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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发挥史学致用功能越来越受到史家重视,顾颉刚即曾尝试以中国通史编纂唤起民族意识,主张从受众角度探索编纂形式的多样化,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其在编纂理念上,则与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一脉相承,如以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主干书写社会"全史";推动由"君史"向"民史"的转型;发扬集体修史的优良传统;将专史视为通史编纂的基础等。顾颉刚这一"疑古"之外的史学追求,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通史编纂形成继20世纪初"国史重写"运动之后的新高潮,而且提醒人们应当注意"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