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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时间10月1日下午3时30分，带着要求日本政府对71年前轰炸成都赔偿、道歉、谢罪的信念，成都七旬老人达朋芳走上东京地方法院的证人席。从9月29日启程赴东京到10月4日回蓉，短短6天行程花光了她的毕生积蓄，但达朋芳老人仍说：“东京之行很值得。”
一口憋了71年的气
1941年，回族小姑娘达朋芳才两岁，她父亲为原成都皇城清真寺附近的牛羊肉商贩，家境不算殷实，一家人的日子倒也过得去。达朋芳与家人、亲戚聚居于附近的永靖街，她家住在安家院子。
达家人住在地处中国腹地的成都，除了总是看见不断涌入成都躲避战乱的外乡人外，战争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1941年7月27日，达朋芳一家人的生活被日军的轰炸改变了。“那时我才两岁，什么都不记得。稍微懂点事后，大人们就告诉我在那场轰炸中死伤了多少亲戚。”7月27日那天，达朋芳的姑姑正好去她表姐家做客，表姐家热热闹闹地住了10口人，108驾日军飞机轮番轰炸成都后，10口人6死4伤。
日军对成都的轰炸作为一段牢固的记忆从未淡出过达朋芳的脑海，并以更加具体而难忘的形式跟随了她一生：轰炸发生时，达朋芳的母亲正带着她在院子里玩儿，头顶上出现了飞机，远处传来爆炸声，母亲提起她甩到自己背上拔腿就跑。炸弹没有直接炸伤母女俩，但从此达朋芳的左手再也抬不起来了。白发苍苍的达朋芳现场为记者演示了一下她是怎样挎上挎包的，她用左手拎着包，以身体为轴左右晃动将包扬起，当挎包扬起的弧度最接近右手时，她缩了缩右肩，伸出右手，将包挎在右肩上。在今年10月的东京法庭上，达朋芳也将自己左手的残疾与额头处的伤口展示给在场的人看。
74岁的达朋芳在她一生中从未停止过向周围的人讲述那次轰炸的可怕，而真正将她的记忆彻底唤起的，则是2002年时的一份《晚霞报》。那份报纸刊登了当时“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的新闻，同时指出重庆并不是被轰炸的唯一地区，成都、自贡、松潘、乐山都有涉及。达朋芳立即设法与民间索赔团的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长期保持交流。此次赴日，达朋芳也是作为整个“重庆大轰炸诉讼案”第22次开庭的原告。
到达日本的第2天即是庭审，庭审时长1个半小时，在递交材料后，由达朋芳完成1个小时的口头陈述，没有双方辩论环节。日本法庭上的达朋芳慷慨激昂，有礼有节，而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她则有点激动地说：“说句老实话，寻常百姓好端端地呆在自己家里，无缘无故地被炸死了，炸伤了，真是气在心头。无缘无故啊！这些百姓就这么死了，我想到这个就来气，一口气憋了71年。”
“研究生”
达朋芳退休于1994年，她与老伴一起搬到江苏徐州的大儿子家居住，从那时起，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带孙子。大孙子出国读书后，达朋芳又回到成都，帮小儿子带另一个孙子。她笑称自己的工作就是“研究生”（四川话“孙”音同“生”）：“研究来研究去，就是研究自己的孙孙嘛！”
原本计划今年和她一起赴日的还有两位乐山籍律师，但两人因临时有事去不了，志愿者小心翼翼地询问老人是否愿意独自一人前往时，她说：“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的亲人被炸死了，早就想和他们算账，这么多年都没有机会对薄公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去。”
尽管达朋芳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纷纷因母亲年纪太大而提出反对意见，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她的坚持。“见证过‘大轰炸’的人，如今都是70来岁了，这个年纪的人能够走得动路就不错了。我表姐本来也有资格到日本递交材料，但是她患有高血压，行动不便。还有一些老人，一个月养老金才1000多块钱，买张机票需要他不吃不喝大半年，负担不起。我呢，精神很好，身体也不错，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如果我不去，还有谁去？这个事不能半途而废啊！”
赴日后一路顺利，达朋芳也表示是因为路人纷纷施以援手，即使是在日本下机后必须填写繁琐的书面表格也没能难倒达朋芳，她感慨地说：“当时有很多人主动帮我填写表格，我一点弯路也没有走。”
“感谢很多人帮助我。”这是达朋芳一直念叨的一句话。作为原告，达朋芳向日本法庭递交的材料极其详实，既有医院伤情证明、家谱及受难亲属名单、家庭情况简介，也有轰炸发生时的成都地图，和当年日军轰炸的飞机架次、驾驶员名单、投放炸弹数量。这些资料源于她多年的精心搜集，更得益于日本友人的帮助。“日军轰炸的军方资料，都是日本友人提供的，至于老成都地图，也是直接拷贝自日本资料馆。”
“我要控诉的是战争”
如今达朋芳回想起自己的诉讼之路，促成此行的出力者中有许多都是日本友人。
自达朋芳9月29日抵达东京机场，每天有至少有5个日本人全程陪同——陪她到参议院找参议员递交材料的是日本人，陪她到内阁官房找工作人员的是日本人，主动提出要找志同道合者保证民间索赔团案件审理顺利的也是日本人。达朋芳虽不懂日语，但在日本却没有遇到半点交流障碍，对此她很感激：“人家也有工作要做，有家庭要照顾，凭什么要来陪我一个老太婆东奔西走呢？又耗时间又耗精力，说不定还要承担一定的人身安全风险。”
达朋芳一边说着，一边把与日本友人的合影照一张张地在面前摊开，仔细讲解这是谁，那是谁，当天他们交流了些什么。庭审之前，当地的日本友人已印制散发了不少相关宣传资料，因此当天的法庭听众席上坐满了人。“我陈述接近尾声时，听众都开始鼓掌，但是法官居然没有阻止他们。”
有更多的日本人专程到达朋芳在日本的下榻处拜访，表示同情与感同身受。一个曾经历过日本东京大轰炸的日本人表示，每到夕阳西下时他眼前总是会浮现出多年前的惨状。而不少日本人则认为东京大轰炸是武力侵犯他国的报应。
达朋芳感叹道：“东京也经历过轰炸，不少日本人给我看当时的照片，也是惨不忍睹。成都也好，东京也罢，归根结底问一句，平民有什么错？只有和平能带给人类安宁，我要控诉的是战争，是对无辜百姓施暴的行为。”
达朋芳在日本出席完庭审就回国了，对日本友人的挽留毫不动心，她说：“我去了，我说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行了。”再有一两位原告参与这个集体诉讼后，2014年日本法院将就“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正式开庭。“到那个时候，我看他们怎么赖？就算那时候我不在了，我的子孙后代也依然会向日本政府讨这笔债。”
一口憋了71年的气
1941年，回族小姑娘达朋芳才两岁，她父亲为原成都皇城清真寺附近的牛羊肉商贩，家境不算殷实，一家人的日子倒也过得去。达朋芳与家人、亲戚聚居于附近的永靖街，她家住在安家院子。
达家人住在地处中国腹地的成都，除了总是看见不断涌入成都躲避战乱的外乡人外，战争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1941年7月27日，达朋芳一家人的生活被日军的轰炸改变了。“那时我才两岁，什么都不记得。稍微懂点事后，大人们就告诉我在那场轰炸中死伤了多少亲戚。”7月27日那天，达朋芳的姑姑正好去她表姐家做客，表姐家热热闹闹地住了10口人，108驾日军飞机轮番轰炸成都后，10口人6死4伤。
日军对成都的轰炸作为一段牢固的记忆从未淡出过达朋芳的脑海，并以更加具体而难忘的形式跟随了她一生：轰炸发生时，达朋芳的母亲正带着她在院子里玩儿，头顶上出现了飞机，远处传来爆炸声，母亲提起她甩到自己背上拔腿就跑。炸弹没有直接炸伤母女俩，但从此达朋芳的左手再也抬不起来了。白发苍苍的达朋芳现场为记者演示了一下她是怎样挎上挎包的，她用左手拎着包，以身体为轴左右晃动将包扬起，当挎包扬起的弧度最接近右手时，她缩了缩右肩，伸出右手，将包挎在右肩上。在今年10月的东京法庭上，达朋芳也将自己左手的残疾与额头处的伤口展示给在场的人看。
74岁的达朋芳在她一生中从未停止过向周围的人讲述那次轰炸的可怕，而真正将她的记忆彻底唤起的，则是2002年时的一份《晚霞报》。那份报纸刊登了当时“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的新闻，同时指出重庆并不是被轰炸的唯一地区，成都、自贡、松潘、乐山都有涉及。达朋芳立即设法与民间索赔团的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长期保持交流。此次赴日，达朋芳也是作为整个“重庆大轰炸诉讼案”第22次开庭的原告。
到达日本的第2天即是庭审，庭审时长1个半小时，在递交材料后，由达朋芳完成1个小时的口头陈述，没有双方辩论环节。日本法庭上的达朋芳慷慨激昂，有礼有节，而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她则有点激动地说：“说句老实话，寻常百姓好端端地呆在自己家里，无缘无故地被炸死了，炸伤了，真是气在心头。无缘无故啊！这些百姓就这么死了，我想到这个就来气，一口气憋了71年。”
“研究生”
达朋芳退休于1994年，她与老伴一起搬到江苏徐州的大儿子家居住，从那时起，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带孙子。大孙子出国读书后，达朋芳又回到成都，帮小儿子带另一个孙子。她笑称自己的工作就是“研究生”（四川话“孙”音同“生”）：“研究来研究去，就是研究自己的孙孙嘛！”
原本计划今年和她一起赴日的还有两位乐山籍律师，但两人因临时有事去不了，志愿者小心翼翼地询问老人是否愿意独自一人前往时，她说：“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的亲人被炸死了，早就想和他们算账，这么多年都没有机会对薄公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去。”
尽管达朋芳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纷纷因母亲年纪太大而提出反对意见，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她的坚持。“见证过‘大轰炸’的人，如今都是70来岁了，这个年纪的人能够走得动路就不错了。我表姐本来也有资格到日本递交材料，但是她患有高血压，行动不便。还有一些老人，一个月养老金才1000多块钱，买张机票需要他不吃不喝大半年，负担不起。我呢，精神很好，身体也不错，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如果我不去，还有谁去？这个事不能半途而废啊！”
赴日后一路顺利，达朋芳也表示是因为路人纷纷施以援手，即使是在日本下机后必须填写繁琐的书面表格也没能难倒达朋芳，她感慨地说：“当时有很多人主动帮我填写表格，我一点弯路也没有走。”
“感谢很多人帮助我。”这是达朋芳一直念叨的一句话。作为原告，达朋芳向日本法庭递交的材料极其详实，既有医院伤情证明、家谱及受难亲属名单、家庭情况简介，也有轰炸发生时的成都地图，和当年日军轰炸的飞机架次、驾驶员名单、投放炸弹数量。这些资料源于她多年的精心搜集，更得益于日本友人的帮助。“日军轰炸的军方资料，都是日本友人提供的，至于老成都地图，也是直接拷贝自日本资料馆。”
“我要控诉的是战争”
如今达朋芳回想起自己的诉讼之路，促成此行的出力者中有许多都是日本友人。
自达朋芳9月29日抵达东京机场，每天有至少有5个日本人全程陪同——陪她到参议院找参议员递交材料的是日本人，陪她到内阁官房找工作人员的是日本人，主动提出要找志同道合者保证民间索赔团案件审理顺利的也是日本人。达朋芳虽不懂日语，但在日本却没有遇到半点交流障碍，对此她很感激：“人家也有工作要做，有家庭要照顾，凭什么要来陪我一个老太婆东奔西走呢？又耗时间又耗精力，说不定还要承担一定的人身安全风险。”
达朋芳一边说着，一边把与日本友人的合影照一张张地在面前摊开，仔细讲解这是谁，那是谁，当天他们交流了些什么。庭审之前，当地的日本友人已印制散发了不少相关宣传资料，因此当天的法庭听众席上坐满了人。“我陈述接近尾声时，听众都开始鼓掌，但是法官居然没有阻止他们。”
有更多的日本人专程到达朋芳在日本的下榻处拜访，表示同情与感同身受。一个曾经历过日本东京大轰炸的日本人表示，每到夕阳西下时他眼前总是会浮现出多年前的惨状。而不少日本人则认为东京大轰炸是武力侵犯他国的报应。
达朋芳感叹道：“东京也经历过轰炸，不少日本人给我看当时的照片，也是惨不忍睹。成都也好，东京也罢，归根结底问一句，平民有什么错？只有和平能带给人类安宁，我要控诉的是战争，是对无辜百姓施暴的行为。”
达朋芳在日本出席完庭审就回国了，对日本友人的挽留毫不动心，她说：“我去了，我说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行了。”再有一两位原告参与这个集体诉讼后，2014年日本法院将就“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正式开庭。“到那个时候，我看他们怎么赖？就算那时候我不在了，我的子孙后代也依然会向日本政府讨这笔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