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人们的效用满足不仅取决于物质方面，还包括人们心理和精神方面。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仅重视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是不够的，实际上，“经济人”还必须关注人们的心理、幸福、道德等多层面的感受，只有这样“经济人”才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就是说，“经济人”不仅要关注物本利益，还应更多关注人本方面的追求。物本经济强调金钱价值，重视物质利益胜过其他，但忽视人类的自由和福祉，这与人类的全面发展是不相容的。人本经济是在注重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多的关注人们的幸福、自由、快乐和情感，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不能或缺的。基于这种逻辑，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人类假设是更为合理和科学的。
关键词：经济人；物本经济；人本经济；广义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1·0012·07
我们知道，经济活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人们的意愿和选择、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和文化的调节及道德上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也不仅仅只包含经济利益，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当然，毫无疑问在人类各种利益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利益是经济利益。人类各种利益是互相联系和互相支撑的。在现实生活中只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可不行，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单独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反映出市场运行秩序的内在道德原则。
一、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经济人”假设存在瑕疵？
经济学是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如经济学鼻祖斯密在1751至1763年分别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他还先于《国富论》，而在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虽然《道德情操论》没有《国富论》名气大，但很多人都把这本书并称为斯密思想的代表作。其实看过这两本书的人都知道，这两本书在逻辑上也是互相关联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同一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利（samuelRomilly）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所以，可以认为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济学是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可以认为，一直到18世纪，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是纠集在一起的，它们都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的、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而忽略了伦理方面。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学分析奠基时说道，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思路，一是“工具理性”，即通过理性人的假设，演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原因；二是进化论的思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不通过“理性人”假设，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他最后认为，经济认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描述阶段，否则就不可能是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科学。施蒂格勒对经济学中的要求重视伦理价值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说：“当自利与伦理价值的口头忠诚发生冲突时，如果让我来预测关于行为的系统与广泛的试验结果，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利理论（我沿着亚当·斯密的思路解释）将会获胜。”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上，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在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施蒂格勒，1981）。
对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打击最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西蒙对“理性经济人”学说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在其一系列文章中他批评指出，这种无所不能和全智全能的理性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比牙山神模式”，它对于个人完全理性的假定，与现实中人类的实际理性和可能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剩下的不过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西蒙，1947）。他强调，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对人类完全理性的崇尚应该让位于更符合实际的人类“有限理性”。经济人之所以是理性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很难对每一个措施将要成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并且人们在决策时所拥有的信息也是非常不完全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依靠主观的判断和个人习惯进行决策。西蒙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草垛上零星的分布着一些针，人们要在草垛上找出一把最锋利的针必须把所有的针都找出来，并进行比较才可以得到。但如果找到一个适合的针就可以的情况下，人们一定会放弃找出那把最锋利的那把针的努力。此时，人们所依据的就是有限理性。他明确指出，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信息的不完全和对结果预测的不确定性都决定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另外，人类的目标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人们在做决策时，会受到个人的价值观、效率标准和社会联系等多方面的限制，因而只能以“满意的原则”作为界定人类理性的标准。
除了西蒙之外，对完全理性的“理性经济人”还有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批评者，即莱本斯坦因，他提出了著名的x效率理论，以修改传统的最大化假设。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严格追求极大化行动，而做出的决策往往依附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方面。因此，他认为，合乎现实的微观经济学必须“超越经济人”，以“非最大化”作为标准的行为假设（Leibenstein，1976）。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大举渗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此时，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性行为，提出完备性、传递性和决定性等公理。然而，一些心理学家的实验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并不符合这些公理，而且是经常地违背这些公理，即存在“偏好颠倒”。发现这一现象最早的是保罗·斯诺维克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1979年以来所进行的许多实验证明实际选择行为甚至违背所有的理性公理。在此期间，实验心理学家的理性实验给主流经济学家的心里造成极大冲击，绝大多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都对这种实验保持沉默。但仅凭实验心理学家的实验还不能驳倒“理性经济人”抽象的假设。另外，新制度经济学在70年代以后也开始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完全理性的不切合实际的假设予以了纠正和更深入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合作、守约等道德行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遵从道德与功利主义原则可以并行不悖。 进入80年代以后，以伦理学和社会学思想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纯经济学分析展开攻击。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尖锐的说道：“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把任何偏离自利最大化的行为都看成是非理性行为，就意味着拒绝伦理考虑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把自利最大化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这一复杂的过程似乎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试图用理性要求来维护经济理论中的标准行为假设（即实际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领着一对骑兵去攻击一只跛脚的驴。”他还强调，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 of choice），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1986）。阿马蒂亚·森严肃的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贫困化现象（阿马蒂亚·森，1986）。
二、“经济人”应具备人类伦理行为规范
现代经济学是一种逻辑演绎的科学，即通过逻辑假设、逻辑推理和逻辑推论建立的纯粹经济学。以逻辑演绎为基础的经济学与以伦理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阿马蒂亚·森称现代经济学具有为“工程学”的渊源。之所以称之为工程学的渊源，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借鉴了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现代经济学的内在机理与现代物理学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虽然来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它是对《国富论》的背叛。因为它丢掉了原来的伦理基础，丢掉了斯密的道德规范，更深入的来看，它丢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寓含的道德哲学。现代经济学虽然在形式上更工程，更有科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它已变成了一个无根的学科，它仿佛是完美的木偶，是从事某种游戏和算计的把戏。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除了“利己”，不可能一点也不关心“利他”；另外，一个社会除了富裕，又怎能缺少正义。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在高举‘自由’的大旗之时，也用适当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减少多少荒淫和奢侈，生意场上将会减少多少尔虞我诈。……从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说，它只知道用科学的算计向自然索取，却不知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试想，如果我们以天人合一的方式与自然为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
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但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伦理的轨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伦理的偏离必然决定了它的研究忽视真实的人而只研究抽象的“经济人”，这样它描述的对象和世界都被狭隘化和歪曲化了。其实，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对财富的关注，还要关注财富以外的东西。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内在关联必定决定了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除了考查资源效率的配置外，起码至少还应该关注自由与公正。在一个财富高度丰裕的社会中，如果缺少自由和公正，你能说这个社会是和谐进步的么？然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某种均衡。但现实中的“人”都具有二元性，都既有自利的一面，又有奉献的一面，理想的社会追求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一些有真正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拒绝了评价和增进人类更基本目标的任务。经济学自身在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或者实现了数学化的同时，却因排斥对某些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而导致了自身的贫困；而它拒绝了对人类在财富以外的那些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则使它以一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阿马蒂亚·森，1986，萧雪慧，2000）。至于伦理学，阿马蒂亚·森指出：由于经济学问题本身可能是极重要的伦理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也是非常不幸的（阿马蒂亚·森，1986）。现代经济学忽视“伦理”特征与它从论理学的母体上发展出来的事实非常不相称，这本身也说明了经济学寓含着某种内在的矛盾。现代经济学逐渐地抛弃了它的伦理学渊源，逐渐加重其“工程学特征”而不断走向所谓的“实证经济学”的路子，其实质是它在不断摆脱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而这正是经济学合本逐末的表现。
所以，经济学应该回到重视伦理学的传统中去。其实在康德的哲学观念中，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就是相互连通和相互影响的，实际上这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本身的相互关联决定的。市场经济不仅不能内生道德，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必须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一个缺乏伦理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各种道德背离和逆向选择问题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体制中各种坑蒙拐骗行为就无法杜绝，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本身更需要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支撑和辅助。
随着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人们不久就发觉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不能用它来解释实际决策中的许多人类行为方式。西蒙在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建立在新古典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决策之前，各个独立的决策者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明确的和清晰的。就企业决策来看，因为企业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它包括股东、经营者、职工等等，这些人参加企业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他们在确立组织目标的基础上并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目标，他们对于目标的达到方式也是动态和演进的。在决策之处，并没有一个清晰、连续的最优化决策目标，而且这样一个最优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不存在。一般而言，决策目标大多在客观上是模糊的并变化着的。西蒙在他的《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公司请西蒙为协助它们为购置电子计算机作决策，西蒙当时建议这些公司先对它们是否需要这种设备以及购买是为了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有个明确了解之后再解决购置什么类型的计算机，后来西蒙很快发现他自己的这个建议是个馊主意，因为这些公司在尚未使用过任何电子计算机之前，它们是根本无法具体明确地了解计算机的性能与用途，从而根本无法提出购买计算机的明确目标。只有让它们先买台简单的计算机，让它们使用一段时间有了经验之后，他们才知道下一步应当买什么样更先进的计算机以弥补现有计算机的不足，也就是说，到此时它们购买计算机的目标才比买第一台之前明确了一步。目标也不是绝对的，从目标层级系统来看，目标和手段之间是相互转换的，而且组织目标也是随着参加者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说明，从决策目标这三方面的性质来看，实际决策中很难找到作为绝对最优解的目标。每个孤立的决策者不可能是“无所不知”和“先知先觉”的理性人，也不可能掌握各个方面都详尽的信息量。每个决策者在决策中不可能获取所有备选方案，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想找到全部备选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决策者所有的知识储备和决策能力，通常是在实践和学习中不断获取而逐步提高的，不同的决策个体在决策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不可能每个决策者都能达到自己理性化的决策选择。事实上，人们所做的决策，无非是从已知的经验和相关的信息载体作为决策依据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条件的了解和把握，只能是零碎和片面的，要想达到最优化的决策从现实来推断未来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由于人们感观、兴趣和偏好的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常常也会发生变化，经常会从一种价值要素转移到另一种价值要素上去，从而使人们的头脑无法连续地抓住某一个具体问题。每个单独的决策者的偏好和价值体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是不可能保持一致的。在实际决策中，由于价值观和偏好的变化，决策者在决策中肯定会出现前后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决策问题，而这也是建立完全理性基础上的新古典决策理论所不能解释和包容的，这也被心理学家的心理实验所证实。在人的生活中，固然偏好会决定行为的取向与选择，但偏好并不都是先验的，它本身的变化又来自于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一般来说，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图斯基共同创立的。丹尼尔·卡尼曼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由于是一个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源于心理学试验的逻辑思路也就很正常了。行为经济学就是在人类心里活动的试验基础上逐步发展何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提出了置疑。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如人们有时会在微不足道的风险面前止步，而同时又会为一些虚无飘渺的目的而进行疯狂的赌博。从一个人在对一生计划的安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尽管人们都会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长远的预期，并会按照预期来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金钱，但实际上能做到理性人安排的几乎没有。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会什么事都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理来行事，然而事实上，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这样做？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甚至对如何获得幸福都是一无所知。另外，微观经济学对人都是自利的假设，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和利人的一面，如父母为孩子的奉献、人们为希望工程、慈善基金、生活困难人以及街头乞丐的捐款等等，这些付出都无需回报。而主流经济学却对此视而不见。
三、“经济人”人格不仅要注重物本经济，还要重视人本经济
正如广义虚拟经济所言，“人心”是“辽阔”的，人的心理满足关注的不仅是物质方面，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效用也是巨大的。林左鸣教授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中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学仅关注物质产品的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也是非常片面的。
“经济人”不仅要关注物本经济，还应关注人本经济。物本经济注重财富的积累，物本经济强调金钱价值，重视物质利益胜过其他，忽视人类的自由和福祉，这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是不相容的。人本经济是在注重物质基础的基础上，更多的关注人们的幸福、自由、快乐和情感。西方经济学主张追求财富增值、提倡效率，运用物权、发挥物力，客观上是在追求人类富裕，这是没有错的，但必须认识到人们所追求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要有个人的幸福和快乐，特别是随着人们物质省会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后者则会更为关注。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人们正从改变那种只关注增长而忽视人本关怀的不可持续之路，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4）》中指出：“可持续人类发展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它不仅创造经济增长，而且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它要再造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它给予人帮助，而不是使人边缘化。”而阿玛蒂亚·森也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兼顾物本经济和人本经济发展发展观实际上正是广义虚拟经济所倡导的新时代发展观。对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说，应该在其“经济人”本性的基础上，赋予其人本性因素，“经济人”只有兼顾物本追求和人本追求，在追求财富增值的同时，还必须追求幸福才是真正的人和有意义的人。
关键词：经济人；物本经济；人本经济；广义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1·0012·07
我们知道，经济活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人们的意愿和选择、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和文化的调节及道德上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也不仅仅只包含经济利益，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当然，毫无疑问在人类各种利益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利益是经济利益。人类各种利益是互相联系和互相支撑的。在现实生活中只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可不行，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单独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反映出市场运行秩序的内在道德原则。
一、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经济人”假设存在瑕疵？
经济学是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如经济学鼻祖斯密在1751至1763年分别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他还先于《国富论》，而在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虽然《道德情操论》没有《国富论》名气大，但很多人都把这本书并称为斯密思想的代表作。其实看过这两本书的人都知道，这两本书在逻辑上也是互相关联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同一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利（samuelRomilly）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所以，可以认为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济学是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可以认为，一直到18世纪，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是纠集在一起的，它们都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的、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而忽略了伦理方面。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学分析奠基时说道，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思路，一是“工具理性”，即通过理性人的假设，演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原因；二是进化论的思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不通过“理性人”假设，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他最后认为，经济认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描述阶段，否则就不可能是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科学。施蒂格勒对经济学中的要求重视伦理价值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说：“当自利与伦理价值的口头忠诚发生冲突时，如果让我来预测关于行为的系统与广泛的试验结果，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利理论（我沿着亚当·斯密的思路解释）将会获胜。”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上，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在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施蒂格勒，1981）。
对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打击最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西蒙对“理性经济人”学说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在其一系列文章中他批评指出，这种无所不能和全智全能的理性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比牙山神模式”，它对于个人完全理性的假定，与现实中人类的实际理性和可能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剩下的不过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西蒙，1947）。他强调，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对人类完全理性的崇尚应该让位于更符合实际的人类“有限理性”。经济人之所以是理性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很难对每一个措施将要成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并且人们在决策时所拥有的信息也是非常不完全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依靠主观的判断和个人习惯进行决策。西蒙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草垛上零星的分布着一些针，人们要在草垛上找出一把最锋利的针必须把所有的针都找出来，并进行比较才可以得到。但如果找到一个适合的针就可以的情况下，人们一定会放弃找出那把最锋利的那把针的努力。此时，人们所依据的就是有限理性。他明确指出，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信息的不完全和对结果预测的不确定性都决定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另外，人类的目标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人们在做决策时，会受到个人的价值观、效率标准和社会联系等多方面的限制，因而只能以“满意的原则”作为界定人类理性的标准。
除了西蒙之外，对完全理性的“理性经济人”还有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批评者，即莱本斯坦因，他提出了著名的x效率理论，以修改传统的最大化假设。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严格追求极大化行动，而做出的决策往往依附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方面。因此，他认为，合乎现实的微观经济学必须“超越经济人”，以“非最大化”作为标准的行为假设（Leibenstein，1976）。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大举渗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此时，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性行为，提出完备性、传递性和决定性等公理。然而，一些心理学家的实验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并不符合这些公理，而且是经常地违背这些公理，即存在“偏好颠倒”。发现这一现象最早的是保罗·斯诺维克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1979年以来所进行的许多实验证明实际选择行为甚至违背所有的理性公理。在此期间，实验心理学家的理性实验给主流经济学家的心里造成极大冲击，绝大多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都对这种实验保持沉默。但仅凭实验心理学家的实验还不能驳倒“理性经济人”抽象的假设。另外，新制度经济学在70年代以后也开始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完全理性的不切合实际的假设予以了纠正和更深入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合作、守约等道德行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遵从道德与功利主义原则可以并行不悖。 进入80年代以后，以伦理学和社会学思想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纯经济学分析展开攻击。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尖锐的说道：“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把任何偏离自利最大化的行为都看成是非理性行为，就意味着拒绝伦理考虑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把自利最大化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这一复杂的过程似乎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试图用理性要求来维护经济理论中的标准行为假设（即实际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领着一对骑兵去攻击一只跛脚的驴。”他还强调，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 of choice），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1986）。阿马蒂亚·森严肃的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贫困化现象（阿马蒂亚·森，1986）。
二、“经济人”应具备人类伦理行为规范
现代经济学是一种逻辑演绎的科学，即通过逻辑假设、逻辑推理和逻辑推论建立的纯粹经济学。以逻辑演绎为基础的经济学与以伦理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阿马蒂亚·森称现代经济学具有为“工程学”的渊源。之所以称之为工程学的渊源，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借鉴了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现代经济学的内在机理与现代物理学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虽然来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它是对《国富论》的背叛。因为它丢掉了原来的伦理基础，丢掉了斯密的道德规范，更深入的来看，它丢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寓含的道德哲学。现代经济学虽然在形式上更工程，更有科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它已变成了一个无根的学科，它仿佛是完美的木偶，是从事某种游戏和算计的把戏。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除了“利己”，不可能一点也不关心“利他”；另外，一个社会除了富裕，又怎能缺少正义。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在高举‘自由’的大旗之时，也用适当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减少多少荒淫和奢侈，生意场上将会减少多少尔虞我诈。……从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说，它只知道用科学的算计向自然索取，却不知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试想，如果我们以天人合一的方式与自然为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
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但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伦理的轨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伦理的偏离必然决定了它的研究忽视真实的人而只研究抽象的“经济人”，这样它描述的对象和世界都被狭隘化和歪曲化了。其实，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对财富的关注，还要关注财富以外的东西。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内在关联必定决定了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除了考查资源效率的配置外，起码至少还应该关注自由与公正。在一个财富高度丰裕的社会中，如果缺少自由和公正，你能说这个社会是和谐进步的么？然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某种均衡。但现实中的“人”都具有二元性，都既有自利的一面，又有奉献的一面，理想的社会追求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一些有真正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拒绝了评价和增进人类更基本目标的任务。经济学自身在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或者实现了数学化的同时，却因排斥对某些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而导致了自身的贫困；而它拒绝了对人类在财富以外的那些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则使它以一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阿马蒂亚·森，1986，萧雪慧，2000）。至于伦理学，阿马蒂亚·森指出：由于经济学问题本身可能是极重要的伦理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也是非常不幸的（阿马蒂亚·森，1986）。现代经济学忽视“伦理”特征与它从论理学的母体上发展出来的事实非常不相称，这本身也说明了经济学寓含着某种内在的矛盾。现代经济学逐渐地抛弃了它的伦理学渊源，逐渐加重其“工程学特征”而不断走向所谓的“实证经济学”的路子，其实质是它在不断摆脱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而这正是经济学合本逐末的表现。
所以，经济学应该回到重视伦理学的传统中去。其实在康德的哲学观念中，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就是相互连通和相互影响的，实际上这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本身的相互关联决定的。市场经济不仅不能内生道德，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必须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一个缺乏伦理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各种道德背离和逆向选择问题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体制中各种坑蒙拐骗行为就无法杜绝，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本身更需要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支撑和辅助。
随着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人们不久就发觉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不能用它来解释实际决策中的许多人类行为方式。西蒙在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建立在新古典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决策之前，各个独立的决策者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明确的和清晰的。就企业决策来看，因为企业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它包括股东、经营者、职工等等，这些人参加企业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他们在确立组织目标的基础上并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目标，他们对于目标的达到方式也是动态和演进的。在决策之处，并没有一个清晰、连续的最优化决策目标，而且这样一个最优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不存在。一般而言，决策目标大多在客观上是模糊的并变化着的。西蒙在他的《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公司请西蒙为协助它们为购置电子计算机作决策，西蒙当时建议这些公司先对它们是否需要这种设备以及购买是为了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有个明确了解之后再解决购置什么类型的计算机，后来西蒙很快发现他自己的这个建议是个馊主意，因为这些公司在尚未使用过任何电子计算机之前，它们是根本无法具体明确地了解计算机的性能与用途，从而根本无法提出购买计算机的明确目标。只有让它们先买台简单的计算机，让它们使用一段时间有了经验之后，他们才知道下一步应当买什么样更先进的计算机以弥补现有计算机的不足，也就是说，到此时它们购买计算机的目标才比买第一台之前明确了一步。目标也不是绝对的，从目标层级系统来看，目标和手段之间是相互转换的，而且组织目标也是随着参加者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说明，从决策目标这三方面的性质来看，实际决策中很难找到作为绝对最优解的目标。每个孤立的决策者不可能是“无所不知”和“先知先觉”的理性人，也不可能掌握各个方面都详尽的信息量。每个决策者在决策中不可能获取所有备选方案，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想找到全部备选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决策者所有的知识储备和决策能力，通常是在实践和学习中不断获取而逐步提高的，不同的决策个体在决策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不可能每个决策者都能达到自己理性化的决策选择。事实上，人们所做的决策，无非是从已知的经验和相关的信息载体作为决策依据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条件的了解和把握，只能是零碎和片面的，要想达到最优化的决策从现实来推断未来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由于人们感观、兴趣和偏好的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常常也会发生变化，经常会从一种价值要素转移到另一种价值要素上去，从而使人们的头脑无法连续地抓住某一个具体问题。每个单独的决策者的偏好和价值体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是不可能保持一致的。在实际决策中，由于价值观和偏好的变化，决策者在决策中肯定会出现前后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决策问题，而这也是建立完全理性基础上的新古典决策理论所不能解释和包容的，这也被心理学家的心理实验所证实。在人的生活中，固然偏好会决定行为的取向与选择，但偏好并不都是先验的，它本身的变化又来自于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一般来说，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图斯基共同创立的。丹尼尔·卡尼曼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由于是一个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源于心理学试验的逻辑思路也就很正常了。行为经济学就是在人类心里活动的试验基础上逐步发展何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提出了置疑。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如人们有时会在微不足道的风险面前止步，而同时又会为一些虚无飘渺的目的而进行疯狂的赌博。从一个人在对一生计划的安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尽管人们都会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长远的预期，并会按照预期来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金钱，但实际上能做到理性人安排的几乎没有。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会什么事都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理来行事，然而事实上，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这样做？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甚至对如何获得幸福都是一无所知。另外，微观经济学对人都是自利的假设，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和利人的一面，如父母为孩子的奉献、人们为希望工程、慈善基金、生活困难人以及街头乞丐的捐款等等，这些付出都无需回报。而主流经济学却对此视而不见。
三、“经济人”人格不仅要注重物本经济，还要重视人本经济
正如广义虚拟经济所言，“人心”是“辽阔”的，人的心理满足关注的不仅是物质方面，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效用也是巨大的。林左鸣教授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中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学仅关注物质产品的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也是非常片面的。
“经济人”不仅要关注物本经济，还应关注人本经济。物本经济注重财富的积累，物本经济强调金钱价值，重视物质利益胜过其他，忽视人类的自由和福祉，这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是不相容的。人本经济是在注重物质基础的基础上，更多的关注人们的幸福、自由、快乐和情感。西方经济学主张追求财富增值、提倡效率，运用物权、发挥物力，客观上是在追求人类富裕，这是没有错的，但必须认识到人们所追求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要有个人的幸福和快乐，特别是随着人们物质省会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后者则会更为关注。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人们正从改变那种只关注增长而忽视人本关怀的不可持续之路，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4）》中指出：“可持续人类发展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它不仅创造经济增长，而且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它要再造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它给予人帮助，而不是使人边缘化。”而阿玛蒂亚·森也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兼顾物本经济和人本经济发展发展观实际上正是广义虚拟经济所倡导的新时代发展观。对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说，应该在其“经济人”本性的基础上，赋予其人本性因素，“经济人”只有兼顾物本追求和人本追求，在追求财富增值的同时，还必须追求幸福才是真正的人和有意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