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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7岁的小学生上街,看见红灯就不能过马路。 为什么政府不让他在红灯亮时过马路?因为这个时候过马路可能被车撞。
什么是政府?政府就是有权力制定交通规则的机构和人。 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权力?因为政府是大家选举产生的,他的爸爸妈妈也参加了选举。 什么是好的政府?能制定并且执行一个保证大家安全的交通规则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政府制定不了好的交通规则、或者制定了好交通规则却执行不了,就需要改革了。
为什么他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因为政府制定的交通规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如果交通规则不合理,他上学就要迟到了;还有,政府花的钱,也是他爸爸妈妈交的,如果政府把钱浪费了,也就是他自己的损失。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东平,用这样—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公民教育的切实易行。
“这非常简单,政治本来就跟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看得见、摸得着。”他说,“告诉学生政治制度的本来面目,有利于从根本上树立公民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信念。”
然而,这位学者对中国公民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目前的状况是公民教育很缺失,基本上没有民主教育。”
“目前绝大多数学校都采取竞选和轮换制的方式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尝试当学生干部,但这种改革和尝试并不是在公民教育的概念下进行的。”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瞭望东方周刊》在北京两所中小学中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中小学生民主知识的来源中,媒体、课外书、家长分列前三位,而学校教育竟然占据末位。
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张祖桦说,最根本的还是现在的学校体制,“现在的学校教育就是应试教育,政治课本成为考试科目时就不可能生动活泼,更多停留在书本和理论。” 宪政学者刘海波认为,很多人以为竞选就是民主,而实际上民主的根本任务是增加公共利益,要求竞选者具有凝聚智慧的竞争品质:成熟、理性以及责任感等等。 刘海波把公民教育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对国家的热爱,对政体的认同,了解政体与法律运转的知识等。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存在公民教育,而且政治性很强,“但那是在高调的理想主义之下运转的,并不真实,也不会持久。”
目前,一方面是学校传统教育的束缚和乏力,另一方面,青少年通过大众媒介获取的民主知识已经大大超过了成年人的想像,这种矛盾,造成一些青少年对许多社会现象的看法较为偏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分析说,从“愤青”一代的产生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对公共事务国际事务的认知很有缺陷,缺乏理性、健康的心态,容易采取不负责任的表达方式进行宣泄。“产生这一状况主要原因就是公民教育的缺失。”
杨东平正在进行《新公民读本》教材的编写。他说,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宪法至上,公民在法制框架下参与社会。
在杨东平的公民读本中,公民知识包括社会标识、政治常识和社会生活的知识。他认为,只有从教育抓起,才能改变目前大多数人公民知识匮乏、有些领导干部分不清基本法治概念的状况。
“只有在实行政策民主化的环境下,才需要公民教育。在未来全民知法懂法的环境下,这会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能力。”他说。
什么是政府?政府就是有权力制定交通规则的机构和人。 为什么政府有这样的权力?因为政府是大家选举产生的,他的爸爸妈妈也参加了选举。 什么是好的政府?能制定并且执行一个保证大家安全的交通规则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政府制定不了好的交通规则、或者制定了好交通规则却执行不了,就需要改革了。
为什么他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因为政府制定的交通规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如果交通规则不合理,他上学就要迟到了;还有,政府花的钱,也是他爸爸妈妈交的,如果政府把钱浪费了,也就是他自己的损失。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东平,用这样—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公民教育的切实易行。
“这非常简单,政治本来就跟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看得见、摸得着。”他说,“告诉学生政治制度的本来面目,有利于从根本上树立公民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信念。”
然而,这位学者对中国公民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目前的状况是公民教育很缺失,基本上没有民主教育。”
“目前绝大多数学校都采取竞选和轮换制的方式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尝试当学生干部,但这种改革和尝试并不是在公民教育的概念下进行的。”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瞭望东方周刊》在北京两所中小学中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中小学生民主知识的来源中,媒体、课外书、家长分列前三位,而学校教育竟然占据末位。
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张祖桦说,最根本的还是现在的学校体制,“现在的学校教育就是应试教育,政治课本成为考试科目时就不可能生动活泼,更多停留在书本和理论。” 宪政学者刘海波认为,很多人以为竞选就是民主,而实际上民主的根本任务是增加公共利益,要求竞选者具有凝聚智慧的竞争品质:成熟、理性以及责任感等等。 刘海波把公民教育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对国家的热爱,对政体的认同,了解政体与法律运转的知识等。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存在公民教育,而且政治性很强,“但那是在高调的理想主义之下运转的,并不真实,也不会持久。”
目前,一方面是学校传统教育的束缚和乏力,另一方面,青少年通过大众媒介获取的民主知识已经大大超过了成年人的想像,这种矛盾,造成一些青少年对许多社会现象的看法较为偏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分析说,从“愤青”一代的产生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对公共事务国际事务的认知很有缺陷,缺乏理性、健康的心态,容易采取不负责任的表达方式进行宣泄。“产生这一状况主要原因就是公民教育的缺失。”
杨东平正在进行《新公民读本》教材的编写。他说,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宪法至上,公民在法制框架下参与社会。
在杨东平的公民读本中,公民知识包括社会标识、政治常识和社会生活的知识。他认为,只有从教育抓起,才能改变目前大多数人公民知识匮乏、有些领导干部分不清基本法治概念的状况。
“只有在实行政策民主化的环境下,才需要公民教育。在未来全民知法懂法的环境下,这会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能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