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亲离开我，总想写点文字纪念父亲。可迟迟动不了笔，这一等，就是七年。
　　今晚临睡前，我在《散文选刊》上看了高建新老师《天亮后，他醒来了》，他的文字像洪水一样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父亲1926年出生在陕西礼泉县城关公社黄埔大队，因为家里穷养活不起，一岁时送给了赵家庄一户没有生养的老夫妻。1941年父亲高小毕业受进步思想影响，独自离家到西安，成为黄埔军校西安分校18期炮兵连的一名学生，改名何复兴。
　　1942年冬天，抗日战争吃紧，当时父亲在军校还没有学会射击，就扛起枪上了前线，是战友们在战斗中教会了他瞄准、射击等实战本领。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残忍野蛮，仇恨的烈火在父亲年轻的胸膛燃烧。他点子多、主意巧、胆子大。前前后后共消灭了19个日本鬼子，大家都夸他：初生牛犊不畏虎，这陕西娃，好样的！父亲就摸摸脸上的尘土说，其实我也不想打他，他也是他妈的娃，可是他一群外国人跑到我们国家祸害人，我不杀他天理难容！
　　在一次大轰炸后，父亲爬出坑道，只见尸横遍野，血把大地染成了酱红色。他的一只眼睛被炸瞎，一只耳朵被炸聋，一根手指头也折了。他一路要饭到西安。原单位找不到了，就在军校校务部报了名。后随陶峙岳部队进疆，一路步行，风餐露宿，九死一生。因为他有文化，在国民党部队里官至连级。解放后，他给自己定下了建功立业的誓言，把名字改为：何建功。之后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124团开荒造田。他当过连里的班长、干过记分员、挖过厕所、当过马倌。风风雨雨几十年，像无数的老军垦一样，把自己的青春与热血都奉献给了兵团这块热土，到上世纪80年代，父亲因病提前离休。
　　在我的印象里，他没有穿过新衣服，从不留剩饭，饭桌上一点馍渣被他看见了都要捡起来吃掉。父亲外号“万事不求人”，家里的活从不找人帮忙。80年代连队给每家分了一块自留地，父亲就在自留地里动手盖房子。他先把3间房子的土块打好，在地上画线，挖地基，父亲垒墙，母亲递土块。到了给房顶上房泥的时候，父亲发明创造了一种工具，母亲在下面用桶装上泥巴，他在房上吊根绳子摇一摇轱辘，泥巴桶就被吊上去了。
　　父亲修自行车在我们二营是出了名的。附近几个连队谁家自行车坏了都找他修，一是因为父亲手艺好，不偷奸耍滑，还有一点就是父亲只收一点成本费，从不多收一分钱。有的人身上带的钱不够，父亲就说没关系下次吧，其实下次早就忘了。有时，有的小孩没钱，父亲就说：“算了吧，娃也怪可怜的。”母亲就埋怨他：“别人修自行车挣钱，你不挣钱还把螺丝的钱也搭上，不如坐在家里，还省得我给你洗那些油乎乎的脏衣服！”父亲就笑笑说：“几个螺丝能值几个钱？人活一世要多做好事哩，这样老天爷看见也喜欢，不叫你早早到阎王那里去报到，你不是就能多享几天福哩！我能活到今天就已经嘹咋了（好得很），党的政策对额好，看病住院都报销，吃点亏怕啥哩！”
　　由于战争对身体带来的创伤及长期的劳累，父亲老年的时候经常住医院。在生命在最后阶段，他还是那么节俭，顿顿都是粗茶淡饭，我每顿饭给他买几个菜，他都说太多了浪费哩。我说：“现在又不缺钱，想吃啥买啥，别节省。”他就说：“我要給你妈多存点钱养老哩，你妈‘五七工’待遇低，万一有个病啥的，自己有点钱就不麻达（麻烦）你姊妹俩，家家都不容易！”
　　我家的钱都是父亲保管，他老年的时候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但对他的存折心里一清二楚，每回住院，他都随身携带一个黑色皮包，白天背在身上，晚上睡觉取下来压在枕头底下，生怕被偷走。有时，他高兴了就举着皮包对我妈说：“老婆子，你几十年照顾额不容易，给你留下养老的钱都在这里，额要以后走了，你千万不要给两个娃找麻达（麻烦）……”
　　我的父亲，是我和妹妹的继父。但，这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比山高，比海深！在女儿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生身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