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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讨论从晚清以来已经一百多年了，但这个讨论今日仍然有意义，因为我们过去长期深陷古今中西之争，难以自拔，至今许多误导性观念仍然困扰我们，深刻影响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更重要的是，自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我们就逐渐失落了文化自信，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更多的是抱着深刻怀疑的眼光，往往不是问我们的先人做对了什么，而是更多质问我们的先人做错了什么。主要不是挖掘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而更多的是暴露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我们的评判标准则是两个：一个是西方的观念标准，另一个则是富强的功利标准。今天我们倡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就必须正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基本涵义，直面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的诸多误导性观念，努力摆脱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一波三折的困境。
一、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目前关于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晚清以来，在西方标准的观照下，在渴望富强的功利驱使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选择可以说是始终在争论之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总体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越来越猛烈，对其优秀成分的欣赏越来越少。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言：“近代国人，乃将西方人对于其社会一切之意见与讨论移来中国，则宜其一无是处。”晚清国粹派根据西方现代性观念，主要是人民性与民主性观念，还有民族主义观念，认定只有先秦诸子文化才是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国粹”，因为它是“民学”、是“华学”，而不是秦汉以后主导中国历史文化的“君学”与“夷学”。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国故”派，以“西方学理”和“科学方法”来评判传统文化的优劣，传统文化几成为“糟粕”，难有优秀成分可言，甚至于构成传统文化的经典几成为“伪书”，连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存空间也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击。不可否认，他们在口号上、言辞上、立场上、情感上对传统文化发动了猛烈攻击，但实际上他们也还是认为传统文化有其优秀成分，如诸子文化、民间文学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强烈呼吁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本位文化”派，认为可以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来鉴别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符合此时此地需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优秀文化。这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思考究竟何谓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但是这些讨论毫无疑问都有问题，就是主观性太强，自以为掌握了评判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真理标准，缺乏应有的警觉性、敬畏性与温情性，没有为后人的选择留足空间。同时急功近利，感情用事，揪其一点，以偏概全，没有看到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
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适合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优秀文化。二是晚清的国粹派：人民性与民主性（民学而非君学）与纯洁性（华学而非夷学）。两个定义都有其不足之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可以满足此时此地的需要，能通过改造对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效益的，这一界定的问题在于否定了那些不能被当前社会所吸收的传统文化的价值，那些不能适用于今日社会的传统也许在未来有用武之地，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功利标准简单地去评判传统文化。而对于优秀文化就是人民普遍认同的，虽然体现了传统文化应有的价值，却忽略了每个人的认知与需求是不同的，你所认为是优秀的，我可能认为是糟粕，这一定义容易使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陷入争论不休的境地。两种定义都关注到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要具备的部分价值。当无从下手的时候，不妨先将目光注视到“文化”的概念上，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这样定义“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我们今日所面对的传统文化都是前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故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人生活的意义上说都是优秀文化，都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符号系统。冯友兰谓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是抽象地继承，而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加以具体诠释。对于当前社会不需要的，要任其发展，适当给予抢救性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所在，这一定义体现了民族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
如果我们仅仅用是否有用于时代这个标准去评判一种文化元素是否优秀并值得继承，这种偏狭的看法带来的恶果早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就已经明白显现。但如果说，我们狭义上将那些今天仍可以不断从中汲取养分的文化部分称为需要重点传承的优秀文化，我是赞同的。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本身可以没有好坏之分，构成其之所以成为文化的成分却是有精华和糟粕之分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由众多各式各样的文化成分所组成的，其中既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也有我们觉得不可接受的。那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我们不必全然认同吸收，但我们有为子孙后代将其忠实地传承下来的历史义务。也许可以化用一下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可以不认同你的价值，但我誓死捍卫你的存在”。至于根据时代要求的“为我所用”、使更多的传统文化能真正活起来，当然更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大力鼓励支持的。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往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选择，一潮流有一潮流之选择，一社会有一社会之选择，一人有一人之选择，实难以“科学”区别，结果就只有根据此时、此地、此社会、此人的需要而定，这种选择实在充满了主观性与危险性，如果是选定之后破坏优先（清除所谓糟粕）的话，则危害甚大（如所谓“破四旧”）。更何况，一种文化从此角度来看是优秀的，换一角度，也可以说是糟粕，优秀与糟粕往往是一体难分的，在很多情况下，优秀与糟粕就在一念之间，也就是一种观念评判下是优秀，另一种观念评判下就成了糟粕。因此，我们看待传统文化优秀不优秀，只能换一角度，那就是民族情感与生活方式。“民族”“人生”与“文化”这三个概念可以说是一种意义的三种表达。“民族”是一群人们的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构成的，而“人生”是一个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没有獨特的文化也就没有民族。钱穆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尝言：“‘人生’与‘民族’与‘文化’，实三而一，一而三”，“‘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融成。”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必定是中国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的认同与欣赏。这样看来，我们所谓的“优秀”只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态度，一种对自己文化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与认同感而已。文化没有优劣，只有自信不自信，认同不认同，在乎不在乎，需要不需要。我们认同中华民族，就必须认同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因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生活，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魅力所在，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凝聚力所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生命意义所在。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传承发展的内在根源。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发展
中华民族的特质，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不仅能创造出一套优秀的文化，而且所创造的这一套文化，又能进一步来融凝中华民族，使中華民族不断绵延扩展，日久日大，以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文化的价值，有两项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历史中国最久，社会中国最大。而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这是钱穆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的结论，信哉斯言。
文化的发展应尽可能遵循其自然发展的道路，首先挽救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发展绝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赋予传统文化过多的意义可能并不利于其发展。
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能够和今天的社会结合起来。很多传统文化流失，就是因为它们和今天的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隔膜。原因有两种，一个来自于自身，一个来自于社会。自身又分成两类，一类是内涵深刻而需要一定时间学习掌握的，如先秦诸子（理解起来复杂）以及诸多剧种的绝学（学习或练习起来复杂）等。第二类是和生活联系并不紧密的，比如诗、词、歌、赋等，这一类应该想办法让其和今天的人们更多接触，并触动一些切实的可见利益（如果以普及为目的的话），如多举办一些类似诗词大会、成语大会等活动，让人们至少感受到传统文化依旧在身边，我们现在依然可以感受到它们的魅力。在目前中国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国内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认同。应当利用好这个有利的趋势，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要让人们按照中国自己的文化体系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能和国外文化融合处则融合，不能融合处不要强行融合。同时，文化的普及要和文化的精研一同推进，因为很多文化不自信主要来源于不了解，而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之中对西方文化的介绍让人们对其更为熟悉，凡有中西文化冲突之处，便对不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排斥抗拒。所以必须要在文化普及上也大力推进，取代原来的标语口号式的推广，代之以文本和理论的传递。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精研也要继续推进，如用适合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话语体系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过去更多的是批判与破坏，今后更多的应该是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是丰富多样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既然它是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祖先的精神风貌，那么，我们首先不是肆意批判，而是真诚理解，深入祖先生活的历史语境与历史脉络而与之对话，能理解则理解，不能理解，可以保留；能继承则继承，不能继承，也尽力保留；能创新则创新，但不要以创新的名义加以破坏；能欣赏则欣赏，不能欣赏，也不要肆意谩骂。对于传统的文本文化，可以采取普遍整理、广泛出版、尽量普及、各取所需的态度。传统的文本尽量不要束之高阁，而要在一定整理的基础上广泛出版，让一般人都能获得，这样才能普及。同时，也要组织专家队伍，对大部分经典进行注释，以便让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都能够读得懂。要让能够反映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典进入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材与课堂。对于传统的器物文化，要秉承抢救、保护、展示、科普的原则，进行修复抢救、严格保护和展示教育，让博物馆全都“活”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展示与教育的基地。对于传统的精神文化，能传承的尽量传承，能创新的可以创新。首先是完整地传承下来，其次才是创新的问题。尽量不要让祖先的精神记忆在我们的手里中断。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经验教训
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其基本经验是：虽然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国人逐渐失落了文化自信，开始对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抱有怀疑批判的态度，但文化自信始终没有彻底丧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一线相续，没有完全断裂。而且，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就会变得特别强烈，“九·一八”事变以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就是明证。即使是全盘西化派，表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破坏态度，但实际上也不得不借助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来理解西方文化，借助于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来融合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一些对传统文化抱有认同感的人，则致力于理解与传承。一些视接续传统文化为生命的人，则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并予以创新。故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百年与西学的对抗之中，得以调整适应并逐渐复兴。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没有中断，主要源于新的中华民族与新中国的身份认同建设所需。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生死存亡搏斗之中，没有自己的独特文化的精神支持，中国是难以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挫折仍然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当然，其教训也是深刻的。那就是总体上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很不自信，情绪激动之下破坏得太多了，批评得简直体无完肤。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要为中国落后挨打埋单，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找不到西方富强的两大法宝一“民主”与“科学”。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淘汰了中国传统文化，谁能侵略扩张，谁能抢到更多的殖民地与世界市场，谁就能贴上“文明”与“优秀”的标签。“民主”与“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的评判下，无疑处于弱势，难以抗衡。在强敌环伺的国际社会之中，中国贫弱受气挨打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命运一定是一波三折，一定是气息微弱。
中国缺少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积贫积弱百余年，早已基本接纳了西方的话语权。美国汉学家牟复礼先生在他的著作之中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带着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中国文化，而中国人大多数至今尚且没有这个自觉。不管是儒家的积极人世、世俗实干，还是道家的清静无为、视野辽阔，都被强行套入西方的哲学范畴来思考，甚至辩驳它们是不是真正的哲学。文化保护，即尽量做到原封不动地保存，既不因自己的喜好而擅加改造，亦不因自己的厌恶而弃之不理。一方面，我们应取其精华，即根据社会需要来吸收传统文化；而社会暂时不需要的传统文化可先搁置保存。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应传承发展。但传承的根基在于“追溯原意”，对于非物质性的文化，我们后人所做的唯有将前人的原意进行宣传，如何理解如何揣摩应由大众自己去理解。而对于物质性的文化，要求全社会回到历史乃不现实，但可以采取自由的态度，若愿意穿古装也可，愿意住四合院也可，只要不破坏便是传承。
文化不是无情物，而是我们生活的价值理念，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国家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精神生活，它是一种基因，一种已经融入中国人骨血的难分难舍的东西，一种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至今还在不知不觉实践着的东西，我们不得不依靠它确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活着的意义何在，我们国家存在的意义何在，我们民族存在的意义何在。可以说，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我们的民族认同，也没有我们的国家认同，当然也没有我们活着的意义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端赖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端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讨论从晚清以来已经一百多年了，但这个讨论今日仍然有意义，因为我们过去长期深陷古今中西之争，难以自拔，至今许多误导性观念仍然困扰我们，深刻影响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更重要的是，自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我们就逐渐失落了文化自信，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更多的是抱着深刻怀疑的眼光，往往不是问我们的先人做对了什么，而是更多质问我们的先人做错了什么。主要不是挖掘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而更多的是暴露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我们的评判标准则是两个：一个是西方的观念标准，另一个则是富强的功利标准。今天我们倡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就必须正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基本涵义，直面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讨论的诸多误导性观念，努力摆脱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一波三折的困境。
一、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目前关于何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晚清以来，在西方标准的观照下，在渴望富强的功利驱使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选择可以说是始终在争论之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总体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越来越猛烈，对其优秀成分的欣赏越来越少。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言：“近代国人，乃将西方人对于其社会一切之意见与讨论移来中国，则宜其一无是处。”晚清国粹派根据西方现代性观念，主要是人民性与民主性观念，还有民族主义观念，认定只有先秦诸子文化才是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国粹”，因为它是“民学”、是“华学”，而不是秦汉以后主导中国历史文化的“君学”与“夷学”。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国故”派，以“西方学理”和“科学方法”来评判传统文化的优劣，传统文化几成为“糟粕”，难有优秀成分可言，甚至于构成传统文化的经典几成为“伪书”，连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存空间也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击。不可否认，他们在口号上、言辞上、立场上、情感上对传统文化发动了猛烈攻击，但实际上他们也还是认为传统文化有其优秀成分，如诸子文化、民间文学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强烈呼吁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本位文化”派，认为可以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来鉴别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符合此时此地需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优秀文化。这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思考究竟何谓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但是这些讨论毫无疑问都有问题，就是主观性太强，自以为掌握了评判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真理标准，缺乏应有的警觉性、敬畏性与温情性，没有为后人的选择留足空间。同时急功近利，感情用事，揪其一点，以偏概全，没有看到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
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适合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优秀文化。二是晚清的国粹派：人民性与民主性（民学而非君学）与纯洁性（华学而非夷学）。两个定义都有其不足之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可以满足此时此地的需要，能通过改造对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效益的，这一界定的问题在于否定了那些不能被当前社会所吸收的传统文化的价值，那些不能适用于今日社会的传统也许在未来有用武之地，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功利标准简单地去评判传统文化。而对于优秀文化就是人民普遍认同的，虽然体现了传统文化应有的价值，却忽略了每个人的认知与需求是不同的，你所认为是优秀的，我可能认为是糟粕，这一定义容易使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陷入争论不休的境地。两种定义都关注到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要具备的部分价值。当无从下手的时候，不妨先将目光注视到“文化”的概念上，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这样定义“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我们今日所面对的传统文化都是前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故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人生活的意义上说都是优秀文化，都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符号系统。冯友兰谓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是抽象地继承，而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加以具体诠释。对于当前社会不需要的，要任其发展，适当给予抢救性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所在，这一定义体现了民族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
如果我们仅仅用是否有用于时代这个标准去评判一种文化元素是否优秀并值得继承，这种偏狭的看法带来的恶果早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就已经明白显现。但如果说，我们狭义上将那些今天仍可以不断从中汲取养分的文化部分称为需要重点传承的优秀文化，我是赞同的。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本身可以没有好坏之分，构成其之所以成为文化的成分却是有精华和糟粕之分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由众多各式各样的文化成分所组成的，其中既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也有我们觉得不可接受的。那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我们不必全然认同吸收，但我们有为子孙后代将其忠实地传承下来的历史义务。也许可以化用一下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可以不认同你的价值，但我誓死捍卫你的存在”。至于根据时代要求的“为我所用”、使更多的传统文化能真正活起来，当然更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大力鼓励支持的。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往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选择，一潮流有一潮流之选择，一社会有一社会之选择，一人有一人之选择，实难以“科学”区别，结果就只有根据此时、此地、此社会、此人的需要而定，这种选择实在充满了主观性与危险性，如果是选定之后破坏优先（清除所谓糟粕）的话，则危害甚大（如所谓“破四旧”）。更何况，一种文化从此角度来看是优秀的，换一角度，也可以说是糟粕，优秀与糟粕往往是一体难分的，在很多情况下，优秀与糟粕就在一念之间，也就是一种观念评判下是优秀，另一种观念评判下就成了糟粕。因此，我们看待传统文化优秀不优秀，只能换一角度，那就是民族情感与生活方式。“民族”“人生”与“文化”这三个概念可以说是一种意义的三种表达。“民族”是一群人们的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构成的，而“人生”是一个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没有獨特的文化也就没有民族。钱穆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尝言：“‘人生’与‘民族’与‘文化’，实三而一，一而三”，“‘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融成。”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必定是中国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的认同与欣赏。这样看来，我们所谓的“优秀”只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态度，一种对自己文化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与认同感而已。文化没有优劣，只有自信不自信，认同不认同，在乎不在乎，需要不需要。我们认同中华民族，就必须认同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因为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生活，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魅力所在，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凝聚力所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生命意义所在。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传承发展的内在根源。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发展
中华民族的特质，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不仅能创造出一套优秀的文化，而且所创造的这一套文化，又能进一步来融凝中华民族，使中華民族不断绵延扩展，日久日大，以立于不败之地。中国文化的价值，有两项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历史中国最久，社会中国最大。而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这是钱穆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的结论，信哉斯言。
文化的发展应尽可能遵循其自然发展的道路，首先挽救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发展绝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赋予传统文化过多的意义可能并不利于其发展。
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能够和今天的社会结合起来。很多传统文化流失，就是因为它们和今天的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隔膜。原因有两种，一个来自于自身，一个来自于社会。自身又分成两类，一类是内涵深刻而需要一定时间学习掌握的，如先秦诸子（理解起来复杂）以及诸多剧种的绝学（学习或练习起来复杂）等。第二类是和生活联系并不紧密的，比如诗、词、歌、赋等，这一类应该想办法让其和今天的人们更多接触，并触动一些切实的可见利益（如果以普及为目的的话），如多举办一些类似诗词大会、成语大会等活动，让人们至少感受到传统文化依旧在身边，我们现在依然可以感受到它们的魅力。在目前中国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国内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认同。应当利用好这个有利的趋势，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要让人们按照中国自己的文化体系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能和国外文化融合处则融合，不能融合处不要强行融合。同时，文化的普及要和文化的精研一同推进，因为很多文化不自信主要来源于不了解，而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之中对西方文化的介绍让人们对其更为熟悉，凡有中西文化冲突之处，便对不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排斥抗拒。所以必须要在文化普及上也大力推进，取代原来的标语口号式的推广，代之以文本和理论的传递。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精研也要继续推进，如用适合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话语体系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过去更多的是批判与破坏，今后更多的应该是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是丰富多样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既然它是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祖先的精神风貌，那么，我们首先不是肆意批判，而是真诚理解，深入祖先生活的历史语境与历史脉络而与之对话，能理解则理解，不能理解，可以保留；能继承则继承，不能继承，也尽力保留；能创新则创新，但不要以创新的名义加以破坏；能欣赏则欣赏，不能欣赏，也不要肆意谩骂。对于传统的文本文化，可以采取普遍整理、广泛出版、尽量普及、各取所需的态度。传统的文本尽量不要束之高阁，而要在一定整理的基础上广泛出版，让一般人都能获得，这样才能普及。同时，也要组织专家队伍，对大部分经典进行注释，以便让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都能够读得懂。要让能够反映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典进入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材与课堂。对于传统的器物文化，要秉承抢救、保护、展示、科普的原则，进行修复抢救、严格保护和展示教育，让博物馆全都“活”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展示与教育的基地。对于传统的精神文化，能传承的尽量传承，能创新的可以创新。首先是完整地传承下来，其次才是创新的问题。尽量不要让祖先的精神记忆在我们的手里中断。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经验教训
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其基本经验是：虽然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国人逐渐失落了文化自信，开始对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抱有怀疑批判的态度，但文化自信始终没有彻底丧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一线相续，没有完全断裂。而且，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就会变得特别强烈，“九·一八”事变以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就是明证。即使是全盘西化派，表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破坏态度，但实际上也不得不借助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来理解西方文化，借助于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来融合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一些对传统文化抱有认同感的人，则致力于理解与传承。一些视接续传统文化为生命的人，则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并予以创新。故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百年与西学的对抗之中，得以调整适应并逐渐复兴。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没有中断，主要源于新的中华民族与新中国的身份认同建设所需。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生死存亡搏斗之中，没有自己的独特文化的精神支持，中国是难以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挫折仍然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当然，其教训也是深刻的。那就是总体上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很不自信，情绪激动之下破坏得太多了，批评得简直体无完肤。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要为中国落后挨打埋单，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找不到西方富强的两大法宝一“民主”与“科学”。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淘汰了中国传统文化，谁能侵略扩张，谁能抢到更多的殖民地与世界市场，谁就能贴上“文明”与“优秀”的标签。“民主”与“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的评判下，无疑处于弱势，难以抗衡。在强敌环伺的国际社会之中，中国贫弱受气挨打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命运一定是一波三折，一定是气息微弱。
中国缺少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积贫积弱百余年，早已基本接纳了西方的话语权。美国汉学家牟复礼先生在他的著作之中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带着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中国文化，而中国人大多数至今尚且没有这个自觉。不管是儒家的积极人世、世俗实干，还是道家的清静无为、视野辽阔，都被强行套入西方的哲学范畴来思考，甚至辩驳它们是不是真正的哲学。文化保护，即尽量做到原封不动地保存，既不因自己的喜好而擅加改造，亦不因自己的厌恶而弃之不理。一方面，我们应取其精华，即根据社会需要来吸收传统文化；而社会暂时不需要的传统文化可先搁置保存。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应传承发展。但传承的根基在于“追溯原意”，对于非物质性的文化，我们后人所做的唯有将前人的原意进行宣传，如何理解如何揣摩应由大众自己去理解。而对于物质性的文化，要求全社会回到历史乃不现实，但可以采取自由的态度，若愿意穿古装也可，愿意住四合院也可，只要不破坏便是传承。
文化不是无情物，而是我们生活的价值理念，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国家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精神生活，它是一种基因，一种已经融入中国人骨血的难分难舍的东西，一种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至今还在不知不觉实践着的东西，我们不得不依靠它确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活着的意义何在，我们国家存在的意义何在，我们民族存在的意义何在。可以说，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我们的民族认同，也没有我们的国家认同，当然也没有我们活着的意义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端赖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端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