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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一问世，便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也极大的颠覆了传统的小说创作的潜规则——避而不写性。他大胆的、暴露的文字引来很多批评甚至谩骂，但同时他的小说又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桎梏，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具有启蒙的作用。郁达夫早期小说就是以这样一种反叛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变化，郁达夫的小说渐渐表现出另外一种面目，不再那么直露，感情也不再那么热烈，作家自己也已不是传统道德观的反叛者了，而是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写作内容放到了传统规范的框框里去。可以说郁达夫小说与传统道德观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反叛到顺从的过程。
【关键词】郁达夫；传统道德观；背弃；顺从
一、对传统道德观的反叛和背弃
中国传统道德观，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是封建社会判定人们行为正确与否的准则。中国的道德观是世俗道德决定着宗教道德，它是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逐渐达成共识的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的准则，它和封建社会紧密联系并且相适应。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等小说因其写了性意识和同性恋等内容而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和否定，这是因为在封建思想的禁锢下，人们的文学创作是不允许那么明目张胆地写性意识写性苦闷的。所以，就有人出来说郁达夫的小说“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你一旦“越轨”，自然要“枪打出头鸟”。早在六十多年前郭沫若就说过：“他（郁达夫）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有那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1]后来温儒敏在《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也说：“郁达夫大胆地赤裸地写出的性的苦闷，是‘五四’时期青年追求理想和爱情而又被现实所压抑的苦闷，可以说就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而这醒而且真的声音，却是自觉地堆虚伪了几千年的封建道德的一种挑衅。”[2]封建旧道德允许《肉蒲团》那样的色情小说存在，却不允许郁达夫《沉沦》这样暴露性意识的小说存在；封建旧道德允许男人三妻四妾，允许男人到妓院去寻花问柳，却不允许郁达夫们谈性说爱：这足以显示它的虚伪。
为什么郁达夫会如此的反叛封建旧道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自身原因。从社会原因来看，五四时期是青年们勇于追求自由的时期，也是批判儒家怀疑传统的时期。郁达夫处在那样一个时期很自然的加入其中，这是社会责任感的必要表达。至于自身原因，就是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很多日本和欧美文学，也受到了个性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承认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宣称“不承认道德法律”。综合社会和自身的原因，郁达夫大胆挑战封建旧道德。但我们能发现，他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他是欲图通过写性的苦闷表达生存的苦闷，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又很多，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了。
二、对传统道德观的顺从
郁达夫从小接受私塾教育，深受古代经书的影响，而且郁达夫自身很喜欢古典文学，虽然后来他去日本留学期间学习和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创作上也表现出很明显的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痕迹，但是作为一个被四书五经养大的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旧道德也在他身上烙下了很深的印记。尤其是在他后期的作品里，我们已经看不到五四时期那样“暴风雨式”的自我暴露，也没有了《春宵》《街灯》《祈愿》《迷羊》等小说里面那样夸张的色情描写，取而代之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朦胧性意识[3]的《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刘畅在《从〈沉沦〉到〈迟桂花〉——郁达夫小说前后期风格比较》中说：“如果说《沉沦》抒写的是青春期自然本能受到压抑造成的人的病态，那么《迟桂花》则是情欲的升华和理性的节制，彰显出人情美与自然美得和谐。”[4]我认为《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等作品是郁达夫对传统道德观顺从的一种表现。在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传统的文人，身染名士派的作风，他很推崇清朝诗人黄仲则，黄仲则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在一次胡适攻击郁达夫后，他就写了一篇以黄仲则为题材的名为《采石矶》的历史小说。他思想里有浓重的士大夫思想，这是落后的思想的，但也是他无法改变的现实。《迟桂花》中也表现了他的士大夫思想体系中的避世倾向，离开大城市跑到山村里去赏迟桂花，淡然平静。《迟桂花》中，“我”结识老同学翁则生的妹妹莲，被她天真质朴的美所吸引，在这时“我”是个能理智控制自己情欲，将情欲转化为纯洁的兄妹情。倘若用郁达夫《沉沦》时期的笔调来写这篇文章，怕是“我”在处理自己被压抑的情欲时，又会选择让“我”去妓院嫖娼吧！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变其实也蕴含了自己判断价值的转变。
郁达夫之所以难以逃脱封建旧道德观的束缚，首先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无路可走，不知道该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其次就是他头脑里固有的传统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占了上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郁达夫创作的改变。随着时间的转移，人在成熟的同时也在顺从，会开始慢慢舍弃很多锋利的东西，是得也是失。《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表现了郁达夫的成熟，但也表现了他在抗争和反叛失败后的顺从。创作《迟桂花》时期，是郁达夫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爱情婚姻也比较稳定，人也不似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而是更成熟稳重，创作上也会受性格的影响而变得趋于中庸。
三、如何看待郁达夫小说与传统道德观的关系的变化
封建旧道德的根除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需要一辈人甚至几辈人做出牺牲。郁达夫和封建旧道德观的从抗争到顺从的过程看似是一种倒退，可是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温儒敏在《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说郁达夫的士大夫思想“是和时代格格不入的”，他的“这种逃避斗争的‘名士’意识，则显得特别灰暗落后”[5]，是落后于时代的。我想为郁达夫辩白几句，一个人的思想有多进步或落后，其实是和时代大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想突破自己的局限性，正如他在“五四”时期所做的努力和呐喊，是时代的要求与个人要求的达到某种一致的表现。“五四”过去了，我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但是新道德体系也不是马上就能建成并马上被人们接受的。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道德问题，首先归根于社会经济问题，最终的解决，需要社会制度的完善。”觉得很有道理，想要改变一个人的道德观尚且很难，更何况是在整个社会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文化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当时那样旧道德体系未被根除，新道德体系又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郁达夫的选择也只能是顺从旧道德了吧，如果他还继续写他的性苦闷，想必和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点格格不入吧。也许我们可以说后期的郁达夫也是有点迷茫的吧，他也找不到更好的符合时代也符合自己创作风格的道路了吧。无论怎样，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仍然并且一直不会忘记郁达夫在反封建运动中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依然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着社会主义新道德观的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第3期，1946年9月.
[2]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
[3]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刘畅：《从〈沉沦〉到〈迟桂花〉——郁达夫小说前后期风格比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5]黄云霞：《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文教资料》，2007年第4期.
[6]苏雪林：《郁达夫论》，《文艺月刊》第6卷第3号，1934年9月.
[7]肖玉林：《歌哭无端字字真——简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湘南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关键词】郁达夫；传统道德观；背弃；顺从
一、对传统道德观的反叛和背弃
中国传统道德观，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是封建社会判定人们行为正确与否的准则。中国的道德观是世俗道德决定着宗教道德，它是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逐渐达成共识的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的准则，它和封建社会紧密联系并且相适应。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等小说因其写了性意识和同性恋等内容而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和否定，这是因为在封建思想的禁锢下，人们的文学创作是不允许那么明目张胆地写性意识写性苦闷的。所以，就有人出来说郁达夫的小说“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你一旦“越轨”，自然要“枪打出头鸟”。早在六十多年前郭沫若就说过：“他（郁达夫）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有那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1]后来温儒敏在《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也说：“郁达夫大胆地赤裸地写出的性的苦闷，是‘五四’时期青年追求理想和爱情而又被现实所压抑的苦闷，可以说就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而这醒而且真的声音，却是自觉地堆虚伪了几千年的封建道德的一种挑衅。”[2]封建旧道德允许《肉蒲团》那样的色情小说存在，却不允许郁达夫《沉沦》这样暴露性意识的小说存在；封建旧道德允许男人三妻四妾，允许男人到妓院去寻花问柳，却不允许郁达夫们谈性说爱：这足以显示它的虚伪。
为什么郁达夫会如此的反叛封建旧道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自身原因。从社会原因来看，五四时期是青年们勇于追求自由的时期，也是批判儒家怀疑传统的时期。郁达夫处在那样一个时期很自然的加入其中，这是社会责任感的必要表达。至于自身原因，就是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很多日本和欧美文学，也受到了个性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承认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宣称“不承认道德法律”。综合社会和自身的原因，郁达夫大胆挑战封建旧道德。但我们能发现，他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他是欲图通过写性的苦闷表达生存的苦闷，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又很多，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了。
二、对传统道德观的顺从
郁达夫从小接受私塾教育，深受古代经书的影响，而且郁达夫自身很喜欢古典文学，虽然后来他去日本留学期间学习和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创作上也表现出很明显的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痕迹，但是作为一个被四书五经养大的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旧道德也在他身上烙下了很深的印记。尤其是在他后期的作品里，我们已经看不到五四时期那样“暴风雨式”的自我暴露，也没有了《春宵》《街灯》《祈愿》《迷羊》等小说里面那样夸张的色情描写，取而代之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朦胧性意识[3]的《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刘畅在《从〈沉沦〉到〈迟桂花〉——郁达夫小说前后期风格比较》中说：“如果说《沉沦》抒写的是青春期自然本能受到压抑造成的人的病态，那么《迟桂花》则是情欲的升华和理性的节制，彰显出人情美与自然美得和谐。”[4]我认为《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等作品是郁达夫对传统道德观顺从的一种表现。在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传统的文人，身染名士派的作风，他很推崇清朝诗人黄仲则，黄仲则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在一次胡适攻击郁达夫后，他就写了一篇以黄仲则为题材的名为《采石矶》的历史小说。他思想里有浓重的士大夫思想，这是落后的思想的，但也是他无法改变的现实。《迟桂花》中也表现了他的士大夫思想体系中的避世倾向，离开大城市跑到山村里去赏迟桂花，淡然平静。《迟桂花》中，“我”结识老同学翁则生的妹妹莲，被她天真质朴的美所吸引，在这时“我”是个能理智控制自己情欲，将情欲转化为纯洁的兄妹情。倘若用郁达夫《沉沦》时期的笔调来写这篇文章，怕是“我”在处理自己被压抑的情欲时，又会选择让“我”去妓院嫖娼吧！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变其实也蕴含了自己判断价值的转变。
郁达夫之所以难以逃脱封建旧道德观的束缚，首先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无路可走，不知道该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其次就是他头脑里固有的传统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占了上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郁达夫创作的改变。随着时间的转移，人在成熟的同时也在顺从，会开始慢慢舍弃很多锋利的东西，是得也是失。《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表现了郁达夫的成熟，但也表现了他在抗争和反叛失败后的顺从。创作《迟桂花》时期，是郁达夫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爱情婚姻也比较稳定，人也不似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而是更成熟稳重，创作上也会受性格的影响而变得趋于中庸。
三、如何看待郁达夫小说与传统道德观的关系的变化
封建旧道德的根除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需要一辈人甚至几辈人做出牺牲。郁达夫和封建旧道德观的从抗争到顺从的过程看似是一种倒退，可是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温儒敏在《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说郁达夫的士大夫思想“是和时代格格不入的”，他的“这种逃避斗争的‘名士’意识，则显得特别灰暗落后”[5]，是落后于时代的。我想为郁达夫辩白几句，一个人的思想有多进步或落后，其实是和时代大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想突破自己的局限性，正如他在“五四”时期所做的努力和呐喊，是时代的要求与个人要求的达到某种一致的表现。“五四”过去了，我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但是新道德体系也不是马上就能建成并马上被人们接受的。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道德问题，首先归根于社会经济问题，最终的解决，需要社会制度的完善。”觉得很有道理，想要改变一个人的道德观尚且很难，更何况是在整个社会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文化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当时那样旧道德体系未被根除，新道德体系又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郁达夫的选择也只能是顺从旧道德了吧，如果他还继续写他的性苦闷，想必和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点格格不入吧。也许我们可以说后期的郁达夫也是有点迷茫的吧，他也找不到更好的符合时代也符合自己创作风格的道路了吧。无论怎样，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仍然并且一直不会忘记郁达夫在反封建运动中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依然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着社会主义新道德观的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第3期，1946年9月.
[2]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
[3]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刘畅：《从〈沉沦〉到〈迟桂花〉——郁达夫小说前后期风格比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5]黄云霞：《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文教资料》，2007年第4期.
[6]苏雪林：《郁达夫论》，《文艺月刊》第6卷第3号，1934年9月.
[7]肖玉林：《歌哭无端字字真——简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湘南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