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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繁的人类社会，虚假与真实总是相对而存，如影随形。虽然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看，真实终究会战胜虚假而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年代，虚假还是很有市场。应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个时期是虚假浮夸之风盛极之时，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再到文艺领域，出现了被虚假浮夸全面覆盖的现象。1958年的民歌运动及其产生于那个年代的《红旗歌谣》，可谓是浮夸年代虚假文化的缩影与标本。
一
包括民间歌谣在内的民间文学艺术是普通百姓自由创作的原生态作品，可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自古以来，开明而有远见的政治家、统治集团都注重搜集整理民间歌谣，籍此“观风俗，知得失”。然而，上世纪50年代的民间歌谣却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即“运动”的方式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既是经济生产领域的一次大冒进，也是领导阶层逐渐形成的极“左”思潮的激情燃烧。这种“左”的冲动，既源于新政权建立不久领导者自身缺乏治国经验之故，也有封建时代官场好大喜功的文化流弊延续之因，还有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君主崇拜意识的根深蒂固。在民众思想被“统一”的年代，上面说“形势大好”，下面岂能说“形势小好”？于是，当“大跃进”深入人心之际，自然就会有人寻找各种形式为之大轰大嗡、大吹大擂，自然就会有人（当然不会是一般的人）别出心裁地将这种错误的物质生产运动形式“巧妙”地移植到精神生产领域里去，即在文艺领域也进行一次“大跃进”。
有资料表明，1958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采风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促使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和调查研究，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中自觉不自觉地亲近了民间艺术，并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和领悟了民间文艺的本性与规律。但是，以“运动”的形式搞民间文艺活动的风习便由此开端。特别是文坛“旗手”郭沫若、周扬的身体力行，使“运动”得以迅猛展开。我们看到，1958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搜集民歌》的社论，《民间文学》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的《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民间文学》，1958年5月号）。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按照上级旨意加以精心组织。报纸上名曰“搜集民歌”，而实际上是指导民间创作。一时间出现了“人人写诗”、“人人唱歌”的发烧场面和工农群众停工停产放“文艺卫星”、“摊派写诗”的癫狂景象。当时，出版物上推介湖南衡山县文化馆放“文艺卫星”的经验时，使用的标题就是《锄头底下诗万首，汗水成河歌成山》（《向民歌学习》，1958年6月），其“轰轰烈烈”的场面可见一斑。
可以说，1958年的民歌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以“运动”的形式“制造”民歌的先河，更因其源于“大跃进”的急近功利，不惜违背民间歌谣创作的自由性、集体性、传承性规律，而人为干预，揠苗助长。这种“运动”方式严重颠覆了民歌民谣顺其自然的创作方式，伤损了民间创作的自由精脉。
二
明代著名民间文艺学者冯梦龙有“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之论，意思是民歌是民间生活最真实的抒写，也是普通百姓情绪最真实、最深切、最自然的流露。然而，按照长官意志“创作”民歌民谣，虽籍民间之口发声，却很难客观真实地反映民情民心，只能是政治的传声筒而已。尤其是以“生产大跃进”的模式搞所谓“民歌大跃进”，其成果（作品）更不可能摆脱当时“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翻阅当时被称为“优秀民歌总汇”的《红旗歌谣》，其虚假浮夸之作随处可见。
清清渠水日夜流，社里庄稼绿油油，
谁敢说粮食不丰收，谷穗砸烂他的头。
这里撇开当时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粮食连年减产的情况不说，单从事理逻辑就足以见出其立意的虚假性：本来粮食丰收与否并不是由谁说了算的事，而是一种客观现实。真的丰收了，还怕人说“不丰收”？说了又顶什么用？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还要作出“谁敢说”的设问呢？其实，此时作者怕人“说减产”之忧更甚于怕“实际减产”之虑，意欲为“大跃进”鼓吹又恐被人踩到“痛处”，无意之中便将作者自己的虚伪心态暴露无遗（当然，这绝不是真正的百姓心态，而是文人遵旨“精心指导”的心态转移到了百姓的名上，或是借民之口说出）。仅从“谷穗砸烂他的头”这句违背生活真实、亦悖于事理逻辑的描写，足见作者感情的不真实，读来十分别扭。
《红旗歌谣》中的一些民歌，粉饰现实，夸耀“成就”，到了不着边际的程度：
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
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
试想，一朵棉花能将卡车压翘头吗？卡车的头又能翘成高射炮的模样吗？实在有侮辱读者智商之嫌！
另一首描写玉米稻子丰收的民歌，同样滑稽可笑：
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
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
稍有农村生活经验和科技常识的人，都知道玉米稻子密得“不透风”，并非好事（要减产），且再密的玉米稻子也不至于弹起卫星吧！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类不通事理的民歌，大都不是因为作者缺乏常识，而是有意为之，指鹿为马，以错为对，如同《皇帝的新装》所寓言：人人都看见皇帝赤裸着身体，却偏偏说他的新衣美丽无比，这是因为人人都想当“聪明人”。这里不妨以湖南农民诗人刘勇的“回顾”为佐证：
1958年，浮夸风盛行。报纸上登着：稻谷亩产几千斤，小麦亩产万多斤，红薯亩产十多万斤。我写了一首民歌，其中有这样一句“山中亩产千斤禾”。在收进集子的时候，我就把“千”字改成“万”字。但我看人家的写亩产八万斤，我只写了亩产一万斤，还不够，又把“万”字改成“亿”字。其实我在农村搞了三十多年，亩产到底能产多少斤谷，我是知道的。
（摘自刘勇《做忠实的代言人》）
在那个特殊年代，生产上的浮夸造假不但不被人小瞧，反而会被当作本事。这种风气反映到1958年的民歌运动中便构成一种浮夸的语境。因此，作为民歌总集的《红旗歌谣》，其虚假浮夸不是个别作品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那些作品几乎都是在一个统一的权力话语下从不同侧面颂扬虚假的现实或虚幻的“美丽未来”。整个民歌运动就是在为浮夸运动造势，整个《红旗歌谣》很难看到反映社会阴暗面和披露社会问题之作。当年读《红旗歌谣》只会感到一片阳光灿烂，社会处处充满“红旗如海歌如潮”的浪漫诗意；今天读来，却是何等虚无缥缈！
三
大约在1958年底，郭沫若、周扬就将当年产生于全国各地（少数产生于1957年）的“新民歌”选编成书，于1959年9月初以《红旗歌谣》为书名，由红旗杂志社出版发行。周扬在序里称其为新时代的“新国风”。因此，1958年的民歌运动，不论对当时还是对后来的文艺创作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消极作用：其一，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文艺搞民间文学，其组织者往往出于服务政治、服务中心工作的需要，不尊重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把民间歌谣这种民间话语载体异化为权力话语的工具。其二，民歌创作不是真实而是虚假地反映现实生活。《红旗歌谣》把精神的虚假转化为现实的虚假，即把不可能性虚拟成现实性。其三，把新民歌模式化。《红旗歌谣》中的“我”，都是超越现实、超越自然力之“大我”。许多作品表面看是反神魔的，实际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神”。例如，声称“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就是为了衬托“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这些都与千百年来民间自然形成的山歌民谣说真话、吐心声的传统相距甚远，是典型的大跃进神话的自我解构。
1958年的民歌运动，纵然只是一场生产运动的“副产品”，但作为一种社会化了的“运动形式”，一经出现便为后来极其狂热的政治运动所利用，特别在“文革”批斗诗会、“小靳庄民歌”运动中，其政治“工具性”更为强烈地显现出来。有的直接在诗中使用“打倒”、“批臭”、“砸烂”之类的政治狂热之词。直到1978年，我们仍然看到有人提出要对民间文学进行“改旧编新”（张弘《民间文学工作者在群众的“改旧编新”面前》，《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有的人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时也受到“思想性”要求的影响而苦苦地对民间文学进行“加工改造”。虽然民间百姓不会理会这种“改造”，他们的自由之歌毕竟会发声，但其对民间艺术的破坏性不可小觑，许多被记录下来的“民歌”失却了植根于泥土的民间创作之应有瑰色。
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同根同源，也相互影响。民间自发创作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谣正是文人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的乳汁。文人们自身创作才情、创作灵感受民歌民谣的精神内涵及艺术元素激发后，往往会创作出深受大众喜爱、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作品。这一规律点醒诗人向民歌学习与借鉴的意识。然而，1958年的民歌运动及其“成果”对文人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却主要是负面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将民歌创作“任务化”之后，其价值取向便是作品的“工具性”，即每件作品都在一个统一的宏大的政治主题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去对某些“热情”进行“鼓动”或“颂扬”；其艺术构思几乎都是一个模式——“以小见大”，即从某一生活瞬间见出一个“伟大时代的风貌”。用当时流行语来说，叫“一滴水见太阳”。我们看到，自“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之初的20余年间的诗歌特别是自由诗创作，许多都有“红旗歌谣”的影子附体。这种“去个性化”的诗作中，读不到人间的冷暖、生活的真趣以及诗人的本真个性，更谈不上对社会问题的深层追问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有些诗人长时间陷入文艺“工具性”地图解时政的思维魔圈而不能跳出，在这种思维魔圈中生产的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大都成为文化垃圾。出现这种现象，应当说，对于文艺乃至整个文化都是一种不幸，而更不幸的是很多人还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有的人还千方百计为其寻找辩护的理由。
“红旗歌谣”四个字不仅是一部民歌总集的名字，也是一个特定时代虚假浮夸文学的代名词。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虽然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历史，但偶尔回眸追思一下这张“发黄的旧照”，也能提醒今天的我们在创作中应当记取点什么。
（作者简介：肖来青，男，湖南黔阳（今洪江市）人，曾任中共湖南省怀化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怀化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现为北京中美韩文化艺术院副院长，北京某刊执行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等。已出版论著《新闻文艺学》、散文集《又见紫薇》、诗集《多情的风》。）
一
包括民间歌谣在内的民间文学艺术是普通百姓自由创作的原生态作品，可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自古以来，开明而有远见的政治家、统治集团都注重搜集整理民间歌谣，籍此“观风俗，知得失”。然而，上世纪50年代的民间歌谣却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即“运动”的方式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既是经济生产领域的一次大冒进，也是领导阶层逐渐形成的极“左”思潮的激情燃烧。这种“左”的冲动，既源于新政权建立不久领导者自身缺乏治国经验之故，也有封建时代官场好大喜功的文化流弊延续之因，还有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君主崇拜意识的根深蒂固。在民众思想被“统一”的年代，上面说“形势大好”，下面岂能说“形势小好”？于是，当“大跃进”深入人心之际，自然就会有人寻找各种形式为之大轰大嗡、大吹大擂，自然就会有人（当然不会是一般的人）别出心裁地将这种错误的物质生产运动形式“巧妙”地移植到精神生产领域里去，即在文艺领域也进行一次“大跃进”。
有资料表明，1958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采风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促使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和调查研究，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中自觉不自觉地亲近了民间艺术，并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和领悟了民间文艺的本性与规律。但是，以“运动”的形式搞民间文艺活动的风习便由此开端。特别是文坛“旗手”郭沫若、周扬的身体力行，使“运动”得以迅猛展开。我们看到，1958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搜集民歌》的社论，《民间文学》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的《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民间文学》，1958年5月号）。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按照上级旨意加以精心组织。报纸上名曰“搜集民歌”，而实际上是指导民间创作。一时间出现了“人人写诗”、“人人唱歌”的发烧场面和工农群众停工停产放“文艺卫星”、“摊派写诗”的癫狂景象。当时，出版物上推介湖南衡山县文化馆放“文艺卫星”的经验时，使用的标题就是《锄头底下诗万首，汗水成河歌成山》（《向民歌学习》，1958年6月），其“轰轰烈烈”的场面可见一斑。
可以说，1958年的民歌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以“运动”的形式“制造”民歌的先河，更因其源于“大跃进”的急近功利，不惜违背民间歌谣创作的自由性、集体性、传承性规律，而人为干预，揠苗助长。这种“运动”方式严重颠覆了民歌民谣顺其自然的创作方式，伤损了民间创作的自由精脉。
二
明代著名民间文艺学者冯梦龙有“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之论，意思是民歌是民间生活最真实的抒写，也是普通百姓情绪最真实、最深切、最自然的流露。然而，按照长官意志“创作”民歌民谣，虽籍民间之口发声，却很难客观真实地反映民情民心，只能是政治的传声筒而已。尤其是以“生产大跃进”的模式搞所谓“民歌大跃进”，其成果（作品）更不可能摆脱当时“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翻阅当时被称为“优秀民歌总汇”的《红旗歌谣》，其虚假浮夸之作随处可见。
清清渠水日夜流，社里庄稼绿油油，
谁敢说粮食不丰收，谷穗砸烂他的头。
这里撇开当时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粮食连年减产的情况不说，单从事理逻辑就足以见出其立意的虚假性：本来粮食丰收与否并不是由谁说了算的事，而是一种客观现实。真的丰收了，还怕人说“不丰收”？说了又顶什么用？既然如此，作者为什么还要作出“谁敢说”的设问呢？其实，此时作者怕人“说减产”之忧更甚于怕“实际减产”之虑，意欲为“大跃进”鼓吹又恐被人踩到“痛处”，无意之中便将作者自己的虚伪心态暴露无遗（当然，这绝不是真正的百姓心态，而是文人遵旨“精心指导”的心态转移到了百姓的名上，或是借民之口说出）。仅从“谷穗砸烂他的头”这句违背生活真实、亦悖于事理逻辑的描写，足见作者感情的不真实，读来十分别扭。
《红旗歌谣》中的一些民歌，粉饰现实，夸耀“成就”，到了不着边际的程度：
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
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
试想，一朵棉花能将卡车压翘头吗？卡车的头又能翘成高射炮的模样吗？实在有侮辱读者智商之嫌！
另一首描写玉米稻子丰收的民歌，同样滑稽可笑：
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
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
稍有农村生活经验和科技常识的人，都知道玉米稻子密得“不透风”，并非好事（要减产），且再密的玉米稻子也不至于弹起卫星吧！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类不通事理的民歌，大都不是因为作者缺乏常识，而是有意为之，指鹿为马，以错为对，如同《皇帝的新装》所寓言：人人都看见皇帝赤裸着身体，却偏偏说他的新衣美丽无比，这是因为人人都想当“聪明人”。这里不妨以湖南农民诗人刘勇的“回顾”为佐证：
1958年，浮夸风盛行。报纸上登着：稻谷亩产几千斤，小麦亩产万多斤，红薯亩产十多万斤。我写了一首民歌，其中有这样一句“山中亩产千斤禾”。在收进集子的时候，我就把“千”字改成“万”字。但我看人家的写亩产八万斤，我只写了亩产一万斤，还不够，又把“万”字改成“亿”字。其实我在农村搞了三十多年，亩产到底能产多少斤谷，我是知道的。
（摘自刘勇《做忠实的代言人》）
在那个特殊年代，生产上的浮夸造假不但不被人小瞧，反而会被当作本事。这种风气反映到1958年的民歌运动中便构成一种浮夸的语境。因此，作为民歌总集的《红旗歌谣》，其虚假浮夸不是个别作品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那些作品几乎都是在一个统一的权力话语下从不同侧面颂扬虚假的现实或虚幻的“美丽未来”。整个民歌运动就是在为浮夸运动造势，整个《红旗歌谣》很难看到反映社会阴暗面和披露社会问题之作。当年读《红旗歌谣》只会感到一片阳光灿烂，社会处处充满“红旗如海歌如潮”的浪漫诗意；今天读来，却是何等虚无缥缈！
三
大约在1958年底，郭沫若、周扬就将当年产生于全国各地（少数产生于1957年）的“新民歌”选编成书，于1959年9月初以《红旗歌谣》为书名，由红旗杂志社出版发行。周扬在序里称其为新时代的“新国风”。因此，1958年的民歌运动，不论对当时还是对后来的文艺创作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消极作用：其一，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文艺搞民间文学，其组织者往往出于服务政治、服务中心工作的需要，不尊重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把民间歌谣这种民间话语载体异化为权力话语的工具。其二，民歌创作不是真实而是虚假地反映现实生活。《红旗歌谣》把精神的虚假转化为现实的虚假，即把不可能性虚拟成现实性。其三，把新民歌模式化。《红旗歌谣》中的“我”，都是超越现实、超越自然力之“大我”。许多作品表面看是反神魔的，实际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神”。例如，声称“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就是为了衬托“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这些都与千百年来民间自然形成的山歌民谣说真话、吐心声的传统相距甚远，是典型的大跃进神话的自我解构。
1958年的民歌运动，纵然只是一场生产运动的“副产品”，但作为一种社会化了的“运动形式”，一经出现便为后来极其狂热的政治运动所利用，特别在“文革”批斗诗会、“小靳庄民歌”运动中，其政治“工具性”更为强烈地显现出来。有的直接在诗中使用“打倒”、“批臭”、“砸烂”之类的政治狂热之词。直到1978年，我们仍然看到有人提出要对民间文学进行“改旧编新”（张弘《民间文学工作者在群众的“改旧编新”面前》，《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有的人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时也受到“思想性”要求的影响而苦苦地对民间文学进行“加工改造”。虽然民间百姓不会理会这种“改造”，他们的自由之歌毕竟会发声，但其对民间艺术的破坏性不可小觑，许多被记录下来的“民歌”失却了植根于泥土的民间创作之应有瑰色。
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同根同源，也相互影响。民间自发创作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谣正是文人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的乳汁。文人们自身创作才情、创作灵感受民歌民谣的精神内涵及艺术元素激发后，往往会创作出深受大众喜爱、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作品。这一规律点醒诗人向民歌学习与借鉴的意识。然而，1958年的民歌运动及其“成果”对文人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却主要是负面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将民歌创作“任务化”之后，其价值取向便是作品的“工具性”，即每件作品都在一个统一的宏大的政治主题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去对某些“热情”进行“鼓动”或“颂扬”；其艺术构思几乎都是一个模式——“以小见大”，即从某一生活瞬间见出一个“伟大时代的风貌”。用当时流行语来说，叫“一滴水见太阳”。我们看到，自“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之初的20余年间的诗歌特别是自由诗创作，许多都有“红旗歌谣”的影子附体。这种“去个性化”的诗作中，读不到人间的冷暖、生活的真趣以及诗人的本真个性，更谈不上对社会问题的深层追问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有些诗人长时间陷入文艺“工具性”地图解时政的思维魔圈而不能跳出，在这种思维魔圈中生产的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大都成为文化垃圾。出现这种现象，应当说，对于文艺乃至整个文化都是一种不幸，而更不幸的是很多人还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有的人还千方百计为其寻找辩护的理由。
“红旗歌谣”四个字不仅是一部民歌总集的名字，也是一个特定时代虚假浮夸文学的代名词。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虽然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历史，但偶尔回眸追思一下这张“发黄的旧照”，也能提醒今天的我们在创作中应当记取点什么。
（作者简介：肖来青，男，湖南黔阳（今洪江市）人，曾任中共湖南省怀化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怀化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现为北京中美韩文化艺术院副院长，北京某刊执行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等。已出版论著《新闻文艺学》、散文集《又见紫薇》、诗集《多情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