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制胜法宝.纵观百年历程和实践,我们党在社会号召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利益导向以争取人民群众,依托鲜活多样载体动员和引领社会大众,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以强化思想价值共识,紧抓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以凝心聚力,不断提升政党形象以增强社会公信力与感召力.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同心同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机 构】
: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桂林54100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制胜法宝.纵观百年历程和实践,我们党在社会号召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利益导向以争取人民群众,依托鲜活多样载体动员和引领社会大众,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以强化思想价值共识,紧抓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以凝心聚力,不断提升政党形象以增强社会公信力与感召力.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同心同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他文献
王阳明“良知”思想的新向度诠释是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价值观念资源之一,道德、价值与信仰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王阳明良知图式的三重向度,三者各有侧重地分别呈现于学术、政治和生活话语语境中而又相互关联,构成了当代文化以阳明学为视阈的内在认知结构.道德向度的良知作为一种道德理性是理想之善和现实之善的统一,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其中内含着价值确认;良知的价值属性以道德属性为基础,表现为道德向度的“善”“恶”向价值向度的“好”“坏”与“是(对)”“非(错)”的转化;良知的信仰向度基于对人之德性与价值的肯定,追求超越层
“贫困”概念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加丰富:从“行而无资”、“居而无食”等 日常生活窘迫逐渐引申为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困顿;既涉及“至无”(即绝对贫困),也关涉“少有”(即相对贫困).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后被无限放大,多种要素杂糅并与贫困捆绑,引致对贫困的本元性要义及致贫原因与衍生后果模糊、贫困与能力剥夺等相关概念混淆、贫困的分析层次不清等问题,以“贫困”之名展开的研究也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后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必须注重辩明贫困的元内核,捋顺其分析层次、明确其度量指标,关照贫困的宽度、高度与深度,突出相对贫困和相对之绝对贫
智慧城市建设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美国是国际上较早宣布探索城市智慧化建设的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水平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从顶层设计、机制保障、领域部署与项目支撑四个战略层次对美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梳理,可以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急遽的时代变迁孕育伟大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充分揭示资本全球演进的历史逻辑,宣告资本关系束缚资本发展的历史走向.资本的世界史展现出一幅无组织、难驾驭、不确定和日益分化的世界图景,导致资本的世界史走向它的反面,即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如今,历史正处在世界历史深度变革、发展阶段急剧转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并引导人类历史的这种变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大理论创造.
厄姆森在1958年发表的开创性论文《圣人与英雄》引起了道德哲学界关于超义务行为的热烈讨论.所谓超义务行为,就是超越义务要求“之上”或“之外”的行为.一般认为,不讨论义务概念的美德伦理学不会与超义务有交集.但一些尝试在美德伦理学的框架内容纳超义务的努力越来越表明:超义务不仅是个道义论概念,也是一个与美德相关的概念.超越寻常道德义务的超义务实际上表现了一种真正的德性上的坚毅与卓越.文章对美德伦理学能否容纳超义务的质疑和挑战一一做了回应,认为降低标准的解释路径是消极的且并不成功.相比之下,赫斯特豪斯提出的“考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回眸百年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个奇迹背后是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领导能力,其奥秘在于:坚如磐石的理想信仰和坚定不移的初心使命、高度组织化和钢铁纪律铸就的军事武装、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创新驱动发展、最大同心圆的包容性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效快速动员机制、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机遇、创新的理论体系与稳定的领导核心.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是中国根据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而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从而具有时代价值和中国意义;另一方面,更深刻地看,作为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和开放发展模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将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包容性发展、为更多国家和地区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提供新机遇、维护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等方面,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因而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伟大实践举措.未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应致力于推动“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
1918年底,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德国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围绕“革命”概念的历史争论.参与这场争论的,无论右翼、中派,还是左翼,对“革命”概念的理解都表现出“手段一目标—本质”上的结构性失衡:右翼和中派用“民主”手段衡量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矮化了革命本质;左翼以“本质”为名论证“手段”,但在“手段一目标”层面无法统一,出现打着“本质”旗号的各类“手段”的分化.回望这次革命和争论,从整体性上澄清革命的真正内涵,有助于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上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小区治理成为城市治理的热点、难点和痛点.舟山市通过组建“兼合式”党组织,引领小区多元合作共治,有效解决了小区治理主体缺失问题,实现了党建理念创新、设置方式创新、教育管理创新、党建与治理融合创新.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组织建设还不规范,激励保障还不够有力,居民参与意识不强等问题.深化“兼合式”党组织引领小区治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能力提升、作用发挥为着力点,通过搭建各类平台,引领带动群众参与,构建以党建为核心引领,自治组织、居民有效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新格局.
话语制度主义,顺应西方政治科学的“观念转向”,把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探讨的能动力(行动)和结构(规则)问题进行“话语转换”,重新界定“观念”、“话语”、“制度”、“能动力”等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力图把它确立为第四种新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的论题和框架被一些论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加以解读,并分别从话语理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来进行分析和澄清.虽然话语制度主义没有被贴上“治理哲学”的标签,它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理论逻辑,实质上演绎了一种治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