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吃饭，实在有些麻烦。麻烦在于礼数忒多。
　　西周时，光是杯盘碗筷的摆放，规矩就多得很。逢到正式宴会，天子享用的饭食，要用九个鼎外带八个簋（音“鬼”）盛放，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之中，职位高的三鼎二簋，等而下之的只有孤鼎一个。簋呢，自然也就免了。因此，只要打量一下吃喝者面前有几个鼎几只簋，该人之行政级别便可一目了然。鼎簋各有用途，一装菜，一盛饭。稻粱黍稷等各种主食，都要纳于簋中，方可食用。簋以圆形居多，为了保温，往往有盖儿，有点像现在的饭盒。西周中期后，圆饭盒之外又增加了方饭盒，这就是（音“府”）。由于和簋的功用相近，后人往往将两者连称，是为簋。
　　古人吃饭麻烦，还在于饭前先要祭祀祖宗神灵，求其护佑自己健康长寿有吃有喝，一通忙活之后，才能正式开餐。因此，簋之类的食器，也是重要的礼器。《周礼舍人》：“凡祭礼共簋，实之陈之。”为臣子的，如侍弄不好这些零碎儿，影响了老大向祖宗八代表示忠心，便是重罪，名曰“簋不饰”。簋不饰，并非指器物素面不修纹饰，而是指使用的簋不整齊，或有损毁，或与列鼎不相配合，有悖于礼。在“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时代，这自然是天大的罪过。
　　据专家考证，到战国末期，簋已经很少用于宴飨祭祀。饰不饰的也就不当紧了，以致后来的人往往连这两个字都认不全。直到近两年，北京东直门附近冒出个通宵营业的饮食一条街——簋街，这才让“簋”字重现江湖。簋街，究其原委，应为“鬼街”。北京过去有一类晓市，夜半开市，凌晨散伙，所售之物除果菜日杂，还有破落人家之旧物，梁上君子之所得等。因其交易都在黎明之前进行，所售之物有的来路也不那么清白，故而晓市也称鬼市。鬼街，只是参照了鬼市之营业时间，此外别无他意。但是太平盛世冒出这么个街，终究有些不妥，于是聪明人便翻腾出了“簋”字，取而代之。用“簋”字为饮食街命名，看似有据，实则离谱。需知，在此用餐者多为平头百姓，在过去属于“无簋阶级”，并无资格和这些捞什子套近乎。中国等级制度，是相当严格的。
　　严格的等级制度，还使得本该随着祭祀变革而寿终正寝的“簋不饰”，有了新的含义。西汉文学家贾谊在写给汉文帝的《陈政事疏》中，便对此进行过阐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簋不饰’。”也就是说，大臣因贪污而罢官，不能和小吏一样直书其罪，要称该人因没有整饬好礼器而被解除职务。如此一来，中饱私囊便转换成了重大工作失误，于个人面子要好看得多。此说一经创立，便显现出勃勃生机，直至清末仍在流行。
　　贾谊倡导“簋不饰”，是以为贪污高官知书达礼，因而略加教化便能改过，“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历朝历代，饱读诗书的大臣中不乏贪墨之徒，且玩起挂羊头卖狗肉的花活儿来，比胸无点墨者更具水平。
　　清代当过代理省长的张集馨，在其所著《道咸官场见闻录》中，记录了他在福建任道台时接待卸任闽浙总督颜伯涛的一段经历。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三月，颜伯焘回乡途中经过张集馨的辖区漳州城。“至初一日，即有杠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指颜伯焘）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后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由于下雨，颜伯焘这数千人在漳州连住五天，仅招待费就吃了上万两银子，县令为此叫苦不迭。最后，还是找到颜前总督的手下疏通关节，才将这位尊神请走。颜某留下的一万多两银子的招待亏空，则由当地官员提议，通过吃乡勇空额逐年补上。空额总数达一千二百名，为此掏腰包的，自然是当地百姓。
　　颜伯焘之“簋不饰”并无新意，有意思的是，此公却是著名的三十六字“官箴”的传播者。这三十六字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至今仍被一些人奉为圭臬。据专家考证，此官箴本为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所撰，一度湮没无闻，后被颜伯焘的祖父颜检在山东做官时发现，并由其后人四处宣传。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官箴碑，就是颜伯焘在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时任陕西延绥道台时倡议刻制的，以供同仁揣摩学习。官场之上，有颜总督之言行者，绝非一个两个。