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没有想到，一个经济学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如此深刻。”在2014年12月中旬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几位教育学家在听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演讲后，如此感叹道。
这篇名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的演讲，不但被传统媒体转载，更是在新媒体上到处流传。短短几天里，微信上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00万。
“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近日，钱颖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经常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同他谈起这篇演讲，交流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看法。
多年来，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很早就引起了钱颖一的关注和思考。丰富的求学经历（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执教经验（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清华大学），让这位经济学家深入了解国内外教育的实际，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并积极在一所学院探索教育改革的实践。
在钱颖一看来，多年来中国教育被短期功利主义所主导，弊端丛生，“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钱颖一说。
担任院长八年多来，钱颖一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没有申请过一个研究课题，而是集中精力，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推进教育改革，履行一个院长的职责。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钱颖一说，“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钱颖一认为育人比育才更重要。
《财经》：你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的演讲，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鸣。教育是近些年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呼吁教育改革的声音也一直在高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你看来，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哪一个更艰难？
钱颖一：显然，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有两个优势：第一，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对于理解教育问题非常有帮助。经济学会把复杂问题简化，然后在约束条件下寻找到共赢的改革路径，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第二，中国经济学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财经》：但是大家都觉得，教育问题太多了、太复杂了，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分析，最后又发现，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又扯不清了。以中小学生负担重为例，学校有问题，老师有问题，家长有问题，社会有问题，最后是都有问题，似乎无解。
钱颖一：世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你看经济问题复杂不复杂？复杂极了！但是经济学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括为两大类问题：一个是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业和机构;另一个是激励问题，就是把激励搞对，让每个人、企业和机构都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中国经济改革正是沿着这两条线逐步推进的：一条线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线是激励问题，后者的深层次涉及到产权和所有制。
《财经》：那么，对于教育问题如何进行抽象和概括呢？
钱颖一：教育关系到两个维度：“人”与“才”。我们可以用统计学的两个度量概念“均值”和“方差”来分别分析这两个维度中的问题，概括为四大特点。
中国教育在育“才”的维度，即培养知识和技能上的特点，是“高均值、低方差”，这是两大特点。均值就是平均水平。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均值”较高，包括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与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的学生作跨国比较。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财经》：这个特点在经验层面很容易得到证实。在许多重复性、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如超市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收费检查等，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钱颖一：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流水线式的重复性工作，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是完全失败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学生在知识和技能上的“方差”太小。在统计学上，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与人口数量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和中国人口差不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其出众的人反而比中国多，说明了一些问题。
《财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钱学森之问”，追问的正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颖一：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人才，远比“培养”人才更重要。
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但是我们后天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磨灭了，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方差”小，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压缩小的。 《财经》：和“均值”高比起来，“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似乎不大。
钱颖一：这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会变得严重，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阻碍颠覆性创新的产生。
中国教育在育“才”维度上的这种“高均值、低方差”，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导致了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在育“人”维度上，即在培育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中国教育问题的特点正好是反过来，是“低均值、高方差”，这是另两大特点。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高“方差”则是指太低素养、太低人格的人不少。
《财经》：从国人在海外旅游中的不文明现象，到众多贪官惊人的荒淫无耻，糜烂的私生活几近禽兽，许多事实证明国人的素养低“均值”、高“方差”。
钱颖一：这种情况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教育除了具有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也非常重要，而人的素养的低“均值”、高“方差”，是中國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财经》：用“均值”和“方差”两个度量来分析中国教育中“人”与“才”的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分析框架：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在人的素养和价值方面是“低均值、高方差”。两个维度，两个度量，四大特点，非常对称，几乎囊括了所有突出的教育问题，因此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钱颖一：教育问题大家都看到了，我只是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聚焦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财经》：教育问题聚讼纷纭，你的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分析，是否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钱颖一：是的。我接受过多所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教育，也在多所国内外著名大学执教。多年的求学和执教经历、不同教育背景的对比，让我对中国教育现状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财经》：2002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从海外大学华人教授中招聘了28位特聘教授，开设国际接轨的课程，你也是其中之一。当年此事轰动一时。
钱颖一：这其中包括我有15位是经济学特聘教授，当时我联系了其他14位。这些人才的引进，虽然只是兼职授课，但是对提高清华的经济学教学水平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们中多数是为硕士生、博士生上课，而我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清华为本科一年级上《经济学原理》。
《财经》：2006年你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对本科教育一直非常重视。你们本科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钱颖一：人们通常都会说教育的目标是“人才培养“，而我们讲“人才”，又通常容易忽视“人”而只重“才”。所以，几乎所有的教育改革重点都放在怎样培养“才”的方面。其实，“人”与“才”不是一回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
中华文化和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为什么后来重“才”压倒了重“人”？
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落后就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走向极端。过去30多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
《财经》：中国经济改革确实是由功利主义主导的。
钱颖一：这种功利主义有进步意义。功利主义平衡成本收益，讲求实效，注重结果，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突破旧思想枷锁的时候，功利主义的正面作用很大。但是，功利主义也有局限：一是如果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就会失去长远利益;二是结果并非一切，原则底线有独立价值。
《财经》：你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不是功利主义吗？
钱颖一：是的，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确实是功利主义。但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称之为的“短期功利主义”：极为短视，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在经济学里，人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是投入品，是工具，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人还是消费者，所有的投资最终都是为了消费，所以人也是目的。
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么除了消费，人还有其他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这就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中国教育的任务，不仅要关注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更要关注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
《财经》：教育要打破功利主义并不容易，这首先需要突破旧有思想的束缚，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钱颖一：所以教育改革需要思想引领。我非常认同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1983年邓小平给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的解读是：教育要有现代眼光、世界眼光、长远眼光。 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教育的改革目标是逐渐清晰和明确起来的。2008-2009学年，清华大学召开全校范围内、为期一年的第23次教育研讨会，分三个研究组，由我负责本科教育组。根据调研和讨论，研讨会形成了一个初步研究报告。这种研讨会和研究报告，通常是在研讨之后就束之高阁，再也没有一点动静了。但是我们学院就是根据这些研究来探索改革实践，我们付诸于行动。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实施了新的本科生培养方案。
《财经》：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主要有哪些内容？
钱颖一：我们设立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标有两个：首先，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其次，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性结合。
其实，这正是对我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国教育问题的四大特点的对症下药。第一条就是在育“人”的维度上“提高均值，减少方差”，方法是关注每一个学生，实行通识教育，恪守底线。守住底线，“方差”就小了。第二条就是在育“才”的维度上“保持均值，扩大方差”，方法是创造环境，促进个性发展。鼓励差异，“方差”就可以扩大。
《财经》：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之后，大学变成了专科院校，学生从一进校就分专业，很少通识教育课程。直到近些年，情况才有所改观。在你看來，为什么要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
钱颖一：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通识教育既不是为专业教育打基础，也不是为专业教育做补充;通识教育本身是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人”这个目的服务的。
《财经》：也就是说，通识教育的根本是为了人格养成，而人格养成是“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的条件。
钱颖一：是的。通识教育在目前的中国尤其重要。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巨大的扭曲，高考选拔制度下的应试教育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而且形成了“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的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应试学习方式，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特别是不敢于、也不善于提出问题。
我们特别开设了一门课程“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非常高兴的是，“对这个问题你CTMR了吗？”已经成了清华经管学院同学的口头禅。CTMR是“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英语名称（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的缩写。
《财经》：我注意到，你们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纳入了中文、英语、数学三类基础技能课程，和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社会科学、中国与世界、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八个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组，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三类基础性学科。这是其他高校所罕见的。
钱颖一：通识教育课程往往是“开阔眼界”、容易得学分的公共选修课。我们的“通识教育”不是选修课，是必修课。每一个学生必须在每一个课组中选一门，其中有不少课是专为经管学院开设的。我们还有天马行空的“任选课”，占了总学分要求140学分中的20学分。只要是清华大学开设的课程，不分院系、不分年级，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课，都可以选，都承认学分。学生在层次、内容乃至老师上都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
《财经》：在“才”的维度上，怎样做到“保持均值，扩大方差”？
钱颖一：“保持均值”就是要保持我们过去的强项。在课程设计上，我们保留了四门数学必修课，这比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对本科经济学专业的数学要求要多得多。
怎样“扩大方差”呢？就是让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中国之所以缺乏杰出人才，与缺乏学生个性发展有关。因此，如何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就直接影响到如何为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环境。
我们过去有一个习惯性思路“因材施教”，通常的做法是让一些好学生“学多一点、学深一点、学早一点”。这无非就是让知识传授超前一点。表面上看，好学生比其他学生超前了，但这只是在知识程度上而言，并不是这些学生更有兴趣、更有想象力、更有能力了。
《财经》：这种方法并没有调动学生自身的创造力，也没有扩大学生自己的想象空间。
钱颖一：是的。因此我认为，个性发展的有效方式主要不是靠这种形式的“因材施教”，而是要依赖于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也就是要给学生们，特别是给突出的学生们，以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更宽容的环境，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去成长。
为此，我们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实行“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为三年级、四年级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设立了学术、创业和领导力三个方向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财经》：从2007年算起，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经走过了八年历程，在您看来，改革成效如何？
钱颖一：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短期功利主义的。教育改革的成效很难在短期看清楚，但是对清华经管学院教育改革的认可已经开始显现。2014年教师节，我和学院其他四位教授共同主持的“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项目，获得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我国教育领域中唯一的一项国家级奖励，每四年评一次，代表了中国当前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我们能够荣获这个奖，说明我们的改革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
教育的改革效果只能在一二十年后，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看清楚，这跟搞经济改革可不一样。在教育改革上我们要力戒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我对教育改革结果的期望是，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走出去的学生都是现代文明人，其中有一些成为能为中国、为人类做大事且是有益事的人。再过十几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良好素养、胸怀远大，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导者。我希望这其中就有从清华经管学院走出去的人。
这篇名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的演讲，不但被传统媒体转载，更是在新媒体上到处流传。短短几天里，微信上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00万。
“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近日，钱颖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经常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同他谈起这篇演讲，交流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看法。
多年来，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很早就引起了钱颖一的关注和思考。丰富的求学经历（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执教经验（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清华大学），让这位经济学家深入了解国内外教育的实际，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并积极在一所学院探索教育改革的实践。
在钱颖一看来，多年来中国教育被短期功利主义所主导，弊端丛生，“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钱颖一说。
担任院长八年多来，钱颖一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没有申请过一个研究课题，而是集中精力，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推进教育改革，履行一个院长的职责。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钱颖一说，“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
《财经》：你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的演讲，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鸣。教育是近些年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呼吁教育改革的声音也一直在高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你看来，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哪一个更艰难？
钱颖一：显然，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有两个优势：第一，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对于理解教育问题非常有帮助。经济学会把复杂问题简化，然后在约束条件下寻找到共赢的改革路径，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第二，中国经济学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财经》：但是大家都觉得，教育问题太多了、太复杂了，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分析，最后又发现，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又扯不清了。以中小学生负担重为例，学校有问题，老师有问题，家长有问题，社会有问题，最后是都有问题，似乎无解。
钱颖一：世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你看经济问题复杂不复杂？复杂极了！但是经济学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括为两大类问题：一个是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业和机构;另一个是激励问题，就是把激励搞对，让每个人、企业和机构都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中国经济改革正是沿着这两条线逐步推进的：一条线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线是激励问题，后者的深层次涉及到产权和所有制。
《财经》：那么，对于教育问题如何进行抽象和概括呢？
钱颖一：教育关系到两个维度：“人”与“才”。我们可以用统计学的两个度量概念“均值”和“方差”来分别分析这两个维度中的问题，概括为四大特点。
中国教育在育“才”的维度，即培养知识和技能上的特点，是“高均值、低方差”，这是两大特点。均值就是平均水平。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均值”较高，包括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与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的学生作跨国比较。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财经》：这个特点在经验层面很容易得到证实。在许多重复性、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如超市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收费检查等，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钱颖一：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流水线式的重复性工作，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是完全失败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学生在知识和技能上的“方差”太小。在统计学上，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与人口数量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和中国人口差不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其出众的人反而比中国多，说明了一些问题。
《财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钱学森之问”，追问的正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颖一：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人才，远比“培养”人才更重要。
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但是我们后天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磨灭了，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方差”小，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压缩小的。 《财经》：和“均值”高比起来，“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似乎不大。
钱颖一：这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会变得严重，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阻碍颠覆性创新的产生。
中国教育在育“才”维度上的这种“高均值、低方差”，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导致了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在育“人”维度上，即在培育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中国教育问题的特点正好是反过来，是“低均值、高方差”，这是另两大特点。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高“方差”则是指太低素养、太低人格的人不少。
《财经》：从国人在海外旅游中的不文明现象，到众多贪官惊人的荒淫无耻，糜烂的私生活几近禽兽，许多事实证明国人的素养低“均值”、高“方差”。
钱颖一：这种情况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教育除了具有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也非常重要，而人的素养的低“均值”、高“方差”，是中國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财经》：用“均值”和“方差”两个度量来分析中国教育中“人”与“才”的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分析框架：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在人的素养和价值方面是“低均值、高方差”。两个维度，两个度量，四大特点，非常对称，几乎囊括了所有突出的教育问题，因此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钱颖一：教育问题大家都看到了，我只是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聚焦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财经》：教育问题聚讼纷纭，你的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分析，是否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钱颖一：是的。我接受过多所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教育，也在多所国内外著名大学执教。多年的求学和执教经历、不同教育背景的对比，让我对中国教育现状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财经》：2002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从海外大学华人教授中招聘了28位特聘教授，开设国际接轨的课程，你也是其中之一。当年此事轰动一时。
钱颖一：这其中包括我有15位是经济学特聘教授，当时我联系了其他14位。这些人才的引进，虽然只是兼职授课，但是对提高清华的经济学教学水平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们中多数是为硕士生、博士生上课，而我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清华为本科一年级上《经济学原理》。
《财经》：2006年你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对本科教育一直非常重视。你们本科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钱颖一：人们通常都会说教育的目标是“人才培养“，而我们讲“人才”，又通常容易忽视“人”而只重“才”。所以，几乎所有的教育改革重点都放在怎样培养“才”的方面。其实，“人”与“才”不是一回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
中华文化和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为什么后来重“才”压倒了重“人”？
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落后就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走向极端。过去30多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
《财经》：中国经济改革确实是由功利主义主导的。
钱颖一：这种功利主义有进步意义。功利主义平衡成本收益，讲求实效，注重结果，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突破旧思想枷锁的时候，功利主义的正面作用很大。但是，功利主义也有局限：一是如果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就会失去长远利益;二是结果并非一切，原则底线有独立价值。
《财经》：你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不是功利主义吗？
钱颖一：是的，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确实是功利主义。但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称之为的“短期功利主义”：极为短视，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在经济学里，人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是投入品，是工具，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人还是消费者，所有的投资最终都是为了消费，所以人也是目的。
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么除了消费，人还有其他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这就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中国教育的任务，不仅要关注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更要关注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
《财经》：教育要打破功利主义并不容易，这首先需要突破旧有思想的束缚，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钱颖一：所以教育改革需要思想引领。我非常认同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1983年邓小平给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的解读是：教育要有现代眼光、世界眼光、长远眼光。 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教育的改革目标是逐渐清晰和明确起来的。2008-2009学年，清华大学召开全校范围内、为期一年的第23次教育研讨会，分三个研究组，由我负责本科教育组。根据调研和讨论，研讨会形成了一个初步研究报告。这种研讨会和研究报告，通常是在研讨之后就束之高阁，再也没有一点动静了。但是我们学院就是根据这些研究来探索改革实践，我们付诸于行动。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实施了新的本科生培养方案。
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财经》：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主要有哪些内容？
钱颖一：我们设立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标有两个：首先，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其次，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性结合。
其实，这正是对我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国教育问题的四大特点的对症下药。第一条就是在育“人”的维度上“提高均值，减少方差”，方法是关注每一个学生，实行通识教育，恪守底线。守住底线，“方差”就小了。第二条就是在育“才”的维度上“保持均值，扩大方差”，方法是创造环境，促进个性发展。鼓励差异，“方差”就可以扩大。
《财经》：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之后，大学变成了专科院校，学生从一进校就分专业，很少通识教育课程。直到近些年，情况才有所改观。在你看來，为什么要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
钱颖一：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通识教育既不是为专业教育打基础，也不是为专业教育做补充;通识教育本身是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人”这个目的服务的。
《财经》：也就是说，通识教育的根本是为了人格养成，而人格养成是“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的条件。
钱颖一：是的。通识教育在目前的中国尤其重要。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巨大的扭曲，高考选拔制度下的应试教育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而且形成了“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的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应试学习方式，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特别是不敢于、也不善于提出问题。
我们特别开设了一门课程“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非常高兴的是，“对这个问题你CTMR了吗？”已经成了清华经管学院同学的口头禅。CTMR是“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英语名称（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的缩写。
《财经》：我注意到，你们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纳入了中文、英语、数学三类基础技能课程，和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社会科学、中国与世界、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八个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组，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三类基础性学科。这是其他高校所罕见的。
钱颖一：通识教育课程往往是“开阔眼界”、容易得学分的公共选修课。我们的“通识教育”不是选修课，是必修课。每一个学生必须在每一个课组中选一门，其中有不少课是专为经管学院开设的。我们还有天马行空的“任选课”，占了总学分要求140学分中的20学分。只要是清华大学开设的课程，不分院系、不分年级，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课，都可以选，都承认学分。学生在层次、内容乃至老师上都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
《财经》：在“才”的维度上，怎样做到“保持均值，扩大方差”？
钱颖一：“保持均值”就是要保持我们过去的强项。在课程设计上，我们保留了四门数学必修课，这比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对本科经济学专业的数学要求要多得多。
怎样“扩大方差”呢？就是让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中国之所以缺乏杰出人才，与缺乏学生个性发展有关。因此，如何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就直接影响到如何为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环境。
我们过去有一个习惯性思路“因材施教”，通常的做法是让一些好学生“学多一点、学深一点、学早一点”。这无非就是让知识传授超前一点。表面上看，好学生比其他学生超前了，但这只是在知识程度上而言，并不是这些学生更有兴趣、更有想象力、更有能力了。
《财经》：这种方法并没有调动学生自身的创造力，也没有扩大学生自己的想象空间。
钱颖一：是的。因此我认为，个性发展的有效方式主要不是靠这种形式的“因材施教”，而是要依赖于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也就是要给学生们，特别是给突出的学生们，以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更宽容的环境，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去成长。
为此，我们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实行“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为三年级、四年级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设立了学术、创业和领导力三个方向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财经》：从2007年算起，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经走过了八年历程，在您看来，改革成效如何？
钱颖一：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短期功利主义的。教育改革的成效很难在短期看清楚，但是对清华经管学院教育改革的认可已经开始显现。2014年教师节，我和学院其他四位教授共同主持的“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项目，获得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我国教育领域中唯一的一项国家级奖励，每四年评一次，代表了中国当前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我们能够荣获这个奖，说明我们的改革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
教育的改革效果只能在一二十年后，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看清楚，这跟搞经济改革可不一样。在教育改革上我们要力戒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我对教育改革结果的期望是，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走出去的学生都是现代文明人，其中有一些成为能为中国、为人类做大事且是有益事的人。再过十几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良好素养、胸怀远大，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导者。我希望这其中就有从清华经管学院走出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