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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这几年比较关心“前近代”和“近代早期”。他的微博2014年已停更，标签仍写着“干脏活的”。就像他翻译的每本书一样，他说这是他的态度，不管别人懂不懂。
2001年，有位香港学者见到了来港访学的冯克利，得知眼前这个人就是《学术与政治》的译者后，连说“你翻译得太好了”，专门请他吃了顿饭。冯克利回到济南后，给这位学者寄了一本签名版的《学术与政治》。
这是众多译作中，冯克利最看重的一部。在他看来，很多学者也是因为这本书知道了他。这种读书人之间特有的相遇，就像他翻译韦伯著作时与其灵魂产生碰撞的感觉一样，让他“喜悦”，而且“社会有反响，说明没瞎忙”。
冯克利与友人共同翻译的《民主新论》，自1992年出版以来，至今仍是政治学学子的案头必读书。随后《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下称《乌合之众》）、《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文选》《邓小平时代》等陆续出版，它们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萨托利、哈耶克、韦伯、勒庞、傅高义等西方大师的思想带着冯克利的痕迹，进入中文阅读群体。
译作之外，他说他的写作多为“应景”，“看到那么多大师的作品，自己都没有勇气写东西了”。但是，这颗于济南历山脚下出发，以字作为武器的“大脑”，通过译作展示他的态度，以求能行“匡正社会”之效。
近些年带学生、关注公共空间的同时，他把精力也放在引进保守主义著作上，他认为保守主义在中国被大大低估。他不太喜欢与学术圈的人打交道，认为他们“有学识，没个性”。他的朋友更多来自企业界、法律界。他说中国学术界要“警惕西方学术规范，它就像是中国很早之前的八股文，强调逻辑化”。
不久前，高全喜从上海回北京，路过济南时找他喝了顿酒，告诉他说，自己正在编《民国法政丛书》。
众多的细节中，他感知到了时代风气的变化，“但怎么变，变化有多大不好说”。
从别墅到农家乐需要步行15分钟，冯克利选择让家人开车带着一行人去吃饭。在等菜上桌的间隙里，他说着哈耶克和人工智能，感慨哈耶克带给他的感触：人类是在合作中发展的，而不是在竞争中。
7月的濟南闷热。入夏以来，冯克利就住到了郊外，那里有一栋他2016年才入手的小产权别墅，距离他在市里的家需要半个小时车程。他不会开车，往来基本依靠家人。
其他别墅周末才会有人，冯克利则一直都在。有时住在市里的家人不放心，就看别墅附近的监控录像。“山脚下，那么多房子，不是周末的话，往往就我们一处房子亮着灯。”
冯克利把烦闷夏天里读书、写作的时光放到了这里。家人认为他在生活琐事方面“小错不断”，所以尽量不让他沾手。希腊船长送的烧烤炉子，如果来自克里米亚的女婿没时间操作，谁都吃不上“好吃的烤肉”。妻子不愿住在别墅，但是冯克利的生活又需要她打理，有些事情，譬如说从北京等地寄过来的文件、书稿需要衔接，她索性也就当起了家与别墅之间的“快递”。
冯克利爱喝酒，很多时候晚上在家里喝洋酒；女儿没怀孕前，还能陪他喝一杯。他有一个用来装酒的小柜子。摄影师建议他站在酒柜前拍张照片，他笑笑说“形象不太好吧？！”但还是站在柜子前挡住众多的酒瓶子，“摆拍”了一张照片。
山东有两个“冯克li”名声在外，另一位是《老照片》主编冯克力。身边学术圈的人都说他俩是山东的骄傲。两人住在同一条马路的两侧，不时有些互动。有人寻到山东来，偶尔会把两人搞混了，这样的乌龙也成为了佳话。
冯克利自认为是一个“边缘人士”，但还是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他，邀约讲课、翻译、写作抑或是采访。他认同“这背后的原因是思想的价值与力量”的说法。近些年来，除了官方媒体外，还有一些新媒体也找过来约稿，稿费比传统媒体高，他也因此认为“如果可以一直这样，写字的人就能凭着手艺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现在的冯克利，有时也反省自己为什么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思想上，“可能还是跟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对这个社会的期待有很大的关系”。
冯克利的父母都是党的干部，文革时受冲击比较大，“母亲自杀，父亲甚至有一段时间被视为‘叛徒’，逃到外地去”。
文革10年，冯克利经常处于孤苦伶仃的状态，“虽说没受多少罪，但确实不是正常的家庭生活”。大的政治环境，以及父母为了事业投身革命，后来又遭遇种种磨难这样的经历，让冯克利开始思考。“就是你想绕开政治都不可能。因为你总能感到一些不公平。你就会想这些不公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自然而然就会提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和政治有关系。”
这样的背景以及关心政治的倾向，对于当时出身于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的群体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作为其中的个体，冯克利试图通过不断阅读、翻译和传播，来回答自己以及他的读者“更多个为什么”。
其中的媒介是语言。
冯克利学习英语始自70年代后期。1975年，20岁的冯克利进入山东省图书馆工作。当时馆里有很多旧的外文书籍，还有从教会里收来的英文书，“看了以后干着急，因为看不懂”。冯克利加紧学英语，为的是“给自己开一扇窗户”，就是朴素地想满足自己看闲书的愿望，“从没想过要成为译者”。
1977年恢复高考时，冯克利的英语大概考了满分，但是外语成绩是参考分，不算在正常总分数内，而他的数学考得不好。所以那一年，等来的是省内一所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冯克利就没去读大学，继续在省图书馆工作。几年之后，“以工代干”地读了武汉大学的函授班，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大学毕业生”。
至1982年，省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冯克利打好了英语阅读的基础。“虽然可选择的阅读量不多，但是英语阅读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之后，由省图书馆进入省社科院工作，让冯克利的英语阅读能力突飞猛进。因为省社科院要建自己的图书馆、资料室，需要买外文资料，“那时候会外文的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省社科院就委托他去订相关外文文献。冯克利就把自己喜欢看的书单也加了上去。“好在省社科院经费比较充足”，优秀的外文资料经过冯克利的筛选，源源不断地进入社科院的馆藏。
连着三四年，冯克利基本就没读过中文书，后来“读英文和读中文的速度差不多”。渐渐地，西方文明里的思维、理解以及修辞方式等，他越来越熟悉。在那个原本没什么书可读的年代，冯克利凭着外语，让西方文献的启蒙之光照进了自己的头脑。哈耶克、萨托利等，就在这段集中阅读英文书的时间里，进入冯克利的生命轨迹。
其实除了英语，他还曾学会了法语，也自学了意大利语、俄语，不过都没有像英语这样坚持下来。
时间告诉他，长期阅读西方文明给他带来了更开阔的眼界，这为他后来另一朴素的想法做了铺垫：分享看到的好书，分享他看到的西方文明。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思想界初步活跃。“年轻的一代还没有成长起来，恢复工作后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政治话题”，但是冯克利发现，他们的知识结构还停在文革以前，而他当时看到的资料都是80年代后出来的，应该说看到了80年代的西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主义。所以1988年，他拿着萨托利的《民主新论》找到了时任新华社编辑的阎克文，两人一年后共同完成了翻译。
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冯克利有自己的认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是在认识、学习、批判西方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西方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意义再怎么夸张也不过分。如果不了解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会给我们处理自己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带来很大的弊端。因为我们现在头脑中的很多观念都是西方灌输的，就包括中央文件用的很多词都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古代的词语。”所以，要有人继续做西方文明的翻译者，做西方大师与中国之间的桥梁。
回想起来，“那时候读书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没有丝毫的功利心，完全就是好奇心。但也不能强求现在的人，现在的人越来越意识到时间是有价值的，你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哪里，里面有自己对于价值的判断和取舍。而那时候的时间不值钱。忙也没用，因为机会少。”冯克利对《南风窗》说。
冯克利有过一段经商经历，这段经历与中国一桩惨烈的飞行事故有关。
1988年，北京飞往重庆的一架飞机坠入稻田，机上有四通公司1/3的高管、重要客户和经销商，其中包括冯克利的一个朋友兼同事。在此之前，这位朋友经商，冯克利经常帮他做事情。当时中国流行办“三产”，山东省社科院也办了自己的“三产”，主要涉及刚刚起步的办公自动化产业，合作对象正是当时最火的四通公司。
之后，冯克利和朋友一起办了个小公司。虽然经营得不错，但是他“放不下看闲书的癖好。尤其是企业爬坡的阶段，就不能看闲书”，后来他索性把企业转给了别的朋友。
他也曾开过唱片店，他不认为唱片店是经商，“就是爱好。就是想分享”。有很多人问冯克利怎么会喜欢古典音乐，冯克利认为更多是天生的，有些人脑子里有那根神经，音乐来了，就能形成共振。他曾看到一组西方数据，定期消费古典音乐的人和定期消費色情产品的人比例差不多，都是5%左右。“这说明爱好古典音乐和好色一样，与人的生理系统有关。”
开唱片店的时候，他把零碎时间用起来，翻译了《哈耶克文选》。“翻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自己去连贯思维，只需要读懂原著，理解意思，用得体的汉语把它们表达出来，所以零碎的时间可以用起来。经常半小时、半小时地用起来，但是如果要系统思考一个问题，半个小时肯定是用不了的。”
对于曾经的创业所涉行业，以及“最早用286台式机、学五笔字型、用笔记本电脑”，冯克利觉得自己“挺新潮的”，这与“守着一盏孤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翻译工作”，“看起来有点不搭啊”，说完以后，他笑得仰过了身子。
冯克利有很多让人看起来不搭的地方。曾有一个读者形容读了他的《尤利西斯的自缚》后又见到他本人的感觉是“真是被那优雅睿智的文字欺骗了，以为作者是精致考究的绅士范儿。某年会议一睹真容，哇，地道的山东幽默妙人，无丝毫做作气”。
对这样的不搭，他说：“轻微的人格分裂是人的优点。如果一个人是活得非常完整的统一体，这个人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性格上必须有一些张力，有一些矛盾的、对立的、冲突的、相互之间不搭的多样化。”
冯克利告诉《南风窗》记者，这些年他感知到的社会变迁之一是《乌合之众》的版税从2015年起涨了3倍。
《乌合之众》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单个版本到现在20多个不同版本，即便如此，还能有这样的增量让他有点意外。他的理解是：“说明这本书普及到了社会各行行业，多少愿意读点书的人，可能都读到了这本书。一个解释是人们现在不愿从众，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他们要重新给自己找一个定位，而这本书可能在这方面能给他们带来理论支撑。”
有学生对冯克利说，有人在知乎、豆瓣等平台，讨论过《乌合之众》不同版本的阅读体验。冯克利也看到那些，他说他特别欢迎具体的意见，“如果只是说语感不好，对于译者来说，怎么更好地完善？”只有一个人提过“赖不掉”的问题，冯克利将它在新版的《乌合之众》里做了修改。
民国期间，也就是1932年曾有《乌合之众》的中译本，但是默默无闻，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留下痕迹。冯克利是看熊彼特提到这本书，在60年后的1992年用在中国刚刚起步的网络把它从网上下载下来。有一次跟刘军宁吃饭时，冯克利就说，“我这里有本好书”。刘军宁把这本好书介绍给一个在美国学过社会学的书商。《乌合之众》“译了一个月，序写了一个月，交给书商后一个月就印出来”。现在来看，这本耗时最短的书，反而是冯克利最挣钱、传播最广的一本书。 冯克利最刻骨铭心的翻译体验来自《学术与政治》，“不到7万字，修改了7遍，确实很震撼”。冯克利最早看到的《学术与政治》是台湾钱永祥先生的版本，他想，“这么好的东西，内地竟然没有出版？”他找来了英文版、德文版，一一核对。到最后交稿前的那段时间，“抱着电脑，躺在沙发上，字斟句酌地修改，真是很享受的”。
对比现在，冯克利说，90年代的翻译还有一笔不菲的收入，现在就非常辛苦。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他的工资涨了20多倍，翻译的稿费涨了最多3倍。这同时也造成一个大问题，翻译质量大大下降，找不到很好的人去做这件事。所以他认为，对译作挑毛病这件事不太合适，“不公道，他们收入非常低。但是15年以前的譯作，可以挑”。
2004年，冯克利从山东省社科院跳到山东大学，任博士生导师。
那是一个朋友找了几个与他有关的朋友，写了一个联保，就像举荐信一样，交给山东大学校办，山东大学给冯克利破了例。
冯克利当时在社科院待了20多年，他想“再不换地方，就得在此地老死终生啊”，而且，“也应是一生中唯一可以换工作的机会了”。
大学的节奏与社科院工作时的节奏“差不多”，一周上一下午的课。回过头想想自己曾经的工作单位，“图书馆、社科院、大学，都是宽松散漫的环境，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还被认可，对社会还有点作用”。
在山东大学，冯克利主要做与保守主义有关的教学。冯克利发现，台湾曾有学者总结过民国时期的保守主义，也编写过书籍，但这些书籍有一个问题：更多偏向历史、文化，政治和法学的讨论非常少。“或许也有，但是没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们被忽略掉了，尽管他们的思想可能很有价值。”
反过来看，“这些年中国也在重新认识历史，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学者，都开始重新整理他们的文献。这也反映了一个时代风气”。在新的时代风气之下，冯克利的一个博士生做了名叫“保守主义评论”的微信公众号，“半年多的时间，有了3万多粉丝”。
冯克利的微博2014年已停更，标签仍写着“干脏活的”，微信公众号则写着“政治是什么说不明白，但政治不是什么能说明白”。就像他翻译的每本书一样，他说这是他的态度，“别人懂不懂”，他也管不了了。
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他说，跟排斥一些政治理论有关系。“政治是任何社会都免不了的一个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政治还是有一种幻想的。但是这种现象，你怎么认识它？人类社会最健康、最得体、最完美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政治社会，依然免不了肮脏的事情。政治作为人类不得已而发展出来的行为领域，它不可能干净了，不干净的成分多少而已。”
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不是怎样让政治多么清明，而是让政治不那么肮脏”。西方对此有一个认知：政治家基本的素质之一是敢在粪坑里洗手。“你必须得作恶，就看你对恶的认识是什么。你要是作恶以后，还自鸣得意说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西方健全的政治传统里这是一种非常恶劣、不耻的事情。如果你作恶以后，你知道是恶，你一点都不敢炫耀，这是健康的态度。伟大的政治家，包括华盛顿、林肯等，你去看他们的履历，都会有为了胜利而做出的恶。”
就像希特勒和罗斯福的区别，“不是说希特勒恶贯满盈，罗斯福没作过恶，区别是他们对恶的认识不一样”。
在罗斯福那里，“阴谋诡计是不得已而这么做，是为了战争的取胜，但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耻辱”，而希特勒“占领一个国家就会说我的军队多么强大，杀了多少人完成了这件事情，他认为作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2001年，有位香港学者见到了来港访学的冯克利，得知眼前这个人就是《学术与政治》的译者后，连说“你翻译得太好了”，专门请他吃了顿饭。冯克利回到济南后，给这位学者寄了一本签名版的《学术与政治》。
这是众多译作中，冯克利最看重的一部。在他看来，很多学者也是因为这本书知道了他。这种读书人之间特有的相遇，就像他翻译韦伯著作时与其灵魂产生碰撞的感觉一样，让他“喜悦”，而且“社会有反响，说明没瞎忙”。
冯克利与友人共同翻译的《民主新论》，自1992年出版以来，至今仍是政治学学子的案头必读书。随后《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下称《乌合之众》）、《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文选》《邓小平时代》等陆续出版，它们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萨托利、哈耶克、韦伯、勒庞、傅高义等西方大师的思想带着冯克利的痕迹，进入中文阅读群体。
译作之外，他说他的写作多为“应景”，“看到那么多大师的作品，自己都没有勇气写东西了”。但是，这颗于济南历山脚下出发，以字作为武器的“大脑”，通过译作展示他的态度，以求能行“匡正社会”之效。
近些年带学生、关注公共空间的同时，他把精力也放在引进保守主义著作上，他认为保守主义在中国被大大低估。他不太喜欢与学术圈的人打交道，认为他们“有学识，没个性”。他的朋友更多来自企业界、法律界。他说中国学术界要“警惕西方学术规范，它就像是中国很早之前的八股文，强调逻辑化”。
不久前，高全喜从上海回北京，路过济南时找他喝了顿酒，告诉他说，自己正在编《民国法政丛书》。
众多的细节中，他感知到了时代风气的变化，“但怎么变，变化有多大不好说”。
你就会想不公平的原因
从别墅到农家乐需要步行15分钟，冯克利选择让家人开车带着一行人去吃饭。在等菜上桌的间隙里，他说着哈耶克和人工智能，感慨哈耶克带给他的感触：人类是在合作中发展的，而不是在竞争中。
7月的濟南闷热。入夏以来，冯克利就住到了郊外，那里有一栋他2016年才入手的小产权别墅，距离他在市里的家需要半个小时车程。他不会开车，往来基本依靠家人。
其他别墅周末才会有人，冯克利则一直都在。有时住在市里的家人不放心，就看别墅附近的监控录像。“山脚下，那么多房子，不是周末的话，往往就我们一处房子亮着灯。”
冯克利把烦闷夏天里读书、写作的时光放到了这里。家人认为他在生活琐事方面“小错不断”，所以尽量不让他沾手。希腊船长送的烧烤炉子，如果来自克里米亚的女婿没时间操作，谁都吃不上“好吃的烤肉”。妻子不愿住在别墅，但是冯克利的生活又需要她打理，有些事情，譬如说从北京等地寄过来的文件、书稿需要衔接，她索性也就当起了家与别墅之间的“快递”。
冯克利爱喝酒，很多时候晚上在家里喝洋酒；女儿没怀孕前，还能陪他喝一杯。他有一个用来装酒的小柜子。摄影师建议他站在酒柜前拍张照片，他笑笑说“形象不太好吧？！”但还是站在柜子前挡住众多的酒瓶子，“摆拍”了一张照片。
山东有两个“冯克li”名声在外，另一位是《老照片》主编冯克力。身边学术圈的人都说他俩是山东的骄傲。两人住在同一条马路的两侧，不时有些互动。有人寻到山东来，偶尔会把两人搞混了，这样的乌龙也成为了佳话。
冯克利自认为是一个“边缘人士”，但还是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他，邀约讲课、翻译、写作抑或是采访。他认同“这背后的原因是思想的价值与力量”的说法。近些年来，除了官方媒体外，还有一些新媒体也找过来约稿，稿费比传统媒体高，他也因此认为“如果可以一直这样，写字的人就能凭着手艺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现在的冯克利，有时也反省自己为什么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思想上，“可能还是跟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对这个社会的期待有很大的关系”。
冯克利的父母都是党的干部，文革时受冲击比较大，“母亲自杀，父亲甚至有一段时间被视为‘叛徒’，逃到外地去”。
文革10年，冯克利经常处于孤苦伶仃的状态，“虽说没受多少罪，但确实不是正常的家庭生活”。大的政治环境，以及父母为了事业投身革命，后来又遭遇种种磨难这样的经历，让冯克利开始思考。“就是你想绕开政治都不可能。因为你总能感到一些不公平。你就会想这些不公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自然而然就会提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和政治有关系。”
这样的背景以及关心政治的倾向，对于当时出身于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的群体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作为其中的个体，冯克利试图通过不断阅读、翻译和传播，来回答自己以及他的读者“更多个为什么”。
学英语，只是想给自己开扇窗
其中的媒介是语言。
冯克利学习英语始自70年代后期。1975年，20岁的冯克利进入山东省图书馆工作。当时馆里有很多旧的外文书籍，还有从教会里收来的英文书，“看了以后干着急，因为看不懂”。冯克利加紧学英语，为的是“给自己开一扇窗户”，就是朴素地想满足自己看闲书的愿望，“从没想过要成为译者”。
1977年恢复高考时，冯克利的英语大概考了满分，但是外语成绩是参考分，不算在正常总分数内，而他的数学考得不好。所以那一年，等来的是省内一所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冯克利就没去读大学，继续在省图书馆工作。几年之后，“以工代干”地读了武汉大学的函授班，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大学毕业生”。
至1982年，省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冯克利打好了英语阅读的基础。“虽然可选择的阅读量不多，但是英语阅读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之后，由省图书馆进入省社科院工作，让冯克利的英语阅读能力突飞猛进。因为省社科院要建自己的图书馆、资料室，需要买外文资料，“那时候会外文的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省社科院就委托他去订相关外文文献。冯克利就把自己喜欢看的书单也加了上去。“好在省社科院经费比较充足”，优秀的外文资料经过冯克利的筛选，源源不断地进入社科院的馆藏。
连着三四年，冯克利基本就没读过中文书，后来“读英文和读中文的速度差不多”。渐渐地，西方文明里的思维、理解以及修辞方式等，他越来越熟悉。在那个原本没什么书可读的年代，冯克利凭着外语，让西方文献的启蒙之光照进了自己的头脑。哈耶克、萨托利等，就在这段集中阅读英文书的时间里，进入冯克利的生命轨迹。
其实除了英语，他还曾学会了法语，也自学了意大利语、俄语，不过都没有像英语这样坚持下来。
时间告诉他，长期阅读西方文明给他带来了更开阔的眼界，这为他后来另一朴素的想法做了铺垫：分享看到的好书，分享他看到的西方文明。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思想界初步活跃。“年轻的一代还没有成长起来，恢复工作后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政治话题”，但是冯克利发现，他们的知识结构还停在文革以前，而他当时看到的资料都是80年代后出来的，应该说看到了80年代的西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主义。所以1988年，他拿着萨托利的《民主新论》找到了时任新华社编辑的阎克文，两人一年后共同完成了翻译。
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冯克利有自己的认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是在认识、学习、批判西方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西方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意义再怎么夸张也不过分。如果不了解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会给我们处理自己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带来很大的弊端。因为我们现在头脑中的很多观念都是西方灌输的，就包括中央文件用的很多词都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古代的词语。”所以，要有人继续做西方文明的翻译者，做西方大师与中国之间的桥梁。
回想起来，“那时候读书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没有丝毫的功利心，完全就是好奇心。但也不能强求现在的人，现在的人越来越意识到时间是有价值的，你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哪里，里面有自己对于价值的判断和取舍。而那时候的时间不值钱。忙也没用，因为机会少。”冯克利对《南风窗》说。
轻微的人格分裂是优点
冯克利有过一段经商经历，这段经历与中国一桩惨烈的飞行事故有关。
1988年，北京飞往重庆的一架飞机坠入稻田，机上有四通公司1/3的高管、重要客户和经销商，其中包括冯克利的一个朋友兼同事。在此之前，这位朋友经商，冯克利经常帮他做事情。当时中国流行办“三产”，山东省社科院也办了自己的“三产”，主要涉及刚刚起步的办公自动化产业，合作对象正是当时最火的四通公司。
之后，冯克利和朋友一起办了个小公司。虽然经营得不错，但是他“放不下看闲书的癖好。尤其是企业爬坡的阶段，就不能看闲书”，后来他索性把企业转给了别的朋友。
他也曾开过唱片店，他不认为唱片店是经商，“就是爱好。就是想分享”。有很多人问冯克利怎么会喜欢古典音乐，冯克利认为更多是天生的，有些人脑子里有那根神经，音乐来了，就能形成共振。他曾看到一组西方数据，定期消费古典音乐的人和定期消費色情产品的人比例差不多，都是5%左右。“这说明爱好古典音乐和好色一样，与人的生理系统有关。”
开唱片店的时候，他把零碎时间用起来，翻译了《哈耶克文选》。“翻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自己去连贯思维，只需要读懂原著，理解意思，用得体的汉语把它们表达出来，所以零碎的时间可以用起来。经常半小时、半小时地用起来，但是如果要系统思考一个问题，半个小时肯定是用不了的。”
对于曾经的创业所涉行业，以及“最早用286台式机、学五笔字型、用笔记本电脑”，冯克利觉得自己“挺新潮的”，这与“守着一盏孤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翻译工作”，“看起来有点不搭啊”，说完以后，他笑得仰过了身子。
冯克利有很多让人看起来不搭的地方。曾有一个读者形容读了他的《尤利西斯的自缚》后又见到他本人的感觉是“真是被那优雅睿智的文字欺骗了，以为作者是精致考究的绅士范儿。某年会议一睹真容，哇，地道的山东幽默妙人，无丝毫做作气”。
对这样的不搭，他说：“轻微的人格分裂是人的优点。如果一个人是活得非常完整的统一体，这个人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性格上必须有一些张力，有一些矛盾的、对立的、冲突的、相互之间不搭的多样化。”
这么好的东西，内地竟没出版
冯克利告诉《南风窗》记者，这些年他感知到的社会变迁之一是《乌合之众》的版税从2015年起涨了3倍。
《乌合之众》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单个版本到现在20多个不同版本，即便如此，还能有这样的增量让他有点意外。他的理解是：“说明这本书普及到了社会各行行业，多少愿意读点书的人，可能都读到了这本书。一个解释是人们现在不愿从众，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中，他们要重新给自己找一个定位，而这本书可能在这方面能给他们带来理论支撑。”
有学生对冯克利说，有人在知乎、豆瓣等平台，讨论过《乌合之众》不同版本的阅读体验。冯克利也看到那些，他说他特别欢迎具体的意见，“如果只是说语感不好，对于译者来说，怎么更好地完善？”只有一个人提过“赖不掉”的问题，冯克利将它在新版的《乌合之众》里做了修改。
民国期间，也就是1932年曾有《乌合之众》的中译本，但是默默无闻，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留下痕迹。冯克利是看熊彼特提到这本书，在60年后的1992年用在中国刚刚起步的网络把它从网上下载下来。有一次跟刘军宁吃饭时，冯克利就说，“我这里有本好书”。刘军宁把这本好书介绍给一个在美国学过社会学的书商。《乌合之众》“译了一个月，序写了一个月，交给书商后一个月就印出来”。现在来看，这本耗时最短的书，反而是冯克利最挣钱、传播最广的一本书。 冯克利最刻骨铭心的翻译体验来自《学术与政治》，“不到7万字，修改了7遍，确实很震撼”。冯克利最早看到的《学术与政治》是台湾钱永祥先生的版本，他想，“这么好的东西，内地竟然没有出版？”他找来了英文版、德文版，一一核对。到最后交稿前的那段时间，“抱着电脑，躺在沙发上，字斟句酌地修改，真是很享受的”。
对比现在，冯克利说，90年代的翻译还有一笔不菲的收入，现在就非常辛苦。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他的工资涨了20多倍，翻译的稿费涨了最多3倍。这同时也造成一个大问题，翻译质量大大下降，找不到很好的人去做这件事。所以他认为，对译作挑毛病这件事不太合适，“不公道，他们收入非常低。但是15年以前的譯作，可以挑”。
给政治一个态度
2004年，冯克利从山东省社科院跳到山东大学，任博士生导师。
那是一个朋友找了几个与他有关的朋友，写了一个联保，就像举荐信一样，交给山东大学校办，山东大学给冯克利破了例。
冯克利当时在社科院待了20多年，他想“再不换地方，就得在此地老死终生啊”，而且，“也应是一生中唯一可以换工作的机会了”。
大学的节奏与社科院工作时的节奏“差不多”，一周上一下午的课。回过头想想自己曾经的工作单位，“图书馆、社科院、大学，都是宽松散漫的环境，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还被认可，对社会还有点作用”。
在山东大学，冯克利主要做与保守主义有关的教学。冯克利发现，台湾曾有学者总结过民国时期的保守主义，也编写过书籍，但这些书籍有一个问题：更多偏向历史、文化，政治和法学的讨论非常少。“或许也有，但是没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们被忽略掉了，尽管他们的思想可能很有价值。”
反过来看，“这些年中国也在重新认识历史，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学者，都开始重新整理他们的文献。这也反映了一个时代风气”。在新的时代风气之下，冯克利的一个博士生做了名叫“保守主义评论”的微信公众号，“半年多的时间，有了3万多粉丝”。
冯克利的微博2014年已停更，标签仍写着“干脏活的”，微信公众号则写着“政治是什么说不明白，但政治不是什么能说明白”。就像他翻译的每本书一样，他说这是他的态度，“别人懂不懂”，他也管不了了。
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他说，跟排斥一些政治理论有关系。“政治是任何社会都免不了的一个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政治还是有一种幻想的。但是这种现象，你怎么认识它？人类社会最健康、最得体、最完美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政治社会，依然免不了肮脏的事情。政治作为人类不得已而发展出来的行为领域，它不可能干净了，不干净的成分多少而已。”
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不是怎样让政治多么清明，而是让政治不那么肮脏”。西方对此有一个认知：政治家基本的素质之一是敢在粪坑里洗手。“你必须得作恶，就看你对恶的认识是什么。你要是作恶以后，还自鸣得意说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西方健全的政治传统里这是一种非常恶劣、不耻的事情。如果你作恶以后，你知道是恶，你一点都不敢炫耀，这是健康的态度。伟大的政治家，包括华盛顿、林肯等，你去看他们的履历，都会有为了胜利而做出的恶。”
就像希特勒和罗斯福的区别，“不是说希特勒恶贯满盈，罗斯福没作过恶，区别是他们对恶的认识不一样”。
在罗斯福那里，“阴谋诡计是不得已而这么做，是为了战争的取胜，但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耻辱”，而希特勒“占领一个国家就会说我的军队多么强大，杀了多少人完成了这件事情，他认为作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