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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品评褒贬不一，钟嵘却在《诗品》中对曹植推崇备至，二者之间的评价差异与许多要素有关。具体来说，二人的评价范围不同，刘勰评价曹植的诸多文体，钟嵘只评价曹植的诗歌；二人对作品的评价标准也不同；二人不同的阶级属性以及个人的情感倾向也起着潜在的影响。
关键词：《文心雕龙》 《诗品》 曹植 评价差异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其作品受到了同时代以及后世文论家的诸多评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家便是刘勰和钟嵘。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末年，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文学理论专著，而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出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两位大家对曹子建的评价有同有异，可做细致分析。
一、刘勰《文心雕龙》对曹植的评价
曹植作为建安年间领军式的文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也被刘勰《文心雕龙》多次引用和提及。综观全书，《文心雕龙》中共有27处提到曹植，对其评述主要分为五类。
其一，刘勰引用曹植的话支撑自己的某种观点。《乐府第七》曰：“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a“陈思”即曹植。刘勰认为乐府的歌辞不应当过于烦琐冗长，这样难以配合音乐把握节奏，于是他引用曹植对李延年的赞语来申明自己“辞以简约为贵”的观点。《定势第三十》中，刘勰引用桓谭和曹植的言辞也是想要说明自己的看法：文章的法度格调有异，文章之“势”亦不必拘于一格。同時，在《练字第三十九》中，刘勰亦借用曹植对扬雄和司马相如晦涩文风的批评，表明自己对某些作者使用艰深难懂的文字的不满。虽然以上几处刘勰没有直接评价曹植，但是他对曹植言语的援引实际上就暗含了对曹植文艺理论思想的肯定。
其二，对曹植创作才华的充分肯定。彦和（刘勰字）在《神思第二十六》中称赞曹植“援牍如口诵”，说曹植为文提笔就写，好像是在诵读已经写好的文章，即赞赏植之“捷才”。其又在《才略》一篇专门褒扬曹植“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对其创作才华的欣赏之情跃然纸上。刘勰此言亦非虚辞，曹子建的确是中国古代才子的典型代表。《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中提到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b谢灵运更是认为“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其三，对曹植不同体裁作品的评价。刘勰持肯定态度的评价集中在《明诗》《祝盟》《谐隐》《章表》中，而持否定态度的评价集中在《诔碑》《论说》《颂赞》等篇目中。《明诗》一篇，刘勰谈及诗歌的创作要领，认为张衡诗中体现出“雅洁”，嵇康诗中体现出“温润”，张华诗中体现出“清新”，张协诗中体现出“华丽”，而能够兼备“雅润清丽”之美的只有曹植和王粲，这可以说是对曹植诗歌成就极高的肯定了。《祝盟》一篇中，刘勰也认为许多的咒文不符合祝祀的礼仪，只有曹植的《诰咎文》才是符合正道的。他在《章表第二十二》中更是直言：“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刘勰赞赏曹植的表文“独冠群才”，意趣横生，行文流畅，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但是刘勰对曹植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有一些不满之声，譬如他在《诔碑》中批评“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且在《论说》中否定曹植《辨道》一文，觉得它“体同书抄”。此外，对于曹植的杂文，刘勰的态度较为复杂，既说“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也道“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他辩证地看待曹植创作的杂文，细细分说，并不一概而论。
其四，对曹植创作表现手法的评价。刘勰肯定曹植在声律上的天分，同时也指出他创作过程中的弊病。刘勰在《声律》篇中以乐器做比喻，认为曹植的作品做到了音韵和谐，声律自洽。而在《事类第三十八》一文中则指出曹植在引事用典上的谬误，《指瑕第四十一》又以曹植所用“浮轻”和“永蛰”为例，指出曹植用词方面的不当之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对此有言：“此篇所指之瑕，凡为六类……二，比拟不类之瑕。”c这里刘勰认为曹植所犯之错便是“比拟不类之瑕”，本体与喻体身份不同，不可妄作比较。
其五，对曹植个人人品的评价。我国历来倡导“德才兼备”，对人品与文品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刘勰不仅看重作者其文，亦关注作者其人。《知音第四十八》曰：“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刘勰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对曹植这种“文人相轻”的举动自是不满。而此言也确实没有冤枉曹植，他确实是狂妄自大，崇己抑人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提到陈琳：“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d曹植在给杨修的书信中以犀利的文笔直言不讳地贬低陈琳，嘲笑其“画虎不成反类犬”，确实不是君子之行。
二、钟嵘《诗品》对曹植的评价
钟嵘与刘勰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在《诗品》中，钟嵘对曹植可谓推崇备至。他将汉魏以来120余位诗人精心划分成上、中、下三品，曹植毫无疑问得到了钟嵘的最高评价。总的来说，钟嵘对曹植的评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评价，正面肯定曹植在五言诗上的重要成就；一类是间接评价，在评价其他诗人的时候，以曹植作比。
钟嵘的直接评价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其他人并举予以赞誉。如他在《诗品序》里说“平原兄弟，郁为文栋”e，“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陈思‘赠弟’，仲宣 《七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等，便是称赞曹植与其他人尽皆文采斐然，是文坛上的栋梁之材。
另一种便是钟嵘论述曹植的单篇——《诗品·上品·魏陈思王植》。他将曹植的成就拔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接着，钟嵘以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来颂扬曹植成就之高。在他眼中，曹植的创作水平就像伦理道德层面的周公、孔子，花鸟虫鱼中的祥瑞之兽——龙、凤，乐器中的琴、笙，刺绣品中天子礼服上的花纹，普通文人观之，只有仰慕、借鉴。 钟嵘的间接评价常常反衬出曹植的才华之高。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也许钟嵘是以曹子建的诗歌为最高标准，以此审视其他诗人的诗歌。《上品·魏文学刘桢》曰“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将刘桢列为曹植之下；《上品·魏侍中王粲》曰“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将王粲列在曹植之下；《中品·晋清河太守陆云》与《下品·魏白马王彪》皆将陈思与白马王曹彪相比，认为白马王不及曹植；并且还认为上品中陆机和谢灵运二人都“其源出于陈思”，他们诗歌的渊源都是曹植。
三、二者之间评价差异比较
刘勰与钟嵘对曹植的评价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其一，他们的评价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允；其二，他们都肯定曹植的创作天赋；其三，他们都肯定曹植的诗歌成就。
而从不同点来看，钟嵘极其推崇曹植，刘勰对曹植的评价有褒有贬。从数据层面分析，刘勰在书中提及曹植20多次，批评的有10次，几乎占到一半。可以说，曹植的作品不是十分契合刘勰心中的理想境界。而《诗品》提及曹植10多次，皆为褒扬，无一处贬损。正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钟嵘“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f。
首先，钟嵘对曹植的评价集中在诗歌体裁上，刘勰对曹植多种体裁的作品皆有评议，且多批评。其次，钟嵘称赞曹植华丽的文辞，刘勰对此略有微词。刘勰看重的是“辞”与“理”兼备，“文”与“质”兼备，“内容”与“形式”不可取其一端，不可偏废。最后，钟嵘的评价只涉及文学层面，刘勰还涉及对曹植个人品格的评价。
四、形成评价差异的原因
刘勰与钟嵘是处于同一时代的文论大家，二人不同的评价背后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可以从四个角度进行阐释。
第一，评价范围的差异。《文心雕龙》的评价很全面，涉及的作品体裁非常广泛，而《诗品》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在《明诗》一篇中，刘勰对曹植的诗歌成就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曹植在诔碑、杂文、论说等体裁创作上的不当之处。而《诗品》不曾论及曹植其他方面的作品，也就不存在这方面的批评之词。
第二，在作品价值评判上持有不同的标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刘勰的文学思想平和持中，根植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经典在他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强调的是中正平和之美，认为作品应文质相称，达到“文质彬彬”的效果，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他在《明诗》篇里提出的“雅”“正”“清”“丽”就是这一思想具体化的表现。而钟嵘明显更加推崇诗歌“丽”的方面，其推崇的好诗在序言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他更加注重的是诗歌形式上的审美特性。对此，可以以南齐张融为例。南朝齐人张融说：“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g张融认为文体可变，创作的诗歌常常不为文体所拘。这样的诗是不入刘勰之眼的，而钟嵘却觉得张融的诗虽然违背文體，但是文辞敏捷丰饶，也有可取之处；孔稚珪学于张融，能多做雕饰，便是青出于蓝了。这样对比来看，也就无怪乎刘勰在《杂文第十四》批评曹植《客问》“辞高而理疏”，认为“尊灵永蛰”“圣体浮轻”文辞不当了。除诗之外，刘勰对曹植过于绚丽的赋亦是不满，这也是为何《洛神赋》在当时影响很大，《文选》选入，而《文心雕龙》只字未提的一个原因。对于赋，刘勰主张“丽辞雅义”，那些夸张、想象、虚构色彩过浓的作品在刘勰眼中也是不合经典的。
第三，二人拥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刘勰的家世问题非常复杂，学术界争论颇多，莫衷一是。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提出刘勰出身于贫苦庶族的观点；周绍恒《刘勰出身于庶族说献疑》一文则完全否定庶族论；蒋世杰则另辟蹊径，提出士族“衰门”新说。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刘勰并非出身显贵之家。而根据中国现代学者曹旭博士经过大量的考证后写成的《钟嵘身世考》，我们可以得知钟嵘出身地地道道的士族，是世家名门。钟嵘的阶级属性直接影响了钟嵘的文学思想、观念上的士族化，因而钟嵘格外钟情于曹植亦有其缘由。
第四，评价主体个人的情感倾向。虽然二人都力求评判时客观公平，但总还是会有个人情感色彩渗透其中，这是难以避免的。儒家非常看重君子的德行，反对卖弄才华，因而刘勰对曹植恃才狂放、崇己抑人的品行有所不满。处于同一时代的两位大家在评价同一个人的时候有较大差异，我们不能排除与评价者自身的感情倾向有关。刘勰在《程器第四十九》中赞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所谓先贤，要德才兼备。在刘勰那里，曹植人品上的瑕疵可能无形之中给他原本的形象减分。
汉末魏晋六朝是文学高度发达繁荣的时代，文学批评史上也耸起了两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即《文心雕龙》和《诗品》。彦和（刘勰字）和仲伟（钟嵘字）对同一文人曹植的评价有同有异，彦和的评价褒贬参半，仲伟则是极力推崇。在影响评价的几种因素中，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是最根本的原因。有学者称钟嵘的批评为“滋味”之美批评，而刘勰则偏重于儒家诗美说。总而言之，批评者的品评标准不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当然也会受到环境、立场、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a 〔梁〕刘勰著、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7页。（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6页。
c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d 曹植：《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e 〔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 2017年版，第17页。（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f 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3页。
g 《南史》卷第三十二《张邵传附张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7页。
参考文献：
[1] 朱浩.《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曹植评价的比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2]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 周绍恒.刘勰出身于庶族说献疑——与王元化先生商榷[J].怀化师专社会科学学报，1989（1）.
[4] 蒋世杰.刘勰出身士族衰门说考释[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4）.
[5] 曹旭.钟嵘身世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1989（4）.
[6] 梁祖萍.“思捷而才俊 诗丽而表逸”——论刘勰《文心雕龙》对曹植的评述[J].名作欣赏，2006（10）.
[7] 朱湘铭. 《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研究[D].山东大学，2007.
作 者： 夏阿玲，安徽大学文典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文心雕龙》 《诗品》 曹植 评价差异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其作品受到了同时代以及后世文论家的诸多评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家便是刘勰和钟嵘。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末年，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文学理论专著，而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出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两位大家对曹子建的评价有同有异，可做细致分析。
一、刘勰《文心雕龙》对曹植的评价
曹植作为建安年间领军式的文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也被刘勰《文心雕龙》多次引用和提及。综观全书，《文心雕龙》中共有27处提到曹植，对其评述主要分为五类。
其一，刘勰引用曹植的话支撑自己的某种观点。《乐府第七》曰：“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a“陈思”即曹植。刘勰认为乐府的歌辞不应当过于烦琐冗长，这样难以配合音乐把握节奏，于是他引用曹植对李延年的赞语来申明自己“辞以简约为贵”的观点。《定势第三十》中，刘勰引用桓谭和曹植的言辞也是想要说明自己的看法：文章的法度格调有异，文章之“势”亦不必拘于一格。同時，在《练字第三十九》中，刘勰亦借用曹植对扬雄和司马相如晦涩文风的批评，表明自己对某些作者使用艰深难懂的文字的不满。虽然以上几处刘勰没有直接评价曹植，但是他对曹植言语的援引实际上就暗含了对曹植文艺理论思想的肯定。
其二，对曹植创作才华的充分肯定。彦和（刘勰字）在《神思第二十六》中称赞曹植“援牍如口诵”，说曹植为文提笔就写，好像是在诵读已经写好的文章，即赞赏植之“捷才”。其又在《才略》一篇专门褒扬曹植“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对其创作才华的欣赏之情跃然纸上。刘勰此言亦非虚辞，曹子建的确是中国古代才子的典型代表。《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中提到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b谢灵运更是认为“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其三，对曹植不同体裁作品的评价。刘勰持肯定态度的评价集中在《明诗》《祝盟》《谐隐》《章表》中，而持否定态度的评价集中在《诔碑》《论说》《颂赞》等篇目中。《明诗》一篇，刘勰谈及诗歌的创作要领，认为张衡诗中体现出“雅洁”，嵇康诗中体现出“温润”，张华诗中体现出“清新”，张协诗中体现出“华丽”，而能够兼备“雅润清丽”之美的只有曹植和王粲，这可以说是对曹植诗歌成就极高的肯定了。《祝盟》一篇中，刘勰也认为许多的咒文不符合祝祀的礼仪，只有曹植的《诰咎文》才是符合正道的。他在《章表第二十二》中更是直言：“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刘勰赞赏曹植的表文“独冠群才”，意趣横生，行文流畅，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但是刘勰对曹植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有一些不满之声，譬如他在《诔碑》中批评“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且在《论说》中否定曹植《辨道》一文，觉得它“体同书抄”。此外，对于曹植的杂文，刘勰的态度较为复杂，既说“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也道“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他辩证地看待曹植创作的杂文，细细分说，并不一概而论。
其四，对曹植创作表现手法的评价。刘勰肯定曹植在声律上的天分，同时也指出他创作过程中的弊病。刘勰在《声律》篇中以乐器做比喻，认为曹植的作品做到了音韵和谐，声律自洽。而在《事类第三十八》一文中则指出曹植在引事用典上的谬误，《指瑕第四十一》又以曹植所用“浮轻”和“永蛰”为例，指出曹植用词方面的不当之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对此有言：“此篇所指之瑕，凡为六类……二，比拟不类之瑕。”c这里刘勰认为曹植所犯之错便是“比拟不类之瑕”，本体与喻体身份不同，不可妄作比较。
其五，对曹植个人人品的评价。我国历来倡导“德才兼备”，对人品与文品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刘勰不仅看重作者其文，亦关注作者其人。《知音第四十八》曰：“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刘勰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对曹植这种“文人相轻”的举动自是不满。而此言也确实没有冤枉曹植，他确实是狂妄自大，崇己抑人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提到陈琳：“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d曹植在给杨修的书信中以犀利的文笔直言不讳地贬低陈琳，嘲笑其“画虎不成反类犬”，确实不是君子之行。
二、钟嵘《诗品》对曹植的评价
钟嵘与刘勰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在《诗品》中，钟嵘对曹植可谓推崇备至。他将汉魏以来120余位诗人精心划分成上、中、下三品，曹植毫无疑问得到了钟嵘的最高评价。总的来说，钟嵘对曹植的评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评价，正面肯定曹植在五言诗上的重要成就；一类是间接评价，在评价其他诗人的时候，以曹植作比。
钟嵘的直接评价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其他人并举予以赞誉。如他在《诗品序》里说“平原兄弟，郁为文栋”e，“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陈思‘赠弟’，仲宣 《七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等，便是称赞曹植与其他人尽皆文采斐然，是文坛上的栋梁之材。
另一种便是钟嵘论述曹植的单篇——《诗品·上品·魏陈思王植》。他将曹植的成就拔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接着，钟嵘以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来颂扬曹植成就之高。在他眼中，曹植的创作水平就像伦理道德层面的周公、孔子，花鸟虫鱼中的祥瑞之兽——龙、凤，乐器中的琴、笙，刺绣品中天子礼服上的花纹，普通文人观之，只有仰慕、借鉴。 钟嵘的间接评价常常反衬出曹植的才华之高。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也许钟嵘是以曹子建的诗歌为最高标准，以此审视其他诗人的诗歌。《上品·魏文学刘桢》曰“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将刘桢列为曹植之下；《上品·魏侍中王粲》曰“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将王粲列在曹植之下；《中品·晋清河太守陆云》与《下品·魏白马王彪》皆将陈思与白马王曹彪相比，认为白马王不及曹植；并且还认为上品中陆机和谢灵运二人都“其源出于陈思”，他们诗歌的渊源都是曹植。
三、二者之间评价差异比较
刘勰与钟嵘对曹植的评价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其一，他们的评价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允；其二，他们都肯定曹植的创作天赋；其三，他们都肯定曹植的诗歌成就。
而从不同点来看，钟嵘极其推崇曹植，刘勰对曹植的评价有褒有贬。从数据层面分析，刘勰在书中提及曹植20多次，批评的有10次，几乎占到一半。可以说，曹植的作品不是十分契合刘勰心中的理想境界。而《诗品》提及曹植10多次，皆为褒扬，无一处贬损。正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钟嵘“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f。
首先，钟嵘对曹植的评价集中在诗歌体裁上，刘勰对曹植多种体裁的作品皆有评议，且多批评。其次，钟嵘称赞曹植华丽的文辞，刘勰对此略有微词。刘勰看重的是“辞”与“理”兼备，“文”与“质”兼备，“内容”与“形式”不可取其一端，不可偏废。最后，钟嵘的评价只涉及文学层面，刘勰还涉及对曹植个人品格的评价。
四、形成评价差异的原因
刘勰与钟嵘是处于同一时代的文论大家，二人不同的评价背后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可以从四个角度进行阐释。
第一，评价范围的差异。《文心雕龙》的评价很全面，涉及的作品体裁非常广泛，而《诗品》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在《明诗》一篇中，刘勰对曹植的诗歌成就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曹植在诔碑、杂文、论说等体裁创作上的不当之处。而《诗品》不曾论及曹植其他方面的作品，也就不存在这方面的批评之词。
第二，在作品价值评判上持有不同的标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刘勰的文学思想平和持中，根植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经典在他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强调的是中正平和之美，认为作品应文质相称，达到“文质彬彬”的效果，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他在《明诗》篇里提出的“雅”“正”“清”“丽”就是这一思想具体化的表现。而钟嵘明显更加推崇诗歌“丽”的方面，其推崇的好诗在序言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他更加注重的是诗歌形式上的审美特性。对此，可以以南齐张融为例。南朝齐人张融说：“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g张融认为文体可变，创作的诗歌常常不为文体所拘。这样的诗是不入刘勰之眼的，而钟嵘却觉得张融的诗虽然违背文體，但是文辞敏捷丰饶，也有可取之处；孔稚珪学于张融，能多做雕饰，便是青出于蓝了。这样对比来看，也就无怪乎刘勰在《杂文第十四》批评曹植《客问》“辞高而理疏”，认为“尊灵永蛰”“圣体浮轻”文辞不当了。除诗之外，刘勰对曹植过于绚丽的赋亦是不满，这也是为何《洛神赋》在当时影响很大，《文选》选入，而《文心雕龙》只字未提的一个原因。对于赋，刘勰主张“丽辞雅义”，那些夸张、想象、虚构色彩过浓的作品在刘勰眼中也是不合经典的。
第三，二人拥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刘勰的家世问题非常复杂，学术界争论颇多，莫衷一是。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提出刘勰出身于贫苦庶族的观点；周绍恒《刘勰出身于庶族说献疑》一文则完全否定庶族论；蒋世杰则另辟蹊径，提出士族“衰门”新说。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刘勰并非出身显贵之家。而根据中国现代学者曹旭博士经过大量的考证后写成的《钟嵘身世考》，我们可以得知钟嵘出身地地道道的士族，是世家名门。钟嵘的阶级属性直接影响了钟嵘的文学思想、观念上的士族化，因而钟嵘格外钟情于曹植亦有其缘由。
第四，评价主体个人的情感倾向。虽然二人都力求评判时客观公平，但总还是会有个人情感色彩渗透其中，这是难以避免的。儒家非常看重君子的德行，反对卖弄才华，因而刘勰对曹植恃才狂放、崇己抑人的品行有所不满。处于同一时代的两位大家在评价同一个人的时候有较大差异，我们不能排除与评价者自身的感情倾向有关。刘勰在《程器第四十九》中赞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所谓先贤，要德才兼备。在刘勰那里，曹植人品上的瑕疵可能无形之中给他原本的形象减分。
汉末魏晋六朝是文学高度发达繁荣的时代，文学批评史上也耸起了两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即《文心雕龙》和《诗品》。彦和（刘勰字）和仲伟（钟嵘字）对同一文人曹植的评价有同有异，彦和的评价褒贬参半，仲伟则是极力推崇。在影响评价的几种因素中，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是最根本的原因。有学者称钟嵘的批评为“滋味”之美批评，而刘勰则偏重于儒家诗美说。总而言之，批评者的品评标准不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当然也会受到环境、立场、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a 〔梁〕刘勰著、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7页。（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6页。
c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d 曹植：《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e 〔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 2017年版，第17页。（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f 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3页。
g 《南史》卷第三十二《张邵传附张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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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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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夏阿玲，安徽大学文典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