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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所有的乡愁都是因为馋”，对于中国人而言，最能消解乡愁的节日就是春节。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我，虽然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家庭生活日渐富足，但最解馋的日子，也是在过年的那十几天里。
小时候过年唱的童谣似乎仍回响在耳边：“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灌壶酒；大年三十熬一宿；正月初一扭一扭。”这首童谣里，大部分的年俗与吃有关。按照习俗，从初一到初五忌做蒸、炒、炸、烙等炊事，更不能动用厨刀。因为“蒸”与“争”谐音，“炒”与“吵”谐音，“烙”与“落”，“刀”与“盗”谐音，均属不吉利，人们祈盼在新的一年家庭和和美美、顺顺利利，于是就刻意将那些听起来谐音不和谐的事一一避开，所以在年前要做出够全家吃上半月的馒头、花卷、豆包、年糕、枣糕，这叫隔年吃。
于是进入腊月之后，家里人便开始急匆匆地准备年货了。年货里最重要的是各种吃食，而食物里最重要的便是肉。
农谚说：“大寒小寒，杀猪过年。”杀猪是过年的开场大戏。过了腊月二十，每天早上都有猪被杀的嘶嚎，一家杀年猪周围邻居都会来帮忙。年味也在这种撕心裂肺的嚎叫声中变得越来越浓郁。
一大早，几个棒小伙子拿着绳子守在了猪圈的门口，猪已被绑了四蹄，侧躺着被放在了一张方桌上，或有一声尖叫，或发一声低吟，用力地扭动着脖颈，蹄子在找不到支点的空中扭搓着，肥硕的身体在桌上滑动。杀猪的刀有一尺多长，叫寝刀。很好的名字，这一寝将永远不会醒来。刀要从猪颈下最大的静脉刺进去，如果刺进了动脉，会血喷如柱，猪身上的血如果不全部流出来，猪肉就不会是白嫩可餐，而是殷红倒胃。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白刀子进去了，红刀子出来了。一个搪瓷盆放在了猪脖子下，血流像一条小溪缓缓地淌着，盆变成深潭。
炉子里的柴禾烧得“劈啪”直响，一大锅水烧开了，提上一桶出去，用瓢一瓢一瓢地淋在猪身上，热气带着猪粪的气味在院子里回旋，一会儿便凝结在板杖子外的树枝上，结出晶莹剔透的冰晶，映出七彩的光在干冷的空气里穿行。小伙子手里握着钝刀，在猪身上用力地刮，唰唰唰、唰唰唰，猪毛在方桌下围成了一个圈儿，流下的水结成了冰，把它们牢牢地粘在了地上。猪在几次翻转之后变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肉娃娃。猪头和四个蹄子先被砍下来，四个猪蹄用麻绳捆在一起。斩首去足行动过后就是开肠破肚，拉着气管把猪下水一起拽出（也叫灯笼挂），用一麻绳系在气管上，挂在屋檐下，让残留的血水滴下来。
这头猪算是寿终正寝了，但是离端上桌的肉菜，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我家人爱吃猪下水（猪内脏），我仍记得爷爷在冬日的院子里清洗白花花的猪大肠。先是准备一大盆热水，放上盐和碱，把大肠泡进去。肥肠外面通常会有一层肥油，他会拿起剪刀把那层油给剪掉，不好剪的地方还要用手一点点撕下来；接着用水灌一次大肠，用筷子从肠子开口处把外皮往里推，把肠子内部翻到外部；使劲反复搓洗猪大肠，直搓到有大量胶液产生为止。这些程序要来来回回许多次，直到大肠里熏人的臭味一点点消失。一盆肠子就要洗一整个下午，那时没有戴橡胶手套的习惯，爷爷的手就在寒风中露着，冻着。
后来，当爷爷身体变得不好，将准备年货的任务交给年轻一辈时，再也没人愿意花这么长时间在大冷天洗这一盆子猪大肠。“想吃就直接买点人家卤好的吧！洗起来太麻烦了……”这时候，爷爷也不反驳，眼睛低下去，似乎是在默认。
现在同样被简化的环节还有蒸馒头。小时候过年奶奶会蒸各式各样的馍馍，有枣糕、花卷，还有各种形状的馍馍。喜欢吃枣糕倒不是它的口味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枣糕”的名字跟“糟糕”谐音，所以吃枣糕就演变出了“吃掉糟糕，来年平顺”的意思。
那时到了腊月二十六，村里家家都要发面蒸馍。春节蒸馍是“多多益善”，有些馍要做供品，有些馍要吃，有些还要用来串亲戚。年馍要蒸得够吃到正月十五，至少也要吃到“破五”（正月初五）。来年第一次蒸馍的时间愈晚，表示愈富有。
年馍的品种很多，除了上尖下圆、二三两重的白面馍，还有刺猬、牛、羊、鸡、鸭、鲤鱼、兔子等动物形状的馍，以及桃、李、佛手、“二龙戏珠”“丹凤朝阳”“春燕戏牡丹”“龙凤呈祥”“童子献寿桃”“富贵不断头”“金雀闹花堂”“鲤鱼跳龙门”等花样繁多的花馍，都有期盼丰衣足食、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比如刺猬馍，把刺猬头朝里放在门的两边，寓意刺猬往家中驮元宝，是富贵发财；蛇馍、龙馍，则是期盼来年丰收、粮食满仓；牛、羊、鸡等动物馍，则是盼望六畜兴旺。
而如今，家里过年馒头只蒸一种，不分那么多种类，一下子蒸上一大锅。而在有些人的家里，过年没有时间蒸馒头，直接就买馒头来吃。“那馍吃着一点馍味儿都没有，平时偶尔买着吃也就罢了，过年咋能吃那呢？”奶奶有时候会抱怨一下。在他们的眼里，在再普通不过的馒头里，也暗藏着年味儿。
《舌尖上的中国》记录片的制片人陈晓卿曾说过：“春节是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而食物是他们表达的通道。”
春节期间的美味，外形上几乎都要显示出对更大、更高、更饱满的追求，这种追求无一不寄托着人们吉祥、美好、富足的愿景。在食物中，他们还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神明的虔诚、对祖先的感恩。他们还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新年的各种食物中。食物，永远是凡尘众生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最朴素、最直接的通道。
在甘肃环县，由黄米、绿豆、红豆、羊肉、萝卜、土豆等熬制成的羊肉腊八粥，食用前要先献给“各路神灵”——喂给门神：“我给你喂腊八，你给我挡怕怕。”喂给土地：“我给你喂腊八，你给我长庄稼。”喂给果树：“我给你喂腊八，你给我结疙瘩（果子）。”潮汕人在年夜饭上吃下来的蚶壳不能马上丢弃，要收集起来堆到房门后或床底下，贝壳在古代是货币，潮汕人相信这样可以“旺财”；浙江龙游的发糕，用糯米和粳米制作的米粉发酵制成，预示着来年一年的好运，“发起咯！发起咯！”；厦门人过年用红曲米染红的糯米粉，包上花生仁和黑芝麻，用特制的龟印压出寿龟的图纹，象征着吉祥、长寿；苏帮菜的顶级配置“七件子”：麻鸭、草鸡、鸽子、鹌鹑、鸽蛋、火踵、蹄髈，一起在特大号砂锅中慢火焖炖十多个小时，意味着“金银满钵”……
北方人虽不如南方人那么爱吃、会吃，但是小时候过年家里的各种吃食也都有名头和说法。只是这些背后的故事，也被年轻人渐渐淡忘了。
而在爷爷奶奶过世之后，我们全家再没在老家过年的机会了，不知为何，竟感到年味有些疏淡。直到有天，看到冯骥才的一段话，我才豁然开朗。“年的感情，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时候，人们生产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农耕社会的时候，生产又和大自然的节气和大自然的时间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年里的收获里面，是以春夏秋冬大自然的季节，这个季节正好是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不同时间。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一轮。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辞去旧的一年，又迎来新的一年的时候，总是对新的一年充满着很大的一种期盼和一种梦想。但城市人渐渐离开了农村，也就离开了农耕的生活……”
如今的我不那么馋了，也不那么爱吃嘴了。在超市里，你可以买到各种肉和菜，哪怕在三伏天都可以享受这份大工业提供的便利。你不需要用舌头分辨皮与馅的层次，也没时间让味觉唤起视觉和触觉的双重记忆，更不必承担被等待提升的期望值。
大概这样也好。
小时候过年唱的童谣似乎仍回响在耳边：“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灌壶酒；大年三十熬一宿；正月初一扭一扭。”这首童谣里，大部分的年俗与吃有关。按照习俗，从初一到初五忌做蒸、炒、炸、烙等炊事，更不能动用厨刀。因为“蒸”与“争”谐音，“炒”与“吵”谐音，“烙”与“落”，“刀”与“盗”谐音，均属不吉利，人们祈盼在新的一年家庭和和美美、顺顺利利，于是就刻意将那些听起来谐音不和谐的事一一避开，所以在年前要做出够全家吃上半月的馒头、花卷、豆包、年糕、枣糕，这叫隔年吃。
于是进入腊月之后，家里人便开始急匆匆地准备年货了。年货里最重要的是各种吃食，而食物里最重要的便是肉。
农谚说：“大寒小寒，杀猪过年。”杀猪是过年的开场大戏。过了腊月二十，每天早上都有猪被杀的嘶嚎，一家杀年猪周围邻居都会来帮忙。年味也在这种撕心裂肺的嚎叫声中变得越来越浓郁。
一大早，几个棒小伙子拿着绳子守在了猪圈的门口，猪已被绑了四蹄，侧躺着被放在了一张方桌上，或有一声尖叫，或发一声低吟，用力地扭动着脖颈，蹄子在找不到支点的空中扭搓着，肥硕的身体在桌上滑动。杀猪的刀有一尺多长，叫寝刀。很好的名字，这一寝将永远不会醒来。刀要从猪颈下最大的静脉刺进去，如果刺进了动脉，会血喷如柱，猪身上的血如果不全部流出来，猪肉就不会是白嫩可餐，而是殷红倒胃。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白刀子进去了，红刀子出来了。一个搪瓷盆放在了猪脖子下，血流像一条小溪缓缓地淌着，盆变成深潭。
炉子里的柴禾烧得“劈啪”直响，一大锅水烧开了，提上一桶出去，用瓢一瓢一瓢地淋在猪身上，热气带着猪粪的气味在院子里回旋，一会儿便凝结在板杖子外的树枝上，结出晶莹剔透的冰晶，映出七彩的光在干冷的空气里穿行。小伙子手里握着钝刀，在猪身上用力地刮，唰唰唰、唰唰唰，猪毛在方桌下围成了一个圈儿，流下的水结成了冰，把它们牢牢地粘在了地上。猪在几次翻转之后变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肉娃娃。猪头和四个蹄子先被砍下来，四个猪蹄用麻绳捆在一起。斩首去足行动过后就是开肠破肚，拉着气管把猪下水一起拽出（也叫灯笼挂），用一麻绳系在气管上，挂在屋檐下，让残留的血水滴下来。
这头猪算是寿终正寝了，但是离端上桌的肉菜，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我家人爱吃猪下水（猪内脏），我仍记得爷爷在冬日的院子里清洗白花花的猪大肠。先是准备一大盆热水，放上盐和碱，把大肠泡进去。肥肠外面通常会有一层肥油，他会拿起剪刀把那层油给剪掉，不好剪的地方还要用手一点点撕下来；接着用水灌一次大肠，用筷子从肠子开口处把外皮往里推，把肠子内部翻到外部；使劲反复搓洗猪大肠，直搓到有大量胶液产生为止。这些程序要来来回回许多次，直到大肠里熏人的臭味一点点消失。一盆肠子就要洗一整个下午，那时没有戴橡胶手套的习惯，爷爷的手就在寒风中露着，冻着。
后来，当爷爷身体变得不好，将准备年货的任务交给年轻一辈时，再也没人愿意花这么长时间在大冷天洗这一盆子猪大肠。“想吃就直接买点人家卤好的吧！洗起来太麻烦了……”这时候，爷爷也不反驳，眼睛低下去，似乎是在默认。
现在同样被简化的环节还有蒸馒头。小时候过年奶奶会蒸各式各样的馍馍，有枣糕、花卷，还有各种形状的馍馍。喜欢吃枣糕倒不是它的口味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枣糕”的名字跟“糟糕”谐音，所以吃枣糕就演变出了“吃掉糟糕，来年平顺”的意思。
那时到了腊月二十六，村里家家都要发面蒸馍。春节蒸馍是“多多益善”，有些馍要做供品，有些馍要吃，有些还要用来串亲戚。年馍要蒸得够吃到正月十五，至少也要吃到“破五”（正月初五）。来年第一次蒸馍的时间愈晚，表示愈富有。
年馍的品种很多，除了上尖下圆、二三两重的白面馍，还有刺猬、牛、羊、鸡、鸭、鲤鱼、兔子等动物形状的馍，以及桃、李、佛手、“二龙戏珠”“丹凤朝阳”“春燕戏牡丹”“龙凤呈祥”“童子献寿桃”“富贵不断头”“金雀闹花堂”“鲤鱼跳龙门”等花样繁多的花馍，都有期盼丰衣足食、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比如刺猬馍，把刺猬头朝里放在门的两边，寓意刺猬往家中驮元宝，是富贵发财；蛇馍、龙馍，则是期盼来年丰收、粮食满仓；牛、羊、鸡等动物馍，则是盼望六畜兴旺。
而如今，家里过年馒头只蒸一种，不分那么多种类，一下子蒸上一大锅。而在有些人的家里，过年没有时间蒸馒头，直接就买馒头来吃。“那馍吃着一点馍味儿都没有，平时偶尔买着吃也就罢了，过年咋能吃那呢？”奶奶有时候会抱怨一下。在他们的眼里，在再普通不过的馒头里，也暗藏着年味儿。
《舌尖上的中国》记录片的制片人陈晓卿曾说过：“春节是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而食物是他们表达的通道。”
春节期间的美味，外形上几乎都要显示出对更大、更高、更饱满的追求，这种追求无一不寄托着人们吉祥、美好、富足的愿景。在食物中，他们还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神明的虔诚、对祖先的感恩。他们还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新年的各种食物中。食物，永远是凡尘众生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最朴素、最直接的通道。
在甘肃环县，由黄米、绿豆、红豆、羊肉、萝卜、土豆等熬制成的羊肉腊八粥，食用前要先献给“各路神灵”——喂给门神：“我给你喂腊八，你给我挡怕怕。”喂给土地：“我给你喂腊八，你给我长庄稼。”喂给果树：“我给你喂腊八，你给我结疙瘩（果子）。”潮汕人在年夜饭上吃下来的蚶壳不能马上丢弃，要收集起来堆到房门后或床底下，贝壳在古代是货币，潮汕人相信这样可以“旺财”；浙江龙游的发糕，用糯米和粳米制作的米粉发酵制成，预示着来年一年的好运，“发起咯！发起咯！”；厦门人过年用红曲米染红的糯米粉，包上花生仁和黑芝麻，用特制的龟印压出寿龟的图纹，象征着吉祥、长寿；苏帮菜的顶级配置“七件子”：麻鸭、草鸡、鸽子、鹌鹑、鸽蛋、火踵、蹄髈，一起在特大号砂锅中慢火焖炖十多个小时，意味着“金银满钵”……
北方人虽不如南方人那么爱吃、会吃，但是小时候过年家里的各种吃食也都有名头和说法。只是这些背后的故事，也被年轻人渐渐淡忘了。
而在爷爷奶奶过世之后，我们全家再没在老家过年的机会了，不知为何，竟感到年味有些疏淡。直到有天，看到冯骥才的一段话，我才豁然开朗。“年的感情，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时候，人们生产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农耕社会的时候，生产又和大自然的节气和大自然的时间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年里的收获里面，是以春夏秋冬大自然的季节，这个季节正好是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不同时间。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一轮。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辞去旧的一年，又迎来新的一年的时候，总是对新的一年充满着很大的一种期盼和一种梦想。但城市人渐渐离开了农村，也就离开了农耕的生活……”
如今的我不那么馋了，也不那么爱吃嘴了。在超市里，你可以买到各种肉和菜，哪怕在三伏天都可以享受这份大工业提供的便利。你不需要用舌头分辨皮与馅的层次，也没时间让味觉唤起视觉和触觉的双重记忆，更不必承担被等待提升的期望值。
大概这样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