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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蓬莱“内障中原，又为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蓬莱地区现存海防遗址：登州府城遗址、蓬莱水城及解宋营烽火台遗址等，集中反映了明代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布局及军事构成。通过对现存遗址的分布情况探究，发现了蓬莱地区明代海防建设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蓬莱地区；海防设施
蓬莱地处胶东半岛最北端，濒临黄渤二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内障中原，又为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蓬莱自古到今都是海防要地，唐天宝元年（742年），在蓬莱设东牟守捉，加强沿海防务。宋庆历二年，置刀鱼巡简，派水兵三百戍守沙门岛。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分沂州元帅府于登州，统辖登州、莱州、宁海三州三十六处海口的海防事务。而到了明代受倭寇侵扰的影响，蓬莱地区的海防地位更胜从前。
蓬莱地区现存的海防遗址大多建在明代，主要包括登州府城遗存、蓬莱水城、解宋寨、刘家旺（汪）寨、赵格庄寨城遗址以及10处烽火台遗址。这些明代海防建筑被较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为我们研究蓬莱地区明代海防建筑的布局提供了可能。通过对现存海防遗址分布情况的探究，我们发现蓬莱地区明代海防建设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特点。
一、海防遗存集中反映了明代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布局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建设，主要是根据沿海地形、地势情况进行选址、排列，多设立于险要之地，略显杂乱无章。在海防设施布局上主要通过城寨-烽火台的模式进行的，主要分为蓬莱水城、赵格庄寨城、解宋营寨城三个主要设防区，其中蓬莱水城为海防设施重点布防区。但通过将海防设施与明代同期港口的分布情况结合来看，我们认为过去的认识还是有偏颇之处的。
明代登州地区沿海一线有许多小出海口，设有港口。我们通过将现存的蓬莱的海防设施与明代沿海港口分布情况结合，发现明代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多集中分布于海港周围，是依海港为中心进行布局的。（如图一）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筹图海编》所记明代蓬莱沿海港口主要有：抹直、石落、湾子、刘家汪、平阳（畅）、西王庄、西山、栾家等处。[1]栾家港周围有栾家口备倭城及峰山岭烽火台。西王庄附近有黑烽台山烽火台。西山附近有东峰台、西峰台烽火台。石落、抹直口港旁边则有登州卫、水城及田横寨烽火台。湾子港旁边有赵格庄寨城遗址及防风林、铜井烽火台。刘家汪港旁边则有刘家汪寨城遗址及南吴家木基烽火台。平畅附近有解宋营营寨遗址及解宋营东、解宋营西及东峰子烽火台。蓬莱明代城寨皆在港口附近，且每个港口附近必有一到两个烽火台，这主要是因为港口地势平坦，便于倭寇驾船登陆，更容易遭受倭寇攻击。而蓬莱沿海的港口众多，海防压力大，促使明代蓬莱海防建设者开始重视港口防御，重点依托港口进行城寨、烽火台等海防设施的布局。明·泰昌版《登州府志》就曾记载过倭寇自抹直口海港登陆的事件，“正统五年，倭乘风夜突至南岸抹直口，劫掠财务，闻城上张旗鼓吹声震，乃遁去”。[2]这次事件最终因为港口设防严密而没有使倭寇得逞，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蓬莱地区依托港口进行重点布防的重要性。
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布局主要分为港口-烽火台、港口-水城-烽火台、港口-寨城-烽火台三种建设模式，采用分层次布防。港口较小或重要程度低的，设烽火台用于预警；港口较大且十分重要的则设寨城进行重点布防。根据港口的重要程度可将蓬莱地区主要设防区分为5个：栾家口备倭城、蓬莱水城、赵格庄寨城、刘家汪寨城、解宋营寨城等所属区域，其中蓬莱水城为重点布防区。这5个防区在预警和基本防御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同时又统一于登州卫管辖之下（明永乐之后受登州营统一调配），共同构成了蓬莱地区完整的沿海布防系统。还需要说明的是这5个防区建立时间略有不同，废弃的年代也不尽相同。蓬莱水城防区一直延用到清代，而栾家口备倭城、赵格庄寨城、刘家汪备倭城等防区在明代中后期就逐渐丧失海防功能。
二、蓬莱海防遗存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登州海防军事构成
洪武至永乐年间，山东沿海是倭寇活动的重灾区，倭寇骚扰山东沿海各州县记载不下百次。鉴于山东沿海备倭形势，自洪武年间便不断加强登州的海防建设，经过有明两百年多年的经营，形成了登州地区以卫所为中心，以沿海海防设施为依托，兼具指挥机构的较为严密的海防军事构成，对明代海疆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登州地区构筑了一道由卫、所、巡检司、城寨、墩堡五级近海防御设施。其中登州地区设三卫：威海卫、宁海卫、登州衛。千户所四个：百尺所、金山所、奇山所、福山所。百户所五个：清泉寨、芦洋寨、解宋寨、刘家汪寨、黄河寨。巡检司四个：新旺、高山、杨家店、孙夼。另外，各卫所、城寨、巡检司皆有各自管辖的烽火台，以备瞭哨。其中地处蓬莱地区的是登州卫、高山巡检司及解宋寨、刘家汪寨两个百户所。登州卫所设在登州府城内，现在仅余府城城墙。高山巡检司已无踪迹可寻，解宋寨和刘家汪寨两座百户所都留有寨城遗存。另外文献记载的14座烽火台，现存其中的10座。
明永乐六年（1408），在登州蓬莱水城内设置备倭都司，为备倭指挥机构，统辖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和登州卫、莱州卫、青州左、靖海卫、成山卫、宁海卫、威海卫、灵山卫、鳌山卫、大嵩卫、安东卫，即整个山东半岛沿海的海防与抗倭。但是，由于防务职能的转变和都指挥使的权力所限，明中后期的备倭都司一职已经无法更有效地统筹山东沿海的防务。万历二十四年（1596），总兵李承勋奉命将总督备倭署改名为总镇府，撤销都指挥使一职，备倭都司的职能宣告结束。
三、蓬莱海防建设遵循了明代陆海结合的海防理念
明初，统治者十分重视沿海防御，在具体的海防设施构筑上并非单纯的依靠陆地防御，而是采用陆海结合的方式。沿海驻扎水军和出海巡哨构成海防的第一道防线；卫、所、寨、堡构筑的沿海防御工事和烽火台等构成的预警设施构成海防的第二道防线。敌人若来侵犯，先击之于海上，继而守之于陆上，海陆相互配合，消除入侵之敌。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陆海结合的理念之中，陆上防御和海上防御是有主次之分的，其中陸上为防御重点，海上防御只起辅助作用，不是明代海防的主要力量。
蓬莱地区的明代海防建设是对明代陆海结合的防御理念的严格遵循。蓬莱海防遗存中以海防工事和预警设施等陆上防御设施为多数，这说明了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建设是高度重视陆上防御的。府城城墙高大坚固；沿海的栾家口、赵格庄、刘家汪、解宋营等4个百户所皆有寨城，可守可攻；烽火台众多，为海防工事提供海上预警和敌情传递。相对而言，现存的海巡设施则占少数，说明蓬莱地区的海上巡逻防御只起次要作用。海巡设施以蓬莱水城遗存最具代表性，在明代北方地区中，海防谋划者率先在蓬莱建设水城基地，加强水师建制，强化海军，加大海巡力度。洪武时期，山东地方水军也得到了相应发展。《明会要》载：洪武初年，“沿海卫所，每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每百户船一只，每卫五所共五十只。每船，旗军一百户”。[3]据此推算，登州卫下设七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共辖战船七十余只，水军6千多人，用于海上抗击倭寇。此后，在水城内设水师府，专设水师营。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登州水师呈现出最大规模，共辖水军五营，拥有大小战船五十艘，官兵三千余人。这五营中，只有一营留守水军基地，其余四营负责出海巡逻。[4]文献中有两条蓬莱地区抗倭的记录充分说明陆海防御的重要性。一条是海上抗击倭寇的记录，“永乐四年，倭寇于登州城沙门岛一带，抄略殆尽，朝廷命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煊，率师沿海捕侯，柳升败侨寇于灵山，陈暄追樱寇至白石岛，蓬莱海中。百户唐锭等，追番寇至朝鲜界，奏捷还师。”[5]另一条是陆上逼退倭寇的记录，即上上文提到过的正统五年倭寇自抹直口登陆后见防御周密而撤退的事件。可见，明代陆海结合防御理念的运用，确对蓬莱海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抗击了倭寇的侵扰。
注释：
[1]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15-16册，第586页.
[2]潘滋：《登州府志》，泰昌元年刻本，卷十.
[3]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出版社，1956年，第1195页.
[4]《登州古港史》编委会：《登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198-199页.
[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第3册，第841页.
关键词：蓬莱地区；海防设施
蓬莱地处胶东半岛最北端，濒临黄渤二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内障中原，又为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蓬莱自古到今都是海防要地，唐天宝元年（742年），在蓬莱设东牟守捉，加强沿海防务。宋庆历二年，置刀鱼巡简，派水兵三百戍守沙门岛。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分沂州元帅府于登州，统辖登州、莱州、宁海三州三十六处海口的海防事务。而到了明代受倭寇侵扰的影响，蓬莱地区的海防地位更胜从前。
蓬莱地区现存的海防遗址大多建在明代，主要包括登州府城遗存、蓬莱水城、解宋寨、刘家旺（汪）寨、赵格庄寨城遗址以及10处烽火台遗址。这些明代海防建筑被较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为我们研究蓬莱地区明代海防建筑的布局提供了可能。通过对现存海防遗址分布情况的探究，我们发现蓬莱地区明代海防建设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特点。
一、海防遗存集中反映了明代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布局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建设，主要是根据沿海地形、地势情况进行选址、排列，多设立于险要之地，略显杂乱无章。在海防设施布局上主要通过城寨-烽火台的模式进行的，主要分为蓬莱水城、赵格庄寨城、解宋营寨城三个主要设防区，其中蓬莱水城为海防设施重点布防区。但通过将海防设施与明代同期港口的分布情况结合来看，我们认为过去的认识还是有偏颇之处的。
明代登州地区沿海一线有许多小出海口，设有港口。我们通过将现存的蓬莱的海防设施与明代沿海港口分布情况结合，发现明代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多集中分布于海港周围，是依海港为中心进行布局的。（如图一）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筹图海编》所记明代蓬莱沿海港口主要有：抹直、石落、湾子、刘家汪、平阳（畅）、西王庄、西山、栾家等处。[1]栾家港周围有栾家口备倭城及峰山岭烽火台。西王庄附近有黑烽台山烽火台。西山附近有东峰台、西峰台烽火台。石落、抹直口港旁边则有登州卫、水城及田横寨烽火台。湾子港旁边有赵格庄寨城遗址及防风林、铜井烽火台。刘家汪港旁边则有刘家汪寨城遗址及南吴家木基烽火台。平畅附近有解宋营营寨遗址及解宋营东、解宋营西及东峰子烽火台。蓬莱明代城寨皆在港口附近，且每个港口附近必有一到两个烽火台，这主要是因为港口地势平坦，便于倭寇驾船登陆，更容易遭受倭寇攻击。而蓬莱沿海的港口众多，海防压力大，促使明代蓬莱海防建设者开始重视港口防御，重点依托港口进行城寨、烽火台等海防设施的布局。明·泰昌版《登州府志》就曾记载过倭寇自抹直口海港登陆的事件，“正统五年，倭乘风夜突至南岸抹直口，劫掠财务，闻城上张旗鼓吹声震，乃遁去”。[2]这次事件最终因为港口设防严密而没有使倭寇得逞，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蓬莱地区依托港口进行重点布防的重要性。
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布局主要分为港口-烽火台、港口-水城-烽火台、港口-寨城-烽火台三种建设模式，采用分层次布防。港口较小或重要程度低的，设烽火台用于预警；港口较大且十分重要的则设寨城进行重点布防。根据港口的重要程度可将蓬莱地区主要设防区分为5个：栾家口备倭城、蓬莱水城、赵格庄寨城、刘家汪寨城、解宋营寨城等所属区域，其中蓬莱水城为重点布防区。这5个防区在预警和基本防御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同时又统一于登州卫管辖之下（明永乐之后受登州营统一调配），共同构成了蓬莱地区完整的沿海布防系统。还需要说明的是这5个防区建立时间略有不同，废弃的年代也不尽相同。蓬莱水城防区一直延用到清代，而栾家口备倭城、赵格庄寨城、刘家汪备倭城等防区在明代中后期就逐渐丧失海防功能。
二、蓬莱海防遗存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登州海防军事构成
洪武至永乐年间，山东沿海是倭寇活动的重灾区，倭寇骚扰山东沿海各州县记载不下百次。鉴于山东沿海备倭形势，自洪武年间便不断加强登州的海防建设，经过有明两百年多年的经营，形成了登州地区以卫所为中心，以沿海海防设施为依托，兼具指挥机构的较为严密的海防军事构成，对明代海疆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登州地区构筑了一道由卫、所、巡检司、城寨、墩堡五级近海防御设施。其中登州地区设三卫：威海卫、宁海卫、登州衛。千户所四个：百尺所、金山所、奇山所、福山所。百户所五个：清泉寨、芦洋寨、解宋寨、刘家汪寨、黄河寨。巡检司四个：新旺、高山、杨家店、孙夼。另外，各卫所、城寨、巡检司皆有各自管辖的烽火台，以备瞭哨。其中地处蓬莱地区的是登州卫、高山巡检司及解宋寨、刘家汪寨两个百户所。登州卫所设在登州府城内，现在仅余府城城墙。高山巡检司已无踪迹可寻，解宋寨和刘家汪寨两座百户所都留有寨城遗存。另外文献记载的14座烽火台，现存其中的10座。
明永乐六年（1408），在登州蓬莱水城内设置备倭都司，为备倭指挥机构，统辖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和登州卫、莱州卫、青州左、靖海卫、成山卫、宁海卫、威海卫、灵山卫、鳌山卫、大嵩卫、安东卫，即整个山东半岛沿海的海防与抗倭。但是，由于防务职能的转变和都指挥使的权力所限，明中后期的备倭都司一职已经无法更有效地统筹山东沿海的防务。万历二十四年（1596），总兵李承勋奉命将总督备倭署改名为总镇府，撤销都指挥使一职，备倭都司的职能宣告结束。
三、蓬莱海防建设遵循了明代陆海结合的海防理念
明初，统治者十分重视沿海防御，在具体的海防设施构筑上并非单纯的依靠陆地防御，而是采用陆海结合的方式。沿海驻扎水军和出海巡哨构成海防的第一道防线；卫、所、寨、堡构筑的沿海防御工事和烽火台等构成的预警设施构成海防的第二道防线。敌人若来侵犯，先击之于海上，继而守之于陆上，海陆相互配合，消除入侵之敌。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陆海结合的理念之中，陆上防御和海上防御是有主次之分的，其中陸上为防御重点，海上防御只起辅助作用，不是明代海防的主要力量。
蓬莱地区的明代海防建设是对明代陆海结合的防御理念的严格遵循。蓬莱海防遗存中以海防工事和预警设施等陆上防御设施为多数，这说明了蓬莱地区的海防设施建设是高度重视陆上防御的。府城城墙高大坚固；沿海的栾家口、赵格庄、刘家汪、解宋营等4个百户所皆有寨城，可守可攻；烽火台众多，为海防工事提供海上预警和敌情传递。相对而言，现存的海巡设施则占少数，说明蓬莱地区的海上巡逻防御只起次要作用。海巡设施以蓬莱水城遗存最具代表性，在明代北方地区中，海防谋划者率先在蓬莱建设水城基地，加强水师建制，强化海军，加大海巡力度。洪武时期，山东地方水军也得到了相应发展。《明会要》载：洪武初年，“沿海卫所，每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每百户船一只，每卫五所共五十只。每船，旗军一百户”。[3]据此推算，登州卫下设七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共辖战船七十余只，水军6千多人，用于海上抗击倭寇。此后，在水城内设水师府，专设水师营。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登州水师呈现出最大规模，共辖水军五营，拥有大小战船五十艘，官兵三千余人。这五营中，只有一营留守水军基地，其余四营负责出海巡逻。[4]文献中有两条蓬莱地区抗倭的记录充分说明陆海防御的重要性。一条是海上抗击倭寇的记录，“永乐四年，倭寇于登州城沙门岛一带，抄略殆尽，朝廷命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煊，率师沿海捕侯，柳升败侨寇于灵山，陈暄追樱寇至白石岛，蓬莱海中。百户唐锭等，追番寇至朝鲜界，奏捷还师。”[5]另一条是陆上逼退倭寇的记录，即上上文提到过的正统五年倭寇自抹直口登陆后见防御周密而撤退的事件。可见，明代陆海结合防御理念的运用，确对蓬莱海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抗击了倭寇的侵扰。
注释：
[1]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15-16册，第586页.
[2]潘滋：《登州府志》，泰昌元年刻本，卷十.
[3]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出版社，1956年，第1195页.
[4]《登州古港史》编委会：《登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198-199页.
[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第3册，第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