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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不能一概否认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一些环境惠益，但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与其所造成的损失成正比。无论使用定量或定性的方式，现行可用的指标都表明，印度从整体上日益走向一种生态不可持续的发展，无数的民众面临着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对此，根本性的应对方案或出路在于向一种“激进的生态民主”的转型：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充分的机会参与到关系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决策中，而所有决策建立在生态永续和人人平等这两大原则的基础之上。无疑，这种激进生态民主需要在治理结构与方式上发生巨大的转变，必将会遭遇到既存政治和企业权力的抵制。但许多迹象显示，这一转变在印度的未来几十年里是有可能发生的。
关键词：全球化；环境影响；替代性选择；激进生态民主；印度
印度在过去20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令人瞩目的。然而，这一成就的“黑暗”一面却被隐藏或忽视了。超过半数的人口已经被抛弃或受到了严重不利影响，并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消极后果。今天的全球化环境既不是可持续的，也不是社会平等的，并将进一步把印度导向冲突和痛苦。然而，已经出现的诸多替代性方法与实践，可以作为转向一种激进生态民主——可以在引领我们实现更好福利的同时，维持生态可持续性和创造更大的社会公平——的前奏。
一、全球化时代的印度经济、社会和环境：主要数据
在经济方面，2003—2008年，印度经济创造了其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年均8%～9%。随后，它受到了西方始于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2008—2012年，印度的GDP年增长率在6.7%～8.4%之间。2012年欧元区危机之后，也部分地受到印度经济中制造业和农业停滞的影响，增长率下降到了更低水平，2011—2012年的第四季度跌落至5.3%，是9年中的最低点。在第一个季度结束时，制造业的增长率由2010年同期的7.3%收缩到0.3%。农产量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这一季度相比于2010年第四季度仅仅增长了1.7%。在呈现出重重危机的世界经济中，对印度经济的未来展望是相当不确定的。
自1991年以来，印度的工业产值增长了三倍，同时电力生产也实现了翻番。而基础设施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通讯、航空、铁路和道路交通的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和发展。到2009年，已有超过2 700家跨国公司在印度运营。
随着外向型经济的不断扩展，印度的外债不得不持续地用它的外汇储备来结算。结果是，印度的外债由1991年的83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 2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0%；近几年，印度的外债更是急剧地扩大，仅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的一年间，就由3 060亿美元增加至3 450亿美元。这可以和它的外汇储备做对比：从1991年几乎为零的外汇储备增长到2012年的2 870亿美元。但最近由于资本从印度抽离，它的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从2011年6月的3 140亿美元下降到一年后的2 87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尽管服务贸易部分地弥补了这一逆差，国家的境外账户呈现出恶化趋势，活期存款账户的逆差由2004—2005年的占GDP的0.4%扩大到2011—2012年的占GDP的3.6%。2011—2012年，债务偿还占印度政府预算开支的30%，构成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相比之下，国防支出占8%，卫生和教育支出共占不到2%。
在始于2007—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印度政府不得不在2008年9月大规模地干预经济以减弱市场崩溃的影响。2008—2009年，政府实施的经济刺激举措的财政规模高达12 000亿卢比（合270亿美元），超过GDP的2%。
在社会方面，社会分化成有产者（haves）、无产者（have-nots）和极端富裕者（have-lots）三个群体或阶层。
位于伦敦的新经济学基金会（NEF）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估算，1990—2001年间，世界人均收入100美元的价值增长中，只有大约0.6美元实现了它的既定目标，并为消除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标准的贫困做出了贡献。这意味着，减少1美元的贫困需要付出非贫困的人群165美元。就印度而言，当改革进程在1991年启动时，它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中的排名是第123名。而到2009年，它已经滑落到第134位。
依据由印度政府组建的“无组织产业Arjun Sengupa委员会”统计，2007年，印度77%的人口（总计8.36亿）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0卢比。这等于说，目前的贫困人口是印度1947年独立时总人口的两倍半。而根据“Tendulkar委员会”2009年提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贫困评估报告，2004—2005年，贫困人口中有41.8%分布在乡村地区，25.7%在城市地区。在乡村，所使用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天收入15卢比；在城镇，则是略少于20卢比。现在，超过80%的印度人每天收入低于150卢比。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营养不良人口，比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口之和还要多。联合国粮农业组织对此的评估是，2004—2006年，印度的营养不良人口为2.51亿，占印度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人口增长和人们对生活期望的提高，并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印度有大量的可获得食物，联邦政府的粮食储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但仍有2亿人饿着入眠，0.5亿人面临饿死的威胁。2005—2010年，古吉拉特邦创下了全国最高的营养不良人口增长率（两位数）。依据政府提供的数据，1992—1993年，发育不良儿童（3岁以下）的比例为44%；而2005—2006年，该比例仍维持在42%（更新的数据尚难以获得）。在整个改革期间，体重不足的儿童的比例也几乎处在同样的水平（47%～48%）。
作为各种“发展”计划的一个后果，自1947年以来，印度无家可归和受发展不利影响的人口数量估计有6 000万。依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个对大约2 100万流离失所人群的评估，其中超过40%是原住民，尽管原住民人口仅占印度总人口的8%。 根据全国调查协会（NSS）2008—2009年的调查，印度的城市中共有49 000个贫民窟。而联合国200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超过半数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包括安置区）。在全世界范围内，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民窟。
1991—2007年，在印度经济的正式（有组织的）产业中就业的人口，一直停滞在大约2 700万左右，而他们只构成低于6%的印度总劳动力。
到2007年，每日人均可用谷物和豆类，从1991年的510克下降到443克。
2009年4月，印度有4.03亿手机用户。其中，大约46%的手机用户，或者说1.87亿的用户，并没有银行账户。印度600 000个乡村中仅5.2%设有银行的支行，从而将大多数农民置于放债人的魔掌之下。1997—2008年，共有20万农民因为陷入债务困境而自杀（自改革开始显著增加）。最近十年来，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个农民自杀。
依据Nielsen 2009年的一项调查，在2.2亿印度家庭中，仅有250万个家庭同时拥有一辆汽车和一台电脑，仅有10万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一次出国度假。几乎60%的印度人仍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而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只有88%人口能够获得改进的饮用水源（相比于1990年的72%）。
所谓的“高净值个体”（HNWI）是指那些拥有至少100万美元（合4.5亿卢比）可投资资产（不包括拥有的房产、地产和财产）的富豪。据Merrill Lynch统计，2010年，印度有126 700个这样的极端富裕个体。尽管他们只占印度人口的0.01%，但他们的身家构成这个国家GDP的1/3。
“全国选举观察”（NEW）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最近一次大选以来，下议院中百万美元富翁（价值超过4.5卢比）的人数已经几乎倍增至300人（共计543人）。543名国会议员的总身家接近2 800亿卢比（合5.6亿美元），即平均每个议员都是一个百万美元富翁，而64个内阁大臣合计1亿美元。
私有化也日益迅速地扩展至自然资源领域。在印度的不同地区，较长河段的河流已经被商品化并出售给企业买家，例如切蒂斯格尔邦的Sheonath河、Kelu河和Kukrut河。
在环境方面，根据最近的一个报告，印度已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的生态足迹，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目前，印度的人均自然资源使用量两倍于该国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可持续水平。自然供养人类的能力，在近40年左右衰减了将近一半。
最富有的印度人（身价最高的0.01%人口）的人均生态足迹，是印度40%最贫困人口的330倍，也相当于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中一个普通公民的12倍。而最富有的1%印度人的生态足迹，相当于一个富裕国家中普通公民所占有生态足迹的2/3，并且是印度最贫穷40%人口所占有生态足迹的17倍。因此，在印度，如果一个人拥有一辆汽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他就大致相当于消耗17个穷人的同等资源。换言之，他消耗掉大致相当于2.3个普通“世界公民”的同等资源（2007年世界年人均收入为10 000美元）。
环境和林业部（MoEF）2009年的一个环境状况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旱涝灾害频发和强度加大的威胁，从而影响到小型和边远农场的产量，未来印度的食品安全可能处于风险之中。依此，农作物产量在全国范围内将会显著下降。
尽管印度目前的碳排放量只占全球的8%，但随着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它的碳排放量也正在逐年增加。如果按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2030年印度的人均碳排放量将会提升三倍。印度能源的一半以上来自煤炭。掌握着大多数煤矿的“煤炭印度”公司声称，印度可用的煤炭矿藏并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多。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这些矿藏可能持续大约80年。如按照计划中的发展速度，它们将会在30年到40年内耗尽。而目前印度非传统能源的预算仅占能源预算总额的1.28%。
长期缺水正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越来越多地区。印度是世界上过度使用地下水最严重的国家，在许多地区，水的开采量是其自然供应量的两倍。随着土地蓄水层的枯竭，地下水位开始下降，下降速度有时达到每年100～300 cm（比如在旁遮普邦）。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升高，人均年可用水量将会由2001年的1 820 m3减少至2050年的1 140 m3。虽然降雨强度会有所增加，但下雨的天数将会在每一个季度里减少15天。在过去几十年中，2009年是最严重的干旱年份之一。在这一年中，季风降雨的总体短缺超过了20%，而在一些农业地区尤为严重。
表层土对农业生产力起着关键性作用。依据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印度每年每公顷土地减少16吨表层土，相当于全国每年减少50亿吨表层土。表层土的形成，需要经过上千年。班加罗尔周围的乡村中因旱灾频发而被饥饿威胁的村民，已开始每天从农业用地和保留地中挖掘大约1 000卡车的表层土，变卖为班加罗尔都市区的建筑用砂。
1990—2000年，印度的年植树造林率为0.57%，但是，这个数字在2000—2005年下降到了0.05%。不够“茂密”或“中等茂密”的森林区域，仅占印度不到12%的陆地面积，此外还有同等大小的疏林或矮树林面积。林地用途的大规模转变是从1980—1981年开始的，到2001年共转变了大约55%；而1980—1981年开始的大规模转变为采矿业，70%发生在1997—2007年。显然，全球化又一次导致了快速的森林采伐和土地退化，这些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还被置于较严格的管控之下。
印度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拥有超过130 000个动植物物种，而且农作物和家畜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依据环境与林业部的报告，不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印度已有至少10%的动植物种属被列为濒危物种。但如果全球温度升高2 ℃，印度还将会失去15%～40%的物种。“荒野谷底水库的建设导致了一些优质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富裕的独特生态系统的破坏。由水力发电和矿产开采项目所引发的林木采伐，也许是印度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由于经济增长浪潮的洗劫，印度很多的神圣林地或其他曾由农村社区来保护的保留地，也受到威胁。 70%的印度人口依靠土地、林地、湿地和海岸栖息地生活，并因此直接依赖于当地生态系统为他们提供的满足水、食物、燃料、住房、饲料和药材等基本生存需求的天然条件。大约有10 000个植物物种和几百个动物物种，参与到这种彼此关联的直接性生物多样性和依存关系之中。大约2.75亿人口依赖经济林为他们提供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条件，而生态的破坏将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生活和生存。
印度7 500 km长的海岸线上有12个主要的和185个次要的港口，还有紧靠海岸的几十个炼油厂和石化等危险工业。更多的企业依靠管道来连接，并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滨造成影响。根据中央污染控制理事会的报告，187个沿海城镇每天向海洋排放55亿t的污水。大约2.5亿人沿海岸线居住，其中很多人居住在3 600个渔村中，而超过4 000 km2的红树林对抵抗气旋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印度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资源，渔业这样的传统营生和敏感的海洋生态系统都处在严重威胁之下。
2005年，印度产生了146 000 t电子垃圾。为了履行《巴塞尔公约》，印度最高法院1997年发布了一道法令，禁止进口危险废弃物。但是，有毒的电子垃圾仍可以被打着“可回收”材料的旗号进入印度。在过去几年中，环境与林业部对几家公司发放了向印度进口成千上万吨有毒电子垃圾的许可。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几种危险和有毒废弃物的进口显著增加了。比如，塑料垃圾进口由2003—2004年的101 312 t激增为2008—2009年的465 921 t。
依据名为Kalpavriksh的环境行动小组的报告，印度政府在一天中可以批准3个采矿、工业或基础设施的项目！就在本文写作时，它的6个区域办公室以及平均只有2～4人的办公室的某一个职员正在对超过6000项目实施审核。所有获得环境许可的项目每3～4年接受一次监测。这一切使得必要的环境法律遵从极为罕见。而且，为了使许可变得更容易，近十年来对相关要求（环境法管辖范围内的环评和沿海管制区）的改动已经超过30次（大部分是淡化）。
尽管印度很多部门中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但国家预算在环境保护与监管方面的投入却依旧低下（2009—2010年创下了最低纪录，远低于1%）。
面对着上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困境，印度正在经历着一个社会与环境意识的觉醒，并且首先由被主导性“发展”议程边缘化的社区与公民付诸行动。成千上万的基层替代性选择，已经出现在可持续农业、分散式雨水收集、农村工业化、可再生能源、有意义的教育、公共卫生、可持续城市生活、社区自治和全景式或生物区域规划、社区媒体、市场民主化和产品控制，等等。全国的抵抗运动挑战了破坏性的“发展”计划和进程，叫停或延迟了许多被提议的经济特区、水坝、矿井等。这种“避邻”效应正在扩展，并与一种主动的公民社会的要求——“也不要在他们的后院”——相得益彰。而作为回应，政府已制定了一些进步性的政策、法律和规划，例如《信息权利法》、《全国乡村就业保障法》和《森林权利法》。
二、全球化的十大环境影响
1992年，在顺应全球化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之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在德里做了一个关于改革中环境方面的演讲。他的主要论点是：环境保护需要由新政策创造的资源。20多年过去了，他的方案奏效了吗？总体来说，1991年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如下影响：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基础设施的扩张和大量资源开采，以及对富人浪费型消费的鼓励。经济增长往往是需求主导，而不考虑多少需求是合理合适的，以及会带来什么影响；贸易自由化带来了两个方面后果：为换取外汇而对自然资源进行的迅速开采和大量流入印度的日用消费品与浪费（外加迅速飙升的国内产量）。这导致了严重的废品处置与健康问题，并影响到林业、渔业、畜牧业、农业、卫生与手工业的传统谋生之道；环境标准与管理变得松懈，或允许被忽视，以便使国内外公司感受到更加友善的投资环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经济正在引来有着不良环境（和/或社会问题）信誉的公司，它们要求更加宽松的环境和社会公平措施。国内公司在规模和实力上同样有了可观的增长，现在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尽管效率方面的某些提升，许多部门的私有化正在侵害或淡化环境标准。
曼莫汉·辛格的主张如果奏效的话，如今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保护印度环境的更有效措施和项目。然而，生态危机却在加剧。这一点，正如笔者随后证实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固有且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滴漏理论”对穷人境遇改善不起作用，“获取用于投资的资源”的声称也无助于生态环境。
首先需要表明的是，以下对有关部门及其活动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它们本身。我们并不认为不应该采矿，不应该培植花卉，不能捕鱼，不能有出口和进口，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要追问我们是否真正需要这些，而且要弄清楚程度、用途，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而不像现在这样问题被掩盖。其次，这里所描述的许多趋势，并不只是当今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它们中的大多数根植于我们近几十年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蕴含着的治理、社会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潜在性难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阶段不仅强化了这些趋势，还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并大大提高了这一发展模式下印度环境与人民的危险。
（一）基础设施与物质：需求就是上帝
由于一味地追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需求有如神祗般不可置疑。对基础设施、原材料或商业能源的需求，并非由人类福利与平等的宗旨来决定，而是由经济增长目标来决定，尽管增长与人类福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大量新兴基础设施的建设（高速公路、港口与机场、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电厂）。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森林与海岸、农田或牧场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土地功能转变。
从1993—1994年到2008—2009年，印度矿产量增加了75%。这表明，此间林地大量地转变为矿场。1981年以来，共有15万hm2的林地被转变成矿场（当它们被中央政府强制清除并用于非林业用途）。这其中，1981—1992年为1.3万hm2（8.7%），1992—2002年为5.7万hm2（38.2%），而2002—2011年为7.9万hm2（53%）。 这种转变的生态与社会影响是巨大的。阿拉瓦利和什瓦利克山脉萎缩的石灰岩和大理石丘陵，果阿邦、中央邦与奥里萨邦多坑的铁矿石和铝土矿高原，东印度地区焦黑的煤矿景观，以及贾坎德邦放射性的铀矿带，都见证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糟后果。
从1991年开始，一些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开始在印度投资。这其中包括力拓锌（英）、必和必拓（澳）、加拿大铝业集团（加）、挪威海德鲁公司（挪）、镁瑞丁（加）、戴·比尔斯（南非）、雷神公司（美），以及菲尔普斯·道奇（美）等。它们中许多的环境和社会信誉与印度本土矿业公司一样差，甚至更为糟糕。
而政策调整的方向是朝着使矿业公司的日子更加轻松的方向前进。例如，增加可以出租的区域面积（从1996年的25 km2到如今5 000 km2），免除了更大面积区域的公开听证会要求，等等。2008年的全国矿产政策文件甚至建议生态环境管理改为自愿化！
矿产部门缺乏管制，以需求为导向，试图满足印度与世界的贪婪的经济所造成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那就是一系列环境非法事件的曝光。2006—2009年，仅在卡纳塔克邦一地就调查出了11 896起非法采矿事件；而在安得拉邦，这一数字是35 411。
（二）出口：贩卖我们的未来
受到政府主动鼓励手段的刺激，印度的出口额从2003—2004年以来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并在2011—2012年达到3 000亿美元。如要使某种水平的出口是值得的或必需的，一个负责任的政策应至少遵循如下四条准则：某一国家公民对计划出口的产品的获取并不会因为现实减少的可获得性和增加的成本而遭受不利影响；对这些产品的开采和制造应是生态可持续的；资源被开采地区的地方社区的基本权利受到尊重；并且，这些社区应是首先受益者。
但不幸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出口违反了所有这些准则。像采矿业一样，海洋捕捞业是一个核心性目标。印度的海产品出口从1990—1991年的139 419 t增加到2008—2009年的602 835 t。从过去的少量产品出口到个别国家，我们目前出口大约475种产品到90个国家。印度已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水产品生产地（无论是数量还是产值）。
（三）听起来不错，可代价呢？
一项研究表明，在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捕虾业的环境和社会成本3.5倍于其收益（每年损失672.80亿卢比，而每年盈利177.80亿卢比）。而随着这些地区转向虾类养殖，本来是当地社区餐桌上主菜的例如鲱鱼和珍珠斑鱼，也就逐渐走向绝迹。当海洋捕捞量在2008年增加到300万t时，出现了在管辖水域中（尽管并不在深海）特别是对几个种群的过度捕捞的迹象。而按照第10个五年计划的“渔业工作小组”的报告，这主要被归咎于对海洋的“开放使用”，而没有给予传统渔业社区以法律保护。同时，技术也已发生改变。
政府宣称，在新政策下，大生产商只会在传统渔民不去的深海区域捕鱼。但事实表明，拖网渔船所有人很容易会发现，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捕鱼方便而且成本低廉。同时，拖船持续非法地在鱼类繁殖季节进行捕捞。结果是，拖船所有者和当地渔民的冲突非常普遍。
（四）进口自由化：印度成为垃圾场
近十年来，印度从工业化国家进口了大量的危险有毒废弃物。目前进口的超过一百种的废品中，部分是危险品。而金属废品的进口，已达到每年上百万吨。废碎料和PCV废料的进口，已从1996—1997年的33 t增长到2008—2009年的12 224 t。塑料垃圾作为整体从2003—2004年的101 312 t到2008—2009年的465 921 t，增长了4倍之多。巨头公司如百事和印度利华往往是主要元凶。
废料进口中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依照Toxics Link的一项调查和一个由非政府组织调查的报告，在德里回收的电子元件废物中，大约70%是由工业化国家倾销到印度的。
（五）消费主义与浪费
印度时下流行的炫耀型消费主义，根源于少数精英阶层中对于外国产品的渴望。在1980年代时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开始开放进口部门，但消费主义的大规模兴起，始于其后的经济改革时期。
奢侈品产业的迅猛增长，对资源开采（采矿、伐木等）与生产（污染、危险作业等）都产生了显著的生态影响。能源研究所（TERI）的一个报告，揭示了在不可再生材料（如矿产）、耐用消费品（包括使用CFCs并对环境有直接影响的冰箱和空调）、运输工具等方面的迅速扩张。这并非只是人口增加的结果，而是或许更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关。例如，顾客的喜好从产品的无包装到有包装——该研究所估算，包装袋的消耗将从1997年的每人2.7 kg飙升到2047年的13.5 kg。而电子垃圾——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2005年估计为146 180 t，2012年则提升到800 000 t。
塑料在过去20年中以超乎预料的速度渗透到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1991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塑料生产能力从小于100万t增加到远远超过500万t。2000—2001年，印度每天生产5 400 t塑料垃圾，每年大约200万t（缺乏最新数据）。
消费扭曲的另一个表现是严重的不平等。2007年，“绿色和平印度”发表了一份关于印度气候变化的报告，认为很小一部分人口要为无节制的大量碳排放负责，但这往往被另一个事实所掩盖：大量低排放的人口稀释了其人均数字。该报告发现，最富裕阶层（收入高于每月30 000卢比）的人均排放量是最贫困阶层（收入低于每月3 000卢比，其数量大大超过印度人口总数的一半）的4.5倍之多。所有那些月收入高于8 000卢比的1.5亿印度人，已经高于全球的上限即每人2.5 t，这是科学家认为我们想要把气温升高管控在2 ℃以内所必须低于的水平。尽管普通照明、风扇和电视机已成为每个阶层的必需品，许多家用电器仍只能在富裕阶层的家庭找到，比如空调、电水壶、洗衣机、电力或电子厨房用具、DVD、电脑等。此外，大多数交通工具仍在使用化石燃料，包括高油耗的汽车和飞机，往往是富人阶层消费的特点。 碳排放只是消费不平等的指标之一。如果将最富有阶层消费的产品与服务，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浪费汇总，那么，他们相对于最贫困阶层对生态环境整体的影响或许更加严重。
（六）内部自由化：走向混战？
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收紧环境保护标准并控制产业和发展项目这一过程，其直接原因是，项目管理当局和企业自身都没有展示出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责任感。而在印度，却正在进行着相反的过程。
依照1986年《环境保护法》，1994年发布了一项公告，使对特定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成为强制性的要求。尽管这一公告约束力有限，并且有诸多实际操作中的难处，但它仍在发展规划中注入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敏感性。即便如此，它仍遭到企业家、政客以及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的厌恶。印度政府设置的一个旨在减少环境壁垒的委员会和一个世界银行投资的评估环境治理的机制，都建议改革该条公告和相关管理措施。因此在2006年，尽管大量公民社团的反对，政府修改了这条公告，使产业和发展计划更容易获得行政许可，并且削弱了对强制公开听证的监管。这份公告同样将旅游业排除在需要环境许可的项目之外，尽管许多证据表明，在许多地方这是一个已经失去控制的部门。
这些改变的最终结果是，寻求并最终获得环境许可的项目大幅增加，使得环境与林业部对其进行充分和仔细地审查或监督其环境影响变得难以实现。从2009年起，环境与林业部有超过6 000个项目等待审查，而其工作人员只有大约20人，而那些得到环境许可的项目大约3～4年才会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当我们考察1980年的《森林保护法》（其规定所有用于非林业用途的林地必须得到中央政府审批）何以变成一部森林许可法时，就会清楚发现，全球化对环境规制的消极影响是如此显著。在前文提及的采矿案例中，林地的功能转变在全球化阶段稳步上升。在1980—1981年以来发生的全部林地转变情况当中，大约一半的部分是在2001—2002年之后被用作其他用途的。
1991年，依照1986年《环境保护法》，沿海管理区（CRZ）发布了一个公告，作为管理那些可能危害生态及民生利益的活动的政策工具。尽管绝非完美，并且被大多数邦的执法部门所漠视，这则公告还是帮助了沿海地区以及居于其中的渔民社区。但出于相同的原因，它成为了企业和商业资本的眼中钉。它们对政府施加压力，并导致其对文件进行修改，放松了20多处限制。之后在2005—2006年，政府启动了一个完全改变这个公告的动议，计划建立一个新管理体系，由邦政府决定在沿海各类地区允许或禁止何种产业。民间团体组织和渔民社区严厉批评这项政策动议，认为是政府向工商业资本妥协。
旅游业在全球化时代也得到了极大的促进。1996年大约有1.4亿本国游客，在接近4倍的增长后，这一数字在2007年到达了5.27亿；与此同时，外国游客从229万增加到508万。印度的一些地区从前对外来旅行采取管制，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已逐渐开放。这其中包括生态/文化与战略地位敏感的拉达克、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拉克沙群岛以及印度东北部的许多地区。而在全球化之前已实施开放的那些区域，正被大量无序的旅游活动所蹂躏。近几年发生的成百上千违法案件被报道，例如沿海旅游胜地违犯CRZ公告的事件（仅位于喀拉拉邦的科瓦兰海滩地区就发生了超过1 500起案件）。坎哈、班达迦、科比特、贝里亚尔、伦滕波尔、本迪布尔以及纳加尔霍雷的老虎和其他动物保护区，承受着周边景点给予的巨大人员和设备压力，而这些景点一再违犯旨在减少旅游业影响的法规的文本和精神，对保护区的维持几乎毫无贡献。
印度部落区中心的大块土地，整个国家最敏感聚落的家园和一些最优质森林的所在地，已经（或即将）被租借出去成为矿区、工厂和其他工业用地。尽管阿迪瓦西（Adivasi）抵抗力量和所谓纳萨尔或毛主义者的占据使这一计划从未得以顺利施行，州政府仍以对抗纳萨尔主义的名义，武装了一部分阿迪瓦西居民去对抗他们自己人。这场被称作“和平狩猎”（Salwa Judum）的行动，导致了一种类似于内战的局面，成百上千个村庄被强制驱逐或被迫逃亡。一个由农村发展联合部成立的高级委员会在它的报告草稿中指出，像Essar和Tata这样的公司在“哥伦布之后对部落土地进行最大规模的攫取”，但在终稿中这些内容都被移除了。同时，2009年11月由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发布的一份关于“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的报告。它声称，“不断扩张的毛主义叛乱分子正在遍布整个富矿地带，很快将会威胁到工业投资计划”，“正当印度需要振兴自己的工业机器时，正当外国公司想要加入其中时，纳萨尔派分子与代表印度长远利益的铁矿公司作对”，“另一个需要拉响警报的原因在于，大公司与纳萨尔主义者的林区正在日趋接近……印度富有的城市居民已经开始购买汽车、电器、房产，而且它们不断要求国家公路、桥梁和铁路的更新换代。为了提振印度制造业并满足消费者，国家需要大量的水泥、钢铁和电力……因此，需要有合适的社会的经济环境来满足国家面对着的挑战。然而，这里发生了与纳萨尔分子的冲突……切蒂斯格尔邦，纳萨尔分子活动的热土，拥有全印度23%的铁矿石和丰富的煤炭资源。它已经与塔塔钢铁和阿塞洛集团、必和必拓集团以及力拓集团等签订了价值数十亿的理解备忘录和其他协议。其他州也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并且，像卡特彼勒这样的美国公司希望向正在东印度挖掘作业的矿产公司销售装备”。
（七）在不可持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鉴于过去几十年中印度在对待环境上的表现，环保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给出了警告：印度正在走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这个结论来源于观察和经验。在“环球足迹网络”（GFN）和印度工业联合会（CII）的研究报告中，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证实。这份2008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印度有着世界第三大的生态足迹，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印度正在使用的国内自然资源几乎是本国生态承载力的两倍；在过去40多年中，印度的环境容量急剧下降了近一半。 20世纪90年代，能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森林的退化而致使木材价值的受损，空气和水污染导致的医疗成本的增加，伴随水资源枯竭而来的用水成本的增加，使得印度的环境成本超过了GDP的10%。此外，由于土壤退化导致每年农业总产值减少了11%～26%，给经济造成了直接损失。
另一份报告对印度的能源前景做了分析，虽然颇有几分乐观情调，认为印度经济表现出低碳增长的明显特征，这使得印度总体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低于中国，与美国持平，但该报告的结论却是：“印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很不平衡，使得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困难。此外，依赖于效率低下的燃煤技术和配电系统，印度能源部门的碳排放强度高居世界前列。
（八）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扩展到南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段时期见证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增长。印度面临的未来影响有多种可能的情景。如果在22世纪初海平面上升1 m，那么将可能淹没5 764 km2的陆地，导致700多万人无家可归。降水模式也将发生变化，总降雨量会增加，但很多地区的降水量和降水天数都将减少，出现比迄今为止更极端的旱涝灾害。此外，根据绝大多数研究的评估结果，降水变化加之温度上升将导致粮食减产。海水温度的变化还将会影响海洋的生产能力，导致丰富的珊瑚礁系统渐趋消亡；同时，这将影响到鱼类迁徙模式，从而加大渔民的捕捞难度。
尽管印度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发达国家所要求的严格问责和切实行动的国家之一，其国内政策仍显薄弱和举棋不定。2009年，印度发布了《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了某些积极的因素，比如对太阳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以及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是，即便这些举措也仍然存在着概念理解和执行上的问题（比如仅仅关注太阳能而忽视其他可再生资源，极少强调分散式发电，很多部门在能源利用效率问题上的缺失）。其他内容（比如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和水资源利用）多是陈词滥调与过时的战略，缺乏大胆的和打破常规的思考。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仍继续依靠巨型水坝而完全无视其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成本。在农业领域，迄今为止已经错失了一次从依靠化学肥料（要对约6%的印度温室气体排放负责）转向依靠有机肥的重要时机，而报告仍宣称这一转变正在进行。此外，报告文本几乎没有提到印度人口的不同组成部分所占有的气候空间是多么的不公平，也没有提到超级富豪可恶的消费至上主义。《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一直是由一些独立的工作组从事并完成的，很少有来自公众的信息输入，因而严重缺乏透明度。
（九）多重危机：粮食、水和维生
印度人口的绝大部分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而且是多重的危机：粮食危机、水资源短缺、燃料供应不足、生计艰难且选择有限。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早于现阶段的全球化，甚至早于任何现代形式的“发展”。但是，这也反映了所谓的“发展”和全球化并未使这些问题得以缓和；相反，对于绝大数地区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一直很严重或还在加剧。
就粮食短缺问题来说，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百分比只从20世纪90年代的24%下降到2004—2006年间的22%，降幅很小。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的营养不良人数是世界最多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2004—2006年印度的营养不良人数为2.51亿，接近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人根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并不属于政府福利救助的范围；进入新世纪以来，食品价格的暴涨使得情况变得更糟。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被迫从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和小农业中脱离出来，进入市场经济领域。而在市场经济中，粮食只能通过他们极为缺乏的现金购得。传统的谷物（比如小米）、豆类以及来自森林和湿地的野生的或半野生的食物，这些作为重要的营养来源的食物，在可供应量和可支付程度上都下降了（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豆类的人均供应量下降了26%）。
水资源的安全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对于数百万城乡地区的人口来说，获得充足的饮用水也变得困难。地表湿地和地下含水层的管理不善，雨水储蓄区域的退化，反复发生的干旱，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以及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污染等，是其直接原因。而以上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失误（比如对湿地和地下水的保护与管理、污染治理和水价制定），以及大企业与精英阶层的过度占用（比如可口可乐在印度许多地区的瓶装公司就占用了当地社区的安全的地下水）。
地下水问题需要特别引起重视，地下水正由于农业、工业和城市需要而过度开发，因此在印度很多地方的地下水位下降到了惊人的地步。在农村地区，超过一半的地下水区域在开采后并没有及时得到补充。在对议会质询的答复中，政府回应说，由于铁、氟、砷和盐的浓度高，国家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着地下水不适合饮用的问题。
目前，印度的用水总量（大约7 500亿m3）尚未超出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大约18 690亿m3），但预计到2025年两者将达到平衡，而到2050年用水总量将超过水资源可利用量。当然，这只是考虑了人类用水需求。如果我们考虑到生态系统和其他物种的用水需要，我们已然面临着水资源缺乏的危机。
最后，印度还面临着维生或者说是就业的危机。随着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土地和水资源的退化加剧，或者说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获取渠道与传统消费群体的减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群体（比如农民、狩猎采集者、渔民、牧民和工匠等）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于业已存在的维生和就业损失至今仍没有全面的评估，这本身就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忽视。
其中，游牧群体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他们的迁徙路线被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被边缘化，甚至遭到误解或诋毁；他们的后代在多方面的影响下离开这一行业。据人类学调查估计，印度至少有276种非田园式的游牧行业（狩猎采集者和捕猎者、渔民、工匠、艺人和说书人、术士、精神和宗教表演者或从业者等），以上绝大多数行业都在受到威胁，其中一部分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离开这些行业的人，要么进入到不安全、不体面、低工资和无劳工组织的受剥削部门，要么成为失业人员。这一状况也同样发生在全国4 000万牧民群体身上。 （十）环境已经被纳入国家规划？
让我们回到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声称。且不论是否真可以恢复已被破坏的环境（比如由于修建大坝和工业开采，几十万公顷的天然森林被淹没、采空或分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追问：环境保护资金是否随着因全球化的“发展”所导致的问题而成比例地大幅增加呢？环境是否已成为规划过程的核心环节呢？
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央政府分配给环境与林业部的预算经费在稳步增加（从1995—1996年的37亿卢布增长到2009—2010年的150亿卢布），但所分配的经费仍远低于总预算的1%。事实上，从2004—2005年开始，这部分预算在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持续下降，在2009—2010年达到了历史最低值0.36%。与此同时，在这段时期（从1995—1996年到2009—2010年）财政总预算增长超过5倍，而给环境与林业部的预算仅增长了4倍。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政府有更多的钱，也并不会在环境上投入更多。其他与环境相关的领域在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也没有显著上升，比如非常规能源领域。
印度政府发布的年度经济报告，通常会回顾当年国内的主要经济趋势，并对来年进行展望。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报告就包括了环境部分，但这部分在约200页的报告中只占到一两页，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尽管这部分内容通常描绘了森林、陆地、水资源和污染的恶劣状况，但却从来没有与当年度主要的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例如，并不会分析这些发展是否会有害生态环境，进而妨碍未来的经济发展。
因而，尽管“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被反复提及，但并没有可靠的标准和指标用以评估我们是否在向这一目标迈进。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一概否认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一些环境惠益，比如提供与可再生能源、污染控制和更高效率相关的新技术，电子和通讯的快速发展使更迅速地交流信息与想法成为可能，大公司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源发展更加生态友好的技术，但正如前文阐明的，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能与其所造成的损失成正比。无论使用定量或定性的方式，现行可用的指标都表明，印度从整体上日益走向一种生态不可持续的发展，无数的民众面临着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因而，一种可以想象的最好情况是，借助新技术延缓目前的生态危机并帮助我们赢得时间，然后通过一些切实措施实现我们社会的转型。那么，这样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呢？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性选择又是什么呢？
三、迈向替代性选择：一种激进生态民主
如果人类社会的真正目标是幸福、自由和繁荣，那么，我们还有很多替代性路径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不必使地球和我们自己陷入危机，或者抛下半数甚至更多数量的同类。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印度，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尽管替代性方案的具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不同的生态、文化、经济和政治状况。
从广义上讲，人类福祉的一种替代性框架可以称为“激进生态民主制”（RED）：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和充分的机会参与到关系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决策中，这些决策是建立在生态永续和人人平等这两大原则的基础之上的。生态永续是指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的持续完善，包括对作为生命支柱的生物多样性的维系。人人平等包括参与机会的平等、所有人都有权充分参与到各项决策论坛（这将包括分散化和参与的原则）、分配的公平和共享人类发展成果（超越阶级、阶层、年龄、性别、种族和其他差异），以及文化安全。
与之相关的是一些需要珍视的基本原则或价值：多样化和多元化（以反对全球化的同质化倾向）；对共享资源的协作与集中的管理（以反对恶性竞争和个人主义）；明确的所有人的权利和环保责任；劳动的尊严（摆脱智力劳动必然优于体力劳动的错误认知）；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追求幸福（而非全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强调人际关系并按照惯例来解决冲突，崇尚非暴力和深度民主，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参与到决策中；尊重自然和非人类物种的权利。
综合上述原则（当然还可以添加其他原则），激进生态民主代表了人与人及人类与自然间持续的和相互尊重的对话。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解决方案或蓝图，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它们包括曾经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或“原始的”体系：自给自足的经济、以物易物、地方化集市贸易、口头传承的知识、工作与休闲相结合、看作工具而非主人的机器、本地化的卫生习惯、手工业、通过与父母和长者一起劳作的方式进行学习、对挥霍和浪费行为嗤之以鼻，等等。这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传统——事实上印度的很多传统需要被传承下来，而是在深思熟虑中了解过去，去发现许多似乎已被遗忘的宝贵实践，并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新方案。这并不是右翼的印度沙文主义者所宣称的复兴运动，传统需要从这些顽固盲从者的手中得到解救。
（一）本土化
本土化是一种与全球化截然相反的趋势。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对最靠近居住地的资源（森林、海洋、海岸、农田、城市设施等）的管理是最为重要的，通常这也意味着以最佳的知识去管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情况总是如此。由于过去两个世纪中政府为主导的政策削弱了地方的制度结构、习惯规则以及其他能力，使得印度很多地方失去了本土化管理的能力。而且，本土化管理需要必不可少的生产、消费、贸易、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只有那些受到民间组织和政府协助的社区才有望实现本土化。目前，成千上万的倡议集中在以下领域实施去中心化：水资源收集、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管理、食品和材料生产、发电、废物管理以及其他领域（包括农村和城市）。事实上，根据第73条和第74条印度宪法修正案（授权至城乡社区），可以合理地推论，其实质就是本土化。
对此，可以通过以下具体实例得到验证：
1）“德肯发展合作社”（Deccan Development Society）中的达利特妇女，在卡纳塔克邦与绿色基金会合作的社区，“拯救种子运动”（Beej Bachao Andolan）中的农民，以及“九种基金会”（Navdanya）资助的村委会网络（Jaiv Panchayat）等都表明，创建基于农作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农业是可能的； 2）很多地方以社区为主导展开了相应的努力（比如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阿坎德邦和那加兰邦等地），其中涉及对森林、湿地、沿海和海洋的保护与恢复，也包括对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类的保护；
3）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兰邦政府在推进教育、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社区化”（提高地方的控制力）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4）在干旱或易旱地区，通过分散的采集和使用的自我调节的方式来实现用水的自给自足被证明是可行的，比如塔伦印地协会（Tarun Bharat Sangh）在拉贾斯坦邦的艾瓦区（Alwar）就是如此；
5）古吉拉特邦的普杰市抛弃了其需求完全依赖农村来满足的传统模式，像Hunnarshala、Sahjeeva、Kutch Mahila Vikas Aangathan和ACT等民间组织，都组织起来动员贫民、女性群体以及其他公民参与到以下活动中：恢复水域，建立水资源分散存储和管理系统；管理固体废弃物；为贫困妇女寻求谋生方式；提供充足的公共卫生设施；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居所。在班加罗尔、普纳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越来越多的市民通过援引第74条宪法修正案督促实现权力下放和地方规划。
6）本土化取得成功，关键是要消除内嵌在印度种姓等级制度、宗教冲突以及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剥削。达利特妇女通过参与安得拉邦的德肯发展合作社获得了尊严和自豪感；在泰米尔纳德邦的kuthambakkam村，贫民和更高种姓者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平等；阿迪瓦西儿童通过“纳尔默达运动”（Narmada Bachao Andolan）的儿童项目获得了权利。以上事例都说明，这些不平等事实上是可以被消除的。无论如何，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在减少种族、宗教和性别不平等方面有任何显著贡献，而更有可能带来了新的不平等。
（二）致力于全景层面
地方和小范围并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难题是发生在更大空间层面上的。以气候变化、有毒物质扩散和土地荒漠化为例，这些均发源于并且影响到整个陆地（和海洋）、国家、区域乃至整个世界。全景以及跨边界的规划与管理（也被称作生物区域主义或生态区域主义）这一新方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效。这些在印度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已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实例。拉贾斯坦邦的阿瓦瑞（Arvari）议会将属于本邦的72个村庄召集起来，通过村庄间的协作，共同管理400 km2的流域，制定关于土地、农业、水资源、野生动植物和发展的整体规划方案。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用水协会联盟接管了Waghad灌溉项目，这是第一次将政府项目完全交由当地人实施。
面向各个生物区域、州和国家的整体性合理开发规划，有助于建立分散化和全景式的治理与管理体系，并进而为其提供坚实的后盾。这种计划将会把印度脆弱和重要的生态与社会区域以某种形式永久地保护起来（充分参与性的并考虑到当地的权益）。这一计划同样有赖于城镇和农村在其各自可能的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实现集水、屋顶和空地的耕作，分散式发电等；有赖于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城乡关系，而非以往那种城市靠从乡镇索取资源的寄生模式。农村地区在决定如何处理它们的资源上越有话语权，城市居民越能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上述计划实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尽管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徙在当前来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农村地区通过找到适合当地的发展方式而得到振兴，这一趋势将会减缓甚至被扭转。正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Ralegan Siddhi和Hivare Bazaar村庄等所发生的那样。
（三）从地方到全国的治理
激进生态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将民主治理从最小和最基本的单元逐渐进行空间扩展的实践。在印度，宪法授权在村落和村落集群层面上由乡村行政委员会进行管理，在市区层面上由区委员会进行管理。然而，这些代议制机构面临着更高层级的代议制民主的同样难题。其关键是，要赋予农村地区的“村民大会”和城市的“街区”（更小的市区单位）以权力，或者通过其他的相应机构来实现如下目标：无论其来自小村庄、城镇或城市，所有成年人都能便利地参与相关决策。所有关于当地自然资源或环境问题的重要决策，都应在这一层面上做出——以专项条款促进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平等参与。
目前，这方面的案例包括：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贡德地区的阿迪瓦西人村庄，在认同孟买和德里政府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实行村落自治。所有的重要决定都是在全体村民会议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这些决定以各“学习小组”（abhyas gats）所收集到的信息为基础。在过去30年里，这个村庄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水、能源以及生计来满足当地的需求，并且保护了1 800 hm2森林。此外，一些城市已在走向一种参与式预算，通过提交他们的优先考虑事项来影响官方预算方案。
较高级别的治理结构需要始于最基本的单位。这些结构包括拥有共同生态特征的村社集群、更高级别的全景式制度，以及其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地区和国家的行政与政治单位相关的制度。跨越州和国家的治理无疑提出了特殊的挑战，但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从失败或仅仅取得部分成效的事例中学习，比如流域管理机构。
（四）有意义的教育和健康
对于激进生态民主来说最重要的知识，是那些致力于消除西方学习和教育模式所人为创造的界限，比如物理的、自然的与社会科学之间和它们与人文学科之间界限的知识。我们越是以整体的方式学习和传授知识，就越能更好地理解自然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目前，一些实验教育机构和学习倡议已在试图这么去做：比如，位于安得拉邦的“德肯发展协会”的pachasaale学校，“纳尔默达运动”的生活学校，正在致力于拯救纳尔默达河谷及其一系列大型水坝区的居民；学院有位于古吉拉特邦的德卡社区的阿迪瓦西学院；开放性学习机构有位于北阿坎德邦的德拉敦市的Bija Vidyapeeth等。 同样，还有一些组织致力于建立赋予社区更多权力的公共卫生系统，通过结合传统和现代制度，加强食品和饮水安全、营养预防保健措施和治疗服务间的协作，来解决绝大部分的健康问题。
（五）就业与生计
本土化和全景式方法的结合，将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解决印度长期以来存在的最大问题——失业。土地和水资源的再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将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为可持续维生提供固定资源。《全国乡村就业保障法》是当今政府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其他计划比如《尼赫鲁全国城市改造计划》，也可以致力于促进环境与就业的结合。同样重要的是，在新的所谓“绿色工作”新政中，劳动密集型的农村产业和基础设施也应重新得到重视，包括手摇织机和手工艺、本地化的能源项目、乡村公路以及其他人们能够掌控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建立在人们的传统知识体系或很容易获得的新技能的基础之上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已被界定为“体面工作”的“绿色工作”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将有助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例如，有机的、小规模农业相较于以化学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农业，需要雇佣更多人。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与节能领域，目前已可以提供数千万的就业岗位。在农业和能源领域（再生能源和能效）以及其他几个领域，比如交通运输、建筑节能、分散生产、循环利用、林业等，印度有着惊人的潜力。然而，目前尚未出现对这一潜力的全面研究。
（六）经济民主
激进生态民主要求不仅在政治治理上，而且在与经济相关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全球化的经济，往往强调的是消费的民主化（即所谓的“顾客至上”，尽管这背后潜藏的事实是多数情况下所拥有的都是虚幻的选择权），而不是生产的民主化。只有将由生产者控制的分散化生产与由消费者控制的当地主导的消费相连接，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几十年来，甘地主义者一直倡导建设基于乡村或者家庭的小规模、分散化的手工业。这些产业将首先是考虑当地的需求，然后才是全国或全球的需要。由于它将是一种本地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主要地（但并非完全地）建立在本地基础上，因而，这类生产和当前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不同在于，这类生产是利人利己的，主要是为了提供服务而非追逐利润。
村落集或乡镇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来推进经济民主，比如：1）在泰米尔纳德邦的Kuthambakkam村，村委会首领正在将七八个村庄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其中，村民可以相互交换物品和服务（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从而减少对外部市场和政府的依赖。通过这种方式，资金被留在本地，并再投资到当地发展之中，这也使得村庄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2）在古吉拉特邦，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敏感性和对一个民族文化根基的清楚认识，非政府组织Bhasha正在推行一个涵盖数十个部落的“绿色经济区”的想法。3）位于中央邦的瑙贡（Nowgong）农业生产有限公司和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阿哈拉姆（Aharam）传统作物生产公司，都是由农民经营的企业，实现了生产者和市场的直接对接。
在这些实例中，金钱仍是交换的重要媒介，但在局部范围内会变得更加可控和可管理，而不被国际金融组织操纵，或被全球资本通过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加以控制。大量的地区贸易将转而采用当地拟定的货币或换算方案，即便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将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协商，而不是由客观的、不可控的市场所决定。目前，世界各地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地方货币以及非货币形式开展贸易和提供、获取服务。
财务管理本身也需要从根本上分散化，放弃如今银行和金融机构所代表的高度集中化模式。这些全球化机构以及对其的放任自流政策，是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地也出现一系列本土化的趋势，基于社区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纷纷形成。
（七）国家的角色与国际关系
尽管社区（农村和城市中）将会成为替代性未来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仍需要被保留或强化，尤其是它对于弱势群体（人类的和非人类的）的福利职能。在地方能力较为薄弱的环节，国家将会为社区提供协助，比如提供资源、赋予权力以及确保土地拥有的安全等。国家将负责遏制商业投机因素或其他对环境或人类不负责的行为。国家将会成为由印度宪法和其他适当政策措施加以保障的每个公民所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的守护者，比如2005年政府通过的《信息权利法》。最后，国家将在更大范围内的人民与国家间交往中发挥作用。
同样，经济全球化的逆转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走向终结。事实上，思想、人员、服务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将一直存在，这往往会导致丰富人类社会。激进生态民主注重本土化经济、道德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学习，相较于一切被金融和资本所控制，这将更易于有益的思想和创意在国际层面上的交流。
基于共同的生态、文化和历史联系，印度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跨境陆地和海洋的全景式管理将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在当前存在着激烈冲突的地方（比如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锡亚琴冰川）建立用以环境保护的“和平区”。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强化在和平、人权和环境等方面的国际条约是当前的主要议程。
四、结论
激进生态民主需要在治理方式上发生巨大的转变，因此将会遭到当前的政治和企业权力的抵制。但很多迹象表明，这一转变在印度的未来几十年里是有可能的。它们包括：
其一，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已经动员起来，抵制以经济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破坏性开发项目受到迅速增长的大众性运动的反对，特别是在一些环境变化和破坏影响最大的社区当中，这些大众性运动得到了城市地区民间社会团体的支持。
其二，公民社会促生了一些基本诉求：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失信于民，促进了民间社会组织（以社区为基础或非政府组织）在基础设施和设备方面承担了重要角色，也促进了地方赋权的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国家。 其三，政策的转变与改革：来自国家之内进步个体的公民社会主张与倡议，引起了一些政策的转变和改革，以制衡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近年来通过的三项立法就是例证：2005年的《信息权利法》、2006年的《全国农民就业保障法》、2006年的《有关部落与其他传统森林居民法》（承认林权）等。所有这些都基于人们的积极倡议。比如，《信息权利法》源于拉贾斯坦邦、新德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草根运动。这些运动由类似MKSS这样的农工组织领导，要求获取官方就业和资金档案的权利。
其四，技术的转向：在工农业生产、能源、住房和建筑、交通、家用设备等领域，许多技术革新使人们生活变得多彩的同时也兼具了对生态的关怀。许多传统技术日益受到青睐，比如在农业和纺织等领域。处在“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实现从最耗费资源的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技术中“跃进”，采取更高效的技术。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当今工业化的世界为之提供了机遇。
其五，财政措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改革措施，来实现更大程度的可持续性。把对一些破坏生态的行业的补贴转移到真正可持续的行业，比如对农业的补助从重化工农业转移到有机农业，是许多民间社会团体要求的重大转变。而那些反映了依赖城市和工业化生产的消费者所消耗的自然资源真正价值的税收，有助于遏制生态破坏活动比如消费至上主义，也有助于减少收入差距，因而将极大地推动可持续发展。
其六，意识、教育和能力：生态和社会意识以及应对相关问题的能力，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显著提升；然而，决策者、商界精英们在这方面仍显得严重不足。向激进生态民主的转型，要求我们大规模地宣传目前所面临的多种危机及其产生原因，并强化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
印度在实现向一种激进生态民主的转型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数千年的历史和经验（包括也许早于古希腊的古印度民主实践）；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面对多重危机中所展现的适应力；持续存在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其中包括产生最浅生态足迹的人群；佛陀、甘地以及其他进步思想家的宝贵遗产；从马克思等其他思想家那里借鉴而来的革命性思想；热忱护卫的民主实践和民间社会运动；以及大众性的抗拒与重建运动，等等。当然，印度并不能孤立地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她需要说服、引领其他国家和人民，并向之学习……这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已然是如此，只不过现在处在一个全新的和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罢了。
（责任编辑 朱凯）
关键词：全球化；环境影响；替代性选择；激进生态民主；印度
印度在过去20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令人瞩目的。然而，这一成就的“黑暗”一面却被隐藏或忽视了。超过半数的人口已经被抛弃或受到了严重不利影响，并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消极后果。今天的全球化环境既不是可持续的，也不是社会平等的，并将进一步把印度导向冲突和痛苦。然而，已经出现的诸多替代性方法与实践，可以作为转向一种激进生态民主——可以在引领我们实现更好福利的同时，维持生态可持续性和创造更大的社会公平——的前奏。
一、全球化时代的印度经济、社会和环境：主要数据
在经济方面，2003—2008年，印度经济创造了其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年均8%～9%。随后，它受到了西方始于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2008—2012年，印度的GDP年增长率在6.7%～8.4%之间。2012年欧元区危机之后，也部分地受到印度经济中制造业和农业停滞的影响，增长率下降到了更低水平，2011—2012年的第四季度跌落至5.3%，是9年中的最低点。在第一个季度结束时，制造业的增长率由2010年同期的7.3%收缩到0.3%。农产量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这一季度相比于2010年第四季度仅仅增长了1.7%。在呈现出重重危机的世界经济中，对印度经济的未来展望是相当不确定的。
自1991年以来，印度的工业产值增长了三倍，同时电力生产也实现了翻番。而基础设施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通讯、航空、铁路和道路交通的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和发展。到2009年，已有超过2 700家跨国公司在印度运营。
随着外向型经济的不断扩展，印度的外债不得不持续地用它的外汇储备来结算。结果是，印度的外债由1991年的83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 2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0%；近几年，印度的外债更是急剧地扩大，仅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的一年间，就由3 060亿美元增加至3 450亿美元。这可以和它的外汇储备做对比：从1991年几乎为零的外汇储备增长到2012年的2 870亿美元。但最近由于资本从印度抽离，它的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从2011年6月的3 140亿美元下降到一年后的2 87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尽管服务贸易部分地弥补了这一逆差，国家的境外账户呈现出恶化趋势，活期存款账户的逆差由2004—2005年的占GDP的0.4%扩大到2011—2012年的占GDP的3.6%。2011—2012年，债务偿还占印度政府预算开支的30%，构成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相比之下，国防支出占8%，卫生和教育支出共占不到2%。
在始于2007—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印度政府不得不在2008年9月大规模地干预经济以减弱市场崩溃的影响。2008—2009年，政府实施的经济刺激举措的财政规模高达12 000亿卢比（合270亿美元），超过GDP的2%。
在社会方面，社会分化成有产者（haves）、无产者（have-nots）和极端富裕者（have-lots）三个群体或阶层。
位于伦敦的新经济学基金会（NEF）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估算，1990—2001年间，世界人均收入100美元的价值增长中，只有大约0.6美元实现了它的既定目标，并为消除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标准的贫困做出了贡献。这意味着，减少1美元的贫困需要付出非贫困的人群165美元。就印度而言，当改革进程在1991年启动时，它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中的排名是第123名。而到2009年，它已经滑落到第134位。
依据由印度政府组建的“无组织产业Arjun Sengupa委员会”统计，2007年，印度77%的人口（总计8.36亿）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0卢比。这等于说，目前的贫困人口是印度1947年独立时总人口的两倍半。而根据“Tendulkar委员会”2009年提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贫困评估报告，2004—2005年，贫困人口中有41.8%分布在乡村地区，25.7%在城市地区。在乡村，所使用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天收入15卢比；在城镇，则是略少于20卢比。现在，超过80%的印度人每天收入低于150卢比。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营养不良人口，比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口之和还要多。联合国粮农业组织对此的评估是，2004—2006年，印度的营养不良人口为2.51亿，占印度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人口增长和人们对生活期望的提高，并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印度有大量的可获得食物，联邦政府的粮食储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但仍有2亿人饿着入眠，0.5亿人面临饿死的威胁。2005—2010年，古吉拉特邦创下了全国最高的营养不良人口增长率（两位数）。依据政府提供的数据，1992—1993年，发育不良儿童（3岁以下）的比例为44%；而2005—2006年，该比例仍维持在42%（更新的数据尚难以获得）。在整个改革期间，体重不足的儿童的比例也几乎处在同样的水平（47%～48%）。
作为各种“发展”计划的一个后果，自1947年以来，印度无家可归和受发展不利影响的人口数量估计有6 000万。依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个对大约2 100万流离失所人群的评估，其中超过40%是原住民，尽管原住民人口仅占印度总人口的8%。 根据全国调查协会（NSS）2008—2009年的调查，印度的城市中共有49 000个贫民窟。而联合国200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超过半数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包括安置区）。在全世界范围内，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民窟。
1991—2007年，在印度经济的正式（有组织的）产业中就业的人口，一直停滞在大约2 700万左右，而他们只构成低于6%的印度总劳动力。
到2007年，每日人均可用谷物和豆类，从1991年的510克下降到443克。
2009年4月，印度有4.03亿手机用户。其中，大约46%的手机用户，或者说1.87亿的用户，并没有银行账户。印度600 000个乡村中仅5.2%设有银行的支行，从而将大多数农民置于放债人的魔掌之下。1997—2008年，共有20万农民因为陷入债务困境而自杀（自改革开始显著增加）。最近十年来，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个农民自杀。
依据Nielsen 2009年的一项调查，在2.2亿印度家庭中，仅有250万个家庭同时拥有一辆汽车和一台电脑，仅有10万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一次出国度假。几乎60%的印度人仍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而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只有88%人口能够获得改进的饮用水源（相比于1990年的72%）。
所谓的“高净值个体”（HNWI）是指那些拥有至少100万美元（合4.5亿卢比）可投资资产（不包括拥有的房产、地产和财产）的富豪。据Merrill Lynch统计，2010年，印度有126 700个这样的极端富裕个体。尽管他们只占印度人口的0.01%，但他们的身家构成这个国家GDP的1/3。
“全国选举观察”（NEW）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最近一次大选以来，下议院中百万美元富翁（价值超过4.5卢比）的人数已经几乎倍增至300人（共计543人）。543名国会议员的总身家接近2 800亿卢比（合5.6亿美元），即平均每个议员都是一个百万美元富翁，而64个内阁大臣合计1亿美元。
私有化也日益迅速地扩展至自然资源领域。在印度的不同地区，较长河段的河流已经被商品化并出售给企业买家，例如切蒂斯格尔邦的Sheonath河、Kelu河和Kukrut河。
在环境方面，根据最近的一个报告，印度已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的生态足迹，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目前，印度的人均自然资源使用量两倍于该国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可持续水平。自然供养人类的能力，在近40年左右衰减了将近一半。
最富有的印度人（身价最高的0.01%人口）的人均生态足迹，是印度40%最贫困人口的330倍，也相当于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中一个普通公民的12倍。而最富有的1%印度人的生态足迹，相当于一个富裕国家中普通公民所占有生态足迹的2/3，并且是印度最贫穷40%人口所占有生态足迹的17倍。因此，在印度，如果一个人拥有一辆汽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他就大致相当于消耗17个穷人的同等资源。换言之，他消耗掉大致相当于2.3个普通“世界公民”的同等资源（2007年世界年人均收入为10 000美元）。
环境和林业部（MoEF）2009年的一个环境状况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旱涝灾害频发和强度加大的威胁，从而影响到小型和边远农场的产量，未来印度的食品安全可能处于风险之中。依此，农作物产量在全国范围内将会显著下降。
尽管印度目前的碳排放量只占全球的8%，但随着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它的碳排放量也正在逐年增加。如果按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2030年印度的人均碳排放量将会提升三倍。印度能源的一半以上来自煤炭。掌握着大多数煤矿的“煤炭印度”公司声称，印度可用的煤炭矿藏并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多。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这些矿藏可能持续大约80年。如按照计划中的发展速度，它们将会在30年到40年内耗尽。而目前印度非传统能源的预算仅占能源预算总额的1.28%。
长期缺水正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越来越多地区。印度是世界上过度使用地下水最严重的国家，在许多地区，水的开采量是其自然供应量的两倍。随着土地蓄水层的枯竭，地下水位开始下降，下降速度有时达到每年100～300 cm（比如在旁遮普邦）。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升高，人均年可用水量将会由2001年的1 820 m3减少至2050年的1 140 m3。虽然降雨强度会有所增加，但下雨的天数将会在每一个季度里减少15天。在过去几十年中，2009年是最严重的干旱年份之一。在这一年中，季风降雨的总体短缺超过了20%，而在一些农业地区尤为严重。
表层土对农业生产力起着关键性作用。依据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印度每年每公顷土地减少16吨表层土，相当于全国每年减少50亿吨表层土。表层土的形成，需要经过上千年。班加罗尔周围的乡村中因旱灾频发而被饥饿威胁的村民，已开始每天从农业用地和保留地中挖掘大约1 000卡车的表层土，变卖为班加罗尔都市区的建筑用砂。
1990—2000年，印度的年植树造林率为0.57%，但是，这个数字在2000—2005年下降到了0.05%。不够“茂密”或“中等茂密”的森林区域，仅占印度不到12%的陆地面积，此外还有同等大小的疏林或矮树林面积。林地用途的大规模转变是从1980—1981年开始的，到2001年共转变了大约55%；而1980—1981年开始的大规模转变为采矿业，70%发生在1997—2007年。显然，全球化又一次导致了快速的森林采伐和土地退化，这些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还被置于较严格的管控之下。
印度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拥有超过130 000个动植物物种，而且农作物和家畜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依据环境与林业部的报告，不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印度已有至少10%的动植物种属被列为濒危物种。但如果全球温度升高2 ℃，印度还将会失去15%～40%的物种。“荒野谷底水库的建设导致了一些优质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富裕的独特生态系统的破坏。由水力发电和矿产开采项目所引发的林木采伐，也许是印度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由于经济增长浪潮的洗劫，印度很多的神圣林地或其他曾由农村社区来保护的保留地，也受到威胁。 70%的印度人口依靠土地、林地、湿地和海岸栖息地生活，并因此直接依赖于当地生态系统为他们提供的满足水、食物、燃料、住房、饲料和药材等基本生存需求的天然条件。大约有10 000个植物物种和几百个动物物种，参与到这种彼此关联的直接性生物多样性和依存关系之中。大约2.75亿人口依赖经济林为他们提供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条件，而生态的破坏将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生活和生存。
印度7 500 km长的海岸线上有12个主要的和185个次要的港口，还有紧靠海岸的几十个炼油厂和石化等危险工业。更多的企业依靠管道来连接，并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滨造成影响。根据中央污染控制理事会的报告，187个沿海城镇每天向海洋排放55亿t的污水。大约2.5亿人沿海岸线居住，其中很多人居住在3 600个渔村中，而超过4 000 km2的红树林对抵抗气旋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印度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资源，渔业这样的传统营生和敏感的海洋生态系统都处在严重威胁之下。
2005年，印度产生了146 000 t电子垃圾。为了履行《巴塞尔公约》，印度最高法院1997年发布了一道法令，禁止进口危险废弃物。但是，有毒的电子垃圾仍可以被打着“可回收”材料的旗号进入印度。在过去几年中，环境与林业部对几家公司发放了向印度进口成千上万吨有毒电子垃圾的许可。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几种危险和有毒废弃物的进口显著增加了。比如，塑料垃圾进口由2003—2004年的101 312 t激增为2008—2009年的465 921 t。
依据名为Kalpavriksh的环境行动小组的报告，印度政府在一天中可以批准3个采矿、工业或基础设施的项目！就在本文写作时，它的6个区域办公室以及平均只有2～4人的办公室的某一个职员正在对超过6000项目实施审核。所有获得环境许可的项目每3～4年接受一次监测。这一切使得必要的环境法律遵从极为罕见。而且，为了使许可变得更容易，近十年来对相关要求（环境法管辖范围内的环评和沿海管制区）的改动已经超过30次（大部分是淡化）。
尽管印度很多部门中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但国家预算在环境保护与监管方面的投入却依旧低下（2009—2010年创下了最低纪录，远低于1%）。
面对着上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困境，印度正在经历着一个社会与环境意识的觉醒，并且首先由被主导性“发展”议程边缘化的社区与公民付诸行动。成千上万的基层替代性选择，已经出现在可持续农业、分散式雨水收集、农村工业化、可再生能源、有意义的教育、公共卫生、可持续城市生活、社区自治和全景式或生物区域规划、社区媒体、市场民主化和产品控制，等等。全国的抵抗运动挑战了破坏性的“发展”计划和进程，叫停或延迟了许多被提议的经济特区、水坝、矿井等。这种“避邻”效应正在扩展，并与一种主动的公民社会的要求——“也不要在他们的后院”——相得益彰。而作为回应，政府已制定了一些进步性的政策、法律和规划，例如《信息权利法》、《全国乡村就业保障法》和《森林权利法》。
二、全球化的十大环境影响
1992年，在顺应全球化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之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在德里做了一个关于改革中环境方面的演讲。他的主要论点是：环境保护需要由新政策创造的资源。20多年过去了，他的方案奏效了吗？总体来说，1991年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如下影响：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基础设施的扩张和大量资源开采，以及对富人浪费型消费的鼓励。经济增长往往是需求主导，而不考虑多少需求是合理合适的，以及会带来什么影响；贸易自由化带来了两个方面后果：为换取外汇而对自然资源进行的迅速开采和大量流入印度的日用消费品与浪费（外加迅速飙升的国内产量）。这导致了严重的废品处置与健康问题，并影响到林业、渔业、畜牧业、农业、卫生与手工业的传统谋生之道；环境标准与管理变得松懈，或允许被忽视，以便使国内外公司感受到更加友善的投资环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经济正在引来有着不良环境（和/或社会问题）信誉的公司，它们要求更加宽松的环境和社会公平措施。国内公司在规模和实力上同样有了可观的增长，现在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尽管效率方面的某些提升，许多部门的私有化正在侵害或淡化环境标准。
曼莫汉·辛格的主张如果奏效的话，如今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保护印度环境的更有效措施和项目。然而，生态危机却在加剧。这一点，正如笔者随后证实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固有且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滴漏理论”对穷人境遇改善不起作用，“获取用于投资的资源”的声称也无助于生态环境。
首先需要表明的是，以下对有关部门及其活动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它们本身。我们并不认为不应该采矿，不应该培植花卉，不能捕鱼，不能有出口和进口，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要追问我们是否真正需要这些，而且要弄清楚程度、用途，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而不像现在这样问题被掩盖。其次，这里所描述的许多趋势，并不只是当今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它们中的大多数根植于我们近几十年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蕴含着的治理、社会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潜在性难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阶段不仅强化了这些趋势，还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并大大提高了这一发展模式下印度环境与人民的危险。
（一）基础设施与物质：需求就是上帝
由于一味地追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需求有如神祗般不可置疑。对基础设施、原材料或商业能源的需求，并非由人类福利与平等的宗旨来决定，而是由经济增长目标来决定，尽管增长与人类福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大量新兴基础设施的建设（高速公路、港口与机场、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电厂）。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森林与海岸、农田或牧场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土地功能转变。
从1993—1994年到2008—2009年，印度矿产量增加了75%。这表明，此间林地大量地转变为矿场。1981年以来，共有15万hm2的林地被转变成矿场（当它们被中央政府强制清除并用于非林业用途）。这其中，1981—1992年为1.3万hm2（8.7%），1992—2002年为5.7万hm2（38.2%），而2002—2011年为7.9万hm2（53%）。 这种转变的生态与社会影响是巨大的。阿拉瓦利和什瓦利克山脉萎缩的石灰岩和大理石丘陵，果阿邦、中央邦与奥里萨邦多坑的铁矿石和铝土矿高原，东印度地区焦黑的煤矿景观，以及贾坎德邦放射性的铀矿带，都见证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糟后果。
从1991年开始，一些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开始在印度投资。这其中包括力拓锌（英）、必和必拓（澳）、加拿大铝业集团（加）、挪威海德鲁公司（挪）、镁瑞丁（加）、戴·比尔斯（南非）、雷神公司（美），以及菲尔普斯·道奇（美）等。它们中许多的环境和社会信誉与印度本土矿业公司一样差，甚至更为糟糕。
而政策调整的方向是朝着使矿业公司的日子更加轻松的方向前进。例如，增加可以出租的区域面积（从1996年的25 km2到如今5 000 km2），免除了更大面积区域的公开听证会要求，等等。2008年的全国矿产政策文件甚至建议生态环境管理改为自愿化！
矿产部门缺乏管制，以需求为导向，试图满足印度与世界的贪婪的经济所造成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那就是一系列环境非法事件的曝光。2006—2009年，仅在卡纳塔克邦一地就调查出了11 896起非法采矿事件；而在安得拉邦，这一数字是35 411。
（二）出口：贩卖我们的未来
受到政府主动鼓励手段的刺激，印度的出口额从2003—2004年以来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并在2011—2012年达到3 000亿美元。如要使某种水平的出口是值得的或必需的，一个负责任的政策应至少遵循如下四条准则：某一国家公民对计划出口的产品的获取并不会因为现实减少的可获得性和增加的成本而遭受不利影响；对这些产品的开采和制造应是生态可持续的；资源被开采地区的地方社区的基本权利受到尊重；并且，这些社区应是首先受益者。
但不幸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出口违反了所有这些准则。像采矿业一样，海洋捕捞业是一个核心性目标。印度的海产品出口从1990—1991年的139 419 t增加到2008—2009年的602 835 t。从过去的少量产品出口到个别国家，我们目前出口大约475种产品到90个国家。印度已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水产品生产地（无论是数量还是产值）。
（三）听起来不错，可代价呢？
一项研究表明，在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捕虾业的环境和社会成本3.5倍于其收益（每年损失672.80亿卢比，而每年盈利177.80亿卢比）。而随着这些地区转向虾类养殖，本来是当地社区餐桌上主菜的例如鲱鱼和珍珠斑鱼，也就逐渐走向绝迹。当海洋捕捞量在2008年增加到300万t时，出现了在管辖水域中（尽管并不在深海）特别是对几个种群的过度捕捞的迹象。而按照第10个五年计划的“渔业工作小组”的报告，这主要被归咎于对海洋的“开放使用”，而没有给予传统渔业社区以法律保护。同时，技术也已发生改变。
政府宣称，在新政策下，大生产商只会在传统渔民不去的深海区域捕鱼。但事实表明，拖网渔船所有人很容易会发现，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捕鱼方便而且成本低廉。同时，拖船持续非法地在鱼类繁殖季节进行捕捞。结果是，拖船所有者和当地渔民的冲突非常普遍。
（四）进口自由化：印度成为垃圾场
近十年来，印度从工业化国家进口了大量的危险有毒废弃物。目前进口的超过一百种的废品中，部分是危险品。而金属废品的进口，已达到每年上百万吨。废碎料和PCV废料的进口，已从1996—1997年的33 t增长到2008—2009年的12 224 t。塑料垃圾作为整体从2003—2004年的101 312 t到2008—2009年的465 921 t，增长了4倍之多。巨头公司如百事和印度利华往往是主要元凶。
废料进口中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依照Toxics Link的一项调查和一个由非政府组织调查的报告，在德里回收的电子元件废物中，大约70%是由工业化国家倾销到印度的。
（五）消费主义与浪费
印度时下流行的炫耀型消费主义，根源于少数精英阶层中对于外国产品的渴望。在1980年代时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开始开放进口部门，但消费主义的大规模兴起，始于其后的经济改革时期。
奢侈品产业的迅猛增长，对资源开采（采矿、伐木等）与生产（污染、危险作业等）都产生了显著的生态影响。能源研究所（TERI）的一个报告，揭示了在不可再生材料（如矿产）、耐用消费品（包括使用CFCs并对环境有直接影响的冰箱和空调）、运输工具等方面的迅速扩张。这并非只是人口增加的结果，而是或许更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关。例如，顾客的喜好从产品的无包装到有包装——该研究所估算，包装袋的消耗将从1997年的每人2.7 kg飙升到2047年的13.5 kg。而电子垃圾——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2005年估计为146 180 t，2012年则提升到800 000 t。
塑料在过去20年中以超乎预料的速度渗透到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1991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塑料生产能力从小于100万t增加到远远超过500万t。2000—2001年，印度每天生产5 400 t塑料垃圾，每年大约200万t（缺乏最新数据）。
消费扭曲的另一个表现是严重的不平等。2007年，“绿色和平印度”发表了一份关于印度气候变化的报告，认为很小一部分人口要为无节制的大量碳排放负责，但这往往被另一个事实所掩盖：大量低排放的人口稀释了其人均数字。该报告发现，最富裕阶层（收入高于每月30 000卢比）的人均排放量是最贫困阶层（收入低于每月3 000卢比，其数量大大超过印度人口总数的一半）的4.5倍之多。所有那些月收入高于8 000卢比的1.5亿印度人，已经高于全球的上限即每人2.5 t，这是科学家认为我们想要把气温升高管控在2 ℃以内所必须低于的水平。尽管普通照明、风扇和电视机已成为每个阶层的必需品，许多家用电器仍只能在富裕阶层的家庭找到，比如空调、电水壶、洗衣机、电力或电子厨房用具、DVD、电脑等。此外，大多数交通工具仍在使用化石燃料，包括高油耗的汽车和飞机，往往是富人阶层消费的特点。 碳排放只是消费不平等的指标之一。如果将最富有阶层消费的产品与服务，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浪费汇总，那么，他们相对于最贫困阶层对生态环境整体的影响或许更加严重。
（六）内部自由化：走向混战？
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收紧环境保护标准并控制产业和发展项目这一过程，其直接原因是，项目管理当局和企业自身都没有展示出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责任感。而在印度，却正在进行着相反的过程。
依照1986年《环境保护法》，1994年发布了一项公告，使对特定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成为强制性的要求。尽管这一公告约束力有限，并且有诸多实际操作中的难处，但它仍在发展规划中注入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敏感性。即便如此，它仍遭到企业家、政客以及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的厌恶。印度政府设置的一个旨在减少环境壁垒的委员会和一个世界银行投资的评估环境治理的机制，都建议改革该条公告和相关管理措施。因此在2006年，尽管大量公民社团的反对，政府修改了这条公告，使产业和发展计划更容易获得行政许可，并且削弱了对强制公开听证的监管。这份公告同样将旅游业排除在需要环境许可的项目之外，尽管许多证据表明，在许多地方这是一个已经失去控制的部门。
这些改变的最终结果是，寻求并最终获得环境许可的项目大幅增加，使得环境与林业部对其进行充分和仔细地审查或监督其环境影响变得难以实现。从2009年起，环境与林业部有超过6 000个项目等待审查，而其工作人员只有大约20人，而那些得到环境许可的项目大约3～4年才会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当我们考察1980年的《森林保护法》（其规定所有用于非林业用途的林地必须得到中央政府审批）何以变成一部森林许可法时，就会清楚发现，全球化对环境规制的消极影响是如此显著。在前文提及的采矿案例中，林地的功能转变在全球化阶段稳步上升。在1980—1981年以来发生的全部林地转变情况当中，大约一半的部分是在2001—2002年之后被用作其他用途的。
1991年，依照1986年《环境保护法》，沿海管理区（CRZ）发布了一个公告，作为管理那些可能危害生态及民生利益的活动的政策工具。尽管绝非完美，并且被大多数邦的执法部门所漠视，这则公告还是帮助了沿海地区以及居于其中的渔民社区。但出于相同的原因，它成为了企业和商业资本的眼中钉。它们对政府施加压力，并导致其对文件进行修改，放松了20多处限制。之后在2005—2006年，政府启动了一个完全改变这个公告的动议，计划建立一个新管理体系，由邦政府决定在沿海各类地区允许或禁止何种产业。民间团体组织和渔民社区严厉批评这项政策动议，认为是政府向工商业资本妥协。
旅游业在全球化时代也得到了极大的促进。1996年大约有1.4亿本国游客，在接近4倍的增长后，这一数字在2007年到达了5.27亿；与此同时，外国游客从229万增加到508万。印度的一些地区从前对外来旅行采取管制，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已逐渐开放。这其中包括生态/文化与战略地位敏感的拉达克、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拉克沙群岛以及印度东北部的许多地区。而在全球化之前已实施开放的那些区域，正被大量无序的旅游活动所蹂躏。近几年发生的成百上千违法案件被报道，例如沿海旅游胜地违犯CRZ公告的事件（仅位于喀拉拉邦的科瓦兰海滩地区就发生了超过1 500起案件）。坎哈、班达迦、科比特、贝里亚尔、伦滕波尔、本迪布尔以及纳加尔霍雷的老虎和其他动物保护区，承受着周边景点给予的巨大人员和设备压力，而这些景点一再违犯旨在减少旅游业影响的法规的文本和精神，对保护区的维持几乎毫无贡献。
印度部落区中心的大块土地，整个国家最敏感聚落的家园和一些最优质森林的所在地，已经（或即将）被租借出去成为矿区、工厂和其他工业用地。尽管阿迪瓦西（Adivasi）抵抗力量和所谓纳萨尔或毛主义者的占据使这一计划从未得以顺利施行，州政府仍以对抗纳萨尔主义的名义，武装了一部分阿迪瓦西居民去对抗他们自己人。这场被称作“和平狩猎”（Salwa Judum）的行动，导致了一种类似于内战的局面，成百上千个村庄被强制驱逐或被迫逃亡。一个由农村发展联合部成立的高级委员会在它的报告草稿中指出，像Essar和Tata这样的公司在“哥伦布之后对部落土地进行最大规模的攫取”，但在终稿中这些内容都被移除了。同时，2009年11月由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发布的一份关于“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的报告。它声称，“不断扩张的毛主义叛乱分子正在遍布整个富矿地带，很快将会威胁到工业投资计划”，“正当印度需要振兴自己的工业机器时，正当外国公司想要加入其中时，纳萨尔派分子与代表印度长远利益的铁矿公司作对”，“另一个需要拉响警报的原因在于，大公司与纳萨尔主义者的林区正在日趋接近……印度富有的城市居民已经开始购买汽车、电器、房产，而且它们不断要求国家公路、桥梁和铁路的更新换代。为了提振印度制造业并满足消费者，国家需要大量的水泥、钢铁和电力……因此，需要有合适的社会的经济环境来满足国家面对着的挑战。然而，这里发生了与纳萨尔分子的冲突……切蒂斯格尔邦，纳萨尔分子活动的热土，拥有全印度23%的铁矿石和丰富的煤炭资源。它已经与塔塔钢铁和阿塞洛集团、必和必拓集团以及力拓集团等签订了价值数十亿的理解备忘录和其他协议。其他州也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并且，像卡特彼勒这样的美国公司希望向正在东印度挖掘作业的矿产公司销售装备”。
（七）在不可持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鉴于过去几十年中印度在对待环境上的表现，环保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给出了警告：印度正在走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这个结论来源于观察和经验。在“环球足迹网络”（GFN）和印度工业联合会（CII）的研究报告中，这一结论也得到了证实。这份2008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印度有着世界第三大的生态足迹，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印度正在使用的国内自然资源几乎是本国生态承载力的两倍；在过去40多年中，印度的环境容量急剧下降了近一半。 20世纪90年代，能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森林的退化而致使木材价值的受损，空气和水污染导致的医疗成本的增加，伴随水资源枯竭而来的用水成本的增加，使得印度的环境成本超过了GDP的10%。此外，由于土壤退化导致每年农业总产值减少了11%～26%，给经济造成了直接损失。
另一份报告对印度的能源前景做了分析，虽然颇有几分乐观情调，认为印度经济表现出低碳增长的明显特征，这使得印度总体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低于中国，与美国持平，但该报告的结论却是：“印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很不平衡，使得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困难。此外，依赖于效率低下的燃煤技术和配电系统，印度能源部门的碳排放强度高居世界前列。
（八）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扩展到南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段时期见证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增长。印度面临的未来影响有多种可能的情景。如果在22世纪初海平面上升1 m，那么将可能淹没5 764 km2的陆地，导致700多万人无家可归。降水模式也将发生变化，总降雨量会增加，但很多地区的降水量和降水天数都将减少，出现比迄今为止更极端的旱涝灾害。此外，根据绝大多数研究的评估结果，降水变化加之温度上升将导致粮食减产。海水温度的变化还将会影响海洋的生产能力，导致丰富的珊瑚礁系统渐趋消亡；同时，这将影响到鱼类迁徙模式，从而加大渔民的捕捞难度。
尽管印度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发达国家所要求的严格问责和切实行动的国家之一，其国内政策仍显薄弱和举棋不定。2009年，印度发布了《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了某些积极的因素，比如对太阳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以及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是，即便这些举措也仍然存在着概念理解和执行上的问题（比如仅仅关注太阳能而忽视其他可再生资源，极少强调分散式发电，很多部门在能源利用效率问题上的缺失）。其他内容（比如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和水资源利用）多是陈词滥调与过时的战略，缺乏大胆的和打破常规的思考。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仍继续依靠巨型水坝而完全无视其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成本。在农业领域，迄今为止已经错失了一次从依靠化学肥料（要对约6%的印度温室气体排放负责）转向依靠有机肥的重要时机，而报告仍宣称这一转变正在进行。此外，报告文本几乎没有提到印度人口的不同组成部分所占有的气候空间是多么的不公平，也没有提到超级富豪可恶的消费至上主义。《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一直是由一些独立的工作组从事并完成的，很少有来自公众的信息输入，因而严重缺乏透明度。
（九）多重危机：粮食、水和维生
印度人口的绝大部分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而且是多重的危机：粮食危机、水资源短缺、燃料供应不足、生计艰难且选择有限。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早于现阶段的全球化，甚至早于任何现代形式的“发展”。但是，这也反映了所谓的“发展”和全球化并未使这些问题得以缓和；相反，对于绝大数地区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一直很严重或还在加剧。
就粮食短缺问题来说，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百分比只从20世纪90年代的24%下降到2004—2006年间的22%，降幅很小。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的营养不良人数是世界最多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2004—2006年印度的营养不良人数为2.51亿，接近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人根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并不属于政府福利救助的范围；进入新世纪以来，食品价格的暴涨使得情况变得更糟。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被迫从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和小农业中脱离出来，进入市场经济领域。而在市场经济中，粮食只能通过他们极为缺乏的现金购得。传统的谷物（比如小米）、豆类以及来自森林和湿地的野生的或半野生的食物，这些作为重要的营养来源的食物，在可供应量和可支付程度上都下降了（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豆类的人均供应量下降了26%）。
水资源的安全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对于数百万城乡地区的人口来说，获得充足的饮用水也变得困难。地表湿地和地下含水层的管理不善，雨水储蓄区域的退化，反复发生的干旱，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以及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污染等，是其直接原因。而以上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失误（比如对湿地和地下水的保护与管理、污染治理和水价制定），以及大企业与精英阶层的过度占用（比如可口可乐在印度许多地区的瓶装公司就占用了当地社区的安全的地下水）。
地下水问题需要特别引起重视，地下水正由于农业、工业和城市需要而过度开发，因此在印度很多地方的地下水位下降到了惊人的地步。在农村地区，超过一半的地下水区域在开采后并没有及时得到补充。在对议会质询的答复中，政府回应说，由于铁、氟、砷和盐的浓度高，国家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着地下水不适合饮用的问题。
目前，印度的用水总量（大约7 500亿m3）尚未超出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大约18 690亿m3），但预计到2025年两者将达到平衡，而到2050年用水总量将超过水资源可利用量。当然，这只是考虑了人类用水需求。如果我们考虑到生态系统和其他物种的用水需要，我们已然面临着水资源缺乏的危机。
最后，印度还面临着维生或者说是就业的危机。随着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土地和水资源的退化加剧，或者说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获取渠道与传统消费群体的减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群体（比如农民、狩猎采集者、渔民、牧民和工匠等）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于业已存在的维生和就业损失至今仍没有全面的评估，这本身就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忽视。
其中，游牧群体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他们的迁徙路线被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被边缘化，甚至遭到误解或诋毁；他们的后代在多方面的影响下离开这一行业。据人类学调查估计，印度至少有276种非田园式的游牧行业（狩猎采集者和捕猎者、渔民、工匠、艺人和说书人、术士、精神和宗教表演者或从业者等），以上绝大多数行业都在受到威胁，其中一部分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离开这些行业的人，要么进入到不安全、不体面、低工资和无劳工组织的受剥削部门，要么成为失业人员。这一状况也同样发生在全国4 000万牧民群体身上。 （十）环境已经被纳入国家规划？
让我们回到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声称。且不论是否真可以恢复已被破坏的环境（比如由于修建大坝和工业开采，几十万公顷的天然森林被淹没、采空或分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追问：环境保护资金是否随着因全球化的“发展”所导致的问题而成比例地大幅增加呢？环境是否已成为规划过程的核心环节呢？
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央政府分配给环境与林业部的预算经费在稳步增加（从1995—1996年的37亿卢布增长到2009—2010年的150亿卢布），但所分配的经费仍远低于总预算的1%。事实上，从2004—2005年开始，这部分预算在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持续下降，在2009—2010年达到了历史最低值0.36%。与此同时，在这段时期（从1995—1996年到2009—2010年）财政总预算增长超过5倍，而给环境与林业部的预算仅增长了4倍。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政府有更多的钱，也并不会在环境上投入更多。其他与环境相关的领域在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也没有显著上升，比如非常规能源领域。
印度政府发布的年度经济报告，通常会回顾当年国内的主要经济趋势，并对来年进行展望。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报告就包括了环境部分，但这部分在约200页的报告中只占到一两页，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尽管这部分内容通常描绘了森林、陆地、水资源和污染的恶劣状况，但却从来没有与当年度主要的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例如，并不会分析这些发展是否会有害生态环境，进而妨碍未来的经济发展。
因而，尽管“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被反复提及，但并没有可靠的标准和指标用以评估我们是否在向这一目标迈进。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一概否认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一些环境惠益，比如提供与可再生能源、污染控制和更高效率相关的新技术，电子和通讯的快速发展使更迅速地交流信息与想法成为可能，大公司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源发展更加生态友好的技术，但正如前文阐明的，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能与其所造成的损失成正比。无论使用定量或定性的方式，现行可用的指标都表明，印度从整体上日益走向一种生态不可持续的发展，无数的民众面临着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因而，一种可以想象的最好情况是，借助新技术延缓目前的生态危机并帮助我们赢得时间，然后通过一些切实措施实现我们社会的转型。那么，这样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呢？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性选择又是什么呢？
三、迈向替代性选择：一种激进生态民主
如果人类社会的真正目标是幸福、自由和繁荣，那么，我们还有很多替代性路径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不必使地球和我们自己陷入危机，或者抛下半数甚至更多数量的同类。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印度，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尽管替代性方案的具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不同的生态、文化、经济和政治状况。
从广义上讲，人类福祉的一种替代性框架可以称为“激进生态民主制”（RED）：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和充分的机会参与到关系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决策中，这些决策是建立在生态永续和人人平等这两大原则的基础之上的。生态永续是指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的持续完善，包括对作为生命支柱的生物多样性的维系。人人平等包括参与机会的平等、所有人都有权充分参与到各项决策论坛（这将包括分散化和参与的原则）、分配的公平和共享人类发展成果（超越阶级、阶层、年龄、性别、种族和其他差异），以及文化安全。
与之相关的是一些需要珍视的基本原则或价值：多样化和多元化（以反对全球化的同质化倾向）；对共享资源的协作与集中的管理（以反对恶性竞争和个人主义）；明确的所有人的权利和环保责任；劳动的尊严（摆脱智力劳动必然优于体力劳动的错误认知）；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追求幸福（而非全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强调人际关系并按照惯例来解决冲突，崇尚非暴力和深度民主，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参与到决策中；尊重自然和非人类物种的权利。
综合上述原则（当然还可以添加其他原则），激进生态民主代表了人与人及人类与自然间持续的和相互尊重的对话。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解决方案或蓝图，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它们包括曾经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或“原始的”体系：自给自足的经济、以物易物、地方化集市贸易、口头传承的知识、工作与休闲相结合、看作工具而非主人的机器、本地化的卫生习惯、手工业、通过与父母和长者一起劳作的方式进行学习、对挥霍和浪费行为嗤之以鼻，等等。这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传统——事实上印度的很多传统需要被传承下来，而是在深思熟虑中了解过去，去发现许多似乎已被遗忘的宝贵实践，并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新方案。这并不是右翼的印度沙文主义者所宣称的复兴运动，传统需要从这些顽固盲从者的手中得到解救。
（一）本土化
本土化是一种与全球化截然相反的趋势。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对最靠近居住地的资源（森林、海洋、海岸、农田、城市设施等）的管理是最为重要的，通常这也意味着以最佳的知识去管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情况总是如此。由于过去两个世纪中政府为主导的政策削弱了地方的制度结构、习惯规则以及其他能力，使得印度很多地方失去了本土化管理的能力。而且，本土化管理需要必不可少的生产、消费、贸易、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只有那些受到民间组织和政府协助的社区才有望实现本土化。目前，成千上万的倡议集中在以下领域实施去中心化：水资源收集、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管理、食品和材料生产、发电、废物管理以及其他领域（包括农村和城市）。事实上，根据第73条和第74条印度宪法修正案（授权至城乡社区），可以合理地推论，其实质就是本土化。
对此，可以通过以下具体实例得到验证：
1）“德肯发展合作社”（Deccan Development Society）中的达利特妇女，在卡纳塔克邦与绿色基金会合作的社区，“拯救种子运动”（Beej Bachao Andolan）中的农民，以及“九种基金会”（Navdanya）资助的村委会网络（Jaiv Panchayat）等都表明，创建基于农作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农业是可能的； 2）很多地方以社区为主导展开了相应的努力（比如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阿坎德邦和那加兰邦等地），其中涉及对森林、湿地、沿海和海洋的保护与恢复，也包括对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类的保护；
3）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兰邦政府在推进教育、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社区化”（提高地方的控制力）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4）在干旱或易旱地区，通过分散的采集和使用的自我调节的方式来实现用水的自给自足被证明是可行的，比如塔伦印地协会（Tarun Bharat Sangh）在拉贾斯坦邦的艾瓦区（Alwar）就是如此；
5）古吉拉特邦的普杰市抛弃了其需求完全依赖农村来满足的传统模式，像Hunnarshala、Sahjeeva、Kutch Mahila Vikas Aangathan和ACT等民间组织，都组织起来动员贫民、女性群体以及其他公民参与到以下活动中：恢复水域，建立水资源分散存储和管理系统；管理固体废弃物；为贫困妇女寻求谋生方式；提供充足的公共卫生设施；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居所。在班加罗尔、普纳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越来越多的市民通过援引第74条宪法修正案督促实现权力下放和地方规划。
6）本土化取得成功，关键是要消除内嵌在印度种姓等级制度、宗教冲突以及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剥削。达利特妇女通过参与安得拉邦的德肯发展合作社获得了尊严和自豪感；在泰米尔纳德邦的kuthambakkam村，贫民和更高种姓者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平等；阿迪瓦西儿童通过“纳尔默达运动”（Narmada Bachao Andolan）的儿童项目获得了权利。以上事例都说明，这些不平等事实上是可以被消除的。无论如何，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在减少种族、宗教和性别不平等方面有任何显著贡献，而更有可能带来了新的不平等。
（二）致力于全景层面
地方和小范围并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难题是发生在更大空间层面上的。以气候变化、有毒物质扩散和土地荒漠化为例，这些均发源于并且影响到整个陆地（和海洋）、国家、区域乃至整个世界。全景以及跨边界的规划与管理（也被称作生物区域主义或生态区域主义）这一新方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效。这些在印度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已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实例。拉贾斯坦邦的阿瓦瑞（Arvari）议会将属于本邦的72个村庄召集起来，通过村庄间的协作，共同管理400 km2的流域，制定关于土地、农业、水资源、野生动植物和发展的整体规划方案。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用水协会联盟接管了Waghad灌溉项目，这是第一次将政府项目完全交由当地人实施。
面向各个生物区域、州和国家的整体性合理开发规划，有助于建立分散化和全景式的治理与管理体系，并进而为其提供坚实的后盾。这种计划将会把印度脆弱和重要的生态与社会区域以某种形式永久地保护起来（充分参与性的并考虑到当地的权益）。这一计划同样有赖于城镇和农村在其各自可能的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实现集水、屋顶和空地的耕作，分散式发电等；有赖于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城乡关系，而非以往那种城市靠从乡镇索取资源的寄生模式。农村地区在决定如何处理它们的资源上越有话语权，城市居民越能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上述计划实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尽管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徙在当前来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农村地区通过找到适合当地的发展方式而得到振兴，这一趋势将会减缓甚至被扭转。正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Ralegan Siddhi和Hivare Bazaar村庄等所发生的那样。
（三）从地方到全国的治理
激进生态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将民主治理从最小和最基本的单元逐渐进行空间扩展的实践。在印度，宪法授权在村落和村落集群层面上由乡村行政委员会进行管理，在市区层面上由区委员会进行管理。然而，这些代议制机构面临着更高层级的代议制民主的同样难题。其关键是，要赋予农村地区的“村民大会”和城市的“街区”（更小的市区单位）以权力，或者通过其他的相应机构来实现如下目标：无论其来自小村庄、城镇或城市，所有成年人都能便利地参与相关决策。所有关于当地自然资源或环境问题的重要决策，都应在这一层面上做出——以专项条款促进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平等参与。
目前，这方面的案例包括：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贡德地区的阿迪瓦西人村庄，在认同孟买和德里政府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实行村落自治。所有的重要决定都是在全体村民会议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这些决定以各“学习小组”（abhyas gats）所收集到的信息为基础。在过去30年里，这个村庄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水、能源以及生计来满足当地的需求，并且保护了1 800 hm2森林。此外，一些城市已在走向一种参与式预算，通过提交他们的优先考虑事项来影响官方预算方案。
较高级别的治理结构需要始于最基本的单位。这些结构包括拥有共同生态特征的村社集群、更高级别的全景式制度，以及其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地区和国家的行政与政治单位相关的制度。跨越州和国家的治理无疑提出了特殊的挑战，但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从失败或仅仅取得部分成效的事例中学习，比如流域管理机构。
（四）有意义的教育和健康
对于激进生态民主来说最重要的知识，是那些致力于消除西方学习和教育模式所人为创造的界限，比如物理的、自然的与社会科学之间和它们与人文学科之间界限的知识。我们越是以整体的方式学习和传授知识，就越能更好地理解自然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目前，一些实验教育机构和学习倡议已在试图这么去做：比如，位于安得拉邦的“德肯发展协会”的pachasaale学校，“纳尔默达运动”的生活学校，正在致力于拯救纳尔默达河谷及其一系列大型水坝区的居民；学院有位于古吉拉特邦的德卡社区的阿迪瓦西学院；开放性学习机构有位于北阿坎德邦的德拉敦市的Bija Vidyapeeth等。 同样，还有一些组织致力于建立赋予社区更多权力的公共卫生系统，通过结合传统和现代制度，加强食品和饮水安全、营养预防保健措施和治疗服务间的协作，来解决绝大部分的健康问题。
（五）就业与生计
本土化和全景式方法的结合，将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解决印度长期以来存在的最大问题——失业。土地和水资源的再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将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为可持续维生提供固定资源。《全国乡村就业保障法》是当今政府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其他计划比如《尼赫鲁全国城市改造计划》，也可以致力于促进环境与就业的结合。同样重要的是，在新的所谓“绿色工作”新政中，劳动密集型的农村产业和基础设施也应重新得到重视，包括手摇织机和手工艺、本地化的能源项目、乡村公路以及其他人们能够掌控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建立在人们的传统知识体系或很容易获得的新技能的基础之上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已被界定为“体面工作”的“绿色工作”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将有助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例如，有机的、小规模农业相较于以化学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农业，需要雇佣更多人。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与节能领域，目前已可以提供数千万的就业岗位。在农业和能源领域（再生能源和能效）以及其他几个领域，比如交通运输、建筑节能、分散生产、循环利用、林业等，印度有着惊人的潜力。然而，目前尚未出现对这一潜力的全面研究。
（六）经济民主
激进生态民主要求不仅在政治治理上，而且在与经济相关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全球化的经济，往往强调的是消费的民主化（即所谓的“顾客至上”，尽管这背后潜藏的事实是多数情况下所拥有的都是虚幻的选择权），而不是生产的民主化。只有将由生产者控制的分散化生产与由消费者控制的当地主导的消费相连接，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几十年来，甘地主义者一直倡导建设基于乡村或者家庭的小规模、分散化的手工业。这些产业将首先是考虑当地的需求，然后才是全国或全球的需要。由于它将是一种本地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主要地（但并非完全地）建立在本地基础上，因而，这类生产和当前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不同在于，这类生产是利人利己的，主要是为了提供服务而非追逐利润。
村落集或乡镇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来推进经济民主，比如：1）在泰米尔纳德邦的Kuthambakkam村，村委会首领正在将七八个村庄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其中，村民可以相互交换物品和服务（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从而减少对外部市场和政府的依赖。通过这种方式，资金被留在本地，并再投资到当地发展之中，这也使得村庄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2）在古吉拉特邦，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敏感性和对一个民族文化根基的清楚认识，非政府组织Bhasha正在推行一个涵盖数十个部落的“绿色经济区”的想法。3）位于中央邦的瑙贡（Nowgong）农业生产有限公司和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阿哈拉姆（Aharam）传统作物生产公司，都是由农民经营的企业，实现了生产者和市场的直接对接。
在这些实例中，金钱仍是交换的重要媒介，但在局部范围内会变得更加可控和可管理，而不被国际金融组织操纵，或被全球资本通过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加以控制。大量的地区贸易将转而采用当地拟定的货币或换算方案，即便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将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协商，而不是由客观的、不可控的市场所决定。目前，世界各地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地方货币以及非货币形式开展贸易和提供、获取服务。
财务管理本身也需要从根本上分散化，放弃如今银行和金融机构所代表的高度集中化模式。这些全球化机构以及对其的放任自流政策，是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地也出现一系列本土化的趋势，基于社区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纷纷形成。
（七）国家的角色与国际关系
尽管社区（农村和城市中）将会成为替代性未来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仍需要被保留或强化，尤其是它对于弱势群体（人类的和非人类的）的福利职能。在地方能力较为薄弱的环节，国家将会为社区提供协助，比如提供资源、赋予权力以及确保土地拥有的安全等。国家将负责遏制商业投机因素或其他对环境或人类不负责的行为。国家将会成为由印度宪法和其他适当政策措施加以保障的每个公民所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的守护者，比如2005年政府通过的《信息权利法》。最后，国家将在更大范围内的人民与国家间交往中发挥作用。
同样，经济全球化的逆转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走向终结。事实上，思想、人员、服务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将一直存在，这往往会导致丰富人类社会。激进生态民主注重本土化经济、道德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学习，相较于一切被金融和资本所控制，这将更易于有益的思想和创意在国际层面上的交流。
基于共同的生态、文化和历史联系，印度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跨境陆地和海洋的全景式管理将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在当前存在着激烈冲突的地方（比如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锡亚琴冰川）建立用以环境保护的“和平区”。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强化在和平、人权和环境等方面的国际条约是当前的主要议程。
四、结论
激进生态民主需要在治理方式上发生巨大的转变，因此将会遭到当前的政治和企业权力的抵制。但很多迹象表明，这一转变在印度的未来几十年里是有可能的。它们包括：
其一，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已经动员起来，抵制以经济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破坏性开发项目受到迅速增长的大众性运动的反对，特别是在一些环境变化和破坏影响最大的社区当中，这些大众性运动得到了城市地区民间社会团体的支持。
其二，公民社会促生了一些基本诉求：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失信于民，促进了民间社会组织（以社区为基础或非政府组织）在基础设施和设备方面承担了重要角色，也促进了地方赋权的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国家。 其三，政策的转变与改革：来自国家之内进步个体的公民社会主张与倡议，引起了一些政策的转变和改革，以制衡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近年来通过的三项立法就是例证：2005年的《信息权利法》、2006年的《全国农民就业保障法》、2006年的《有关部落与其他传统森林居民法》（承认林权）等。所有这些都基于人们的积极倡议。比如，《信息权利法》源于拉贾斯坦邦、新德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草根运动。这些运动由类似MKSS这样的农工组织领导，要求获取官方就业和资金档案的权利。
其四，技术的转向：在工农业生产、能源、住房和建筑、交通、家用设备等领域，许多技术革新使人们生活变得多彩的同时也兼具了对生态的关怀。许多传统技术日益受到青睐，比如在农业和纺织等领域。处在“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实现从最耗费资源的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技术中“跃进”，采取更高效的技术。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当今工业化的世界为之提供了机遇。
其五，财政措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改革措施，来实现更大程度的可持续性。把对一些破坏生态的行业的补贴转移到真正可持续的行业，比如对农业的补助从重化工农业转移到有机农业，是许多民间社会团体要求的重大转变。而那些反映了依赖城市和工业化生产的消费者所消耗的自然资源真正价值的税收，有助于遏制生态破坏活动比如消费至上主义，也有助于减少收入差距，因而将极大地推动可持续发展。
其六，意识、教育和能力：生态和社会意识以及应对相关问题的能力，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显著提升；然而，决策者、商界精英们在这方面仍显得严重不足。向激进生态民主的转型，要求我们大规模地宣传目前所面临的多种危机及其产生原因，并强化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
印度在实现向一种激进生态民主的转型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数千年的历史和经验（包括也许早于古希腊的古印度民主实践）；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面对多重危机中所展现的适应力；持续存在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其中包括产生最浅生态足迹的人群；佛陀、甘地以及其他进步思想家的宝贵遗产；从马克思等其他思想家那里借鉴而来的革命性思想；热忱护卫的民主实践和民间社会运动；以及大众性的抗拒与重建运动，等等。当然，印度并不能孤立地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她需要说服、引领其他国家和人民，并向之学习……这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已然是如此，只不过现在处在一个全新的和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罢了。
（责任编辑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