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
　　事实上，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其立论是以士的视角观察社会，上及君、下及民，建立了以士文化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其核心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善养吾浩然之气”。
　　秦始皇以虎狼之师鲸吞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特别是他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加上实行焚书坑儒的黑色恐怖政策，完全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与诸侯列国相伴相生的士文化，彻底失去了存活的土壤。
　　一方面是士文化为岁月流沙湮埋，另一方面则是无耻的风气在“富国”的名义下，成为战国时期的主流价值取向。学者程念祺日前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标题为《商鞅的为人为政与战国风气》，指出：“要概括战国最一般的风气，‘贵诈力而贱仁义’和‘无耻’二字，无疑可以当之。……诈力和无耻往往成为国与国之间争胜的基本手段。”最终，发轫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商鞅变法，在制度设计时完全忽视了人的基本道德，进而将社会推向“免而无耻”的轨道。
　　代秦而兴的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制，以中央集权强力推行郡县制。于是，自汉迄于明、清，在封建独裁的东方世界，不受限制的权力、暴力与财富媾合，导致众多有恒产者无恒心。
　　翻看中国数千年封建史，大批量出产流氓最多的是两个阶层，其一，为流氓有产者；其二，为流氓无产者。
　　流氓有产者，如西晋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劫掠路过荆州的商人，富可敌国。他宴请宾客时让美女斟酒劝客，客人不从，就把美女拉出去斩首。大将军王敦拒绝饮酒，石崇竟连杀三个美女。丞相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说：“他杀他家的人，与你何干？”
　　流氓无产者，如明末张献忠，听说李自成进了北京，自己做皇帝无望了，就在四川杀人如麻：树两根竹竿，中间扯一根绳，高过绳子，杀！低于绳子，杀！
　　朱学勤等学者认为，中国自汉朝以来的封建文化本质上就是流氓文化。史学家王毅指出，流氓文化在明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其恶性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挣脱野蛮、以法律为手段固化道德的艰难进程。特别是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商业的游戏规则如何确定，其遵从的道德律令仍旧是人类社会几千年前所推崇的：诚实，守信用，公平，不诈欺，不以暴力相协迫。
　　如今，中国绝大多数主流企业是值得世人尊重的，它们恪守商业道德，公平竞争，比如联想、海尔、李宁等，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公众形象。然而，另一些中国企业极端功利主义的流氓做派实在令人不耻，它们以各种概念、卖点欺骗消费者，以下三滥的手法攻击竞争对手。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因是列强入侵，内因则是流氓文化涂毒社会。
　　中国企业正在崛起，在此过程中，尤其要警惕流氓文化作祟。
　　当然，在商业竞争中，仅以道德自傲，没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营销创新，企业是无法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的。然而，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企业、品牌，一旦被打上流氓的印记，恐怕只能在九泉之下与三鹿惺惺相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