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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抱有天职和强烈使命的人来说，他总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事业，汤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他是在坚定地同疾病的抗争中走的，他是在十分操心《儒藏》编纂的宏业中走的，他是在不懈地思考哲学问题中走的。
我印记中的汤先生的音容笑貌，主要体现在他的温文尔雅上。我说的温文尔雅比一般说的意思要广，它有举止文雅，为人平易温和的方面，也有为人谦和、谦虚、包容的方面。我觉得做到举止上的文雅、平和、温和不易，做到谦和、谦虚、包容尤难。汤先生举止文雅，平易近人，慈祥谦和，包容开放。这是我从汤先生身上感受到的比较深的地方之一。汤先生做事从来很冷静，特别是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他也总是心平气和，慢条斯理。汤先生生前担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对于学会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他都十分耐心，尽量采取疏导和调和折衷的方法，以和为贵。折衷和调和作为政治的艺术很有效，它在大量的人事和人际交往中同样有效。汤先生说：“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平和，优点就是能团结人，即使跟观点不同的人，我都能团结……《易经》里讲‘太和’：太和是什么？是和之至，是和的最高程度。其实我觉得人就应该追求太和，各方面都很和谐。”（汤一介：《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见《汤一介集》第十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P78-79）
平时如果遇到一些不平事，我们往往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但有时候我们仍要冷静地、理性地去面对。记得有一次在庆祝汤先生八十寿诞的会上，乐黛云先生说汤先生胆小。乐先生说出的理由是，她曾假设有小偷到他们家里来该怎么办，汤先生说那就让他拿呗。我觉得这也许不能说明汤先生胆小，这是一种坦然和达观，也是一种理性和冷静。这件事让我想到了日本江户时代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者中江藤树，他被世人誉之为“近江圣人”。他有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小偷到他家偷窃，藤树发现这个小偷后就告诉小偷说，我叫中江藤树，你需要什么你就拿吧。那个小偷一听说是中江藤树，他马上就跪下了，他没有想到这家的主人也是他所敬仰的人。
汤先生的温文尔雅，也体现在他的谦虚和包容上。人的自信和自尊，同他的谦虚和包容是一致的。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大学问家，他们的学问越大，他们就越是谦虚和虚心。他们深深知道，学问是一个海洋，无穷无尽，我们的学问再大，也只是知识海洋中的微小的一部分。汤先生说，他从来不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很可能有很多是不对的。一个学者如果他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他就很难会有大的成就。汤先生在讨论学术问题的许多场合，一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他同时又强调这并不是他得出的最终的结论，他有时还特意补充说，有不少问题我们很难有最终的结论，甚至没有结论。这听起来也许让人感到沮丧，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和探讨问题，不就是要得出结论，要找出正确的答案吗？从学术的目标来说也许是这样，但在学术领域中要得出十分确实的结论和答案十分困难，在人文领域中这种情况可能更为常见。有时，我们自己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十分近似乃至正确的结论和答案，但究竟是不是，还要由学术共同体来验证，因此，在我们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时，仍然要为不同的可能性留下余地，不要独断和自以为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汤先生在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作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他十分不赞成否定文化中的普遍价值、只讲文化差异性的做法。他辨析了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不同。他认为，我们可以不接受文化普遍主义，但不能连不同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也一起否定了，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淖。从文化沟通和对话来寻求文化共识，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普遍价值的途径，从多元现代性中寻求核心价值，汤先生的讨论一层扣一层，引人入胜。且不说汤先生探讨问题的高屋建瓴和远见灼识，他在耄耋之年演讲了一个多小时，也非常辛苦。汤先生演讲之后，没有休息片刻，就开始请大家提问题讨论。其中一位年轻人，盛气凌人，十分自负，既不谦虚，也不礼貌，一下子就简单地否定了汤先生的整个观点和看法。这根本不是他的观点敏锐不敏锐的问题，其实是刚愎自用，轻率轻浮。在场的同学和大家，大概都会觉得他的做法很过分，但汤先生仍然十分心平气和，仍然很包容他，仍然耐心地对待他的提问，足显汤先生的包容和宽广心怀。
汤先生的温文尔雅让我们受教的是他的风度、涵养和胸怀，他的刚健弘毅，则使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人的顽强意志、超常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及责任感。《周易·象传》解释“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泰伯》记载曾子的话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这两句话都可用来作为汤先生人生的写照。汤先生的刚健弘毅，主要体现在他对学术事业不懈地追求上，体现在他对哲学问题和人类文化的不断沉思上。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汤先生和许多老一辈学者一样，足足有几十年大好的时光差不多都被荒废掉了。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个人的不幸。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汤先生珍惜新机运，在哲学和文化上多开风气之先，在学术上做了许多研究和探讨。汤先生的重要著述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在文化传承事业上的工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展开的。
哲学的思考和创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专业非常分化的情况下，谈论哲学问题则愈加不易。但汤先生在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的同时，也坚持进行哲学问题的思考，参与和引导东西方文化核心论题的讨论，在不少方面，他都提出了高明的主张和看法。如他对“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对“新轴心时代”的阐发，对重建中国“诠释学”的主张，对文化“普遍价值”的认知，都能让人领略到他的视域、视界的广度和深度。虽然在晚年，越到后来，汤先先的精力越加不支，但他依然向我们讲他一年的工作计划，讲他打算思考的哲学和文化问题，仿佛疲倦从来就不在他身上发生。他不息的思考和创造，使他不仅成为一位中国哲学的研究家，也成为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但在此，汤先生又显示了他的谦虚。他始终说他自己不是一位哲学家，说他自己只是一个思考哲学问题的人，是一个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一些好心人，总想用一些响亮的、大的称号称赞汤先生，但汤先生一概拒绝这些称号。
汤先生做事极其认真，哪怕是细小的事，他考虑到的事情，他都念念不忘，一定要布置和安排妥当才放心。让我们十分敬仰的是，汤先生晚年主持《儒藏》编纂工程。这是一项十分巨大和十分复杂的工作，从策划到组织，从人力到财力，从督促到检查，汤先生事必躬亲，不厌其烦。不说人力和协调，就是资金方面，也让汤先生费尽苦心。汤先生说这是他的缺点，他对事情就是放不下，“什么事情都想做得比较好，所以就比较累”。他举出的就是编纂《儒藏》的例子，说“我大小事情都要过问，我总怕出错误，而且常常想到一个最坏的可能，那我就很紧张。因编纂《儒藏》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项目，非常大的工程……有22个学校跟我们合作，由我担任首席专家。这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又是一个最坏的可能，我怎么办？所以我很担心，很累，这影响我的身体。”正是由于汤先生惊人的意志和精神，正是他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儒藏》“精华版”卷帙不断问世。亚里士多德说：“勇毅和坚忍为繁忙活动所需的品德；智慧为闲暇活动所需的品德。”汤先生见证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生的刚健、弘毅和坚忍的品。最后，我想用一句挽联来称道汤先生的一生：
义不逃责，一志精诚，传述先贤，立言明哲通天人；
事不避难，殚精竭虑，绍承大典，弘儒事业传久远。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我印记中的汤先生的音容笑貌，主要体现在他的温文尔雅上。我说的温文尔雅比一般说的意思要广，它有举止文雅，为人平易温和的方面，也有为人谦和、谦虚、包容的方面。我觉得做到举止上的文雅、平和、温和不易，做到谦和、谦虚、包容尤难。汤先生举止文雅，平易近人，慈祥谦和，包容开放。这是我从汤先生身上感受到的比较深的地方之一。汤先生做事从来很冷静，特别是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他也总是心平气和，慢条斯理。汤先生生前担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对于学会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他都十分耐心，尽量采取疏导和调和折衷的方法，以和为贵。折衷和调和作为政治的艺术很有效，它在大量的人事和人际交往中同样有效。汤先生说：“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平和，优点就是能团结人，即使跟观点不同的人，我都能团结……《易经》里讲‘太和’：太和是什么？是和之至，是和的最高程度。其实我觉得人就应该追求太和，各方面都很和谐。”（汤一介：《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见《汤一介集》第十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P78-79）
平时如果遇到一些不平事，我们往往会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但有时候我们仍要冷静地、理性地去面对。记得有一次在庆祝汤先生八十寿诞的会上，乐黛云先生说汤先生胆小。乐先生说出的理由是，她曾假设有小偷到他们家里来该怎么办，汤先生说那就让他拿呗。我觉得这也许不能说明汤先生胆小，这是一种坦然和达观，也是一种理性和冷静。这件事让我想到了日本江户时代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者中江藤树，他被世人誉之为“近江圣人”。他有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小偷到他家偷窃，藤树发现这个小偷后就告诉小偷说，我叫中江藤树，你需要什么你就拿吧。那个小偷一听说是中江藤树，他马上就跪下了，他没有想到这家的主人也是他所敬仰的人。
汤先生的温文尔雅，也体现在他的谦虚和包容上。人的自信和自尊，同他的谦虚和包容是一致的。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大学问家，他们的学问越大，他们就越是谦虚和虚心。他们深深知道，学问是一个海洋，无穷无尽，我们的学问再大，也只是知识海洋中的微小的一部分。汤先生说，他从来不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很可能有很多是不对的。一个学者如果他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他就很难会有大的成就。汤先生在讨论学术问题的许多场合，一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他同时又强调这并不是他得出的最终的结论，他有时还特意补充说，有不少问题我们很难有最终的结论，甚至没有结论。这听起来也许让人感到沮丧，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和探讨问题，不就是要得出结论，要找出正确的答案吗？从学术的目标来说也许是这样，但在学术领域中要得出十分确实的结论和答案十分困难，在人文领域中这种情况可能更为常见。有时，我们自己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十分近似乃至正确的结论和答案，但究竟是不是，还要由学术共同体来验证，因此，在我们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时，仍然要为不同的可能性留下余地，不要独断和自以为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汤先生在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作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他十分不赞成否定文化中的普遍价值、只讲文化差异性的做法。他辨析了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不同。他认为，我们可以不接受文化普遍主义，但不能连不同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也一起否定了，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淖。从文化沟通和对话来寻求文化共识，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普遍价值的途径，从多元现代性中寻求核心价值，汤先生的讨论一层扣一层，引人入胜。且不说汤先生探讨问题的高屋建瓴和远见灼识，他在耄耋之年演讲了一个多小时，也非常辛苦。汤先生演讲之后，没有休息片刻，就开始请大家提问题讨论。其中一位年轻人，盛气凌人，十分自负，既不谦虚，也不礼貌，一下子就简单地否定了汤先生的整个观点和看法。这根本不是他的观点敏锐不敏锐的问题，其实是刚愎自用，轻率轻浮。在场的同学和大家，大概都会觉得他的做法很过分，但汤先生仍然十分心平气和，仍然很包容他，仍然耐心地对待他的提问，足显汤先生的包容和宽广心怀。
汤先生的温文尔雅让我们受教的是他的风度、涵养和胸怀，他的刚健弘毅，则使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人的顽强意志、超常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及责任感。《周易·象传》解释“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泰伯》记载曾子的话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这两句话都可用来作为汤先生人生的写照。汤先生的刚健弘毅，主要体现在他对学术事业不懈地追求上，体现在他对哲学问题和人类文化的不断沉思上。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汤先生和许多老一辈学者一样，足足有几十年大好的时光差不多都被荒废掉了。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个人的不幸。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汤先生珍惜新机运，在哲学和文化上多开风气之先，在学术上做了许多研究和探讨。汤先生的重要著述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在文化传承事业上的工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展开的。
哲学的思考和创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专业非常分化的情况下，谈论哲学问题则愈加不易。但汤先生在从事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的同时，也坚持进行哲学问题的思考，参与和引导东西方文化核心论题的讨论，在不少方面，他都提出了高明的主张和看法。如他对“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对“新轴心时代”的阐发，对重建中国“诠释学”的主张，对文化“普遍价值”的认知，都能让人领略到他的视域、视界的广度和深度。虽然在晚年，越到后来，汤先先的精力越加不支，但他依然向我们讲他一年的工作计划，讲他打算思考的哲学和文化问题，仿佛疲倦从来就不在他身上发生。他不息的思考和创造，使他不仅成为一位中国哲学的研究家，也成为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但在此，汤先生又显示了他的谦虚。他始终说他自己不是一位哲学家，说他自己只是一个思考哲学问题的人，是一个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一些好心人，总想用一些响亮的、大的称号称赞汤先生，但汤先生一概拒绝这些称号。
汤先生做事极其认真，哪怕是细小的事，他考虑到的事情，他都念念不忘，一定要布置和安排妥当才放心。让我们十分敬仰的是，汤先生晚年主持《儒藏》编纂工程。这是一项十分巨大和十分复杂的工作，从策划到组织，从人力到财力，从督促到检查，汤先生事必躬亲，不厌其烦。不说人力和协调，就是资金方面，也让汤先生费尽苦心。汤先生说这是他的缺点，他对事情就是放不下，“什么事情都想做得比较好，所以就比较累”。他举出的就是编纂《儒藏》的例子，说“我大小事情都要过问，我总怕出错误，而且常常想到一个最坏的可能，那我就很紧张。因编纂《儒藏》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项目，非常大的工程……有22个学校跟我们合作，由我担任首席专家。这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又是一个最坏的可能，我怎么办？所以我很担心，很累，这影响我的身体。”正是由于汤先生惊人的意志和精神，正是他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儒藏》“精华版”卷帙不断问世。亚里士多德说：“勇毅和坚忍为繁忙活动所需的品德；智慧为闲暇活动所需的品德。”汤先生见证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生的刚健、弘毅和坚忍的品。最后，我想用一句挽联来称道汤先生的一生：
义不逃责，一志精诚，传述先贤，立言明哲通天人；
事不避难，殚精竭虑，绍承大典，弘儒事业传久远。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