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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70年代末，著名精神病学家、被誉为“犯罪学”鼻祖的意大利人切萨雷·龙勃罗梭开始收集去世的战士、平民、精神病人以及罪犯的颅骨。
在都灵监狱阴冷的解剖室里，一个个死刑囚犯的头盖骨被摆放在冰凉的桌面上，龙勃罗梭仔细察看、测量，甚至用小锤子在遗骸上东敲西打，毫无忌讳。数年之后，经过对罪犯和精神病人的颅相、体格等生理特征的比较和研究，龙勃罗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生来犯罪人。
“罪犯多具有有坡度的前额。”龙勃罗梭在报告中写道，“他们有不同寻常的耳朵、不对称的面部、格外长的手臂。盗贼的鼻子多为上翘或扁平;而谋杀犯的鼻子则多是鹰钩鼻。”龙勃罗梭认为罪犯有较为迟钝的痛感、敏锐的视力、缺少道德感、粗鲁残忍。他推测犯罪行为代表着一种返祖性，即罪犯具有类似类人猿的形态和构造，这些生物学上的缺陷导致罪犯和现代社会及文明产生冲突。
可惜，龙勃罗梭单单指向生理因素的报告并没有为找出潜在谋杀犯开辟一条捷径，并且很快，其“更偏向诊断性和描述性”的研究成果就遭到批判，学术界认为他并没有使用统计的方法来分析犯罪者和常人的区别。
然而，此后的一百多年间，龙勃罗梭这稍有偏颇的结论，却引起了科学家极大的兴趣，他们开始着手研究，想要找出罪犯尤其是谋杀犯是否真和普通人有着不一样的大脑。
上世纪80年代末，大脑扫描技术的发明革命性地颠覆了人们对于“我们的头脑中究竟有什么”的理解。英国犯罪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阿德里安·雷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第一个谋杀犯的大脑扫描研究。他说：“吸引我注意的并不是‘黄金之州’的美丽沙滩，而是这一地区高数量的暴力、凶杀犯罪。”
经过多年的研究，雷恩和他的团队扫描了成百上千谋杀犯的大脑，包括著名的连环杀手兰迪·卡夫，并且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神经犯罪学。几乎所有的脑部成像结果都显示这些凶手非常相似的大脑构成——控制人冲动行为的前额叶皮层损伤;管理情绪的杏仁核有缩小的趋势。研究显示，精神病人和罪犯大脑中调节情绪的区域要比普通人小，这使得他们更难控制自己的情绪。雷恩说：“杏仁核管理着我们的情绪，而谋杀犯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感知情绪，在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候，其杏仁核也没那么活跃，看起来他们似乎对是非曲直没有感觉，尽管他们在认知层面上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雷恩的研究认为，一部分原因可能和谋杀犯在儿童时期所遭受到的暴力或性侵行为有关，导致脆弱的大脑前额叶皮层残缺。邓塔·佩奇是雷恩的研究对象，他曾闯入一名24岁女子的家，被发现后将其残忍地杀害。在幼儿时期，佩奇就经常受到母亲的虐打，随着年龄的增长，暴力虐待的程度也与日俱增，他的母亲几乎每天都会顺手抡起接线板、鞋子或者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对佩奇一顿暴打。“孩童时期对孩子进行的生理伤害可能直接导致其大脑的损伤，也会导致他们长大后具有同样的暴力倾向。”雷恩说。
然而，拥有不幸童年的人那么多，并不是每个人都走上犯罪的道路。那么还有什么因素使人有可能成为凶手？
20世纪90年代初，一群荷兰女人试图找到导致她们家族中男性暴力行为的原因。这个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除了都有学习障碍以外，还非常具有攻击性：有人成为纵火犯，有人企图强奸，更有人沦为谋杀犯。她们怀疑这些暴力行为具有遗传性，于是找到了遗传学家汉斯·布鲁纳。
1993年，经过大量研究之后，布鲁纳找到了罪魁祸首——这个家族的男子全都缺少同一种基因。这种基因叫作单胺氧化酶A基因，简称MAOA基因。研究表明，缺少或者低表达的MAOA基因是一种基因变异，容易导致酗酒、敏感、冲动、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布鲁纳的发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首次发现某个基因的变量和人类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异的表现又被称为“战士基因”（warrior gene）。大约30%的男人拥有“战士基因”，但这个基因是否会被激活，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人的童年遭遇。
吉姆·法伦是加州大学精神病学的教授，他对这一课题尤其感兴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在自己的家谱中发现祖辈中有大量的谋杀犯，于是他去测了基因，结果显示他也具有能够导致暴力变态行为的“战士基因”。法伦写道：“我拥有的‘危险’基因要比那些杀手和精神病患者多得多。” 但他却并不是一个谋杀犯，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教授。
法伦教授认为他潜在的暴力倾向被自己快乐的童年所保护了。“如果你既有这类高危的基因，又在幼小时受到暴力或性侵，那么你成为罪犯的风险就高很多。如果你有这类基因，但是童年安稳光明，那么成为罪犯的几率就降低很多。所以单凭一个基因并不能绝对影响行为，但是一旦有一个‘催化的’环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
这个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大量罪犯既有“暴力基因史”又有“暴力童年史”，有力地证明杀手的形成既有先天亦有后天的因素。法伦教授总结为：“基因给犯罪上膛，环境扣下扳机。”
阿德里安·雷恩在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时说道：“我希望社会更加开明，可以利用生物学里这些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了解和减少犯罪。要遏制犯罪，就必须了解它的成因，在早期进行干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是犯罪这枚硬币的两面，过去我们只关注了社会因素，看着新闻头条频频出现的各种令人恐慌的罪行。现在是时候看看硬币另一面长什么样了，否则，我们永远不能了解犯罪的全景。”
在都灵监狱阴冷的解剖室里，一个个死刑囚犯的头盖骨被摆放在冰凉的桌面上，龙勃罗梭仔细察看、测量，甚至用小锤子在遗骸上东敲西打，毫无忌讳。数年之后，经过对罪犯和精神病人的颅相、体格等生理特征的比较和研究，龙勃罗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生来犯罪人。
“罪犯多具有有坡度的前额。”龙勃罗梭在报告中写道，“他们有不同寻常的耳朵、不对称的面部、格外长的手臂。盗贼的鼻子多为上翘或扁平;而谋杀犯的鼻子则多是鹰钩鼻。”龙勃罗梭认为罪犯有较为迟钝的痛感、敏锐的视力、缺少道德感、粗鲁残忍。他推测犯罪行为代表着一种返祖性，即罪犯具有类似类人猿的形态和构造，这些生物学上的缺陷导致罪犯和现代社会及文明产生冲突。
可惜，龙勃罗梭单单指向生理因素的报告并没有为找出潜在谋杀犯开辟一条捷径，并且很快，其“更偏向诊断性和描述性”的研究成果就遭到批判，学术界认为他并没有使用统计的方法来分析犯罪者和常人的区别。
然而，此后的一百多年间，龙勃罗梭这稍有偏颇的结论，却引起了科学家极大的兴趣，他们开始着手研究，想要找出罪犯尤其是谋杀犯是否真和普通人有着不一样的大脑。
上世纪80年代末，大脑扫描技术的发明革命性地颠覆了人们对于“我们的头脑中究竟有什么”的理解。英国犯罪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阿德里安·雷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第一个谋杀犯的大脑扫描研究。他说：“吸引我注意的并不是‘黄金之州’的美丽沙滩，而是这一地区高数量的暴力、凶杀犯罪。”
经过多年的研究，雷恩和他的团队扫描了成百上千谋杀犯的大脑，包括著名的连环杀手兰迪·卡夫，并且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神经犯罪学。几乎所有的脑部成像结果都显示这些凶手非常相似的大脑构成——控制人冲动行为的前额叶皮层损伤;管理情绪的杏仁核有缩小的趋势。研究显示，精神病人和罪犯大脑中调节情绪的区域要比普通人小，这使得他们更难控制自己的情绪。雷恩说：“杏仁核管理着我们的情绪，而谋杀犯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感知情绪，在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候，其杏仁核也没那么活跃，看起来他们似乎对是非曲直没有感觉，尽管他们在认知层面上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雷恩的研究认为，一部分原因可能和谋杀犯在儿童时期所遭受到的暴力或性侵行为有关，导致脆弱的大脑前额叶皮层残缺。邓塔·佩奇是雷恩的研究对象，他曾闯入一名24岁女子的家，被发现后将其残忍地杀害。在幼儿时期，佩奇就经常受到母亲的虐打，随着年龄的增长，暴力虐待的程度也与日俱增，他的母亲几乎每天都会顺手抡起接线板、鞋子或者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对佩奇一顿暴打。“孩童时期对孩子进行的生理伤害可能直接导致其大脑的损伤，也会导致他们长大后具有同样的暴力倾向。”雷恩说。
然而，拥有不幸童年的人那么多，并不是每个人都走上犯罪的道路。那么还有什么因素使人有可能成为凶手？
20世纪90年代初，一群荷兰女人试图找到导致她们家族中男性暴力行为的原因。这个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除了都有学习障碍以外，还非常具有攻击性：有人成为纵火犯，有人企图强奸，更有人沦为谋杀犯。她们怀疑这些暴力行为具有遗传性，于是找到了遗传学家汉斯·布鲁纳。
1993年，经过大量研究之后，布鲁纳找到了罪魁祸首——这个家族的男子全都缺少同一种基因。这种基因叫作单胺氧化酶A基因，简称MAOA基因。研究表明，缺少或者低表达的MAOA基因是一种基因变异，容易导致酗酒、敏感、冲动、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布鲁纳的发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首次发现某个基因的变量和人类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异的表现又被称为“战士基因”（warrior gene）。大约30%的男人拥有“战士基因”，但这个基因是否会被激活，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人的童年遭遇。
吉姆·法伦是加州大学精神病学的教授，他对这一课题尤其感兴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在自己的家谱中发现祖辈中有大量的谋杀犯，于是他去测了基因，结果显示他也具有能够导致暴力变态行为的“战士基因”。法伦写道：“我拥有的‘危险’基因要比那些杀手和精神病患者多得多。” 但他却并不是一个谋杀犯，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教授。
法伦教授认为他潜在的暴力倾向被自己快乐的童年所保护了。“如果你既有这类高危的基因，又在幼小时受到暴力或性侵，那么你成为罪犯的风险就高很多。如果你有这类基因，但是童年安稳光明，那么成为罪犯的几率就降低很多。所以单凭一个基因并不能绝对影响行为，但是一旦有一个‘催化的’环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
这个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大量罪犯既有“暴力基因史”又有“暴力童年史”，有力地证明杀手的形成既有先天亦有后天的因素。法伦教授总结为：“基因给犯罪上膛，环境扣下扳机。”
阿德里安·雷恩在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时说道：“我希望社会更加开明，可以利用生物学里这些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了解和减少犯罪。要遏制犯罪，就必须了解它的成因，在早期进行干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是犯罪这枚硬币的两面，过去我们只关注了社会因素，看着新闻头条频频出现的各种令人恐慌的罪行。现在是时候看看硬币另一面长什么样了，否则，我们永远不能了解犯罪的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