种方法将旧科举仕子纳入新的轨道。
3学堂选官制度的影响
晚清政府以“科举废、学堂兴”为主体的近代选官制度改革,虽然矛盾众多,实施状况也不尽良好,但是作为清末新政中对于官员选拔制度的近代化改革,其依然对近代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些效应并非以选官改革为单一的原因,它们是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多种条件促成的结果,但是,这一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具有其社会进步性。
美国学者罗兹曼对于学堂选官制度这一改革总结评价时就说:“虽然原有的一套功名头衔还和过去一样,但现在要得到这些名分则要接受新的学校教育,学习新的知识,这意味着,中国在能力报酬和认可方面,发生了永久性的制度变化。”具体来说其进步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堂选官制度是新政官制改革中由科选官制度向现代文官制度转变的过渡阶段。学堂选官制度从形式上彻底废止了科举制度。科举废止后的政治实践提出了对现代文官制度的强烈要求。1911年,晚清政府已经着手研究《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并宣布将在该章程出台之日同时废止学堂选官制度。这样,学堂选官制度的实践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当然,也正是由于其临时过渡性特征,使得学堂选官制度各项措施杂乱无章,相互矛盾,朝令夕改。
第二,学堂选官制度使官吏教育与现代学堂教育合二为一,改变了封建官员的传统知识结构,文化素质和政治思想,对于中国封建官员的素质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第三,学堂选官制度更富有客观性和开放性。学堂教育选官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深受西方教育模式和考试文化的影响,学生在毕业考试后方可参加入官考试。选官考试内容更加专业化、系统化,考试方式方法更加多样化、科学化。这比科举考试时凭一、二考官主观印象滥定考生终生更加客观和开放。
第四,学堂选官制度的变革加快了教育近代化进程。新式学堂的发展要求得到制度的保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一途道断之后,新式教育有了长足的进展,全国学堂总数的增长情况是:1904年新式学堂增至4476所,而到1905年达到8277所。以后几乎每年增加10000多所,到1909年,增加到59117所;在校学生总数的增长情况是:1905年以前最多不过258,873人(不含军事,教会学堂),1907年达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1912年跃升为2,933,387人,此外,加上未经申报立案的公私军事学堂,以及教会所办学校的学生,估计辛亥时国内学生数在300万人左右,几乎是1905年的12倍。科举制的废止真正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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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懋元,刘海峰主编.高等教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12):323-326.
[8]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27.
[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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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