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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另外，学术界还有“对话之路”、“朝圣取经之路”、“香料之路”、“石器之路”、“彩陶之路”、“青铜之路”等多种名称。近年来，叶舒宪等教授又提出“玉帛之路”。玉石和丝帛代表了中西大通道的物质交流史和文化交流精神。我们无法考证欧亚大路上发生过多少“化干戈为玉帛”的事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沟通、合作、互利原则下，各部落、族群、国家之间才可能交流互动，并且绵延不绝。
2014年7月，“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的成功举办，首次让“玉帛之路”这个文化概念闪亮登场，引人瞩目。
玉石与丝绸（帛）的互动
美玉和束帛是古代祭祀、会盟、朝聘等所用的珍贵礼品。《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是史书最早提到“玉帛”概念，巧合的是，作为夏朝的缔造者，禹以其审美理念主宰了“诸侯”对所执之物的选择。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中华文明时代从夏朝开始算起。但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对夏朝认识处于模糊状态。近年来，随着大量史前考古实物——尤其是齐家文化玉器的出土，夏朝的姿影才逐渐清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齐家文化崇玉的风气就是对“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最好注解和呼应。齐家人除了大量磨制石斧、石刀、石镰、石锛和骨铲等，还选用硬度较高的玉料来制作玉铲、玉锛、玉钺、玉凿等小巧精致、刃口锋利的工具，实践中发明的切割、钻孔、磨光等技术广泛应用，日益精湛。在这个基础上，一种专门用于祭祀天地神灵及祖先的琮、璧、璜、环、钺等玉礼器产生，并独立存在。出土文物证实，玉礼器之前，是石礼器。齐家人并没有将石头同玉分裂开，“石之精华者为玉”，他们在制作礼器过程中发现了“玉”这种坚硬而纯粹的石头，并寻觅到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等山系的玉石，最终采摘到玉石中的精华——和田玉。1984年，治平乡后柳沟村民挖出一个齐家文化祭祀坑，出土三璧、四琮。三璧质地近和田青玉，尺幅大而罕见；四琮质地近和田青绿玉。其中蚕节纹青绿玉琮最为珍贵，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把该琮确认为国宝，杨伯达先生说它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琮”，并把这批玉器称为“静宁齐家七宝”。
玉石作为大自然孕育的一种特殊物质，一旦被古代先民寄托某种期待和理想，就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它具备了品格、神性和思想。玉器远离实用功能，成为形而上的精神符号。在周而复始、不断丰富的仪式中，先民的审美、道德、哲学、伦理等理念逐渐趋同，最终成为古老华夏文明中的文化因子，并深深地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里。前文字时代，传说舜的母亲梦见玉雀人怀，遂生下这位贤明君主。先民创造文字时自然而然将对玉文化的审美理念镶嵌到汉字和成语中，如切磋、琢磨、玉成其事、金玉良言、亭亭玉立、玉树临风、琼浆玉液等。至于带斜玉偏旁的汉字，琮、璧、块、琼、瑶、瑜、珮、环、珍、珠、瑗等信手拈来，不胜枚举。可以推断：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是玉文化崇拜。
玉石不长腿，本身并不具备交流互动的能力，但古代先民给它们插上神圣翅膀，能够到达任何一处想要达到的地方。这个过程中，古代先民在大漠、山岗、沟壑、河流、戈壁、草原等地方探测开拓，经年累月，终于形成一条相对固定的交流通道。
如果说美玉被当作人神之间的媒介，丝帛则是世俗生活中财富与权利的象征。《周礼·天官·染人》记载：“染人掌染丝帛。”孙诒让解释说：“未织者为丝，已织者为帛。”蚕食桑叶，吐丝，再经过人类加工、着色、装饰，逐渐成为象征权利、富贵的奢侈品，并且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理念。在纸张发明以前，帛充当重要文书的书写材料，后来，丝帛也延伸了其他意义，在成语、俗词中经常能见到，例如皂丝麻线、蛛丝才巧、朱丝练弦、著于竹帛、朱丝萦社、游丝飞絮、游丝、雨丝风片、铢积丝累、蛛丝马迹等，直到现代的钢丝、铁丝、粉丝之类。丝帛不但为中国使用，还传到西域、中亚、欧洲，成为中西大通道上物质交流中最重要的物品之一，用丝帛作为众多媒介物的代表，也无可厚非。
玉石和丝帛大概代表了中西大通道的物质交流史和文化交流精神。经典故事：周穆王西巡帕米尔高原、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从西向东一直伸展到秦岭，成为华夏大地的主要脊梁，这道伟大山系之南之北，是养育华夏民族的血肉。正是这道脊梁孕育出了中国极品美玉，并且在很早时候就形成核心价值观，此后，随着历史演进，这种价值观不但没有衰退，反而越来越加强。与此相符，最早的玉石之路也被开辟出来，大致与祁连山之南的羌中道、河西走廊道及漠北草原丝绸之路重合。这些道路不但彼此交通，还衍生出很多路网。
关于这条路上以玉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的最早记录是《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又名《周王传》、《周王游行记》，成书在战国时期，作者不详。其面世有些传奇色彩：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凖盗挖魏襄王墓，出土一大批竹简，通称“汲冢竹书”。苟勖、卫恒、束皙等人将这些重要的出土典籍，整理成《汲冢书》75篇，其中就包括《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东晋郭璞注此书时，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合并为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隋书·经籍志》最早归列《穆天子传》为“起居注类”，西晋时著作佐郎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胡应麟称之“小说滥觞”，姚际恒认为是伪书，清檀萃有《穆天子传注疏》，丁谦有《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有《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法国学者沙畹以为穆天子指秦穆公，今人王贻梁、陈建敏有《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历史学家杨宽认为《穆天子传》源于西方河宗氏少数民族传说，后来被魏国史官整理成书。
随着对西周青铜器金文研究和考古发现，证明书中许多内容都有历史依据。穆天子即周穆王，姬姓，名满，昭王之子，周王朝第五位帝王，他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探险家、旅行家。其西游事件在《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史记》中均有记载。周穆王致力于向四方发展，曾两征犬戎，把部分戎人迁到甘肃镇原一带；又东攻徐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合诸侯，巩固周在东南的统治。周穆王将会盟地选在涂山，或许是有意仿效大禹。史书上没有记载那次会盟中诸侯王敬献的礼品，但可以从《穆天子传》的记载中推知一二。 《穆天子传》是以周穆王的活动为中心的实录性散文，前四卷记述周穆王得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八匹好马，让造父御车，以伯天作向导，进行西征昆仑山的远行。他们从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然后北行1000余公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返回时走天山北路。这是我国陆路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穆天子与沿途各民族进行频繁物资交流，如：周穆王执白圭玄璧拜见西王母，献锦组百纯，素组三百纯（一纯差不多相当于一匹）；珠泽人“献白玉石……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赐“黄金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等。这些记载中的物资大部分为现代考古发现所证实。
长久以来，人们将《穆天子传》看成西周历史神话，或当作小说来解读，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地理、交通、文化、贸易、物种等多重信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叶舒宪先生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人们开始关注被遮蔽多年的玉文化。2005年，叶舒宪先生利用受聘到兰州大学兼任“萃英讲席教授”的机会，深入甘肃、新疆、青海等地方考察。此后，他围绕玉文化研究，考察过齐家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峁文化等遗址，经常出入相关地区的古玩城、博物馆及收藏家宅所。2008年底，叶先生汇集考察成果的著作《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问世。他在2012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中得出结论：华夏神话之根的主线是玉石神话及由此而形成的玉教信仰，并大致勾勒出玉教神话信仰传播的路线图：北玉南传和东玉西传。北玉南传历时4000年之久，在华夏文明史揭开序幕以前，就将玉石神话信仰变成东亚统一政权的意识形态观念基础，为中原王权建构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石。东玉西传大约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到距今4000年结束，以4300年前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和4500年前的晋南陶寺遗址为突出代表，并通过中原王权的辐射性影响力，传到西部和西北地区，抵达河西走廊一带，以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大体完成玉文化传遍全国的过程，给华夏文明的诞生事先预备好物质和精神互动的核心价值观，并让玉石神话观从古至今弥漫在汉语汉字的各种表达方式之中，成为华夏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遗产。
因此，周穆王西巡之真实目的就是寻找玉石矿源，并且使东西交流大道真正得以开通，其“凿空”之举远远早于汉朝的张骞。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
综观中西陆路国际大通道，有两大“路结”：其一是昆仑山脉、喀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等山汇聚的帕米尔高原，塔里木河、伊犁河、印度河、恒河、锡尔河、阿姆河等大河发源于此，沿山麓地带或山间河谷行进的交通路线也于附近汇集；其二是祁连山脉、西秦岭、小积石山、达坂山、拉脊山等在甘肃、青海交界地带汇聚，大夏河、洮河、湟水、大通河、庄浪河等黄河上游几条大支流在这一带汇聚黄河，秦陇南道、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大斗拔谷道、洪池岭道都在此相聚。
这两大“路结”如同坚实桥墩，支撑起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玉帛之路就是构成这座桥梁的主体和脉络。玉帛之路是丝绸之路前身，其路线大致与现代所谓的丝绸之路各条主次干道基本重合。2014年7月，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物局、西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主办，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承办的“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举行。这次考察活动中，我们以文献资料与考察实物为基础，结合史前文化遗址，直接或间接考察、调查了构成河西走廊路网的乌鞘岭中洪源谷道和白山戍道、姑藏南山的张掖守捉道，联系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的扁都口道、高台之南的建康军道、高台之北的合黎山口道、锁阳城（瓜州古城）以南的玉门军道，以及敦煌、瓜州的新北道（莫贺延碛道）、阳关道、玉门关道、大海道、当金山道、稍竿道、子亭（紫亭）道和石包城道等。
以后，我们计划每年举行一届“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希望能够逐渐摸清这条大通道的真实情况，并通过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文化遗址、田野考察等多重证据互相印证，还原这条大通道的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和生动性。
2014年7月，“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的成功举办，首次让“玉帛之路”这个文化概念闪亮登场，引人瞩目。
玉石与丝绸（帛）的互动
美玉和束帛是古代祭祀、会盟、朝聘等所用的珍贵礼品。《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是史书最早提到“玉帛”概念，巧合的是，作为夏朝的缔造者，禹以其审美理念主宰了“诸侯”对所执之物的选择。
长期以来，史学界将中华文明时代从夏朝开始算起。但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对夏朝认识处于模糊状态。近年来，随着大量史前考古实物——尤其是齐家文化玉器的出土，夏朝的姿影才逐渐清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齐家文化崇玉的风气就是对“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最好注解和呼应。齐家人除了大量磨制石斧、石刀、石镰、石锛和骨铲等，还选用硬度较高的玉料来制作玉铲、玉锛、玉钺、玉凿等小巧精致、刃口锋利的工具，实践中发明的切割、钻孔、磨光等技术广泛应用，日益精湛。在这个基础上，一种专门用于祭祀天地神灵及祖先的琮、璧、璜、环、钺等玉礼器产生，并独立存在。出土文物证实，玉礼器之前，是石礼器。齐家人并没有将石头同玉分裂开，“石之精华者为玉”，他们在制作礼器过程中发现了“玉”这种坚硬而纯粹的石头，并寻觅到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等山系的玉石，最终采摘到玉石中的精华——和田玉。1984年，治平乡后柳沟村民挖出一个齐家文化祭祀坑，出土三璧、四琮。三璧质地近和田青玉，尺幅大而罕见；四琮质地近和田青绿玉。其中蚕节纹青绿玉琮最为珍贵，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把该琮确认为国宝，杨伯达先生说它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琮”，并把这批玉器称为“静宁齐家七宝”。
玉石作为大自然孕育的一种特殊物质，一旦被古代先民寄托某种期待和理想，就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它具备了品格、神性和思想。玉器远离实用功能，成为形而上的精神符号。在周而复始、不断丰富的仪式中，先民的审美、道德、哲学、伦理等理念逐渐趋同，最终成为古老华夏文明中的文化因子，并深深地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里。前文字时代，传说舜的母亲梦见玉雀人怀，遂生下这位贤明君主。先民创造文字时自然而然将对玉文化的审美理念镶嵌到汉字和成语中，如切磋、琢磨、玉成其事、金玉良言、亭亭玉立、玉树临风、琼浆玉液等。至于带斜玉偏旁的汉字，琮、璧、块、琼、瑶、瑜、珮、环、珍、珠、瑗等信手拈来，不胜枚举。可以推断：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是玉文化崇拜。
玉石不长腿，本身并不具备交流互动的能力，但古代先民给它们插上神圣翅膀，能够到达任何一处想要达到的地方。这个过程中，古代先民在大漠、山岗、沟壑、河流、戈壁、草原等地方探测开拓，经年累月，终于形成一条相对固定的交流通道。
如果说美玉被当作人神之间的媒介，丝帛则是世俗生活中财富与权利的象征。《周礼·天官·染人》记载：“染人掌染丝帛。”孙诒让解释说：“未织者为丝，已织者为帛。”蚕食桑叶，吐丝，再经过人类加工、着色、装饰，逐渐成为象征权利、富贵的奢侈品，并且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理念。在纸张发明以前，帛充当重要文书的书写材料，后来，丝帛也延伸了其他意义，在成语、俗词中经常能见到，例如皂丝麻线、蛛丝才巧、朱丝练弦、著于竹帛、朱丝萦社、游丝飞絮、游丝、雨丝风片、铢积丝累、蛛丝马迹等，直到现代的钢丝、铁丝、粉丝之类。丝帛不但为中国使用，还传到西域、中亚、欧洲，成为中西大通道上物质交流中最重要的物品之一，用丝帛作为众多媒介物的代表，也无可厚非。
玉石和丝帛大概代表了中西大通道的物质交流史和文化交流精神。经典故事：周穆王西巡帕米尔高原、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从西向东一直伸展到秦岭，成为华夏大地的主要脊梁，这道伟大山系之南之北，是养育华夏民族的血肉。正是这道脊梁孕育出了中国极品美玉，并且在很早时候就形成核心价值观，此后，随着历史演进，这种价值观不但没有衰退，反而越来越加强。与此相符，最早的玉石之路也被开辟出来，大致与祁连山之南的羌中道、河西走廊道及漠北草原丝绸之路重合。这些道路不但彼此交通，还衍生出很多路网。
关于这条路上以玉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的最早记录是《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又名《周王传》、《周王游行记》，成书在战国时期，作者不详。其面世有些传奇色彩：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凖盗挖魏襄王墓，出土一大批竹简，通称“汲冢竹书”。苟勖、卫恒、束皙等人将这些重要的出土典籍，整理成《汲冢书》75篇，其中就包括《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东晋郭璞注此书时，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合并为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隋书·经籍志》最早归列《穆天子传》为“起居注类”，西晋时著作佐郎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胡应麟称之“小说滥觞”，姚际恒认为是伪书，清檀萃有《穆天子传注疏》，丁谦有《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有《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法国学者沙畹以为穆天子指秦穆公，今人王贻梁、陈建敏有《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历史学家杨宽认为《穆天子传》源于西方河宗氏少数民族传说，后来被魏国史官整理成书。
随着对西周青铜器金文研究和考古发现，证明书中许多内容都有历史依据。穆天子即周穆王，姬姓，名满，昭王之子，周王朝第五位帝王，他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探险家、旅行家。其西游事件在《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史记》中均有记载。周穆王致力于向四方发展，曾两征犬戎，把部分戎人迁到甘肃镇原一带；又东攻徐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合诸侯，巩固周在东南的统治。周穆王将会盟地选在涂山，或许是有意仿效大禹。史书上没有记载那次会盟中诸侯王敬献的礼品，但可以从《穆天子传》的记载中推知一二。 《穆天子传》是以周穆王的活动为中心的实录性散文，前四卷记述周穆王得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八匹好马，让造父御车，以伯天作向导，进行西征昆仑山的远行。他们从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然后北行1000余公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返回时走天山北路。这是我国陆路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穆天子与沿途各民族进行频繁物资交流，如：周穆王执白圭玄璧拜见西王母，献锦组百纯，素组三百纯（一纯差不多相当于一匹）；珠泽人“献白玉石……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赐“黄金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等。这些记载中的物资大部分为现代考古发现所证实。
长久以来，人们将《穆天子传》看成西周历史神话，或当作小说来解读，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地理、交通、文化、贸易、物种等多重信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叶舒宪先生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人们开始关注被遮蔽多年的玉文化。2005年，叶舒宪先生利用受聘到兰州大学兼任“萃英讲席教授”的机会，深入甘肃、新疆、青海等地方考察。此后，他围绕玉文化研究，考察过齐家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峁文化等遗址，经常出入相关地区的古玩城、博物馆及收藏家宅所。2008年底，叶先生汇集考察成果的著作《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问世。他在2012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中得出结论：华夏神话之根的主线是玉石神话及由此而形成的玉教信仰，并大致勾勒出玉教神话信仰传播的路线图：北玉南传和东玉西传。北玉南传历时4000年之久，在华夏文明史揭开序幕以前，就将玉石神话信仰变成东亚统一政权的意识形态观念基础，为中原王权建构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石。东玉西传大约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到距今4000年结束，以4300年前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和4500年前的晋南陶寺遗址为突出代表，并通过中原王权的辐射性影响力，传到西部和西北地区，抵达河西走廊一带，以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大体完成玉文化传遍全国的过程，给华夏文明的诞生事先预备好物质和精神互动的核心价值观，并让玉石神话观从古至今弥漫在汉语汉字的各种表达方式之中，成为华夏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遗产。
因此，周穆王西巡之真实目的就是寻找玉石矿源，并且使东西交流大道真正得以开通，其“凿空”之举远远早于汉朝的张骞。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
综观中西陆路国际大通道，有两大“路结”：其一是昆仑山脉、喀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等山汇聚的帕米尔高原，塔里木河、伊犁河、印度河、恒河、锡尔河、阿姆河等大河发源于此，沿山麓地带或山间河谷行进的交通路线也于附近汇集；其二是祁连山脉、西秦岭、小积石山、达坂山、拉脊山等在甘肃、青海交界地带汇聚，大夏河、洮河、湟水、大通河、庄浪河等黄河上游几条大支流在这一带汇聚黄河，秦陇南道、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大斗拔谷道、洪池岭道都在此相聚。
这两大“路结”如同坚实桥墩，支撑起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玉帛之路就是构成这座桥梁的主体和脉络。玉帛之路是丝绸之路前身，其路线大致与现代所谓的丝绸之路各条主次干道基本重合。2014年7月，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物局、西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主办，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承办的“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举行。这次考察活动中，我们以文献资料与考察实物为基础，结合史前文化遗址，直接或间接考察、调查了构成河西走廊路网的乌鞘岭中洪源谷道和白山戍道、姑藏南山的张掖守捉道，联系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的扁都口道、高台之南的建康军道、高台之北的合黎山口道、锁阳城（瓜州古城）以南的玉门军道，以及敦煌、瓜州的新北道（莫贺延碛道）、阳关道、玉门关道、大海道、当金山道、稍竿道、子亭（紫亭）道和石包城道等。
以后，我们计划每年举行一届“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希望能够逐渐摸清这条大通道的真实情况，并通过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文化遗址、田野考察等多重证据互相印证，还原这条大通道的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和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