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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是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技术的第一位哲学家，是他开辟了文化学的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他从技术存在的生物学基础着手的技术本质论证，则是继卡普以来的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斯宾格勒因此被称为是技术哲学领域的历史文化主义的代表和技术的“权力意志观”的代表。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了技术是人类“生活的策略”和“技术是理性活动”的技术观；得出了技术是物化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必然衰亡的悲观主义思想。
关键词：斯宾格勒；技术；生活的策略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19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关于他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人们并不陌生，但是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即使在技术哲学圈内对其详情也不甚了了。这与他在技术哲学领域的历史文化主义的代表的地位[1]或技术的“权力意志观”的代表的地位[2]都是极不相称的。其实早在1918年首版1922年出版了第二卷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就将技术作为单独的一章进行了描写，1931年出版的《人和技术》一书更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德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奎尼希曾评论说：“斯宾格勒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将科学技术放在历史的首要位置去论证的哲学家之一。”[3]的确作为他的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的一部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必须在其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本文试图循着作者的思路，将技术置于人类发展史的大背景下，审视作者对技术本质的解释，探讨其合理的地方及其偏颇之处。
一、技术是生活的策略
对技术概念或技术本质的把握是了解一个人技术思想的关节点，我们探讨斯宾格勒的技术思想从技术概念入手，不仅是出于上述原因的考虑，而且恰恰与斯宾格勒本人的运思道路相切合。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斯宾格勒的技术概念“与众不同”。斯宾格勒明确把技术界定为“生活之策略”，一种人类学的技术定义。在其内涵上，技术具有类似于动物本能的生物学含义，技术就是人类为谋得生存而斗争的方法、手段。斯宾格勒在其技术哲学著作《人和技术》一书的开篇，就用类比的手法指阐明了技术的“生物学”本质，“因动物自由活动生活为竞争，且仅为竞争，故竞争即为动物生活之策略，即为动物遭遇‘外物’（无论此‘外物’为‘动物’或‘非动物的自然’）时之优胜或劣败之策略。此策略决定此种生活之历史，决定动物之命运是否屈属于‘外物’之历史，或其（动物）自身为外物之历史。技术为生活之策略；技术为内部形式；战争——与生活本身一致之战争——之历程，乃此内部形式之外向表现耳”[4]8。在本书的第二章“食草兽与猛兽”一章中，他把人比喻为“一猛兽”[4]14，进一步强调技术对人的不可或缺，或者说技术对人的生存的必要性。“在自由活动生活之世界中，人有一无双之手段。与此手段相对照者有其他生物之爪、嘴、角、齿、与尾鳍等”[4]25。因为“在此异常残酷，异常严刻之世界中不胜他人必为人所胜”[4]20。斯宾格勒把这一法则称为真正的世界之奥秘、“神性的闪光”。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他的观点与后来的德国技术哲学家格伦和法国技术哲学家伯格森、斯蒂格勒的观点是多么的相近，但是斯宾格勒的观点却早提出了几十年。
理解斯宾格勒的技术概念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技术”的外延。他的“技术”的外延是非常广的，仔细研读上面他对技术的界定其实也能从中领会出一些来。他的技术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知识体系”或“物质手段”的技术，他的技术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一切“非器具的技术”，包括战争技术（这里不是指战争武器）、绘画技术、政治技术、外交技术等其他一切有目的性的活动。换言之，就是不仅包括一切物质技术，还包括一切社会技术，或者说一切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在斯宾格勒看来都可称之为技术。用斯宾格勒自己的话说“技术为一目的活动之事实，而非‘物’之事实”[4]8。他声明，他要做的就是要避免前人的错误，“不凭器具之观念理解技术”[4]8。斯宾格勒把技术定义为一种活动，一种过程，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即人们对技术不甚关心，习以为常地把技术等同于机器、手工工具的时代，甚至把技术视为“科学的附属物”（典型的观点：技术是自然科学的应用）的时代，应当承认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也应当附加一句，这可能与他太过宽泛的技术定义有关。
谈到这种宽泛的技术定义，使人们很容易想到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他的“技术”可以说是同样的无所不及，技术起作用于组织、商业、政治、经济、教育、医药、优生学领域，简言之，起作用于人类为改变自然而加以干涉的一切领域。“技术与整个人类活动有关”[5]115。技术被定义为：“我所用的技术一词，并不指机器、技术或达到目的的这种或那种程序；在我们的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5]。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二者的不同，斯宾格勒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考察，埃吕尔的技术则是着眼于社会学的视角。当然在此之后还有德国技术哲学家弗莱耶尔，格伦和谢尔斯基，他们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技术做了广泛的定义，认为技术涉及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并将一切都纳入现代技术的轨道，并认为现代技术决定了我们时代的特征。
二、技术是理性的活动
技术活动与人类的产生是同步进行的，这是进化论者们所惯常坚持的观点。尽管在人类的进化问题上斯宾格勒反对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进化论观点（渐进的观点），坚持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一种突发事件“比如一闪光或地震迅且骤”。但在技术与人类起源的关系问题上，或者说在人类与猿相揖别的标志性事件上，斯宾格勒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相同的：即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能够进行技术活动。秉承他一贯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也追溯到了人类早期。像他反对对人类历史的“古代——中古——现代”阶段划分一样，他也反对对人类早期做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样的年代划分，对之他统称为“第一创新时代”。对这一时代的人类状况的研究斯宾格勒以“人之起源：手与工具”（第三章）命名之，章名已向我们透露了他的部分意图。在这一部分他要说明的是，技术活动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根本的活动，基础性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活动。他反对由来已久的主导的人的概念——“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观点，认为人首先是“技术人”，然后是“思维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成就了人。法国技术哲学家让—伊夫•戈菲在他的《技术哲学》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6]。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指出海德格尔实现了哲学的真正的技术转向的时候是否应当考虑到斯宾格勒的影响[4]154。
尽管斯宾格勒一再论证，技术对于人的生存的意义类似于动物的本能，乃是人的生活策略，在这个意义上人首先是“技术人”。同时，斯宾格勒也不忘强调人的技术与动物“技术” 的区别，以免使自己的观点留于偏颇。斯宾格勒认为人的技术与动物的“技术”之根本的不同在于人的技术活动首先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或者用斯宾格勒话说对技术的理解能且只能从“心灵”着手。“每一机器皆效力而为某一过程，而由关于此种过程之思想取得其存在。所有吾人之一切运输工具，皆由‘推’、‘划’、‘驾驶’与‘飞行’等观念发展而来，而非自‘车’或‘舟’之概念发展而来”[4]9。也就是说，人的技术的存在乃是一种思想的存在，观念的存在，一种有目的的存在，非“种属的技术”或“本能”。与动物的“不可变，不可创造，不可独占”技术不同，人的技术是超脱于“种属”的，是“意识的，独断的，可变的，个人的与能创造的技术。”因为人具有了这样的技术，人与动物开始变得不同，人不是单纯的技术使用者，而且是技术创造者。“此种技术经过学习与改进。人已成为彼之生活技术之创造者”[4]12。由于斯宾格勒行文的特殊性，对他的“观念”、“心灵”广义的或特殊的理解，而不能仅仅在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理解。
在斯宾格勒看来，人首先是“技术人”，但又不单单是“技术人”，人之为人在于人是“技术人”与“思维人”的有机结合的整体。“在此种机能之外，生活之活动，其完全集中于此手段中之程度竟至身体之全部感触与激动同时依照此手段而表现。在全部世界中无能离开此一能同时触知与活动之部分者。彼‘理论的观看世界之眼’，系被加上彼‘实际的操纵’之人手”[4]26。思维活动必须以技术活动为导向，技术活动必须借助于思维活动，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依赖而存在，缺一不可构成人类的“行为”（斯宾格勒用“行为”这个词指称人类特有的技术活动以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能活动）。如果说德韶尔在人的概念问题上统一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三种不可调和的观念的话，斯宾格勒在这一方面则可以称之为思想的先驱。
由于人同时是“技术人”与“思维人”，因此人的行为不同于动物的活动，技术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技术源于人的“心灵”，这种心灵使人与动物根本不同。“动物——局限于其‘对于现在之思维’之性质中的动物——之死已被知或发掘为某种未来之物事为某种不足以吓彼之物事。彼唯之被杀一刹那间之‘死之恐怖’。但人——其思想解脱于‘此时此地昨日与明日’之外之人，每热忱于研究过去与未来之刹那，而彼是否战胜此种‘结局之恐怖’则击乎彼之性质之高深或低浅”[4]10。动物的眼里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在动物的世界里只有眼前即“对于现在之思维”。而人却不仅筹划现在，还可以思考过去预知未来。正是这种“筹划”、“思考”与“预知”使人类的生活更适于自然，或者说优越于其他动物。
斯宾格勒还特别强调，万不可认为技术因此就能为人所用，为人造福。恰恰相反，技术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技术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反自然的，是人们用来与周围环境包括其它动物相抗争的手段。“此‘术’即开始而为反‘自然’之概念”[4]32。人们生存的历史因此而成为反自然的历史。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类的力量与之相比仍显弱小，人与自然的较量必以人的失败而告终，这就是斯宾格勒的结论。“顾人之悲剧，与焉以始。因自然为两者中之较强者。人仍然依赖自然，因无论如何，自然始终怀抱人（如怀抱其他一切物事）于其自身之中。对自然作战完全无望，而此战且将坚持至更凄惨之结局”[4]33。人类因为它的技术性存在在斯宾格勒看来就如同生来便患有致命疾病的婴儿一样，他的出生便是其悲惨命运的肇始。
三、技术是物化的文化
西方文化，斯宾格勒又呼之为“机械文化”或“浮士德文化”，则是技术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或者说一种发展的极致。在斯宾格勒看来“浮士德文化”是“最人性”的文化，而“技术”恰恰是人性的最本质表现。人一方面具有好战的本性，人以攻击、战胜、破坏获得其生存（动物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人具有“心灵”，追求生活的高尚意义（神性的一面）。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性，方有“浮士德文化”的现存于世；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性，“技术”方能君临天下。“纪元以来第二个千年，在北方全部有吾人之‘浮士德文化’，此种文化代表纯粹技术思想对于一切之战胜大问题”[4]56-57。技术不过是物化的文化，文化乃技术的精神形态。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乃“最有力，最炽热的文化”；但西方文化自身又内含矛盾，是“刻薄的理知性”与“强烈的精神矛盾” 的混合物，因此又是“最悲剧的文化”。 斯宾格勒在这里事实上指出了西方工业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时期在反对宗教压迫，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此后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许多负面的效应也随之而来。“浮士德文化开始患机器之病”[4]71。人们失去了对自然，对上帝虔敬心，开始借助于“语言符号”和“技术的经验”扮演上帝的角色，在未充分认识世界，未发现世界“秘密”的情况下，就大胆的操纵“秘密”。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人为的“工作假定”（这里是指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数学和实验研究方法）之上，而不去认识“世界的秘密”本身。人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自然就开始对自然进行统治，并且是一种掠夺性的，缺乏关照之心的残暴的统治。自然对人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却创造了机器以便于对自然像奴隶一样驱使，“那些永不满足的食肉动物——人类不认识界限：看到瀑布，人们就将它在意念中转化为电能，看到挤满牲畜的原野，就想着怎么来利用它们的皮肉，看到一个自然的民族、漂亮的古老工艺品，便产生了如何用现代技术手段取代的愿望”[4]68-69。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就是上帝，是君王，自然就被踩在自己的脚下。然而也就是在同时，人又开始恐怖起来。他开始感觉到机器已经向魔鬼一样自行运转，而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人力，对自然的掌控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幻觉。机器开始反过来压迫人，折磨人。“并且，这些机器在其形式上越来越不近人性，越来越折磨人，神秘而奥妙。它们用一些微妙的力、流和张力，结成一块无限的大网遮盖着大地。它们的形体越来越是非物质的，越来越趋向于寂静。车轮、转轴和杠杆不再有声。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藏在内部。人已经感觉到机器像魔鬼，这一点也不错”[7]。在这个技术横行的时代里，技术不再是生活的奴仆而一跃变成为生活的暴君。人从最开始的为了人的目的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支配与使用，现在已变成了人自身的被奴役、被驱使。世界将变为死物。
同人类对世界秘密的无知一样，普通大众对精英（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思想、决策与行为同样无所知。普通大众只能从自己的处境和立场考虑问题，而不能深入考虑精英的初衷。普通大众与精英的紧张关系因而是始终无法消除的，而且伴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的发展这种紧张关系会加剧。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紧张关系是西方文化走向灭亡的前奏。不仅在西方世界存在着普通大众与精英的对抗，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也是促使西方文化衰落的一种可能性因素。因为在斯宾格勒看来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只是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权宜之计。文化之间的不可传承性或不可学习性注定了东方文化在根本上不可能也不需要发展西方的技术，最终东方文化将奋起而反抗西方文化，这也是导致西方文化衰落的另一个致命原因。
四、简评：尖锐的冲突，高度的统一
综观斯宾格勒的技术思想可以看到，斯宾格勒对技术的反思似乎得出了几个相互冲突的结论：第一，技术是类似于动物本能的，人类为谋得生存而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即技术是“生活之策略”。第二，技术是源于人的“心灵”的，理性指导下的活动，即技术作为理性的活动。第三，技术是西方文化（斯宾格勒又呼之为“机械文化”或“浮士德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即技术是西方文化的物化。技术本身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但是同一个哲学家给予技术如此多的，近乎冲突的解释，尚不多见。是斯宾格勒本人思想的游离不定？还是这些定义本身内含“统一”的思想？
人类学的技术哲学家卡普主要是从技术的形状与功能与身体器官的相似性寻找灵感，探讨技术的产生或发明创造的机理。斯宾格勒继卡普的“器官投影论”之后，首次在20世纪30年代从功能的角度指出了技术对于人类生存的必要性，技术是“生活之策略”的观点，开创了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他之后的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家如伯格森、勒鲁瓦—古朗、格伦、萨克斯等人大致都是在这一方向上向前推进的。由于他诗意的写作风格和散文体的行文，在他的论述中没有“缺陷性存在”、“器官代替”、“器官强化”等等这样的规范的技术化术语，也没有关于技术发明、技术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等问题的具体的详尽的推理严密的系统化论述。这是他虽然较早地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思想火花，但是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使得20多年后格伦等人的系统阐述成为必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斯宾格勒还提出了另一个近乎相对的观点：“技术是理性的活动”这首先是由技术本身的活动特点决定的。在20世纪上半叶，技术受科学引导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作为对时代有深刻洞察力的哲学家，斯宾格勒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强调，人首先是“技术人”，但又不单单是“技术人”，人之为人在于人是“技术人”与“思维人”的有机结合的整体。思维活动必须以技术活动为导向，而技术活动又是思维活动指导下的制造活动。
然而从文化的角度对各种历史活动进行诠释是他一贯的思路。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他对世界文化之命运进行了宏观地描述，并得出西方文化世界必然衰落的结论。问题是导致西方文化衰落的因素是什么？斯宾格勒的答案是，西方文化乃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技术文化，技术自身的反自然性注定了西方文化的必然终结。这样技术自然就获得了它的另一种规定：技术是西方文化的物化。结论非常具有新意，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实现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他的人类学结论的统一，最终，斯宾格勒还是回到了人的问题上，从人性问题上寻找答案，认为西方文化或技术恰恰是人性的最本质体现。也就是说：技术是“生活之策略”——动物性的一面，技术是理性的活动——神性的一面，人是动物性和神性的统一，技术是动物性和神性的双重产物，是人性的最佳体现。
斯宾格勒的技术哲学是深刻的，它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过分强调每种文化发展的周期性，表现出宿命论的观点和悲观主义的论调。尽管如此，对他的思想的研究和解读还是很必要的。他最先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了技术对于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性，对于否定技术的悲观主义论者是一种有力地反击。他首次从文化的视角对技术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到技术首先是一个文化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文化发展的必然成就和结果。技术乃物化的文化，文化不过是技术的精神形态。
[参考文献]
[1] 赵建军.技术哲学的历史演进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华侨大学学报,1998,(2):11-16.
[2] 刘文海.论技术的本质特征[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6):31-37.
[3] Christoph Hubig…(Hrsg.).Nachdenken über Tec-hnik:die klassiker der Technikphilosophie[M].Berlin:Sigma,2000：364.
[4] 斯宾格勒.人与技术[M].董兆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5] E 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M].李小兵， 谢京生，张 峰，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15.
[6] 让-伊夫 戈菲.技术哲学[M].董茂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4.
[7]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冯国超，主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592.
（责任编辑 高文盛）
关键词：斯宾格勒；技术；生活的策略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19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关于他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人们并不陌生，但是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即使在技术哲学圈内对其详情也不甚了了。这与他在技术哲学领域的历史文化主义的代表的地位[1]或技术的“权力意志观”的代表的地位[2]都是极不相称的。其实早在1918年首版1922年出版了第二卷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就将技术作为单独的一章进行了描写，1931年出版的《人和技术》一书更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德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奎尼希曾评论说：“斯宾格勒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将科学技术放在历史的首要位置去论证的哲学家之一。”[3]的确作为他的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的一部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必须在其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本文试图循着作者的思路，将技术置于人类发展史的大背景下，审视作者对技术本质的解释，探讨其合理的地方及其偏颇之处。
一、技术是生活的策略
对技术概念或技术本质的把握是了解一个人技术思想的关节点，我们探讨斯宾格勒的技术思想从技术概念入手，不仅是出于上述原因的考虑，而且恰恰与斯宾格勒本人的运思道路相切合。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斯宾格勒的技术概念“与众不同”。斯宾格勒明确把技术界定为“生活之策略”，一种人类学的技术定义。在其内涵上，技术具有类似于动物本能的生物学含义，技术就是人类为谋得生存而斗争的方法、手段。斯宾格勒在其技术哲学著作《人和技术》一书的开篇，就用类比的手法指阐明了技术的“生物学”本质，“因动物自由活动生活为竞争，且仅为竞争，故竞争即为动物生活之策略，即为动物遭遇‘外物’（无论此‘外物’为‘动物’或‘非动物的自然’）时之优胜或劣败之策略。此策略决定此种生活之历史，决定动物之命运是否屈属于‘外物’之历史，或其（动物）自身为外物之历史。技术为生活之策略；技术为内部形式；战争——与生活本身一致之战争——之历程，乃此内部形式之外向表现耳”[4]8。在本书的第二章“食草兽与猛兽”一章中，他把人比喻为“一猛兽”[4]14，进一步强调技术对人的不可或缺，或者说技术对人的生存的必要性。“在自由活动生活之世界中，人有一无双之手段。与此手段相对照者有其他生物之爪、嘴、角、齿、与尾鳍等”[4]25。因为“在此异常残酷，异常严刻之世界中不胜他人必为人所胜”[4]20。斯宾格勒把这一法则称为真正的世界之奥秘、“神性的闪光”。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他的观点与后来的德国技术哲学家格伦和法国技术哲学家伯格森、斯蒂格勒的观点是多么的相近，但是斯宾格勒的观点却早提出了几十年。
理解斯宾格勒的技术概念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技术”的外延。他的“技术”的外延是非常广的，仔细研读上面他对技术的界定其实也能从中领会出一些来。他的技术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知识体系”或“物质手段”的技术，他的技术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一切“非器具的技术”，包括战争技术（这里不是指战争武器）、绘画技术、政治技术、外交技术等其他一切有目的性的活动。换言之，就是不仅包括一切物质技术，还包括一切社会技术，或者说一切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在斯宾格勒看来都可称之为技术。用斯宾格勒自己的话说“技术为一目的活动之事实，而非‘物’之事实”[4]8。他声明，他要做的就是要避免前人的错误，“不凭器具之观念理解技术”[4]8。斯宾格勒把技术定义为一种活动，一种过程，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即人们对技术不甚关心，习以为常地把技术等同于机器、手工工具的时代，甚至把技术视为“科学的附属物”（典型的观点：技术是自然科学的应用）的时代，应当承认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也应当附加一句，这可能与他太过宽泛的技术定义有关。
谈到这种宽泛的技术定义，使人们很容易想到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他的“技术”可以说是同样的无所不及，技术起作用于组织、商业、政治、经济、教育、医药、优生学领域，简言之，起作用于人类为改变自然而加以干涉的一切领域。“技术与整个人类活动有关”[5]115。技术被定义为：“我所用的技术一词，并不指机器、技术或达到目的的这种或那种程序；在我们的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5]。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二者的不同，斯宾格勒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考察，埃吕尔的技术则是着眼于社会学的视角。当然在此之后还有德国技术哲学家弗莱耶尔，格伦和谢尔斯基，他们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技术做了广泛的定义，认为技术涉及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并将一切都纳入现代技术的轨道，并认为现代技术决定了我们时代的特征。
二、技术是理性的活动
技术活动与人类的产生是同步进行的，这是进化论者们所惯常坚持的观点。尽管在人类的进化问题上斯宾格勒反对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进化论观点（渐进的观点），坚持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一种突发事件“比如一闪光或地震迅且骤”。但在技术与人类起源的关系问题上，或者说在人类与猿相揖别的标志性事件上，斯宾格勒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相同的：即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能够进行技术活动。秉承他一贯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也追溯到了人类早期。像他反对对人类历史的“古代——中古——现代”阶段划分一样，他也反对对人类早期做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样的年代划分，对之他统称为“第一创新时代”。对这一时代的人类状况的研究斯宾格勒以“人之起源：手与工具”（第三章）命名之，章名已向我们透露了他的部分意图。在这一部分他要说明的是，技术活动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根本的活动，基础性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活动。他反对由来已久的主导的人的概念——“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观点，认为人首先是“技术人”，然后是“思维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成就了人。法国技术哲学家让—伊夫•戈菲在他的《技术哲学》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6]。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指出海德格尔实现了哲学的真正的技术转向的时候是否应当考虑到斯宾格勒的影响[4]154。
尽管斯宾格勒一再论证，技术对于人的生存的意义类似于动物的本能，乃是人的生活策略，在这个意义上人首先是“技术人”。同时，斯宾格勒也不忘强调人的技术与动物“技术” 的区别，以免使自己的观点留于偏颇。斯宾格勒认为人的技术与动物的“技术”之根本的不同在于人的技术活动首先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或者用斯宾格勒话说对技术的理解能且只能从“心灵”着手。“每一机器皆效力而为某一过程，而由关于此种过程之思想取得其存在。所有吾人之一切运输工具，皆由‘推’、‘划’、‘驾驶’与‘飞行’等观念发展而来，而非自‘车’或‘舟’之概念发展而来”[4]9。也就是说，人的技术的存在乃是一种思想的存在，观念的存在，一种有目的的存在，非“种属的技术”或“本能”。与动物的“不可变，不可创造，不可独占”技术不同，人的技术是超脱于“种属”的，是“意识的，独断的，可变的，个人的与能创造的技术。”因为人具有了这样的技术，人与动物开始变得不同，人不是单纯的技术使用者，而且是技术创造者。“此种技术经过学习与改进。人已成为彼之生活技术之创造者”[4]12。由于斯宾格勒行文的特殊性，对他的“观念”、“心灵”广义的或特殊的理解，而不能仅仅在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理解。
在斯宾格勒看来，人首先是“技术人”，但又不单单是“技术人”，人之为人在于人是“技术人”与“思维人”的有机结合的整体。“在此种机能之外，生活之活动，其完全集中于此手段中之程度竟至身体之全部感触与激动同时依照此手段而表现。在全部世界中无能离开此一能同时触知与活动之部分者。彼‘理论的观看世界之眼’，系被加上彼‘实际的操纵’之人手”[4]26。思维活动必须以技术活动为导向，技术活动必须借助于思维活动，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依赖而存在，缺一不可构成人类的“行为”（斯宾格勒用“行为”这个词指称人类特有的技术活动以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能活动）。如果说德韶尔在人的概念问题上统一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三种不可调和的观念的话，斯宾格勒在这一方面则可以称之为思想的先驱。
由于人同时是“技术人”与“思维人”，因此人的行为不同于动物的活动，技术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技术源于人的“心灵”，这种心灵使人与动物根本不同。“动物——局限于其‘对于现在之思维’之性质中的动物——之死已被知或发掘为某种未来之物事为某种不足以吓彼之物事。彼唯之被杀一刹那间之‘死之恐怖’。但人——其思想解脱于‘此时此地昨日与明日’之外之人，每热忱于研究过去与未来之刹那，而彼是否战胜此种‘结局之恐怖’则击乎彼之性质之高深或低浅”[4]10。动物的眼里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在动物的世界里只有眼前即“对于现在之思维”。而人却不仅筹划现在，还可以思考过去预知未来。正是这种“筹划”、“思考”与“预知”使人类的生活更适于自然，或者说优越于其他动物。
斯宾格勒还特别强调，万不可认为技术因此就能为人所用，为人造福。恰恰相反，技术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技术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反自然的，是人们用来与周围环境包括其它动物相抗争的手段。“此‘术’即开始而为反‘自然’之概念”[4]32。人们生存的历史因此而成为反自然的历史。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类的力量与之相比仍显弱小，人与自然的较量必以人的失败而告终，这就是斯宾格勒的结论。“顾人之悲剧，与焉以始。因自然为两者中之较强者。人仍然依赖自然，因无论如何，自然始终怀抱人（如怀抱其他一切物事）于其自身之中。对自然作战完全无望，而此战且将坚持至更凄惨之结局”[4]33。人类因为它的技术性存在在斯宾格勒看来就如同生来便患有致命疾病的婴儿一样，他的出生便是其悲惨命运的肇始。
三、技术是物化的文化
西方文化，斯宾格勒又呼之为“机械文化”或“浮士德文化”，则是技术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或者说一种发展的极致。在斯宾格勒看来“浮士德文化”是“最人性”的文化，而“技术”恰恰是人性的最本质表现。人一方面具有好战的本性，人以攻击、战胜、破坏获得其生存（动物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人具有“心灵”，追求生活的高尚意义（神性的一面）。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性，方有“浮士德文化”的现存于世；正是由于这样的人性，“技术”方能君临天下。“纪元以来第二个千年，在北方全部有吾人之‘浮士德文化’，此种文化代表纯粹技术思想对于一切之战胜大问题”[4]56-57。技术不过是物化的文化，文化乃技术的精神形态。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乃“最有力，最炽热的文化”；但西方文化自身又内含矛盾，是“刻薄的理知性”与“强烈的精神矛盾” 的混合物，因此又是“最悲剧的文化”。 斯宾格勒在这里事实上指出了西方工业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时期在反对宗教压迫，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此后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许多负面的效应也随之而来。“浮士德文化开始患机器之病”[4]71。人们失去了对自然，对上帝虔敬心，开始借助于“语言符号”和“技术的经验”扮演上帝的角色，在未充分认识世界，未发现世界“秘密”的情况下，就大胆的操纵“秘密”。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人为的“工作假定”（这里是指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数学和实验研究方法）之上，而不去认识“世界的秘密”本身。人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自然就开始对自然进行统治，并且是一种掠夺性的，缺乏关照之心的残暴的统治。自然对人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却创造了机器以便于对自然像奴隶一样驱使，“那些永不满足的食肉动物——人类不认识界限：看到瀑布，人们就将它在意念中转化为电能，看到挤满牲畜的原野，就想着怎么来利用它们的皮肉，看到一个自然的民族、漂亮的古老工艺品，便产生了如何用现代技术手段取代的愿望”[4]68-69。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就是上帝，是君王，自然就被踩在自己的脚下。然而也就是在同时，人又开始恐怖起来。他开始感觉到机器已经向魔鬼一样自行运转，而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人力，对自然的掌控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幻觉。机器开始反过来压迫人，折磨人。“并且，这些机器在其形式上越来越不近人性，越来越折磨人，神秘而奥妙。它们用一些微妙的力、流和张力，结成一块无限的大网遮盖着大地。它们的形体越来越是非物质的，越来越趋向于寂静。车轮、转轴和杠杆不再有声。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藏在内部。人已经感觉到机器像魔鬼，这一点也不错”[7]。在这个技术横行的时代里，技术不再是生活的奴仆而一跃变成为生活的暴君。人从最开始的为了人的目的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支配与使用，现在已变成了人自身的被奴役、被驱使。世界将变为死物。
同人类对世界秘密的无知一样，普通大众对精英（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思想、决策与行为同样无所知。普通大众只能从自己的处境和立场考虑问题，而不能深入考虑精英的初衷。普通大众与精英的紧张关系因而是始终无法消除的，而且伴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的发展这种紧张关系会加剧。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紧张关系是西方文化走向灭亡的前奏。不仅在西方世界存在着普通大众与精英的对抗，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也是促使西方文化衰落的一种可能性因素。因为在斯宾格勒看来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只是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权宜之计。文化之间的不可传承性或不可学习性注定了东方文化在根本上不可能也不需要发展西方的技术，最终东方文化将奋起而反抗西方文化，这也是导致西方文化衰落的另一个致命原因。
四、简评：尖锐的冲突，高度的统一
综观斯宾格勒的技术思想可以看到，斯宾格勒对技术的反思似乎得出了几个相互冲突的结论：第一，技术是类似于动物本能的，人类为谋得生存而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即技术是“生活之策略”。第二，技术是源于人的“心灵”的，理性指导下的活动，即技术作为理性的活动。第三，技术是西方文化（斯宾格勒又呼之为“机械文化”或“浮士德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即技术是西方文化的物化。技术本身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但是同一个哲学家给予技术如此多的，近乎冲突的解释，尚不多见。是斯宾格勒本人思想的游离不定？还是这些定义本身内含“统一”的思想？
人类学的技术哲学家卡普主要是从技术的形状与功能与身体器官的相似性寻找灵感，探讨技术的产生或发明创造的机理。斯宾格勒继卡普的“器官投影论”之后，首次在20世纪30年代从功能的角度指出了技术对于人类生存的必要性，技术是“生活之策略”的观点，开创了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他之后的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家如伯格森、勒鲁瓦—古朗、格伦、萨克斯等人大致都是在这一方向上向前推进的。由于他诗意的写作风格和散文体的行文，在他的论述中没有“缺陷性存在”、“器官代替”、“器官强化”等等这样的规范的技术化术语，也没有关于技术发明、技术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等问题的具体的详尽的推理严密的系统化论述。这是他虽然较早地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思想火花，但是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使得20多年后格伦等人的系统阐述成为必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斯宾格勒还提出了另一个近乎相对的观点：“技术是理性的活动”这首先是由技术本身的活动特点决定的。在20世纪上半叶，技术受科学引导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作为对时代有深刻洞察力的哲学家，斯宾格勒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强调，人首先是“技术人”，但又不单单是“技术人”，人之为人在于人是“技术人”与“思维人”的有机结合的整体。思维活动必须以技术活动为导向，而技术活动又是思维活动指导下的制造活动。
然而从文化的角度对各种历史活动进行诠释是他一贯的思路。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他对世界文化之命运进行了宏观地描述，并得出西方文化世界必然衰落的结论。问题是导致西方文化衰落的因素是什么？斯宾格勒的答案是，西方文化乃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技术文化，技术自身的反自然性注定了西方文化的必然终结。这样技术自然就获得了它的另一种规定：技术是西方文化的物化。结论非常具有新意，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实现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他的人类学结论的统一，最终，斯宾格勒还是回到了人的问题上，从人性问题上寻找答案，认为西方文化或技术恰恰是人性的最本质体现。也就是说：技术是“生活之策略”——动物性的一面，技术是理性的活动——神性的一面，人是动物性和神性的统一，技术是动物性和神性的双重产物，是人性的最佳体现。
斯宾格勒的技术哲学是深刻的，它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过分强调每种文化发展的周期性，表现出宿命论的观点和悲观主义的论调。尽管如此，对他的思想的研究和解读还是很必要的。他最先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了技术对于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性，对于否定技术的悲观主义论者是一种有力地反击。他首次从文化的视角对技术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到技术首先是一个文化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文化发展的必然成就和结果。技术乃物化的文化，文化不过是技术的精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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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