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9—10日，由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中国音乐研究所主办的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学术年会在北京亚奥国际酒店举办。会议主要围绕国乐艺术沙龙·中国音乐“历史书写”的知识体系和遗产问题与国乐艺术沙龙音乐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和学者。
　　第一个单元的主题为国乐艺术沙龙·中国音乐“历史书写”的知识体系和遗产问题，主持人为中国音乐学院赵为民教授，学术评议人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和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在这一单元中，中国音乐学院王小盾教授的《朝鲜半岛的乐府和雅乐》、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的《乡音在何处发声——在“家”—“乡”—“国”结构性松动背景下的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的《谁的音乐？谁的音乐学？——跳出知识，走向理解！》、上海音乐学院钱任平教授的《艺声唱片：建国初期十七年国家音乐事业发展的独特风景》发表了他们对于中国音乐“历史书写”的知识体系和遗产问题的看法。其中，罗艺峰教授提出：“乡”的弱化或消失，不仅走失了民间音乐文化的发言者，他们不仅成为既非乡下人也非城里人的“低端现代化人群”，也成为既非民间也非专业的“演员”，同时也使民族音乐学家学术合法性的田野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提出了三点思考：1.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乡村问题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2.在空村现象已经出现的今天，农民的流动已经使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学田野发生了巨大变化。3.在民间音乐难以“在地化”的时期，我们该做点什么？
　　第二个单元的主题依然围绕国乐艺术沙龙·中国音乐“历史书写”的知识体系和遗产问题进行发言，此单元的主持人为中国音乐学院樊祖荫教授，学术评议人为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和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何晓兵教授。此单元进行的发言分别为：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的《“历史书写”的前提与语境——以汉唐音乐史为例》、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的《历史民族音乐学：把音乐史还原到上下文语境中进行研究》、西南大学李方元教授的《从<乐记·乐本>篇“历史书写”看我国早期音乐理论的“文化建构”》、武汉音乐学院孙晓辉教授的《论古代音乐表演文本的文献归属》、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萧璇的《诸神的歌唱——神话、对歌、历史》。其中，李方元教授的讲话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中国“音乐”的历史基础是什么？中国“音乐”的乐理基础又是什么？发言的主旨主要在于谈论声、音、乐的“音乐性”基础。他认为《乐记·乐本》是形成以“人”为研究中心和坚持依赖“口耳心传”为主和重视“社会文化”的东方古典“音乐系统”的重要来源之一。杨民康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将孤立的音乐事件还原为音乐表演和音乐活动过程，将音乐作品、音乐事件和音乐人物还原到其具体生存的上下文语境中进行整体描写，将音乐的历史还原为音乐文化史，这就接近了历史民族音乐学和历史民族音乐志的意图了。”
　　第三单元的主题围绕国乐学术沙龙音乐学术传统的传承和创新进行讨论，主持人为中央音乐学院肖学俊教授，学术评议人为张伯瑜教授和钱仁平教授，此单元中进行发言的专家有：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教授的《有关影视民族音乐志》的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和云峰教授的《族人·文化·语境——茶马古道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思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何晓兵教授与王凌雨的《在青色之城感受“流光溢彩”》、北京大学博士后刘嵘的《重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启发》、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刘雯的《岩洞镇侗族大歌对公母合唱理论研究》。其中，和云峰教授在发言中通过图文相结合的方式阐释了他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总结出的“时空聚焦法”，这一超越个案的音乐研究方法。在发言中，刘嵘教授指出，“多元格局”的主要特点为：1.多元一体格局以华夏族团和后来的汉族为凝聚的核心，汉人大量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很大一部分从事畜牧业，汉族以农业为主，形成不同而又互补的经济类型。3。汉语已逐渐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4.汉族的农业经济是形成汉族凝聚力的主要来源。5.各成员之间人口规模悬殊，汉族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6.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
　　第四单元的主题依然围绕音乐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进行发言，主持人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研究员，学术评议人为陈铭道教授和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发言包括：中国音乐学院刘勇教授的《发扬优秀学统，创造辉煌未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项阳研究员的《杨荫浏等前辈对史论并举学术道路的开创及当下发展》、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的《音乐图像学与音乐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陈荃有教授的《也谈冯文慈先生留给学界的珍贵遗产》、中国音乐学院杨红教授的《民族音乐学的学统理路与构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郭威的《“音研所”的学术传统邹论》。其中，杨红教授在发言中主要论述了三点内容：1.民族音乐学的理论采借。2.民族音乐学的多元化拓展。3.后现代视域下的民族音乐学之实践反思。杨红教授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开放性学科，需要“后理论时代”的思想性反思。民族音乐学研究是整体性的学科工作，需要从族群历史、音乐表征、文化再现、解释性理解、差异之差异等多方视域去加以多样化关照。现代田野研究是细致而又系统性深入的，纵横交织而又不失其明晰的考察脉络。其中，跨界音乐的统合与比较是解释音乐表象及其文化内质的重要基础。跨界民族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群体，通过音乐的对话、交流与互动，揭示其跨界族群的民族实体和文化变异，以“他山之石”，反观自我，从而具有双向的文化参照和意义。
　　第五个单元的研讨会主持人为陈荃有教授，学术评议人为王小盾教授和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发言人包括：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格桑曲杰研究员《藏传佛教寺院器乐的多元音乐文化因素及构成特点》、汉阳大学张翼善教授的《<文廟祭礼乐>的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张维良教授的《笛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宏峰教授的《清代公尺七调系统的丰富发展与多类型并存》、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韩启超教授的《昆曲念白的时長、音高和音量分析——以闺门旦念白为对象》。 　　第六單元的研讨会依然围绕音乐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开展，由张翼善教授担任主持人，学术评议人为李方元教授和孙晓辉教授，发言人包括：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的《关于“非遗”保护与传承道路问题的思考》、中国音乐学院傅利民教授的《如何更好地继承我国优秀的音乐学术传统》、天津音乐学院郭树群教授的《几个学习有得的中国音乐史史料研究个案》、中国音乐学院赵为民教授的《理性求证 高屋建瓴——读冯文慈先生<中外音乐交流史>有感》、中国传媒大学张琼教授的《20世纪电影媒体对于欧美音乐生态的影响》。周耘教授在发言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重要的国家软实力，保护与传承非遗具有积蓄扩充国家软实力的意义。作为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东方大国，由于复杂的原因，我国以往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路走得不够顺畅，甚至常常回环曲折、跌跌撞撞，在某些关键点失去了宝贵机会。环顾世界，许多国家却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沿着各有特色的道路取得了许多成就，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而对当下非遗保护传承的严峻形式，应当认真总结，深刻反思，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借鉴成功经验，参考既有模式，绝地奋起反击，走出适合国情的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中国式新路可期。”
　　第七单元的学术研讨主持人为和云峰教授，学术评议人为臧艺兵教授、刘勇教授，发言人包括：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金溪的《<乐法图>略考》、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丁旭东的《论中国传统乐教与齐家之道》、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胡晓东的《国家在场：佛乐及其生境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后楚高娃的《透过文本：蒙古化的藏语诵经音乐》。
　　在会议的最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教授还向与会的嘉宾、学者介绍了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在2015年进行的学术活动和会议：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学术年会历史民族音乐学、跨界、雅乐（2015.1）;樊祖荫“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学术研讨会（2015.4）;谢嘉幸“北京传统音乐节”在高校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音乐北京学”学术研讨会（2015.7）;考察云南艺术学院、大理大学、丽江非遗、云南少民乐器博物馆、白族纳西白沙（2015.7）;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联合艺术研究院音研所）（2015.8）;考察了韩国国立音乐院和韩国学研究院（2015.9）;第四届“新世纪中华乐派”学术研讨会（2015.11）;“庆祝安波诞辰100周年暨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学术研讨会”（2015.12）;考察海南五指山、保亭、海口的黎族、苗族音乐及其民俗活动国立国乐院。此外，基地还还筹备并举办了第七届北京传统音乐节（2015.10）。
　　通过此次会议的召开，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之事，研讨内容丰富、学术含量极高。此会议的举办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引领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道路，并为年轻的音乐研究者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