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作家。1967 年冬生，四川乐山人，现居成都。著有诗集《影子》、历史随笔集《小城之远》《桥滩记》、长（中）篇小说《浮华如盐》《民国少年》《光阴交错》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
　　同一种物产，因为时代的不同而身价殊异。如麸金，也就是如麦麸一样细小的金屑，在宋代是乐山的贡品，但到了清嘉庆时期就不再稀罕了……清末民初，乐山风物逐渐变得丰富，“山水清华，农商繁庶，文物衣冠之盛远迈往时矣”……反观蚕桑之兴，则是一些风物的衰落，对比不同年代的《嘉定府志》就能看到巨大变迁，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番事实。
　　说到四川乐山的物产，在《益部方物略》中有句话，叫“嘉产，烂如也”。乐山地处中亚热带，在四川盆地与横断山脉之交，自然条件复杂，土地沃美，植物繁多，这是大地理;清嘉庆《嘉定府志》又说：“盖郡当三水之会，大峨之英，散而为华，凝而为实，醴泉芝草生为圣时之瑞，亦其宜矣。”这是小地理。大小一合，乐山的方舆形胜就一目了然了。
　　但这只是摊开的一张地图，而一方水土并非静态，其风物也随时间而变迁，如世间生命之此消彼长。在乐山历代的志书记载中，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时期关于方物的记载都有细微的差别，细细比较会看出经济、文化、历史等诸方面的变迁，这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时代不同的风物之异
　　在乐山的方物中，早期的记载以贡品最为醒目，如“古贡水波绫、乌头绫、苓根、红花，今贡麸金、紫葛、巴豆。”（宋·乐史《嘉州龙游县记》），这句话不仅说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真理，还说出了唐代与宋代的贡品的差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需求与崇尚。明朝以后，对方物的记载趋于大宗，但当时乐山的风物记载还比较单一，如“卤之水，水之火，乃在南犍;木之绵，绵之缕乃在荣威，刳之才，楮之生乃在夹洪……”（明万历《嘉定府志》），这里说的卤水、绵、楮等分别对应的是盐、布帛和纸，这些东西为昔时之盛，跟人们的生活极为密切。到了一百年后的清朝嘉庆年间，变化就比较大了，“峨眉之茶，沫水之麸金，洪雅、夹江之纸及虫白蜡，乐山、犍为之盐及麻、布、绢、绵、石灰，皆民生日用所常需，而地方有产有不产者，流通尤广”（清嘉庆《嘉定府志》），不同时代一对比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异。
　　同一种物产，因为时代的不同而身价殊异。如麸金，也就是如麦麸一样细小的金屑，它在宋代是乐山的贡品，“日获不过毫厘”。但到了清嘉庆时期就发生了变化，“麸金”只被纳入“金石之属”中，跟铁、砚、土硝、菩萨石、水硫磺等矿物放在了一起，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种叫“虫白蜡”的树，它们同时记录在嘉庆年间的《嘉定府志》中，但“虫白蜡”却被重重提了一笔，证明在史家的眼里，麸金已不如白蜡。
　　其实，乐山养“虫白蜡”之俗并非新鲜事物，但并不广泛，直到18世纪末期才大兴栽培白蜡树之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喜欢阳光的小叶乔木成为了主要经济作物。以民国的乐山属县犍为为例，“县境岁产蜡约二千担左右，值银二十万上下”（民国《犍为县志》）;在离乐山20公里的五通桥顺河街一带，白蜡被当地人称为“桥虫”，可以说是养白蜡之风大盛。麸金与白蜡的不同际遇，为学者们提供了风物变迁的证据。
　　风物之丰的历史原因
　　清末民初是乐山风物逐渐变得丰富的时期，“山水清华，农商繁庶，文物衣冠之盛远迈往时矣”（嘉庆《嘉定府志》）。这期间，各类书籍中对乐山的物产记录也多起来，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傅崇矩在《川江游记》中就记录了乐山“出荔枝、墨鱼、丝帕、湖绉、大绸、豆腐、彷绍酒、瓜子、白蜡、铅、纸”;又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人中野孤山在他的《游蜀杂俎》一书中也详细记录了乐山的物产，如白蜡、蚕丝、土药、毛茶、叶子烟、大绸、湖绉、灯草、老酒、绍酒、包谷烧酒等。除了记载的日趋详备外，乐山的风物之丰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物种的引进，如酿制“绍酒”的红苕和酿制“包谷烧酒”的玉米，都是在清朝时期由番夷引入栽种。乐山最早种植“玉蜀黍”（玉米）的记载是在嘉庆《嘉定府志》上，列入“谷之属”中，这个细微的变化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一个新物种在乐山的出现。其实，这也反映了中国农作物耕作格局的变迁，说明乐山种植玉米是在康熙以后、嘉庆以前，即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后期，玉米已经在川南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红苕也是蕃物，但在乐山引进得更晚，应该在咸丰、同治以后，乐山属县井研就有相关记载，“其种贱易植，野人垦掘荒坡、峻坡遍种之，以担量，有收至数百担，贫户倚为半岁之粮”（清光绪《井研县志》）。由于这些后来的农作物的种植不断扩大，对乐山的种植历史有巨大的改变，嘉州有民谚叫“红苕半年粮”，这句话在清朝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时当地人还没有见过红苕是什么样子。玉米的情况也相似，它一出现很快就在乐山的主要经济作物中跃居第三位，一改过去粱、麦、黍、稷、粟等为主的种植格局。
　　另一方面是经贸的促进。如蚕丝、大绸、湖绉等，本来是传统物产，但它们的变迁也不小。在康熙以前，除了极少的精品，乐山的棉布“皆欠细密”，丝则“不多，其养蚕之具及丝织之法皆苟简不精”（明万历《嘉定府志》）。而到了清嘉庆年间，蚕丝是“属县俱出，惟乐山最多。其细者土人谓之择丝，用以作紬，或贩至贵州，转行湖地，亦冒充湖丝;其粗者谓之大夥丝，专行云南转行缅甸诸夷”（清嘉庆《嘉定府志》）。这说明在乐山已经广种桑树，并养蚕取丝，行销远地。但为什么到了清朝初期才真正兴盛起来呢？这是因为不仅要有自然条件，还要有市场，市场决定生产，这才是“家家养蚕忙，户户织梭声”的真正原因。
　　风物之变折射人世间的兴衰
　　乐山地区栽桑养蚕的习俗很早，除了“水波绫”、“乌头绫”，还有“绢锦”、“绵紬”等都很有名，但正如前面所说，习俗并不代表经济繁荣，而乐山的桑蚕之风是到了清朝时期才真正兴旺起来。后来，由于水陆运输的通畅，苏稽一带显得特别盛，“嘉定大绸”就主要来自这一带，上卖华西坝，下销渝滇黔，由于质量花色上乘，市民争相购之。当时岷江边的汉阳坝有“汉阳丝市”，与成都“簇桥丝市”齐名，是西南地区两大丝市。
　　反观蚕桑之兴，则是一些风物的衰落。对比不同年代的《嘉定府志》就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志书为我们呈现的另一番事实，即古嘉州历史上曾经称奇的风物已几近消失。如嘉州曾经被称为“海棠香国”，但到清朝时仅仅“唯郡署数株”而已;又如过去被乐山人津津乐道的荔枝，也只有“郡城会江门有一株，今俱亡”。海棠、荔枝在唐时，能够出现在乐山可以说都有其不凡的身世，“凡花木名海者，皆从海外来”（《花木记》），虽然名重一时，却挡不住岁月的无情，所以，《嘉定府志》上也仅仅说“《海棠谱》所称海棠、海红，《文选》《图经》所称荔子、橘柚之属，抑亦信而有征”。其实，就在几十里外的嘉州属县犍为，荔枝树却很常见，在老百姓的眼里并无特别之处，制藤器也好，当柴火烧也好，尽生活便利，但人世间的兴衰，从风物之变中就大可看出些玄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