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科学发展必须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为研究假设,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这类院校的发展战略从制定到实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科学发展必须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为研究假设,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这类院校的发展战略从制定到实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其他文献
以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分析视角,结合公共治理的内核,可以构建"选择性激励--制度规范--共赢善治"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实践逻辑。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实践逻辑决定了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发展路向。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要遵循治理主体结构的合理化、信息公开的常态化、运行制度的完善化、治理目标的明确化这一路径,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发展指明行动方向。
进入21世纪后,美国院校研究的工作领域、职业发展路径、首要职责及角色等发生了新的变化。针对这些新变化,美国院校研究会通过建构院校研究知识与课程,提出院校研究新模式与新愿景,界定院校研究职责和功能,修订院校研究职业道德条例,重新界定美国院校研究会的使命,对院校研究进行了再界定。这有助于推动院校研究机构提高协同能力,提高院校研究在内部咨询研究中的参与程度,提高院校研究的专业化水平,但如何提高其非权力影响力,如何把握决策支持的情境嵌入性,如何协调专业自主与外部干预成为院校研究面临的挑战。
博士生的学术成长不是匀速推进的,大多数博士生在二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因确定研究选题和实现实验意图而遭遇科研阈限。在跨越科研阈限的过程中,博士生的行为策略可分为主动建构型、独立钻研型、依附发展型和消极被动型四种。阈限跨越经历能极大提升博士生的科研韧性和抗压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进而形成学术洞察力。博士教育应实行高难度与强支持相结合的学术训练制度:一方面要提高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难度,落实开题答辩的集体负责制;另一方面要注重采取自主性支持、学术支持和心理支持相结合的导师指导方式,增强科研团队内的学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方式。受质量控制文化、质量保证文化、全面质量管理文化的影响,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功能也在质量鉴定、问题诊断、改进质量三个方向间游走。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是政府、社会中介机构、高校和研究生等利益相关者受高质量需求驱动,依据学术性与职业性相结合的全面质量标准,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综合评判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活动及其效果的优劣程度,从而保障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其中,评估主体的质量需
翻转课堂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潮流,但研究发现,现行实践中尚存诸多必须加以澄清的误识,诸如将信息技术当作翻转课堂的本质特征,将课堂翻转理解为把讲授完全"翻出去",将翻转课堂视为一种固定的教学模式,将课堂翻转视作以课时为单位的翻转。因此,必须从原理上正本清源,要认识到翻转课堂的内在本质是学习中心,追求的根本目标是深度学习,技术指向是支持自主。超越当下翻转课堂实践,需要从单纯制作教学视频转向广泛开发课程资源,从简单排斥课堂讲授转向灵活落实学习中心,从机械执行固定模式转向灵活组织过程要素,从基于课时单
高校创客空间在创新创业人才和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活动理论构建的高校创客空间活动系统模型,包括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三个阶段,其中活动中是主体阶段,由六个组成要素和四个活动子系统构成。高校创客空间往往经历初创、发展、成熟等不同的演化阶段,其间创客活动、共同体结构和主体角色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高校创客空间必须有效构建支撑保障、用户参与、开放共享、外部对接等运行机制,提高成果产出效益和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吴汝纶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1902年被管学大臣张百熙力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参与重建京师大学堂。吴汝纶秉持"兼苞新旧、会通中西"的教育理念,力图将中、西学教育共同纳入新式教育制度框架内,但他提出的办学设想却未获采纳。为寻求可行的办学策略、制定合理的学堂章程以成功重建大学堂,吴汝纶以六十高龄赴日本考察学务,他探寻到实现学校中、西学教育并举的途径,增强了建设新式学校的信心。他还积极为大学堂收集资料、广置设备、引荐师资,并提出了诸多新的办学设想与建议。虽最终未能赴任履职,但其理念与行动为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和2
2019年11月9-11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和江苏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在江苏徐州召开,来自全国150余所高校的500余位代表参会。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年: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会议主题,与会代表就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变迁、管理体制改革、区域布局结构调整、培养质量提升、国际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了研讨。现将会议主要内容与成果综述如下。
目前我国产学合作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增强企业的参与动力。研究表明,激励我国企业参与产学合作人才培养的因素包括利益算计和价值恰当考量;阻碍因素是利益算计和信息不对称;近六成企业的参与属于战略性慈善行为。在实践中,由于现行政策与企业属性的交互作用,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为此,我国应制定产学合作人才培养专门政策,创新政策工具,优化实施机制,并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