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人工智能 超工业化革命 工业革命 机器革命 自动化革命
一、“再工业化”之“超工业化”：人工智能革命的历史定位
人类社会正在极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对AI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从现代生产“超工业化”革命角度展开讨论，下面首先梳理与此相关的三种研究视角。
其一，“工业革命”视角。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AI正在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但对“工业革命”理解的不同，导致对AI的历史定位也有所不同：里夫金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主要研究物联网，也涉及AI，此著认为这些新技术引发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而施瓦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从工业4.0角度，认为AI等新技术引发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再往前追溯，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用“后工业化描述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社会”的“信息（化）社会”，而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则使用了“超工业化”一词，两者存在相通之处，所谓“后工业化”“超工业化”皆指“信息化”。而在安德森看来，“信息革命”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从1950年代开始，尤其1980年代以来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确实引发了“革命”，“但直到目前它在制造业开始显示威力之前，都不能被看作真正的工业革命”，数字制造和个人制造的合体———“创客运动”的工业化才真正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① 这场新工业革命与3D打印制造密切相关，萨马蒂诺指出，“互联网所做的仅是改变信息的分布，即人类获取数据方式的转变”，而“3D打印的物理属性使其被划入‘比互联网更为宏大’的范畴”，引发了“人类造物的方式”新的重大革命，其影响堪比“工业革命对农业时代的冲击”。① 在此意义上，可以把“工业化”视作人类“造物”方式，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当今一系列新技术引发的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体现的是“信息”之“工业化”或“实体化”，信息（大数据等）直接进入实体制造过程的“生产”环节，因而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引发的是“造物”方式本身的变革;而此前所谓的“信息社会”涉及的则是工业的“信息化”，并且主要影响的是实体制造的“流通”等环节，对其“生产”环节的影响则是“间接的”，对“造物”方式本身没有直接影响。
工业、实体制造的信息化与信息的工业化、实体化，是一种双向过程，而从实际发展历史进程看，在贝尔所谓后工业信息化转型中，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出现“去工业化”倾向，也曾提出“再工业化”调整策略，但总体效果并不好;而当今物联网、AI等新技术所锻造出的工业4.0版本，则为这种“再工业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当然，这种新型“再工业化”所锻造出的物联网 AI生产范式，并非简单回归传统的“工业化”，可以在“再工业化”基础上借用托夫勒所谓的“超工业化”来描述这场新型工业化，并勾勒出“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超工业化（再工业化）”这一历时框架：“超工业化”扬弃了单纯工业化与单纯信息化的片面性，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叠加，如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时框架，而作为一种建立在“再工业化”基础上的“超工业化”的意义也就在于，使实体制造作为一种“工业化”与“信息化”双向高度交融的现代生产范式趋于全面成熟———这一历时框架有助于为当今AI的社会影响尤其对实体制造的影响，做较清晰的历史定位。
其二，“机器革命”视角。既然如安德森所说“信息革命并不等于工业革命”，那么，所谓“后工业化”严格地说并非指“工业革命”本身，如此也就剩下两次革命———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用两次“机器革命”来对此加以描述：蒸汽机等引发了“第一次机器革命”，“克服并延展了肌肉力量”———因此可称之为“动能”革命;而现在，作为“用我们的大脑理解和塑造环境的能力”的“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正在引发“第二次机器革命”———可称之为“智能”革命。② 由此我们可以反过头来重新审视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作“电气革命”，今天来看，涉及的其实主要是“动能”形态的变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机器的动能主要来自燃烧煤炭的蒸汽机;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使发电机成为机器动能的直接来源，石油的使用开始超过煤炭的使用，并且两者作为动能的初级形态越来越通过转化为电能的方式推动机器运转。因此，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皆可涵盖在“机器动能革命”这一框架下，而“电能”是其最终成熟形态，其后出现的水力发电、原子能、风能等新能源，可以说依然是这种“动能”革命的延续，尚未形成物质生产的新“范式”
如果说以“电力技术”与“蒸汽技术”可以较清晰地把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区分开来的话，那么，关于第三、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解就要复杂得多。一般认为，原子能的发明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標志之一———前已指出，这可以视作机器“动能”革命的延续，此外还涉及新材料、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等，但是，其突出的标志还是计算机信息控制技术，因此，总体上可以视作“信息革命”。而从连续性看，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技术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这种信息革命，计算机以及建立其上的互联网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使电报、电话以及后来出现的无线电、电影、电视等电子“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在信息存储数量、传播速度等上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可以说标志着人类“信息社会”的真正成熟和“数字社会”的来临，此后出现的大数据等技术大致也可涵盖在这种“信息社会”“数字社会”范式下，而这种“范式”并非现代物质生产的新“范式”。
其三，“自动化”视角。第一次工业革命严格来说应是机器“动能”之“自动化”革命，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机器体系 电能”范式，这场革命才算真正完成。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机器“智能”之“自动化”角度，来辨析第三、四次工业革命的联系和区别。如果说煤炭、石油、蒸汽等是机器“动能”的初级形态而“电能”是“动能”的成熟形态的话，那么，AI就是机器“智能”的成熟形态，而非智能化的软件、大数据等则是“智能”的初级形态。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自动化”：非智能化的软件、大数据等是“非自动化”的智能，而AI则是“自动化”或自动运转的智能。对此，著名专家王飞跃指出：“‘人工智能’原本是作为‘机械大脑’和机械认知的‘控制论’而涌现的”，为了将两者区分开，1955年，约翰·麦卡锡想出了“人工智能”这个新词，而“1956年里程碑式的达特茅斯人工智能研讨会”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式面世”，麦卡锡和尼尔斯·尼尔森后来把“人工智能”解释为（智能的自动化）”，从工程角度看，其实质就是“知识自动化”。① 与之对应，第一次机器革命涉及的就是：（动能的自动化）。在此意义上，用“数字制造”甚或“智能制造”来描述AI对实体制造的影响也是不够精确的，因为此前的“数控机床”等也可称作“数字制造”，但却并非智能“自动化”制造，只有AI才使“智能”之“自动化”制造成为可能。 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另一突出特征是“体系化”，而“物联网”在锻造当今新型工业实体制造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统狭义的互联网即信息互联网标志着现代“信息革命”的完成和“信息时代”的终结，而把“物”带入互联网而形成的“物联网”则为建立在“再工业化”基础上的“超工业化”革命奠定了体系化的物质基础：智能自动化本身并不直接意味着“超工业化”革命，比如现在的AI作为一种自动化智能恰恰更多地是应用于工业制造以外的许多领域，AI只有直接影响“造物”方式或直接融入“造物”环节之中，才会引发“超工业化”革命———而AI与lit的融合就非常重要。笔者在《物联网分享还是人工智能垄断：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数字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概念;②同年，小米、360等公司提出了的概念，将其视作lit的升级版，或者互联网的终极版，这一概念在国际研发界也已被广泛使用。如果说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机器体系 电能”是一种“工业化”成熟模式的话，那么，当今由机器体系化、智能自动化形成的就是一种“超工业化”模式，标志着人类生产范式终极革命的开始③———由此我们可以为当今AI的社会影响尤其对实体制造方式的革命性影响，做出清晰而具体的定位。
四次“工业”革命、两次“机器”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不细加辨别而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分，是无法充分揭示AI的划时代独特意义的。“信息时代”已无法充分揭示当今时代的新特征，所谓“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大数据时代”甚至“智能时代”等，也都无法充分揭示AI所开启的新时代的新特征，只有把“工业革命”“机器革命”“自动化”三种视角联系在一起，才能较充分地揭示这种新特征：现代机器的“动能”自动化实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形成“机器体系 电能”范式，而当今与AI相关的机器的“智能”自动化正在实现物质生产方式的“超工业化”，正在形成Alit这种现代物质生产终极性的“范式”。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对于这种探讨有重要理论启示。
二、物质生产资料的二重性：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重构
萨马蒂诺认为lit、AI等正在引发人类“造物”方式的新革命，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物质生产”方式的新革命。“物质生产”乃是决定一时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基础性因素，而马克思不仅重视研究物质生产资料之“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变化，而且还高度重视研究其“工艺形态”及其历史变化———笔者把这种理论思路概括为“生产工艺学批判”。“工业化”或相对于传统“手工生产”的“机器生产”，乃是人类物质生产工艺形态“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对现代机器第一次“动能”自动化所引发的“工业化”作出了非常卓越的研究。由于特别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高度融合，马克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单纯的技术性研究，同时也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他研究“工业化”得出的基本结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概括性，有助于我们今天研究现代机器的第二次“智能”自动化所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及由此形成的Alit范式。
其一，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所揭示的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在机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的系统性、革命性、累积性等特点，对于今天理解AI技术及其生产工艺上的应用的历史生成和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马克思是在对现代“机器生产”与传统“手工生产”的对比分析中，提出作为一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的“工艺学”概念的：在传统手工生产中，“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直到18世纪，各种特殊的手艺还被称为“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的“秘诀”，“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而大工业则撕碎了这层“帷幕”，不再局限于用传统的手工技巧来进行生产，而是“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和“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于是，“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得以创立，“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再也不被当作“最后的形式”，这表明现代工业机器生产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传统手工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保守的”。① 正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的体系性或系统性赋予现代机器生产以高度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又决定着现代生产方式高度的革命性;而与之相比，传统手工生产工艺的发展往往分散而不成系统，这种非系统性又决定着其技術基础的保守性。
马克思还从交往范围、生产工艺与劳动者人身关系等方面，分析了现代机器生产相比于传统手工生产所具有的高度的累积性：“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传统手工生产工艺发展的分散性、累积性不强的特点，与传统社会交往范围的狭隘性密切相关，“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而大工业则使人类交往具有了“世界性质”，这为“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保障。② 由此，现代机器生产工艺的发展也就获得了高度的“累积性”。在传统手工生产中，“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生产工艺的积累，还主要表现为作为“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的“制作方法”的积累，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而现代机器生产“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并造成了“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③———手工生产工艺与直接劳动的不分离，也意味着与劳动者人身的不分离，而现代自动化的机器生产则使“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从“工人身上”转移到了“机器”上面，于是就使“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了④———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现代机器生产工艺不再因为人身死亡等偶然性因素而中断其累积性发展进程，并且相对于传统生产工艺和经验一代代、一点点缓慢的积累方式，转移到机器上的生产工艺的积累和发展是剧烈的、跳跃式的、革命性的，这是当今AI等新技术能够按摩尔定律、指数级增长的历史动因。 在传统手工生产中，手艺作为一种“秘密”“秘诀”主要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口口、手手相传的，这种传承方式极容易造成生产工艺的“失传”，生产工艺和生产力的发展，极容易由于剧烈的社会活动尤其战争等而中断，其生产工艺发展的累积性较弱。而现代大工业机器生产及其造成的具有世界性质的普遍交往，则为生产力、生产工艺等在世界范围内的保存和累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系统化，理论和技术等信息承载、存储、传播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及由此造成的具有“世界性质”的交往等，也使一项科学原理或技术发明一旦出现，就很难在全球范围内消失———马克思对工业化革命中自动印刷机、电报等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革命性影响多有论述，对于当今的超工业化革命来说，信息的传播（如互联网等）、存储（智能芯片等）等能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技术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科技、生产工艺发展的累积性、革命性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提升。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在周期性危机及不断的社会动荡中发展的，危机会造成生产力尤其剩余产品的巨大浪费，但是，一波又一波并且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却并未彻底中断现代科学技术、机器生产工艺的累积性发展，并且，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方式之一恰恰是采用新科技或新机器生产工艺，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科技和机器生产工艺不断变革并在更高平台上更快速发展。而在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下，“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社会经济动荡往往会使已有的生产工艺失传而需要“重新发明”。由于忽视马克思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许多研究者没有充分注意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现代科技与生产工艺的系统性、革命性、累积性发展对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影响。
马克思之后，全球社会风云激荡、变幻莫测，但是，现代科学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一旦被开启，其累积性的过程就不可能再被彻底打断，最多在某个时期可能会被延缓。实际上，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一进程也没有被打断，并且战争的需要实际上还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当今包括计算机数字技术在内的许多新技术，恰恰萌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没有第一次机器动能自动化所开启的科技、生产工艺的系统性、革命性尤其累积性的发展，就不可能出现AI这种引发技术“奇点”的终极性技术———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可以对这种历史必然性作比较充分的揭示。
其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关于物质生产、生产资料二重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超工业化”革命及由此形成的AIoT生产范式。
笔者注意到，2014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举办的学术沙龙提出“迈向‘超工业化’新时代”的说法;有学者还指出，马克思提出不同经济时代的区别“不是看它生产什么，而是看它怎么生产”，即看“生产方式”本身的异同，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述在今天“仍然适用甚至是更加适用了”;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工业化”就是“加工化”，其中又包括“加工物质”与“加工信息”等。① 其中所引的话就是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重要论述之一，马克思的原话是：“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而“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人类早期社会可以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② 以此来看，马克思所考察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机器时代”。在这些论述之前，马克思指出：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看，劳动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大工业所创立的现代“工艺学”研究的就是这种物质变换过程，揭示的就是其中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③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社会形态”所体现的则是“人和人之间的过程”。物质生产过程就是这二重过程的统一，或者说就具有“工艺形态”与“社会形态”这样的二重形态。
“怎样生产”又主要是通过“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体现出来的，物质生产“活动形态”的二重性，又体现为“生产资料”形态的二重性，而对生产资料“工艺形态”的细致分析，就构成了马克思生产工艺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广义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两大部分，而马克思还进一步把“劳动资料”细分为两种，即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统”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和“作为生产的脉管系统”的“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并强调“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① “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构成了物质生产的“动能（动力）系统”，在“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又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其最后、最完善、最适当的形态就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其突出特点就是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来推动，科学借此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自动运转②———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最为成熟的“工艺形态”，它具有“体系化”“自动化”双重特性，并且只有“自动化”才能使机器真正“体系化”。
马克思强调，劳动资料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乃是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后者随前者的发展而发展。③以此来看，作为现代社会组织的物质或工艺基础，自动的机器体系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的，“机械的器官”可谓机器的“体力”器官，其“自动化”运转，标志着“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中的“体力”器官的发育成熟;同时，自动机器体系作为人的科学或智力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也是一种“智力的器官”，但是，其中的“智力（智能）”因素还没有像“体力（动能）”因素一样开始“自动化”运转，因而机器的这种“智力器官”可以说还没有发育成熟———而当今AI因其“自动化”而标志着机器“智力（智能）器官”也开始发育。因此，马克思所讲的“自动的机器体系”还只涉及“动能”的自动化运转，工人作为传统生产过程中曾经的“体力（动能）”支出者的作用已被替代，但是还可以作为“有意识”的“看管者”发挥作用。而在当今AI所可能锻造出的智能自动化运转的新的机器系统中，智能机器人可以成为这种“看管者”，人将被全面替代。 马克思强调，现代自动机器体系，乃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的最终结果，④ 而作为一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工艺学”研究的就是这种“劳动资料”工艺形态的变革史，或者说“自动机器体系”这种“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发育史。以此来看，马克思所考察的“工业化”主要涉及的是“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或机器体系“动能自动化”的变革、“动力器官”的发育，而当今AI革命所引发的“超工业化”涉及的是“智能性的劳动资料”或机器体系的“智能自动化”变革、“智力器官”的发育。马克思强调，“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⑤因此，现代工业也就不可能停留于机器体系“动力器官”的发育，现代科技及其工艺上应用所具有的革命性、累积性，必然引发现代机器体系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二次发育，即“智力器官”的发育。这是从马克思研究“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
对比来看，马克思关于机器动能自动化系统的一些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考察AI机器的自动化及其发展趋势，还有直接理论启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给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⑥———如果说“用机器生产机器”是“工业化”生产方式最终成熟而“得以自立”的标志的话，那么，“用智能生产智能”也即真正意义上的“智能自动化”，则将是当今由AI所锻造的“超工业化”生产方式最终成熟而“得以自立”的标志。从发展现状看，目前的“弱人工智能nce，简称ANI）”尚未真正做到“用智能生产智能”，只有“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简称AGI）”才有望真正做到这一点。如果说“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条件是“蒸汽机”这种能够充分供给动力的“动能”发动机的话，那么，“用智能生产智能”的条件首先就是作为能够充分供给大数据等智能性材料的“智能”发动机的“计算机”，其中“算力”的提升和“算法”的改进非常关键，量子计算机将指数级地提升算力，算法也在不断改进之中———这些方面的指数级增长、累积性发展，对于AGI的生成、智能“奇点”的来临将有重要助推作用。马克思强调，作为物品传输系统的“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对于“用机器生产机器”发挥了推动作用。对比来看，作为信息、大数据等传输系统的互联网尤其是物联网的发展，也将对“用智能生产智能”的AGI的生成，起重要助推作用，而人类未来终极性的生产范式将是IOT AGI。
三、“超工业化”引发生产关系革命与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
强调物质生产资料的二重性，乃是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基本理论特点，以上主要考察了工艺形态，而“工艺形态”的革命，必将引发“生产关系的革命”：作为生产资料物质形态的机器的“动能”自动化、物质生产工艺形态的“工业化”，引发了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得彻底胜利，同时其自我扬弃进程也被开启;与AI相关的机器的“智能”自动化、物质生产工艺形态的“超工业化”，正在引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其自我扬弃进程进一步加速。这就是从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对当今AI社会影响所作的基本定位，这为中国理论自主创新提供了堅实的理论基础;而在当今“超工业化”及由此形成的ALIOT生产范式发展上与西方基本同步，则为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其一，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有助于我们今天较全面理解AI所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及其广泛社会影响。
前面考察了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物质形态”的二次变革或“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二次发育———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忽视的。另一方面，19世纪研究机器的西方“工艺学”往往只关注“物质形态”———这可以说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生产工艺学。马克思强调，“批判地”理解资本主义的秘密在于揭示“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① 其中，“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个人对自然的关系”，而“交换价值”反映或体现的是“个人的社会关系”即“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② 这种“价值形态”的“二重性”在劳动“活动形态”中体现为：劳动既是“人和物之间的自然过程”，因而构成了劳动的“工艺形态”，同时也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过程”，因而构成了劳动的“社会形态”。劳动过程同时具有“工艺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又体现为劳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态”的二重性：劳动力或生产力首先体现的是人与物或自然的关系，劳动资料的“工艺形态”就是这种关系中“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劳动资料的“社会形态”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以上是静态分析，马克思还有动态分析，强调作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将引发“生产关系的革命”：④动能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成型，首先标示着人类物质生产现代化的“工艺革命”，其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又标志着人类社会一场划时代的“生产力革命”，而这又进一步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并走向成熟。马克思确实高度重视“社会革命”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在分析1848年继法国大革命后席卷欧洲的反对封建君主政体的制度革命、社会革命时指出，这些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并没有发明出什么新东西，而由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等构成的自动机器体系，则是比参与这些革命的革命家们“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①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等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由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等构成的自动化机器体系，才是最终葬送封建主义的“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同时还历史地、辩证地指出，由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自我扬弃的进程也被开启;而与AI相关的机器第二次智能自动化正在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则将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的自我扬弃进程，并将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其二，重构生产工艺学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把握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和丰富性，并为AI所引发的超工业化时代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苏联学者在评析托夫勒的“超工业化”理论时指出：托夫勒“想直接否认以革命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他认为，在当今高技术社会中，工人群众对于“使财产所有制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等方面的社会革命已漠不关心，因此，革命的新方案“不可能来自扮演革命角色的人那里”，工人阶级也是不赞成以革命斗争的方式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因此，托夫勒等“后工业化社会”论者把希望寄托在“科技革命”上，并以此来取代“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包含在“超工业化主义”概念中的倾向。② 这种倾向依然存在于当今许多西方学者关于AI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及其社会影响的讨论中。“社会革命”当然是推动“生产关系革命”的重要力量，而马克思强调，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物质生产的“机器工艺革命”也是推动“生产关系革命”重要的甚至更基础性的力量。
如果说西方学者在讨论现代科技及其引发的机器工艺革命中相对忽视社会革命尤其“生产关系革命”的话，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相对忽视现代科技及其引发的机器自动化“工艺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本人的整体理论思路是：工艺革命引发生产力革命，进而引发生产关系革命。以此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没有忽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但往往只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两要素考察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普遍忽视了马克思“工艺学”研究视角和“工艺革命”的重要性;进一步看，“生产关系的革命”又将引发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的革命，进而引发“上层建筑”的革命。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链：“科学技术革命-由劳动资料形式发展、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发育引发的物质生产的工艺革命-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进而经济基础-制度上层建筑（法律的和政治的）革命-观念上层建筑的革命”。这种理论链或系统框架，对于当今AI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及其广泛社会影响，具有超强解释力。从国内外有关AI研究的现状看，“工艺”层面的研究和开发非常重要，而关于AI社会影响的大量研究，主要着眼于AI所催生的新经济或商业模式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才推进到“生产力革命”层面，这方面研究固然也非常必要，但是，不进一步推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层面，不足以充分揭示AI革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卡鲁姆·蔡斯的著作就把AI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灭亡联系在一起，不少西方学者也都从不同层面对此加以分析和揭示：
（1）在与生产关系相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基础层面：沙纳汉指出，在颠覆性人工智能时代，“权力、财富和资源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趋势并未改变，作为“生产资料”的人工智能技术等将仍然被垄断在“少数有实力的大公司和个人”手里;③蔡斯指出，对于当今“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所有权的垄断，已引起普遍反感，要阻止AI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分化和人种分化”，就要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结束“财产私有制”，把生产、交换和分配交给某种“集体所有制”。④ 在他们看来，改变私有制下对AI技术所有权的垄断，乃是应对当今AI诸多挑战的重要方案。
（2）在“制度上层建筑”层面，面对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部分白领工作的发展趋势，许多经济学家的分析往往假设诸如“代议制的政治体制”、市场自由经济等不会被改变，但是，扎卡达基斯强调“不过未来并不一定如此”，AI革命将终结自由资本主义，①他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等制度与当今AI极速发展的不适应，并且未来可能会被终结。
（3）在“观念上层建筑”层面，面对AI发展将造成大量失业的趋势，西方学者提出“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的应对方案，这种方案似有“社会主义之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猛烈和几乎是“本能”的抵制②———这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观念上层建筑”对AI革命及其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总体来说，以上这些对AI社会影响的认知，在西方学界并非主流，并且往往不成体系。而将这些片段性认知，纳入以上所勾勒出的马克思基于生产工艺学批判的整体理论框架，会有助于对AI革命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社会影响，作出科学而全面的判断。这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理论自主综合创新重要的理论机遇。③
其三，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明与应用上与西方基本同步，在当今新一轮超工业化革命中正发挥引领作用，这为中国理论自主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从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在第一次机器动能自动化革命中，中华民族没能抓住机遇，陷入被动挨打窘境;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时代背景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内新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到了新的21世纪，AI、LOT等又正在引发一场更新的乃至终极性的“超工业化”革命，而在这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在锻造ALOT这种全新生产范式上，中国与西方基本同步。这为中国理论自主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的理论研究与我们这种实践发展的速度相比，已显得严重滞后，也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是依然存在跟着西方说的倾向。以上清理出的“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超工业化（再工业化）”历时框架，对于反思我们理论研究现状的不足有重要助益。与实践上后工业信息化的“去工业化”相伴随的，是西方理论的“去结构化”，后现代解构主义大行其道。而笔者注意到，现在国内一些学者依然用西方这些已显滞后的旧理论范式，来分析AI所开启的新时代新状况，如用所谓“后人类时代”等描述当今AI时代等等。这不仅有依然跟着西方说之嫌，与AI新实践相比也难免有方枘圆凿之弊。因此，在AI时代，抓住中国理论自主创新的重大时代机遇，首先必须超越西方这些后现代主义等旧的理论范式。
其次，还存在学科过度分化、割裂的倾向。马克思在近两个世纪之前就已分析指出：现代大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并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改造“人的生活”，从而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另一方面同时存在着“非人化”的趋向———而面對这样的发展大势，当时的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却依然相互疏远。④ 以此来看，当前国内外关于AI研究的最主要问题恐怕依然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疏远，而跟着西方旧理论尤其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我们的一些学者，依然只片面强调AI等新技术异化、非人化等负面影响，而忽视这些极致新技术也具有为人的“解放”做准备的积极性的一面。马克思抢占第一次机器动能自动化革命的制高点，创建了其伟大的理论，而在当今AI时代，以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为立足点，抢占第二次机器智能自动化革命这一新制高点，乃是中国理论自主创新的重要契机所在。
一、“再工业化”之“超工业化”：人工智能革命的历史定位
人类社会正在极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对AI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从现代生产“超工业化”革命角度展开讨论，下面首先梳理与此相关的三种研究视角。
其一，“工业革命”视角。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AI正在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但对“工业革命”理解的不同，导致对AI的历史定位也有所不同：里夫金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主要研究物联网，也涉及AI，此著认为这些新技术引发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而施瓦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从工业4.0角度，认为AI等新技术引发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再往前追溯，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用“后工业化描述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社会”的“信息（化）社会”，而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则使用了“超工业化”一词，两者存在相通之处，所谓“后工业化”“超工业化”皆指“信息化”。而在安德森看来，“信息革命”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从1950年代开始，尤其1980年代以来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确实引发了“革命”，“但直到目前它在制造业开始显示威力之前，都不能被看作真正的工业革命”，数字制造和个人制造的合体———“创客运动”的工业化才真正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① 这场新工业革命与3D打印制造密切相关，萨马蒂诺指出，“互联网所做的仅是改变信息的分布，即人类获取数据方式的转变”，而“3D打印的物理属性使其被划入‘比互联网更为宏大’的范畴”，引发了“人类造物的方式”新的重大革命，其影响堪比“工业革命对农业时代的冲击”。① 在此意义上，可以把“工业化”视作人类“造物”方式，即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当今一系列新技术引发的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体现的是“信息”之“工业化”或“实体化”，信息（大数据等）直接进入实体制造过程的“生产”环节，因而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引发的是“造物”方式本身的变革;而此前所谓的“信息社会”涉及的则是工业的“信息化”，并且主要影响的是实体制造的“流通”等环节，对其“生产”环节的影响则是“间接的”，对“造物”方式本身没有直接影响。
工业、实体制造的信息化与信息的工业化、实体化，是一种双向过程，而从实际发展历史进程看，在贝尔所谓后工业信息化转型中，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出现“去工业化”倾向，也曾提出“再工业化”调整策略，但总体效果并不好;而当今物联网、AI等新技术所锻造出的工业4.0版本，则为这种“再工业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当然，这种新型“再工业化”所锻造出的物联网 AI生产范式，并非简单回归传统的“工业化”，可以在“再工业化”基础上借用托夫勒所谓的“超工业化”来描述这场新型工业化，并勾勒出“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超工业化（再工业化）”这一历时框架：“超工业化”扬弃了单纯工业化与单纯信息化的片面性，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叠加，如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时框架，而作为一种建立在“再工业化”基础上的“超工业化”的意义也就在于，使实体制造作为一种“工业化”与“信息化”双向高度交融的现代生产范式趋于全面成熟———这一历时框架有助于为当今AI的社会影响尤其对实体制造的影响，做较清晰的历史定位。
其二，“机器革命”视角。既然如安德森所说“信息革命并不等于工业革命”，那么，所谓“后工业化”严格地说并非指“工业革命”本身，如此也就剩下两次革命———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用两次“机器革命”来对此加以描述：蒸汽机等引发了“第一次机器革命”，“克服并延展了肌肉力量”———因此可称之为“动能”革命;而现在，作为“用我们的大脑理解和塑造环境的能力”的“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正在引发“第二次机器革命”———可称之为“智能”革命。② 由此我们可以反过头来重新审视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作“电气革命”，今天来看，涉及的其实主要是“动能”形态的变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机器的动能主要来自燃烧煤炭的蒸汽机;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使发电机成为机器动能的直接来源，石油的使用开始超过煤炭的使用，并且两者作为动能的初级形态越来越通过转化为电能的方式推动机器运转。因此，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皆可涵盖在“机器动能革命”这一框架下，而“电能”是其最终成熟形态，其后出现的水力发电、原子能、风能等新能源，可以说依然是这种“动能”革命的延续，尚未形成物质生产的新“范式”
如果说以“电力技术”与“蒸汽技术”可以较清晰地把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区分开来的话，那么，关于第三、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解就要复杂得多。一般认为，原子能的发明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標志之一———前已指出，这可以视作机器“动能”革命的延续，此外还涉及新材料、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等，但是，其突出的标志还是计算机信息控制技术，因此，总体上可以视作“信息革命”。而从连续性看，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技术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这种信息革命，计算机以及建立其上的互联网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使电报、电话以及后来出现的无线电、电影、电视等电子“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在信息存储数量、传播速度等上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可以说标志着人类“信息社会”的真正成熟和“数字社会”的来临，此后出现的大数据等技术大致也可涵盖在这种“信息社会”“数字社会”范式下，而这种“范式”并非现代物质生产的新“范式”。
其三，“自动化”视角。第一次工业革命严格来说应是机器“动能”之“自动化”革命，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机器体系 电能”范式，这场革命才算真正完成。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机器“智能”之“自动化”角度，来辨析第三、四次工业革命的联系和区别。如果说煤炭、石油、蒸汽等是机器“动能”的初级形态而“电能”是“动能”的成熟形态的话，那么，AI就是机器“智能”的成熟形态，而非智能化的软件、大数据等则是“智能”的初级形态。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自动化”：非智能化的软件、大数据等是“非自动化”的智能，而AI则是“自动化”或自动运转的智能。对此，著名专家王飞跃指出：“‘人工智能’原本是作为‘机械大脑’和机械认知的‘控制论’而涌现的”，为了将两者区分开，1955年，约翰·麦卡锡想出了“人工智能”这个新词，而“1956年里程碑式的达特茅斯人工智能研讨会”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式面世”，麦卡锡和尼尔斯·尼尔森后来把“人工智能”解释为（智能的自动化）”，从工程角度看，其实质就是“知识自动化”。① 与之对应，第一次机器革命涉及的就是：（动能的自动化）。在此意义上，用“数字制造”甚或“智能制造”来描述AI对实体制造的影响也是不够精确的，因为此前的“数控机床”等也可称作“数字制造”，但却并非智能“自动化”制造，只有AI才使“智能”之“自动化”制造成为可能。 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另一突出特征是“体系化”，而“物联网”在锻造当今新型工业实体制造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统狭义的互联网即信息互联网标志着现代“信息革命”的完成和“信息时代”的终结，而把“物”带入互联网而形成的“物联网”则为建立在“再工业化”基础上的“超工业化”革命奠定了体系化的物质基础：智能自动化本身并不直接意味着“超工业化”革命，比如现在的AI作为一种自动化智能恰恰更多地是应用于工业制造以外的许多领域，AI只有直接影响“造物”方式或直接融入“造物”环节之中，才会引发“超工业化”革命———而AI与lit的融合就非常重要。笔者在《物联网分享还是人工智能垄断：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数字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概念;②同年，小米、360等公司提出了的概念，将其视作lit的升级版，或者互联网的终极版，这一概念在国际研发界也已被广泛使用。如果说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机器体系 电能”是一种“工业化”成熟模式的话，那么，当今由机器体系化、智能自动化形成的就是一种“超工业化”模式，标志着人类生产范式终极革命的开始③———由此我们可以为当今AI的社会影响尤其对实体制造方式的革命性影响，做出清晰而具体的定位。
四次“工业”革命、两次“机器”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不细加辨别而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分，是无法充分揭示AI的划时代独特意义的。“信息时代”已无法充分揭示当今时代的新特征，所谓“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大数据时代”甚至“智能时代”等，也都无法充分揭示AI所开启的新时代的新特征，只有把“工业革命”“机器革命”“自动化”三种视角联系在一起，才能较充分地揭示这种新特征：现代机器的“动能”自动化实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形成“机器体系 电能”范式，而当今与AI相关的机器的“智能”自动化正在实现物质生产方式的“超工业化”，正在形成Alit这种现代物质生产终极性的“范式”。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对于这种探讨有重要理论启示。
二、物质生产资料的二重性：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重构
萨马蒂诺认为lit、AI等正在引发人类“造物”方式的新革命，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物质生产”方式的新革命。“物质生产”乃是决定一时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基础性因素，而马克思不仅重视研究物质生产资料之“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变化，而且还高度重视研究其“工艺形态”及其历史变化———笔者把这种理论思路概括为“生产工艺学批判”。“工业化”或相对于传统“手工生产”的“机器生产”，乃是人类物质生产工艺形态“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对现代机器第一次“动能”自动化所引发的“工业化”作出了非常卓越的研究。由于特别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高度融合，马克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单纯的技术性研究，同时也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他研究“工业化”得出的基本结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概括性，有助于我们今天研究现代机器的第二次“智能”自动化所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及由此形成的Alit范式。
其一，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所揭示的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在机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的系统性、革命性、累积性等特点，对于今天理解AI技术及其生产工艺上的应用的历史生成和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马克思是在对现代“机器生产”与传统“手工生产”的对比分析中，提出作为一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的“工艺学”概念的：在传统手工生产中，“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直到18世纪，各种特殊的手艺还被称为“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的“秘诀”，“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而大工业则撕碎了这层“帷幕”，不再局限于用传统的手工技巧来进行生产，而是“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和“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于是，“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得以创立，“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再也不被当作“最后的形式”，这表明现代工业机器生产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传统手工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保守的”。① 正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的体系性或系统性赋予现代机器生产以高度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又决定着现代生产方式高度的革命性;而与之相比，传统手工生产工艺的发展往往分散而不成系统，这种非系统性又决定着其技術基础的保守性。
马克思还从交往范围、生产工艺与劳动者人身关系等方面，分析了现代机器生产相比于传统手工生产所具有的高度的累积性：“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传统手工生产工艺发展的分散性、累积性不强的特点，与传统社会交往范围的狭隘性密切相关，“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而大工业则使人类交往具有了“世界性质”，这为“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保障。② 由此，现代机器生产工艺的发展也就获得了高度的“累积性”。在传统手工生产中，“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生产工艺的积累，还主要表现为作为“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的“制作方法”的积累，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而现代机器生产“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并造成了“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③———手工生产工艺与直接劳动的不分离，也意味着与劳动者人身的不分离，而现代自动化的机器生产则使“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从“工人身上”转移到了“机器”上面，于是就使“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了④———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现代机器生产工艺不再因为人身死亡等偶然性因素而中断其累积性发展进程，并且相对于传统生产工艺和经验一代代、一点点缓慢的积累方式，转移到机器上的生产工艺的积累和发展是剧烈的、跳跃式的、革命性的，这是当今AI等新技术能够按摩尔定律、指数级增长的历史动因。 在传统手工生产中，手艺作为一种“秘密”“秘诀”主要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口口、手手相传的，这种传承方式极容易造成生产工艺的“失传”，生产工艺和生产力的发展，极容易由于剧烈的社会活动尤其战争等而中断，其生产工艺发展的累积性较弱。而现代大工业机器生产及其造成的具有世界性质的普遍交往，则为生产力、生产工艺等在世界范围内的保存和累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系统化，理论和技术等信息承载、存储、传播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及由此造成的具有“世界性质”的交往等，也使一项科学原理或技术发明一旦出现，就很难在全球范围内消失———马克思对工业化革命中自动印刷机、电报等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革命性影响多有论述，对于当今的超工业化革命来说，信息的传播（如互联网等）、存储（智能芯片等）等能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技术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科技、生产工艺发展的累积性、革命性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提升。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在周期性危机及不断的社会动荡中发展的，危机会造成生产力尤其剩余产品的巨大浪费，但是，一波又一波并且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却并未彻底中断现代科学技术、机器生产工艺的累积性发展，并且，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方式之一恰恰是采用新科技或新机器生产工艺，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科技和机器生产工艺不断变革并在更高平台上更快速发展。而在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下，“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社会经济动荡往往会使已有的生产工艺失传而需要“重新发明”。由于忽视马克思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许多研究者没有充分注意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现代科技与生产工艺的系统性、革命性、累积性发展对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影响。
马克思之后，全球社会风云激荡、变幻莫测，但是，现代科学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一旦被开启，其累积性的过程就不可能再被彻底打断，最多在某个时期可能会被延缓。实际上，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一进程也没有被打断，并且战争的需要实际上还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当今包括计算机数字技术在内的许多新技术，恰恰萌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没有第一次机器动能自动化所开启的科技、生产工艺的系统性、革命性尤其累积性的发展，就不可能出现AI这种引发技术“奇点”的终极性技术———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可以对这种历史必然性作比较充分的揭示。
其二，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关于物质生产、生产资料二重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超工业化”革命及由此形成的AIoT生产范式。
笔者注意到，2014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举办的学术沙龙提出“迈向‘超工业化’新时代”的说法;有学者还指出，马克思提出不同经济时代的区别“不是看它生产什么，而是看它怎么生产”，即看“生产方式”本身的异同，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述在今天“仍然适用甚至是更加适用了”;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工业化”就是“加工化”，其中又包括“加工物质”与“加工信息”等。① 其中所引的话就是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重要论述之一，马克思的原话是：“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而“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人类早期社会可以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② 以此来看，马克思所考察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机器时代”。在这些论述之前，马克思指出：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看，劳动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大工业所创立的现代“工艺学”研究的就是这种物质变换过程，揭示的就是其中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③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社会形态”所体现的则是“人和人之间的过程”。物质生产过程就是这二重过程的统一，或者说就具有“工艺形态”与“社会形态”这样的二重形态。
“怎样生产”又主要是通过“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体现出来的，物质生产“活动形态”的二重性，又体现为“生产资料”形态的二重性，而对生产资料“工艺形态”的细致分析，就构成了马克思生产工艺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广义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两大部分，而马克思还进一步把“劳动资料”细分为两种，即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统”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和“作为生产的脉管系统”的“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并强调“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① “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构成了物质生产的“动能（动力）系统”，在“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又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其最后、最完善、最适当的形态就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其突出特点就是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来推动，科学借此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自动运转②———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最为成熟的“工艺形态”，它具有“体系化”“自动化”双重特性，并且只有“自动化”才能使机器真正“体系化”。
马克思强调，劳动资料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乃是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后者随前者的发展而发展。③以此来看，作为现代社会组织的物质或工艺基础，自动的机器体系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的，“机械的器官”可谓机器的“体力”器官，其“自动化”运转，标志着“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中的“体力”器官的发育成熟;同时，自动机器体系作为人的科学或智力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也是一种“智力的器官”，但是，其中的“智力（智能）”因素还没有像“体力（动能）”因素一样开始“自动化”运转，因而机器的这种“智力器官”可以说还没有发育成熟———而当今AI因其“自动化”而标志着机器“智力（智能）器官”也开始发育。因此，马克思所讲的“自动的机器体系”还只涉及“动能”的自动化运转，工人作为传统生产过程中曾经的“体力（动能）”支出者的作用已被替代，但是还可以作为“有意识”的“看管者”发挥作用。而在当今AI所可能锻造出的智能自动化运转的新的机器系统中，智能机器人可以成为这种“看管者”，人将被全面替代。 马克思强调，现代自动机器体系，乃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的最终结果，④ 而作为一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工艺学”研究的就是这种“劳动资料”工艺形态的变革史，或者说“自动机器体系”这种“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发育史。以此来看，马克思所考察的“工业化”主要涉及的是“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或机器体系“动能自动化”的变革、“动力器官”的发育，而当今AI革命所引发的“超工业化”涉及的是“智能性的劳动资料”或机器体系的“智能自动化”变革、“智力器官”的发育。马克思强调，“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⑤因此，现代工业也就不可能停留于机器体系“动力器官”的发育，现代科技及其工艺上应用所具有的革命性、累积性，必然引发现代机器体系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二次发育，即“智力器官”的发育。这是从马克思研究“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
对比来看，马克思关于机器动能自动化系统的一些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考察AI机器的自动化及其发展趋势，还有直接理论启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给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⑥———如果说“用机器生产机器”是“工业化”生产方式最终成熟而“得以自立”的标志的话，那么，“用智能生产智能”也即真正意义上的“智能自动化”，则将是当今由AI所锻造的“超工业化”生产方式最终成熟而“得以自立”的标志。从发展现状看，目前的“弱人工智能nce，简称ANI）”尚未真正做到“用智能生产智能”，只有“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简称AGI）”才有望真正做到这一点。如果说“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条件是“蒸汽机”这种能够充分供给动力的“动能”发动机的话，那么，“用智能生产智能”的条件首先就是作为能够充分供给大数据等智能性材料的“智能”发动机的“计算机”，其中“算力”的提升和“算法”的改进非常关键，量子计算机将指数级地提升算力，算法也在不断改进之中———这些方面的指数级增长、累积性发展，对于AGI的生成、智能“奇点”的来临将有重要助推作用。马克思强调，作为物品传输系统的“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对于“用机器生产机器”发挥了推动作用。对比来看，作为信息、大数据等传输系统的互联网尤其是物联网的发展，也将对“用智能生产智能”的AGI的生成，起重要助推作用，而人类未来终极性的生产范式将是IOT AGI。
三、“超工业化”引发生产关系革命与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
强调物质生产资料的二重性，乃是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的基本理论特点，以上主要考察了工艺形态，而“工艺形态”的革命，必将引发“生产关系的革命”：作为生产资料物质形态的机器的“动能”自动化、物质生产工艺形态的“工业化”，引发了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得彻底胜利，同时其自我扬弃进程也被开启;与AI相关的机器的“智能”自动化、物质生产工艺形态的“超工业化”，正在引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其自我扬弃进程进一步加速。这就是从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对当今AI社会影响所作的基本定位，这为中国理论自主创新提供了堅实的理论基础;而在当今“超工业化”及由此形成的ALIOT生产范式发展上与西方基本同步，则为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其一，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有助于我们今天较全面理解AI所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及其广泛社会影响。
前面考察了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物质形态”的二次变革或“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二次发育———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忽视的。另一方面，19世纪研究机器的西方“工艺学”往往只关注“物质形态”———这可以说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生产工艺学。马克思强调，“批判地”理解资本主义的秘密在于揭示“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① 其中，“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个人对自然的关系”，而“交换价值”反映或体现的是“个人的社会关系”即“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② 这种“价值形态”的“二重性”在劳动“活动形态”中体现为：劳动既是“人和物之间的自然过程”，因而构成了劳动的“工艺形态”，同时也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过程”，因而构成了劳动的“社会形态”。劳动过程同时具有“工艺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又体现为劳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态”的二重性：劳动力或生产力首先体现的是人与物或自然的关系，劳动资料的“工艺形态”就是这种关系中“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劳动资料的“社会形态”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以上是静态分析，马克思还有动态分析，强调作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将引发“生产关系的革命”：④动能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成型，首先标示着人类物质生产现代化的“工艺革命”，其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又标志着人类社会一场划时代的“生产力革命”，而这又进一步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并走向成熟。马克思确实高度重视“社会革命”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在分析1848年继法国大革命后席卷欧洲的反对封建君主政体的制度革命、社会革命时指出，这些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并没有发明出什么新东西，而由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等构成的自动机器体系，则是比参与这些革命的革命家们“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①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等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由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等构成的自动化机器体系，才是最终葬送封建主义的“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同时还历史地、辩证地指出，由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自我扬弃的进程也被开启;而与AI相关的机器第二次智能自动化正在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则将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的自我扬弃进程，并将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其二，重构生产工艺学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把握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和丰富性，并为AI所引发的超工业化时代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苏联学者在评析托夫勒的“超工业化”理论时指出：托夫勒“想直接否认以革命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他认为，在当今高技术社会中，工人群众对于“使财产所有制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等方面的社会革命已漠不关心，因此，革命的新方案“不可能来自扮演革命角色的人那里”，工人阶级也是不赞成以革命斗争的方式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因此，托夫勒等“后工业化社会”论者把希望寄托在“科技革命”上，并以此来取代“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包含在“超工业化主义”概念中的倾向。② 这种倾向依然存在于当今许多西方学者关于AI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及其社会影响的讨论中。“社会革命”当然是推动“生产关系革命”的重要力量，而马克思强调，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物质生产的“机器工艺革命”也是推动“生产关系革命”重要的甚至更基础性的力量。
如果说西方学者在讨论现代科技及其引发的机器工艺革命中相对忽视社会革命尤其“生产关系革命”的话，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相对忽视现代科技及其引发的机器自动化“工艺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本人的整体理论思路是：工艺革命引发生产力革命，进而引发生产关系革命。以此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没有忽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但往往只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两要素考察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普遍忽视了马克思“工艺学”研究视角和“工艺革命”的重要性;进一步看，“生产关系的革命”又将引发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的革命，进而引发“上层建筑”的革命。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链：“科学技术革命-由劳动资料形式发展、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发育引发的物质生产的工艺革命-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进而经济基础-制度上层建筑（法律的和政治的）革命-观念上层建筑的革命”。这种理论链或系统框架，对于当今AI引发的超工业化革命及其广泛社会影响，具有超强解释力。从国内外有关AI研究的现状看，“工艺”层面的研究和开发非常重要，而关于AI社会影响的大量研究，主要着眼于AI所催生的新经济或商业模式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才推进到“生产力革命”层面，这方面研究固然也非常必要，但是，不进一步推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层面，不足以充分揭示AI革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卡鲁姆·蔡斯的著作就把AI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灭亡联系在一起，不少西方学者也都从不同层面对此加以分析和揭示：
（1）在与生产关系相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基础层面：沙纳汉指出，在颠覆性人工智能时代，“权力、财富和资源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趋势并未改变，作为“生产资料”的人工智能技术等将仍然被垄断在“少数有实力的大公司和个人”手里;③蔡斯指出，对于当今“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所有权的垄断，已引起普遍反感，要阻止AI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分化和人种分化”，就要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结束“财产私有制”，把生产、交换和分配交给某种“集体所有制”。④ 在他们看来，改变私有制下对AI技术所有权的垄断，乃是应对当今AI诸多挑战的重要方案。
（2）在“制度上层建筑”层面，面对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部分白领工作的发展趋势，许多经济学家的分析往往假设诸如“代议制的政治体制”、市场自由经济等不会被改变，但是，扎卡达基斯强调“不过未来并不一定如此”，AI革命将终结自由资本主义，①他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等制度与当今AI极速发展的不适应，并且未来可能会被终结。
（3）在“观念上层建筑”层面，面对AI发展将造成大量失业的趋势，西方学者提出“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的应对方案，这种方案似有“社会主义之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猛烈和几乎是“本能”的抵制②———这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观念上层建筑”对AI革命及其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总体来说，以上这些对AI社会影响的认知，在西方学界并非主流，并且往往不成体系。而将这些片段性认知，纳入以上所勾勒出的马克思基于生产工艺学批判的整体理论框架，会有助于对AI革命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社会影响，作出科学而全面的判断。这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理论自主综合创新重要的理论机遇。③
其三，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明与应用上与西方基本同步，在当今新一轮超工业化革命中正发挥引领作用，这为中国理论自主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从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在第一次机器动能自动化革命中，中华民族没能抓住机遇，陷入被动挨打窘境;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时代背景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内新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到了新的21世纪，AI、LOT等又正在引发一场更新的乃至终极性的“超工业化”革命，而在这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在锻造ALOT这种全新生产范式上，中国与西方基本同步。这为中国理论自主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的理论研究与我们这种实践发展的速度相比，已显得严重滞后，也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是依然存在跟着西方说的倾向。以上清理出的“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超工业化（再工业化）”历时框架，对于反思我们理论研究现状的不足有重要助益。与实践上后工业信息化的“去工业化”相伴随的，是西方理论的“去结构化”，后现代解构主义大行其道。而笔者注意到，现在国内一些学者依然用西方这些已显滞后的旧理论范式，来分析AI所开启的新时代新状况，如用所谓“后人类时代”等描述当今AI时代等等。这不仅有依然跟着西方说之嫌，与AI新实践相比也难免有方枘圆凿之弊。因此，在AI时代，抓住中国理论自主创新的重大时代机遇，首先必须超越西方这些后现代主义等旧的理论范式。
其次，还存在学科过度分化、割裂的倾向。马克思在近两个世纪之前就已分析指出：现代大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并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改造“人的生活”，从而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另一方面同时存在着“非人化”的趋向———而面對这样的发展大势，当时的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却依然相互疏远。④ 以此来看，当前国内外关于AI研究的最主要问题恐怕依然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疏远，而跟着西方旧理论尤其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我们的一些学者，依然只片面强调AI等新技术异化、非人化等负面影响，而忽视这些极致新技术也具有为人的“解放”做准备的积极性的一面。马克思抢占第一次机器动能自动化革命的制高点，创建了其伟大的理论，而在当今AI时代，以马克思生产工艺学批判为立足点，抢占第二次机器智能自动化革命这一新制高点，乃是中国理论自主创新的重要契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