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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院相比，这些“准医生们”现在更青睐于医疗器械、医药公司等高收入行业。
“我们的生活大多在外科病房里度过，一周7天，一天14个小时。我们聚多离少，工作时不时就成了生活。”这是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中对残酷的外科住院医师培训的描述。
刚刚硕士毕业的李丁把自己称为格蕾“上海版”，他是今年上海市招录的1831名住院医师中的一员：每天7点之前到医院，白天写不完的病历，晚上加不完的班。
但与格蕾们能够经常亲自进行临床实践相比，李丁说，自己动手操作的机会很少，“大医院怕有风险，不愿意让培训生动手。”
从今年开始，上海市全面实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包括瑞金医院、中山医院等在内的39所医院被确立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院。
这也意味着，与李丁一样的医科生毕业后必须先经过3年的住院医师培训，通过考核后才能被医疗机构聘为临床医生。而为了配合这项制度，上海市各家医院已全面停止招聘。
该政策让李丁和他的同学们有些“胸闷”，“心理上完全没有安全感，未来几年就是悬着。”李丁说，等到培训结束，他已经30岁了，自己的许多同学早已是其他行业的精英，而自己还得再从头开始应聘，“如果有别的比较稳定的有编制的工作，我不愿意在这干了。”
医科毕业生们的困惑
自去年底上海市公布这一政策以来，这种抑郁情绪在医学院毕业生中不断发酵蔓延。仓促上台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让他们措手不及，有学生发帖指出，上海市卫生局应该提前告知，让学生在就业甚至入学前就得知毕业后有这个阶段。
对生活保障和前途的担忧，让学生们承受着很大压力。有些医院的教授也并不理解这一政策，“让那些硕士博士生再去轮转几年，这不是耽误他们的青春吗?”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肾脏内科主任蒋更如对本刊记者说。
“最担心的就是工作，”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的一名博士因此回了山东老家，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进了当地最好的市人民医院。“如果留在上海，也许一两年后只能去崇明、嘉定等区县医院，去别的城市反而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本地生源也在瞅着机会跳槽。蒋更如发现，转眼10月、11月招聘季节又将来临，许多住院医师的心思早已不在医院，而又开始了投简历，“有些住院医师一周也见不到一两次。”蒋更如说，与医院相比，这些“准医生们”现在更青睐于医疗器械、医药公司等高收入行业。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才流失，对医疗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
但上海市卫生局官员表示，学生和医生们的担忧是杞人忧天。上海市卫生局干部人事处副处长刘雄鹰对本刊记者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反倒让毕业生的前景更看好。
因为在开始培训的几年内，除培训医院外，用人单位不再从医学院校直接招录临床类毕业生，“三年内不招聘，会让前几批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毕业生更受欢迎。”刘雄鹰说。
“我们担心的反倒是二级医院。”他指出，非培训医院尤其是大部分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面临1～3年的人员短缺期。甚至3年“空窗期”之后，“二级医院还是招不到人，因为几年不招人的三级医院同样需要大量人才。”
为此，上海市卫生局鼓励各医院采取延长退休，退休返聘，吸引三级医院专业技术人员柔性流动或直接下沉等措施予以过度，以确保过渡期稳定。
为了能让住院医师安心，原先“准医生”们担心的社会保障同样得到了卫生局的承诺。“每個人都有‘五险一金’，”上海市卫生局科教处副处长许铁峰说，参与培训的住院医师收入标准与医院新进人员一视同仁，工资和社保待遇这部分由政府财政负担，而奖金则由医院承担。
但蒋更如指出，在医院里，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做到同工同酬，“许多住院医师在科室里轮转一下就走，科室里的奖金和福利怎么可能轮到他们呢?”
变“单位人”为“社会人”
与学生们的不理解相反，在上海市卫生局官员看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在国际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公认的临床医学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目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均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我国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由北京协和医院首次实行，并提出了严格的“24小时住院医师负责制和总住院医师负责制度”，一代医学大师如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等都脱胎于该体系。
但中国的医学教育体制从解放后一直没有理顺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回归，由此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
许铁峰告诉本刊记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上海贯彻落实国家医改方案的四项基础性措施之一。
上海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从1988年开始探索，已经执行了20多年。但以往的医疗人才培养机制，医学毕业生由医院自行负责培训，“有些分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甚至还没有培训项目，直接就工作了。”许铁峰说，这就导致了医学院毕业生之间的培训机会不均等。因为住院医生能力的进步，很大程度取决于所在医院的等级和水平。
在这样的体制下，近年来，我国二、三级医院的差距也日渐增大。医生之间水平的差距反过来又扩大了医院之间的差距，病人也就越来越向大医院汇集，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才特别突出，”瑞金医院副院长郑民华指出，“重新规范和完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是把住院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他认为，在三级医院培训出来的医生，起码具备了合格的临床医务水平，而不会像目前这样水平参差不齐。
我们只是“廉价劳动力”
但在上海市实行的这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中，是否尽责培训学生主要取决于医院自身的责任感，尚没有强制性的激励和惩罚措施，这也让许多学生对培训质量心存疑虑。
“医院并没有义务要培养我们，只会把我们当做廉价的劳动力。”在某三甲医院进行住院医师培训的张远(化名)说，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写病历，很少有机会参与l临床实践。而写病历、开化验单也成了大部分住院医师的主要工作。
在另一家三甲医院培训的薛清虽然每天都很忙碌，“早上起来先统一去一个科室进行查房，到五点半工作结束后，晚上又开始有讲座、培训什么的，还有一些具体的学时安排。”但即便如此，他也表示自己很少有机会参与临床实践。
“其实医院也并不需要这样的廉价劳动力”，蒋更如说，曾有心血管专业的学生到他的肾内科轮转，但因为觉得留不下来，对工作根本就不上心。学生们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也让医院深感担心。更何况，医院还要为培训住院医师支付一大笔额外的费用。
瑞金医院副院长郑民华认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应该细化，“比如住院医师要做多少手术、肿瘤怎么处理等，各个医院都要有统一的细则，”他指出，如果做不到这些细化的指标，就应该取消该医院培训的资格。
许铁峰也告诉本刊记者，对住院医师的培训标准将纳入对医生的考核，而具体的培训细则专家还在制定之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不是个单独的体系，要实行下去还必须进行其他包括学历体制在内的配套制度的改革。
在蒋更如看来，让硕士、博士再去进行轮转有点本末倒置。“国外都是先有住院医师培训，然后才能进行专科培训；在我国，研究生基本上就是等于专科培训。”他指出，许多硕士博士，本身已经经历了2～3年的临床实习，已经非常专业了，再回过头进行轮转，根本就没有必要。
而另一些已经有过几年临床经验再回头读研的学生，因为没有中级职称，也仍然不得不重新进行轮转。
上海某医科大学应届医学博士小赵也有同感，培训的内容并没有体现出学历之间的区别。“如果卫生部门不承认博士和硕士的临床能力，就等于变相否定了医学研究生的教育。”他反问，既然认为大学教育不成功，为什么还大规模地进行扩招?
“我们的生活大多在外科病房里度过，一周7天，一天14个小时。我们聚多离少，工作时不时就成了生活。”这是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中对残酷的外科住院医师培训的描述。
刚刚硕士毕业的李丁把自己称为格蕾“上海版”，他是今年上海市招录的1831名住院医师中的一员：每天7点之前到医院，白天写不完的病历，晚上加不完的班。
但与格蕾们能够经常亲自进行临床实践相比，李丁说，自己动手操作的机会很少，“大医院怕有风险，不愿意让培训生动手。”
从今年开始，上海市全面实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包括瑞金医院、中山医院等在内的39所医院被确立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院。
这也意味着，与李丁一样的医科生毕业后必须先经过3年的住院医师培训，通过考核后才能被医疗机构聘为临床医生。而为了配合这项制度，上海市各家医院已全面停止招聘。
该政策让李丁和他的同学们有些“胸闷”，“心理上完全没有安全感，未来几年就是悬着。”李丁说，等到培训结束，他已经30岁了，自己的许多同学早已是其他行业的精英，而自己还得再从头开始应聘，“如果有别的比较稳定的有编制的工作，我不愿意在这干了。”
医科毕业生们的困惑
自去年底上海市公布这一政策以来，这种抑郁情绪在医学院毕业生中不断发酵蔓延。仓促上台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让他们措手不及，有学生发帖指出，上海市卫生局应该提前告知，让学生在就业甚至入学前就得知毕业后有这个阶段。
对生活保障和前途的担忧，让学生们承受着很大压力。有些医院的教授也并不理解这一政策，“让那些硕士博士生再去轮转几年，这不是耽误他们的青春吗?”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肾脏内科主任蒋更如对本刊记者说。
“最担心的就是工作，”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的一名博士因此回了山东老家，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进了当地最好的市人民医院。“如果留在上海，也许一两年后只能去崇明、嘉定等区县医院，去别的城市反而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本地生源也在瞅着机会跳槽。蒋更如发现，转眼10月、11月招聘季节又将来临，许多住院医师的心思早已不在医院，而又开始了投简历，“有些住院医师一周也见不到一两次。”蒋更如说，与医院相比，这些“准医生们”现在更青睐于医疗器械、医药公司等高收入行业。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才流失，对医疗事业的发展十分不利。
但上海市卫生局官员表示，学生和医生们的担忧是杞人忧天。上海市卫生局干部人事处副处长刘雄鹰对本刊记者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反倒让毕业生的前景更看好。
因为在开始培训的几年内，除培训医院外，用人单位不再从医学院校直接招录临床类毕业生，“三年内不招聘，会让前几批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毕业生更受欢迎。”刘雄鹰说。
“我们担心的反倒是二级医院。”他指出，非培训医院尤其是大部分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面临1～3年的人员短缺期。甚至3年“空窗期”之后，“二级医院还是招不到人，因为几年不招人的三级医院同样需要大量人才。”
为此，上海市卫生局鼓励各医院采取延长退休，退休返聘，吸引三级医院专业技术人员柔性流动或直接下沉等措施予以过度，以确保过渡期稳定。
为了能让住院医师安心，原先“准医生”们担心的社会保障同样得到了卫生局的承诺。“每個人都有‘五险一金’，”上海市卫生局科教处副处长许铁峰说，参与培训的住院医师收入标准与医院新进人员一视同仁，工资和社保待遇这部分由政府财政负担，而奖金则由医院承担。
但蒋更如指出，在医院里，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做到同工同酬，“许多住院医师在科室里轮转一下就走，科室里的奖金和福利怎么可能轮到他们呢?”
变“单位人”为“社会人”
与学生们的不理解相反，在上海市卫生局官员看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在国际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公认的临床医学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目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均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我国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由北京协和医院首次实行，并提出了严格的“24小时住院医师负责制和总住院医师负责制度”，一代医学大师如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等都脱胎于该体系。
但中国的医学教育体制从解放后一直没有理顺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回归，由此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
许铁峰告诉本刊记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上海贯彻落实国家医改方案的四项基础性措施之一。
上海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从1988年开始探索，已经执行了20多年。但以往的医疗人才培养机制，医学毕业生由医院自行负责培训，“有些分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甚至还没有培训项目，直接就工作了。”许铁峰说，这就导致了医学院毕业生之间的培训机会不均等。因为住院医生能力的进步，很大程度取决于所在医院的等级和水平。
在这样的体制下，近年来，我国二、三级医院的差距也日渐增大。医生之间水平的差距反过来又扩大了医院之间的差距，病人也就越来越向大医院汇集，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才特别突出，”瑞金医院副院长郑民华指出，“重新规范和完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是把住院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他认为，在三级医院培训出来的医生，起码具备了合格的临床医务水平，而不会像目前这样水平参差不齐。
我们只是“廉价劳动力”
但在上海市实行的这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中，是否尽责培训学生主要取决于医院自身的责任感，尚没有强制性的激励和惩罚措施，这也让许多学生对培训质量心存疑虑。
“医院并没有义务要培养我们，只会把我们当做廉价的劳动力。”在某三甲医院进行住院医师培训的张远(化名)说，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写病历，很少有机会参与l临床实践。而写病历、开化验单也成了大部分住院医师的主要工作。
在另一家三甲医院培训的薛清虽然每天都很忙碌，“早上起来先统一去一个科室进行查房，到五点半工作结束后，晚上又开始有讲座、培训什么的，还有一些具体的学时安排。”但即便如此，他也表示自己很少有机会参与临床实践。
“其实医院也并不需要这样的廉价劳动力”，蒋更如说，曾有心血管专业的学生到他的肾内科轮转，但因为觉得留不下来，对工作根本就不上心。学生们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也让医院深感担心。更何况，医院还要为培训住院医师支付一大笔额外的费用。
瑞金医院副院长郑民华认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应该细化，“比如住院医师要做多少手术、肿瘤怎么处理等，各个医院都要有统一的细则，”他指出，如果做不到这些细化的指标，就应该取消该医院培训的资格。
许铁峰也告诉本刊记者，对住院医师的培训标准将纳入对医生的考核，而具体的培训细则专家还在制定之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不是个单独的体系，要实行下去还必须进行其他包括学历体制在内的配套制度的改革。
在蒋更如看来，让硕士、博士再去进行轮转有点本末倒置。“国外都是先有住院医师培训，然后才能进行专科培训；在我国，研究生基本上就是等于专科培训。”他指出，许多硕士博士，本身已经经历了2～3年的临床实习，已经非常专业了，再回过头进行轮转，根本就没有必要。
而另一些已经有过几年临床经验再回头读研的学生，因为没有中级职称，也仍然不得不重新进行轮转。
上海某医科大学应届医学博士小赵也有同感，培训的内容并没有体现出学历之间的区别。“如果卫生部门不承认博士和硕士的临床能力，就等于变相否定了医学研究生的教育。”他反问，既然认为大学教育不成功，为什么还大规模地进行扩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