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王羲之与人交往，讲究“眼缘”，即看得惯的就始终不渝，逢人说好，敬重有加，如对谢安、孙绰、许珣等名流的坦诚相待与契阔相与；看不惯的就极尽人性的劣根，白眼相对，不屑一顾，如对王述的刻薄尖酸与睚眦必报。可是，世上许多事情是人算不如天算，尽管王羲之对许多“国家”大事算计恰当，留有美名，但对王述仕途的判断却走了麦城，最终导致自己不得已而归隐。
　　王羲之和王述同龄，禀质迥然不同。王羲之属于早慧型，成名早，特别是13岁时被大名士周顗“察而异之”，并当着各界名流的面，奖赏一块牛心炙：“啖羲之。”从此以后，王羲之声名日隆。而王述“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这在崇尚谈玄论道的时代，难免不被人看低，甚至有人认为王述有点呆、有点傻。王羲之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王述。偏偏这个被自己瞧不起的王述，后来声名鹊起，远远超过了自己。王羲之岂能咽得下这口气，便处处想让王述出洋相。
　　最严重的一次，是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王述因丁母忧，就地料理丧事，守孝三年。王羲之替任其会稽内史职，并加右军将军衔。这也是后人称王羲之为王右军的缘故。
　　根据当时礼仪，作为地方长官的继任者王羲之，应该去王述家吊唁、致祭、探访三次。但王羲之“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书·王羲之传》)。《世说新语·仇隙》里也记载：“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也就是说，王羲之不仅只去了一次，而且有违常规常理，既没让仆役通报，也没有回孝子们的哭丧礼，更没说一句“节哀顺变”的话。显然是让王述难堪，更是对王述的当面羞辱。王述“深以为恨”，应该是可以理解了。
　　王羲之万万没想到，王述守孝三年后，竟然做了扬州刺史，而会稽隶属扬州，也就是说王述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面对如此尴尬局面，最不自在的当然是王羲之。特别是迎接、陪同王述在会稽视察时，他想怠慢又不敢，不怠慢又心有不甘。王羲之开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他托亲信捎带亲笔手书，上奏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属越州治下。如此行为表明王羲之既不想挪位置，也不愿意辞官，想走上层路线，曲线救自己。结果是“鸡没逮到却蚀了一把米”，事情败露，“大为时贤所笑”，王羲之无地自容。永和十一年（355 年），他托病离任，从此归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