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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区里越演越烈的“圈占公共绿地违法扩建”之风，杨利川和夫人王津津决定行动起来，成立一家全国最小的NGO，通过社区自治找到解决保护公共利益的办法。杨利川连NGO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家在东海岸”。
2012年3月27日，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发了一条微博：“小区里违章挖建、侵占公共绿地越演越烈，已成恶性攀比、占山为王之势。我数年来投诉物业、政府无果，城管部门也只是虚张声势不了了之。居民的公共权利谁来保护？我们能否形成公共社会？”
第二天，杨利川和夫人王津津正式宣布，针对小区里“圈占公共绿地违法扩建”，他们自己行动起来，成立一家全国最小的NGO，通过社区自治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办法。杨利川连NGO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家在东海岸”。他说：“把自己家门口这点事搞好先。”
成立“家在东海岸”
4月5日的午后，刚下过一场暴雨。王津津开着车从深圳罗湖往盐田方向。坐在副驾驶位的杨利川不时叮嘱着，“慢点慢点”、“小心，前面来车”。窗外慢慢出现了装载了集装箱的大型货船，离海越来越近——杨利川和王津津的家位于一个依山而建、正对大海的小区，“家在东海岸”起源于此。
半小时后，小车拐进了小区大门。小区背靠郁郁葱葱的山坡，面朝蓝色的大海，形成了风水中所说的聚财之地。正因为如此，小区里有的豪宅一直违章挖建，力图让自己的房子有更好的视野、更多的面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几年来你建我也建，越演越烈，形成了恶性攀比。
车开得很慢，杨利川摇下车窗指着一户人家的小花园对我说道：“这里以前都是小区的绿化草地，现在被圈成自己家地盘了。”
杨利川和王津津对这几年小区侵占公共绿地的情况忧虑不已，“几乎是越演越烈，我最怕的就是恶性攀比、占山为王”。不久前，他们甚至和邻居在小区里拦下了一辆大型混凝土灌浇车。无奈之下，他们夫妻只能去城管委实名举报。但“城管部门也只是虚张声势不了了之。有时拆除不过砸几下而已，像贵州的‘驴子’只会踢几下，‘老虎’早看明白了，更加猖狂。该怎么建还怎么建。”
怎么保护自己的小区呢？两人想到了成立NGO。
和一般企业家不同，杨利川和王津津除了经营自己企业的同时，还是多家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之一。近两年，二人享受着退休生活，却也没闲着，不断参与基金会活动；2011年，王津津更担任了千禾基金会秘书长，处理基金会的具体事务。
一个小家想了各种办法都没用，但NGO可以团结业主的力量。王津津认为，NGO的最大作用就是使业主、物业、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几方，在小区公共事务层面上积极沟通。小区内邻里之间过去缺乏公共事务层面的积极沟通，物业服务中心又缺乏对公共事物的积极管理，从而造成“公地悲剧”现象——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利益扩张，实际上最终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如此下去，不仅我们共同居住的小区环境将不复存在，而且居民们的心态和道德状况也遭到伤害，小区被无奈和抱怨的气氛笼罩，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和复杂。
很快，他们找到了小区物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主任赵玉也是东海岸业主，对此非常赞同。社区工作站站长王军当即拍板“可以办理”。但物业方面一开始并不爽快，反复说有难处，执法部门不配合不作为，等等。王津津反问：“相信你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难道什么都不能做，眼看着小区公共绿地被一块一块侵占吗？”经过反复商议，最终各方一致同意居委会主任赵玉提出的在4月21日召开“东海岸居民论坛”，期望业主产生共识，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此外，杨利川和王津津也有更长远的想法。4月9日，杨利川在微博上写道：“政府不作为或法制不完善是违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小区居民们自己行动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家园，也是从社会层面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圆桌上的对话
保护小区当然没那么容易，和小区居民沟通，有时甚至会碰到激烈的冲突。4月5日，杨利川、王津津夫妇俩，刚进小区，就碰到了几名陌生男子，看上去对他们夫妇很不满的样子。车刚停在了家门口，那群“不速之客”也大步流星地赶了上来。言语中带着很大的情绪，听得出来是为了违建和圈占绿地的事。料到对方来意，杨利川准备开门下车，王津津一把拉住他嘱咐道：“待会我们好好跟他们说，别急。”。
马上，其中一人劈头盖脸地问：“你说，是不是你们去举报的？”另一人索性掏出手机，递给杨利川，指着手机上的违建照片说“看看，这全是你们的功劳！”接着劈里啪啦说了约20分钟，王津津突然提出：不如到家里坐坐，接着聊……
与刚开始的剑拔弩张相比，这是一场真正的对话。
其中一位先生今年62岁。曾做过通讯生意，退休后喜欢开着房车到处旅游，也曾在汶川和玉树地震的时候开车前去参与救助。他住半山小洋楼的第一层。他说他圈绿地建花园的原因，是因为当年的建筑垃圾没有清理干净，形成了白蚁巢。他多次向物业服务中心反映，未果，就自己动手把屋外的草地翻了个底朝天。为了防止水土流失，才把门口的绿地砌墙圈了起来。
另另一位先生早些年在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下海经商，家住二期联排别墅，比较懂得建筑知识和法规政策。他认为开发商当初有设计缺陷；而且左邻右舍都在挖地下室，自己是被迫的，“再不挖，水都流到我这边了，土壤饱和度太高，墙会倒”。而为了确保地下室的采光和通风，才破坏了在地面上的绿地。“难道法律是专门针对我的吗？那么多家都挖完了，盖好了，你拆不拆？”
王津津拿出了纸笔，把二人的诉求认真地记录了下来，诚恳地和对方交流。“如果是设计缺陷，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裁定？哪个部门有修改设计的权力？”“如果这些原因真的存在，那不妨让所有业主都坐下来，共同商定个规则，经主管部门认可，然后大家都来遵守；总不能谁占上，这地就归谁了吧。”“根本说来，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圈占绿地的借口。咱们有什么事，就找物业解决什么事。”她当即邀请二人参加即将举行的居民代表会议。一旁杨利川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这几年小区侵占公共绿地越演越烈，我们总得有个界限吧？总不能越占越多吧？总得要先刹住吧？”
一位先生认为此事成功率不大。另一位先生倒很支持：“没领到结婚证，就被说成耍流氓。如果能借此帮业主争取到‘合法’，倒是好事！”下午6时，沟通了3个小时后，王津津反复对他们说：“感谢你们能来沟通。日后一定会去拜访你们。”他们站起身，微笑着与这对夫妇握手告别，与来时判若两人。
没有谁输谁赢、，所有人不过过了一把倾诉的瘾，达成了一点基本共识。而这，正是王津津和杨利川最想看到的。王津津说：“看得出，他们都愿意在法律的框架下谈这些事，这就好！”“在有争议之处，共同约定清晰的‘边界’十分重要。我们的社会就是因为模糊的东西太多了，权力才有寻租的空间。你看人家香港屋宇署去唐英年家查违建，那是带着尺子去的。”
规则的力量
对于规则，王津津有一种特殊的执着。这种执着也许源自她的理想主义情怀，又或者是对公民社会的期待。在她心中，规则意味着法治，也意味着民主。
1950年，王津津出生在北方一个红色家庭。她是周恩来养女孙维世的表妹，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外甥女。1967年，刚刚初中毕业的王津津和她的同学们响应“文革”号召坐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火车。在那里，她遇见了同为知青的杨利川。
在北大荒的十年，王津津有空就和杨利川一起躲起来偷偷看各种各样的“禁书”：从《青年近卫军》、《基督山伯爵》到雨果、莫泊桑、托尔斯泰……广泛的阅读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认知人文价值的大门，也点燃了年轻人体验生命的热情。“文革”结束后，杨利川考入了北京大学。王津津进入了中国书店工作，经过一番努力，她成为了《中国妇女》杂志社的记者。
1989年，王津津前往辽宁省北票采访一个世界粮食计划署旗下的水土保持援助项目。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北漂已经成了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计划署的项目是建三北方防护林；只要按照规定要求挖坑种树，就每个坑补贴半斤小麦。蒙古营村承接了这个任务。村里的妇代会主任丁耀珍告诉王津津，外国人项目合同上的实施细则定得可死了：长1.6米，宽、深各1米，就连栽上苗后的熟土要高出地面多少都定得一清二楚。凡是挖坑栽树的每个细节都不可能按照过去的习惯“种上就行”。计划署的官员前来验收时，一下车就满山跑，随时冷不丁蹲在一个坑边，用尺子量长宽，再用一个铁筋顺着坑边垂直往下扎，扎不到1米深的底，就不算数。只要有一个不行，整座山就白干。当然，他们后来领到了小麦。
王津津至今忘不了丁耀珍说自己看项目官员验收时的心情：“只感觉心里咚咚直跳，双腿哆嗦得几乎走不了路。”第一次，她感受到了规则的力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这对夫妇实践自己理想的青年时期。那时，杨利川与张维迎、王润生、崔之元、石小敏、吴稼祥等热血青年凑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改革”。任职《经济日报》社期间，他更与王润生一道，将上述人等组织起来成立“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了一些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思想理论著作。
“他牵头成立编委会，但不负责丛书的编写，就是组织领导。”在吴稼祥看来，组建编委会这件事再一次充分展现了杨利川的特点，“利川是学者型政治家、企业家，但不是纯粹的学者。他志不在此。”后来，编委会多数成员都走上了学术道路，唯独杨利川开辟了另一片疆域。对此他解释：“我认为自己比较有实战能力，希望找一块试验田，将对改革的思考放到实践中去验证。”
“越细的规则，越能保护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利川南下经商。王津津也来到了深圳，开办起了自己的制造工厂。他们尝试在企业中建立现代管理的规则，在制定流程、规章制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王津津对她的手下干部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越细的规则，越能保护你。”她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当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她会先检讨自己定的规则或者工艺流程是否出现纰漏，再去问责。久而久之，员工们也形成了相同的思考方式，“一出事，不再互相埋怨，而是拿着签字本来找我，讨论是哪儿出了问题。”她深感敬畏规则对一个企业的价值。
而今，两人淡出企业，关注公益治理研究，其实，是两个对社会变革始终充满热情的人在财务自由后对理想和生命的回归。令他们欣慰的是，杨利川关于小区违建的微博一发出，就得到了小区里业主的积极回应。曾在华侨城做过业委会主任的杜祥琛，还有年轻的企业家孙枕戈、黄国雄，退休干部曹新伟等等许多人，对此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和参与。
而今，两人淡出企业，关注公益治理研究，也是两个对社会变革始终充满热情的人在财务自由后对理想和生命的回归。小区里的违章挖建、侵占公共绿地，自然不能这么任意妄为。他们现在采用了更主动的解决方式。
4月12日，一场具有前期筹备性质的小型居民代表会议率先开了起来。据说，当时来了40多人，每个人都在商定的致物业服务中心的信上签了字。杨利川能感觉到与会者都有一种默契带来的激情，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事实证明‘沟通就是力量，自治本在其中’！”这次会议坚定了夫妻俩一定要把事情做好的决心。
随后，4月21日举行的居民论坛也吸引了近70户居民参与，还包括盐田区民政局、梅沙街道、社区工作站的政府人员。杜祥琛关于关爱之心、公地悲剧等方面的生动演讲吸引了大家。会上，有人表示，万科集团领导对此很重视。然而话音刚落，一辆满载长钢筋、水泥、大粒石子的卡车还是毫无阻拦地进了小区。杨利川认为，在居民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万科物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
眼下，王津津最关心的是如何能让NGO尽快成立起来，“已经有20多人报名加入我们啦。”队伍的不断壮大让她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责任，也看到了鼓舞。
2012年3月27日，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发了一条微博：“小区里违章挖建、侵占公共绿地越演越烈，已成恶性攀比、占山为王之势。我数年来投诉物业、政府无果，城管部门也只是虚张声势不了了之。居民的公共权利谁来保护？我们能否形成公共社会？”
第二天，杨利川和夫人王津津正式宣布，针对小区里“圈占公共绿地违法扩建”，他们自己行动起来，成立一家全国最小的NGO，通过社区自治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办法。杨利川连NGO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家在东海岸”。他说：“把自己家门口这点事搞好先。”
成立“家在东海岸”
4月5日的午后，刚下过一场暴雨。王津津开着车从深圳罗湖往盐田方向。坐在副驾驶位的杨利川不时叮嘱着，“慢点慢点”、“小心，前面来车”。窗外慢慢出现了装载了集装箱的大型货船，离海越来越近——杨利川和王津津的家位于一个依山而建、正对大海的小区，“家在东海岸”起源于此。
半小时后，小车拐进了小区大门。小区背靠郁郁葱葱的山坡，面朝蓝色的大海，形成了风水中所说的聚财之地。正因为如此，小区里有的豪宅一直违章挖建，力图让自己的房子有更好的视野、更多的面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几年来你建我也建，越演越烈，形成了恶性攀比。
车开得很慢，杨利川摇下车窗指着一户人家的小花园对我说道：“这里以前都是小区的绿化草地，现在被圈成自己家地盘了。”
杨利川和王津津对这几年小区侵占公共绿地的情况忧虑不已，“几乎是越演越烈，我最怕的就是恶性攀比、占山为王”。不久前，他们甚至和邻居在小区里拦下了一辆大型混凝土灌浇车。无奈之下，他们夫妻只能去城管委实名举报。但“城管部门也只是虚张声势不了了之。有时拆除不过砸几下而已，像贵州的‘驴子’只会踢几下，‘老虎’早看明白了，更加猖狂。该怎么建还怎么建。”
怎么保护自己的小区呢？两人想到了成立NGO。
和一般企业家不同，杨利川和王津津除了经营自己企业的同时，还是多家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之一。近两年，二人享受着退休生活，却也没闲着，不断参与基金会活动；2011年，王津津更担任了千禾基金会秘书长，处理基金会的具体事务。
一个小家想了各种办法都没用，但NGO可以团结业主的力量。王津津认为，NGO的最大作用就是使业主、物业、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几方，在小区公共事务层面上积极沟通。小区内邻里之间过去缺乏公共事务层面的积极沟通，物业服务中心又缺乏对公共事物的积极管理，从而造成“公地悲剧”现象——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利益扩张，实际上最终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如此下去，不仅我们共同居住的小区环境将不复存在，而且居民们的心态和道德状况也遭到伤害，小区被无奈和抱怨的气氛笼罩，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和复杂。
很快，他们找到了小区物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主任赵玉也是东海岸业主，对此非常赞同。社区工作站站长王军当即拍板“可以办理”。但物业方面一开始并不爽快，反复说有难处，执法部门不配合不作为，等等。王津津反问：“相信你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想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难道什么都不能做，眼看着小区公共绿地被一块一块侵占吗？”经过反复商议，最终各方一致同意居委会主任赵玉提出的在4月21日召开“东海岸居民论坛”，期望业主产生共识，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此外，杨利川和王津津也有更长远的想法。4月9日，杨利川在微博上写道：“政府不作为或法制不完善是违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小区居民们自己行动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家园，也是从社会层面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圆桌上的对话
保护小区当然没那么容易，和小区居民沟通，有时甚至会碰到激烈的冲突。4月5日，杨利川、王津津夫妇俩，刚进小区，就碰到了几名陌生男子，看上去对他们夫妇很不满的样子。车刚停在了家门口，那群“不速之客”也大步流星地赶了上来。言语中带着很大的情绪，听得出来是为了违建和圈占绿地的事。料到对方来意，杨利川准备开门下车，王津津一把拉住他嘱咐道：“待会我们好好跟他们说，别急。”。
马上，其中一人劈头盖脸地问：“你说，是不是你们去举报的？”另一人索性掏出手机，递给杨利川，指着手机上的违建照片说“看看，这全是你们的功劳！”接着劈里啪啦说了约20分钟，王津津突然提出：不如到家里坐坐，接着聊……
与刚开始的剑拔弩张相比，这是一场真正的对话。
其中一位先生今年62岁。曾做过通讯生意，退休后喜欢开着房车到处旅游，也曾在汶川和玉树地震的时候开车前去参与救助。他住半山小洋楼的第一层。他说他圈绿地建花园的原因，是因为当年的建筑垃圾没有清理干净，形成了白蚁巢。他多次向物业服务中心反映，未果，就自己动手把屋外的草地翻了个底朝天。为了防止水土流失，才把门口的绿地砌墙圈了起来。
另另一位先生早些年在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下海经商，家住二期联排别墅，比较懂得建筑知识和法规政策。他认为开发商当初有设计缺陷；而且左邻右舍都在挖地下室，自己是被迫的，“再不挖，水都流到我这边了，土壤饱和度太高，墙会倒”。而为了确保地下室的采光和通风，才破坏了在地面上的绿地。“难道法律是专门针对我的吗？那么多家都挖完了，盖好了，你拆不拆？”
王津津拿出了纸笔，把二人的诉求认真地记录了下来，诚恳地和对方交流。“如果是设计缺陷，应该由哪个部门来裁定？哪个部门有修改设计的权力？”“如果这些原因真的存在，那不妨让所有业主都坐下来，共同商定个规则，经主管部门认可，然后大家都来遵守；总不能谁占上，这地就归谁了吧。”“根本说来，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圈占绿地的借口。咱们有什么事，就找物业解决什么事。”她当即邀请二人参加即将举行的居民代表会议。一旁杨利川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这几年小区侵占公共绿地越演越烈，我们总得有个界限吧？总不能越占越多吧？总得要先刹住吧？”
一位先生认为此事成功率不大。另一位先生倒很支持：“没领到结婚证，就被说成耍流氓。如果能借此帮业主争取到‘合法’，倒是好事！”下午6时，沟通了3个小时后，王津津反复对他们说：“感谢你们能来沟通。日后一定会去拜访你们。”他们站起身，微笑着与这对夫妇握手告别，与来时判若两人。
没有谁输谁赢、，所有人不过过了一把倾诉的瘾，达成了一点基本共识。而这，正是王津津和杨利川最想看到的。王津津说：“看得出，他们都愿意在法律的框架下谈这些事，这就好！”“在有争议之处，共同约定清晰的‘边界’十分重要。我们的社会就是因为模糊的东西太多了，权力才有寻租的空间。你看人家香港屋宇署去唐英年家查违建，那是带着尺子去的。”
规则的力量
对于规则，王津津有一种特殊的执着。这种执着也许源自她的理想主义情怀，又或者是对公民社会的期待。在她心中，规则意味着法治，也意味着民主。
1950年，王津津出生在北方一个红色家庭。她是周恩来养女孙维世的表妹，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外甥女。1967年，刚刚初中毕业的王津津和她的同学们响应“文革”号召坐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火车。在那里，她遇见了同为知青的杨利川。
在北大荒的十年，王津津有空就和杨利川一起躲起来偷偷看各种各样的“禁书”：从《青年近卫军》、《基督山伯爵》到雨果、莫泊桑、托尔斯泰……广泛的阅读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认知人文价值的大门，也点燃了年轻人体验生命的热情。“文革”结束后，杨利川考入了北京大学。王津津进入了中国书店工作，经过一番努力，她成为了《中国妇女》杂志社的记者。
1989年，王津津前往辽宁省北票采访一个世界粮食计划署旗下的水土保持援助项目。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北漂已经成了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计划署的项目是建三北方防护林；只要按照规定要求挖坑种树，就每个坑补贴半斤小麦。蒙古营村承接了这个任务。村里的妇代会主任丁耀珍告诉王津津，外国人项目合同上的实施细则定得可死了：长1.6米，宽、深各1米，就连栽上苗后的熟土要高出地面多少都定得一清二楚。凡是挖坑栽树的每个细节都不可能按照过去的习惯“种上就行”。计划署的官员前来验收时，一下车就满山跑，随时冷不丁蹲在一个坑边，用尺子量长宽，再用一个铁筋顺着坑边垂直往下扎，扎不到1米深的底，就不算数。只要有一个不行，整座山就白干。当然，他们后来领到了小麦。
王津津至今忘不了丁耀珍说自己看项目官员验收时的心情：“只感觉心里咚咚直跳，双腿哆嗦得几乎走不了路。”第一次，她感受到了规则的力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这对夫妇实践自己理想的青年时期。那时，杨利川与张维迎、王润生、崔之元、石小敏、吴稼祥等热血青年凑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改革”。任职《经济日报》社期间，他更与王润生一道，将上述人等组织起来成立“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了一些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思想理论著作。
“他牵头成立编委会，但不负责丛书的编写，就是组织领导。”在吴稼祥看来，组建编委会这件事再一次充分展现了杨利川的特点，“利川是学者型政治家、企业家，但不是纯粹的学者。他志不在此。”后来，编委会多数成员都走上了学术道路，唯独杨利川开辟了另一片疆域。对此他解释：“我认为自己比较有实战能力，希望找一块试验田，将对改革的思考放到实践中去验证。”
“越细的规则，越能保护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利川南下经商。王津津也来到了深圳，开办起了自己的制造工厂。他们尝试在企业中建立现代管理的规则，在制定流程、规章制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王津津对她的手下干部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越细的规则，越能保护你。”她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当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她会先检讨自己定的规则或者工艺流程是否出现纰漏，再去问责。久而久之，员工们也形成了相同的思考方式，“一出事，不再互相埋怨，而是拿着签字本来找我，讨论是哪儿出了问题。”她深感敬畏规则对一个企业的价值。
而今，两人淡出企业，关注公益治理研究，其实，是两个对社会变革始终充满热情的人在财务自由后对理想和生命的回归。令他们欣慰的是，杨利川关于小区违建的微博一发出，就得到了小区里业主的积极回应。曾在华侨城做过业委会主任的杜祥琛，还有年轻的企业家孙枕戈、黄国雄，退休干部曹新伟等等许多人，对此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和参与。
而今，两人淡出企业，关注公益治理研究，也是两个对社会变革始终充满热情的人在财务自由后对理想和生命的回归。小区里的违章挖建、侵占公共绿地，自然不能这么任意妄为。他们现在采用了更主动的解决方式。
4月12日，一场具有前期筹备性质的小型居民代表会议率先开了起来。据说，当时来了40多人，每个人都在商定的致物业服务中心的信上签了字。杨利川能感觉到与会者都有一种默契带来的激情，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事实证明‘沟通就是力量，自治本在其中’！”这次会议坚定了夫妻俩一定要把事情做好的决心。
随后，4月21日举行的居民论坛也吸引了近70户居民参与，还包括盐田区民政局、梅沙街道、社区工作站的政府人员。杜祥琛关于关爱之心、公地悲剧等方面的生动演讲吸引了大家。会上，有人表示，万科集团领导对此很重视。然而话音刚落，一辆满载长钢筋、水泥、大粒石子的卡车还是毫无阻拦地进了小区。杨利川认为，在居民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万科物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
眼下，王津津最关心的是如何能让NGO尽快成立起来，“已经有20多人报名加入我们啦。”队伍的不断壮大让她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责任，也看到了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