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减负”再出重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10多年来，教育部门多次发布“减负”政策，但学生的课业负担依然不轻，还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
　　在答记者问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还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性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是学生作业负担仍然较重，作业管理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资本过度涌入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此次发布的意见被称为“双減”，即要求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的同时，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其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政策堪称“史上最严”。
　　

学校教育需提质增效

　　“孩子写作业到深夜”“家长陪写作业抓狂”……近年，关于中小学生作业负担重的话题引发持续关注。作业太多、太难等经常被家长吐槽，“博士家长做不出小学生数学题”。
　　意见将“校内减负”具体到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事实上，作业负担重是中小学教育的一大顽疾。在多年的减负工作中，作业负担一直很难减下来，往往是语文老师觉得作业少，数学老师也觉得作业少，但加起来就多了。学习好的学生觉得作业少，但学习差的学生觉得作业太多，难写完。
　　“别人家的孩子60分钟就完成了，我家孩子要120分钟，怎么办？”面对作业时间的规定，一些家长仍有担忧。意见也提出，“个别学生经努力仍完不成书面作业的，也应按时就寝。”但学生是不是敢“欠作业”，还得看各学校落实情况。
　　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发现，现在中小学用的教材普遍知识面比较宽，这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但是各地学校、教师在使用教材的时候很难把握深度，有时候拓展得过深，造成学习难度加大，作业难度也相应加大。
　　她建议，教育部门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的深度，尤其是在相应的考试中控制题目难度，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减轻学校课业负担的关键是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和效能。比如，课后延时服务就是要用效果来检验，如果效果不好，依然不受家长青睐，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或者用其他方式进行培训。

剑指校外培训机构

　　“减负十条”“减负三十条”……近年来，教育部等部门发布了多个中小学生“减负”文件，每次都会提及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但这次发布的意见，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是最严格的。
　　“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时候了，他们已经发展成了另一个教育体系，绑架了家长，也绑架了学校。”胡平平说。
　　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制造了很多焦虑，向家长贩卖焦虑，宣扬“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就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让家长为孩子的考试、升学投入更多，不报几个课外辅导班心里就不踏实。
　　另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让大量孩子超前超纲学习，导致学校老师在课堂上很难按教学大纲上课，学生学习程度不一，老师的教学进度也很难安排。如果一个班上大多数学生都已经提前学过，那么没有参加课外培训的学生便会显得格外吃力。
　　意见中很多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措施被业界称为“精准打击”。比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超范围培训、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内容低俗违法、盗版侵权等突出问题。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政策发布后，各地开始积极行动，开展治理工作。有些地方启动了更强硬的治理方法，比如，广东、湖北等地，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直接纳入专项治理。
　　对于这种治理方法，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忧心忡忡。“污名化”教育培训机构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这也反映了地方在教育行政执法中的无奈。长期以来，面对违规的教育培训机构，教育部门经常面临“能管不能罚，能劝不能禁”的尴尬，往往是政策出台后，一阵风式治理，过了一段时间便恢复原样。
　　比如，2018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禁止培训机构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但《民生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机构仍然在一次性收取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费用，3个月的课包单价往往比长期课包高很多，培训机构借此鼓励家长购买长期课包，一次性收取更多费用。而对于禁止超前、超纲培训等规定，执行得更是不能令人满意，大量培训机构主要做的便是超前超纲培训。
　　意见发布之后，有些机构依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过几个月或者几年就可以恢复老样子。有的则开始打“擦边球”，以非学科教育的名义进行学科训练，或者把学科培训掩藏在夏令营等活动中。8月初，在一些儿童活动场所，依然可以见到不少校外培训机构的地推人员，向家长、孩子推销课程。 　　随着治理力度的加大，校外培训机构迎来“阵痛”是必然的。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到，要加强对教育培训、公共卫生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分领域梳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整治。
　　北京市教委近期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检查，并通报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无办学许可证、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6家培训机构及个人进行了处罚。
　　小梦大生创新教育创始人童欣最近每天都在关注“双减”政策走向，與教育创业者探讨解决方案。“‘双减’政策虽说有点‘粗暴’，但也许会迫使我们更快回归教育本质，激活孩子的热情与创造力，而不是培养考试的机器。”

让孩子真正减负

　　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纳入专项治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那么，如何更好地落实相关规定，让“双减”政策落地，让孩子们真正减负？
　　“培训机构要依法治理，在这个基础上，根本的是要减少培训需求。”储朝晖表示，如果培训需求没有减少，摁下一个培训机构，还会有另一个培训机构起来;关掉正规的培训机构，很多地下培训机构会出现。
　　在他看来，减少培训需求一方面要靠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单一的评价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原因，促使培训机构大量出现，重复进行一些考试内容的训练，因此我们要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评价。另一方面，要实现学校之间的均衡，让学校之间的差距减少，培训需求就会减少。

　　胡平平认为，按照现行的“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政策，中考分流之后约一半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只能上中等职业学校，这让很多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很重，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考上高中，不得不给孩子报学科类培训班。
　　有家长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跟不上，即使培训机构关闭了，他们还是会找私人家教上门辅导。
　　“当然，对校外培训机构从严治理，对于学生减负还是会有作用的。”储朝晖说，“我们要标本兼治。”
　　中小学生“减负”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教育改革多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意见发出了“最严”减负令，但效果如何，还得看实施情况。“至少要一年之后才能判定效果。”储朝晖表示，他建议校外培训机构及时转型，从单纯的“提分”转向为学生成长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