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历史人物的传记、传奇，正说戏说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可真正算得上是历史的不多。史实准确，人物传神，读来发人深省才算得上是传记之佳作，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可列其中。书中对李鸿章的人生边叙边议，精辟之言随时可见，而全书不足十万言，可谓言简意赅
　　很多当代中国人的历史知识仅限于中小学的教育，在那些重意识形态轻历史原本的教科书中，李鸿章的头上的大帽子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签署《马关条约》的卖国贼”。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对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梁任公百年前对李鸿章的历史眼光远远超过一些当代中国人对李鸿章的历史认识。梁先生认为：“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梁任公在这本传记中，从平定太平军捻军、洋务运动写到中日战争，再到李鸿章办理的多项重大外交事务，按传主的经历一一道来，评说李鸿章的是非功过。
　　在击败太平天国关键的金陵之役，梁任公认为，“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说李鸿章没有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争功，称赞其“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
　　如果说平定太平军李鸿章的淮军是初露锋芒、而非第一主力，那么，剿灭捻军时李鸿章则是全军主帅，其兵家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李鸿章认为捻军已成流寇，上策是“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还有先灭东捻后平西捻的战略，都被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其英明。
　　从内战到外战转变，也是李鸿章人生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梁任公认为李鸿章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后来用李对比外国政治家时，说“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按梁公所说，当时中国兵力也是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
　　谈到中日战争，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多次“失机”。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同意朝鲜有事中日都可派兵，并互行知照，让朝鲜从中国的藩属变成“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国”，这是之一；甲午战前，袁世凯处理朝鲜事务失当，给日本可乘之机，而李鸿章重用袁世凯又听信袁世凯，“失知人之明”，这是之二；战前已兵力不如日本，又“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这是之三。三机既失，战事遂开，中国兵败已成定局。
　　分析甲午兵败，梁启超写道：“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所以中国兵败是一种必然。历史学家雷海宗编著的《中国通史选读》的“甲午戊戌与庚子辛丑”节，所选的史著即梁启超的《日本吞并朝鲜记》，雷先生评史说：“英法联军以后，中国对外没有再受严重的挫折，以为大势已无问题：一直到被素来所轻视的日本打败，在羞愤之下才知道自己实在衰弱不堪，非设法振作不可。”
　　梁任公认为，李鸿章从政经历中“半属外交之生涯”，“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他用两章述说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法越之役，议和日本、中俄密约、胶州之役等等，“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而李鸿章是相对最知世界者，但他代表中国办外交，几乎都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妥协和失败，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国力衰败的晚清远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一般得不到，这是实力外交时代的规律，李鸿章有再大的本领也无力回天，梁启超叹曰：“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
　　李鸿章多与洋人接触，亲观其器械之利，因而重视生产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但却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变革，更没有看到国民思想认识的重要性。在评价李鸿章这种认识时梁启超说：“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英雄，但不过是寻常的英雄，“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一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在自己所处的时势中成为英雄就非常不易，还想造时势更是难于上青天，李鸿章没有做到，按梁任公苛刻的标准，中国上下五千年，似无造成时势之英雄。
　　梁先生说，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的英雄，用“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概括：“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
　　李鸿章所以不能有更大的作为，，梁任公也认为主要不是李鸿章个人的过错，而是时代所限，“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他说李鸿章生于中国而非欧洲，生于过去而非今世。他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其“之遇”便是指时代所限，
　　钱穆先生说：“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治制。”李鸿章更不能应对的是巨变的世界。
　　梁启超先生用龚自珍的诗篇作为全书结尾，呼唤在内忧外患的祖国有胜过李鸿章的人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李鸿章去世百余年间，不知有多少诋毁之言，但终不能抹杀李鸿章的历史功绩，不能撼动他的历史地位，如梁任公所言：“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近些年李鸿章渐渐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但还限于史学界，远非社会共识。梁先生认为历史人物“百年而后，自有定评”，李鸿章去世百年有余，似还没有定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的是非功过会更加清晰，他的历史地位也终会有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